2013年8月18日 星期日

安徒 - 進擊的新保守主義

星期日生活   2013818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星期,雖然是炎炎夏日,議會關門,高官政客每多外遊避暑,可是香港街頭卻接連上演令人驚心動魄的政治戲劇。一位休班教師在街頭出於義憤以髒話罵警,竟然導引出一場近三千人在旺角街頭互相叫陣和對罵,場面瀕臨失控。特首梁振英還竟火上加油,嚴辭責難當事人,更要教育局就事件提交報告。梁的話說在天水圍一場他去作秀的會場當中,而門外卻有一大堆形似三山五嶽之輩,突然現身勇武「支持梁振英」,與反對梁振英的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黑道挺梁之說,甚囂塵上。大眾嘩然,紛紛思索「香港點解會搞成咁?」……

顯而易見,香港政治局勢正面臨一個重要拐點:一九八○年代以來香港大體上存在的政治共識正在徹底瓦解,社會重返一種類近五、六十年代「左」「右」意識形態對抗的狀態。可是,和當年不一樣的是,當年「左」「右」雙方都是「國共鬥爭」在香港的伸延,所以雙方均不會動搖整體香港的格局,可是,今日在街頭上演的這些對抗,卻標示着一種決定着香港未來的終極角力。

如果說,一九七○年代以來香港建立的社會抗爭傳統,是以批判殖民政府施政不足為主的「官民對抗」模式,那一九八○年代形成的「九七政治」,也因為香港人是被排除在談判的過程之外,所以社會抗爭和民主運動,都仍是針對當權的政府出發,「民間」往往被假想成是同質和團結的。

戲劇性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九七政權易手之後的初期,利益集團結成建制聯盟,與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延續對立的格局。然而,隨着民主訴求日趨高漲,依靠不公平的政制並不能服眾。真正可以讓宗主政權管控大局的,倒是那個和「政治」有一段距離的社會空間,例如教會、學校、街坊組織和其他社團。但這正好是泛民政客及活躍社運分子往往忽視的廣義的「公民社會」。

泛民派和社運分子對於街坊組織的趨向建制當然不會不認識,因為區議會成為建制派的天下已不是新鮮的事,以利益收買基層民心也不是公開的秘密。這些日常生活遠離政治的基層百姓也不需要特別的政治理論去動員。可是,這不表示「建制」在公民社會領域打的「陣地戰」,就僅限於那些非中產的基層街坊。相反地,回歸十多年以來,公民社會領域中最戲劇性的變化出現在基督教教會。

道德保守主義到政治保守主義

數年前因為情色議題、同性戀議題,人們見到一些以「道德保守派」形象出現的教會領袖,不少人以為他們的目的就只是宣揚「文化保守主義」。可是,這兩三年間頻頻成為網上熱議焦點的更是一些「河蟹牧師」、「維穩長老」。他們積極而又毫無遮掩地把道德保守主義再進一步連結到政治保守主義。而這種保守態度也不僅是謹慎、守成、尊重傳統的意思,而是順服當權者,為當權者祝福,為當權者們驅除他們眼中的「歪風邪氣」的那種露骨的「政治維穩主義」。

的而且確,構成今日基督教會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很難以「蛇齋餅糉」去收買,然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一樣充滿非物質的焦慮:例如對道德敗壞的焦慮、對子女失卻上進鬥志的焦慮、對秩序瓦解的焦慮……一句話,就是「怪獸家長」現象展示出來的那種中產階級不安感。這些焦慮正好就是今日環繞一句教師粗口而爆發出來的整個沒完沒了的鬧劇背後的原因。

不假思索就跑上街頭來牽引這場道德民粹主義公審老師的是李偲嫣。這個並不偶然,因為她長期以來,不但頻頻力撐基督教道德保守主義團體「明光社」,也曾走去政府總部力撐國民教育,與學民思潮打對台。她也曾以「苦主」身分,在今年初一個反對同志平權立法的集會上,聲稱受到死亡威嚇,場上數萬個信徒為她喝彩和祈禱……卻原來,她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受聘於梁美芬底下的期間做的,而梁議員則是香港政壇裏同時得到傳統左派和部分大型基督教會所大力支持的人。這些教會支持擁護建制的基督徒,推薦蘇錦樑、陳茂波、梁美芬等。

關鍵在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

模仿和改裝自美國「基右」的「新保守主義」,緊密地將「道德恐慌」和「政治保守主義」掛搭起來,恰好補足了香港親共的傳統左派拙於經營意識形態綱領,以打動中產階級的空白。他們把傳教變成另一種右翼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所操作的場域,正是泛民政客和大部分社運人士都長期棄守的公民社會地帶,即家庭和學校。當年羅范椒芬主理的教育改革,正是一套以「新自由主義」改革為名,內藏「新保守主義」玄機的佈置。例如「直資計劃」就內含了一種中產精英主義、家長消費主義。苦果於今才漸遭發現。這場教改令校政權力滑向以消費者身分出現的家長,也同時有利於親建制的道德主義,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雙重規訓。

這場在公民社會領域發生的微觀權力巷戰,一直進行了十多年,形勢一直是一邊倒,新保守主義予取予攜。今日突然呈現成為一種高調張揚的意識形態,說明它已具備成熟條件,成為一種不需再掩飾的政治意識形態。它直接出來呼召民眾支持,動員「沉默大多數」,正因為香港頭上的宗主政權和建制力量已經明白到,依靠不公義的政制來維繫特權的日子已經無多,所以要公然出來搶着說他們才是大多數。給予香港真普選與否是一回事,保證保守主義永遠得勝才是關鍵。

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一種手段

事實上,以沉默大多數的代言人自居,差不多已成為世界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者所用的陳腔濫調(cliché),毫無新意。一九六九年,尼克遜面對強大的反戰浪潮,乞靈於動員沉默的大多數。美國基右組織Moral Majority也是以代表所謂道德的大多數自居。這一類新保守主義正好不是固守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結合了民粹動員,以搞社會運動的方式來佔據代表「人民」發聲的位置。因此,他們不會只說財閥和政府是建制,而會說媒體評論人、持異見的學者、搞社運的NGO是「建制」,他們是「人民」,他們才是「大多數」。

在民主國家,右派保守主義會訴諸「沉默大多數」的修辭術來進行民粹動員,戰場還是選舉。但在專制政體瀕危的後期,也往往要訴諸操控甚至製造這種民粹主義來抵消要求改革的聲音。例如,一九七一年台灣政局風雨飄搖,一方面是保釣運動衝擊,另一方面是面臨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自由派知識分子發出了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呼聲。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報》卻刊登了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大肆抨擊要求開放學生運動的主張,是和大多數人的生活、想法,甚至和常識脫節,只是知識分子為了建立偏激的「思想體系」而陷社會安定於不顧。文章充斥着對知識分子刻意的攻擊,卻又要以那種所謂「普通小市民」的犬儒、苟活的語調混在一塊。這篇鴻文受到官方大力吹捧,翻印成十多萬份小冊子全國上下傳閱。顯見,訴諸所謂「沉默大多數」、「小市民的心聲」,往往就是一種手段,讓急速沒落中的專制統治者挪用「小市民」之名作其擋箭牌,為拒絕改革而塗脂抹粉。

「幫閒」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丟棄了「三民主義」理想,拾起了「小市民主義」的國民黨政權,最終也要解除戒嚴,開放民主選舉,接受政黨輪替。而當年執筆僭稱「小市民」的作者「孤影」(敏洪奎),也竟反過來支持台獨。

魯迅對於那些專門為權門提供意識形態服務的文人,有過深刻的觀察:「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的藝術。」這些「二花臉」(二丑)也叫做「幫閒」。他說:「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氣的。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分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

筆者不知道,香港究竟有多少個真心願意「幫港」的「閒人」,只見到一批又一批絡繹於途的牧師、家長、教授,名嘴……或以神之名,或以父母之名,或以「小市民」之名,為你「出聲」,為的就是把要緊的事化為笑話,變作滑稽……使你最終忘記,要緊的事不只是有沒有真普選,而是縱使有了真普選也可以令香港繼續沉淪不醒,打極都輸的「新保守主義」。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家明雜感:《激戰》浪子回頭金不換

星期日生活   2013818

【明報專訊】林超賢的《激戰》算很工整,細節考究,動作賞心悅目,在當今華語影壇已是股難得清流。張家輝的腹肌宣傳喧賓奪主,海報上最突出的就是這排肌肉!觀眾看《激戰》等他赤膊上陣,其實有損故事鋪排(他雖退役但一定落場),不過電影既淪為消費品,也無可厚非了。

林超賢受訪說他不貼近大陸的文化,不猜測內地觀眾口味。《激戰》雖是北京博納公司出品,兩岸四地(港、台、京、澳)在影片「分工」倒十分明顯。「北京」只在片首曇花一現,目的為交代王寶強演的富二代,王的出場純粹為了襯托彭于晏。說實話《激戰》開局有點笨拙,林思齊(彭于晏)在雲南浪迹天涯,自然美景當前,他跟農村小朋友打成一片;下一幕在北京,他跟王寶強聚舊,王財大氣粗,竟在夜總會慶祝父親死後留下大筆遺產!

讀網上資料才知,林思齊跟王寶強原來同是「內地富二代」;王愈大逆不道、虛張聲勢,愈突出林的善良隨和。但橫看豎看《激戰》中彭于晏更像台灣人,他的父親還是高捷呢!林思齊來到澳門,遇上坐過牢的前拳王程輝(張家輝),故事發展下去,林及程在擂台上重拾自我,林父洗心革面。在《激戰》,林超賢起用張、彭、高三個港台演員,拍浪子回頭的故事(彭于晏由形象到橋段都承襲了他的《翻滾吧!阿信》)。《激戰》的公式是:錢是北京的,正能量是港、台的,情懷則是澳門的。林遠離京城,不拍古裝,在比鄰香港的澳門(全片粵語同步),找到合拍片的獨特位置。

不拍香港卻很「香港」

澳門於是被浪漫化了。拳擊需要舞台,舞台需要觀眾,澳門因賭業開放帶動娛樂事業,《激戰》的MMA格鬥比賽也安排在這裏上演。《激戰》拍了不少賭場的金碧輝煌布景,卻迴避了賭業跟格鬥比賽的唇齒關係。比賽來得過分單純,不提賠率、沒有黑幕,場上只有專業旁述。拳手不打假拳,只為自己而戰,而且來去自如(參加了一定被抽到)。程輝為自己落注甚至可以成為笑點,別忘了他是個負債纍纍的賭徒。林超賢不深究花花賭場世界,他只寄情澳門大街小巷,那棟屋漏兼逢夜雨的舊樓,程輝跟一對母女相依為命;識英雄重英雄的拳館,MMA的教練Rocksir一直想跟程輝切磋;下雨濕漉漉的大三巴階梯,是程輝及林思齊的苦練場地。還記得林超賢年前的《逆戰》?在馬來西亞炸個不亦樂乎後,最後倒敘回到舊日香港的廉租屋,一家人同枱吃飯,樂也融融。《激戰》同樣不拍香港,但那個澳門又很「香港」,起碼是《逆戰》想像的舊香港,物質匱乏,港人知足常樂,恪守三綱五常,跟片裏的京城及賭場形成強烈對比。

小人物發圍與《洛奇》異曲同工

我懷疑《激戰》作為勵志類型片的拍法已見極限。它要說角色重新站起來,於是安排了各人有不同的遺憾,林思齊之浪蕩少年,林父之生意失敗,程輝之負債纍纍,還有單親媽媽王明君(梅婷)的喪子之痛……等等,接下去其實都是可以預計的。然而,勵志有勵志的局限,有時一廂情願(《激戰》程輝跌倒再起身就是),有時流於大同小異,沒有深化的空間。《激戰》跟史泰龍的《洛奇》系列算異曲同工,也是小人物向上爬的故事。然《洛奇》作為拳擊電影,遠遜於馬田史高西斯的《狂牛》(Raging Bull1980)或Robert Rossen的《無敵拳王》(Body and Soul1947)。《狂牛》道出拳王的一銀兩面:贏是靠蠻牛本質,同一份牛精脾氣,他日常生活橫行無忌,在家虐妻,最後眾叛親離。《無敵》影射拳擊世界的金玉其外,利潤愈高愈吸引黑道,比賽、投注的黑幕多,手段卑污,拳手只是任由擺佈的棋子、賺錢機器。《無敵》的編劇是Abraham Polonsky,乃當年荷李活的左翼分子,此片幾年後他因麥卡錫主義的反共聆訊受牽連,被打入黑名單。《狂牛》顯而易見針對父權、男性中心的(拳擊)世界。相對兩者,《洛奇》迷信個人力量、英雄主義,抱擁父權、家庭價值,以為努力即成功,甚至為國爭光,荒誕到站在蘇聯舞台上贏取鐵幕領導人的掌聲,當然是很右派、阿Q的思考了。

打破不了人格道德潔癖

《激戰》若純粹為觀眾出口悶氣,令人像看《洛奇》一樣振臂一呼,沒有對人性、社會洞悉力,啟發性,未免可惜。創作人希望觀眾看完《激戰》帶着什麼離場?「張家輝做到了,我也可做到!」但做到什麼?我想健身院會因為張的腹肌報道多了些生意,讓更多人透過電影做夢。當然我們可問,今天華語影圈,電影到了藝術瓶頸,要怪創作人的能力不逮?還是他們考慮觀眾、市場而作的調整(觀眾願意看真正的「賤輝」麼)?還是,為了遷就大陸不合理檢審而作的中庸之選?這就難以稽考了。也替演員不值呢,張家輝當然十分用心,但你說《激戰》除了給他練就鋼鐵身形(對明星根本是優勢!)、學會MMA外,角色還有何挑戰?他演的程輝多壞之有?包括張之前在《線人》及《大追捕》的角色,其「爭議性」只是表面的、造型上的,無論什麼身分,張的骨子裏還是愛妻、愛女的好好先生。那是我們電影的宿命,周潤發重拍華語片亦如此,《大上海》演的亦是潔淨、童話化了杜月笙,沒有政治手碗、爾虞我詐,只是一再重申他幾十年來,風流瀟灑、情深款款的大情人形象。是觀眾有道德潔癖?還是中西文化差異,令我們的明星、電影難有更大的藝術突破?

值得一提,《激戰》的程輝跟林超賢同樣48歲(張家輝45),「好仔」程輝亦是中年電影人的自我投射。林超賢這次勝在專注,立根港澳,在合拍片體制中拍出新口味的動作片,他跟程輝一樣條件也許不比別人優厚,但憑後天毅力,足以證明自己存在。比起《逆戰》無理的浮誇、過猶不及,林超賢這點也是浪子回頭。

抱擁父權一家不可無父

《激戰》對父權的抱擁義無反顧,一家不可無父(媽媽累壞了才害了小兒子)。程輝天生是個善解人意的慈父,跟女孩小丹(李馨巧)有說有笑,對媽媽明君體貼入微,扮大灰狼,買耳筒,錄Sound of Silence是部分細節。高捷演的父親生意失敗,在街頭天天買醉,最後兒子令他浪子回頭。高捷對着病榻上的兒子追悔應駕輕就熟,之前父親節本欄提及的《爸……你好嗎?》他有極相似的橋段。但關於父子矛盾,父親生意失敗、痛定思痛,同樣來自台灣,我更建議參考楊德昌的《麻將》,兒子如此斥責父親:「你是這個不要臉國家裏面,最不要臉的大騙子!」一個國家要多大的自信才容得下這種自嘲對白,合拍片可以乎?噢!差點忘了《激戰》還有一個父親陳嘉輝。久違了,但此嘉輝不同彼家輝,他是小丹的生父,好像沒解釋為何不辭而別,為什麼又回來,所以不算「浪子回頭」。沒法子,角色的原委,只能跟演員的名氣掛公鈎了。

小女孩李馨巧真的不錯,少見的自然、不老人精,但偶爾還有「演」的痕迹,祝願她在唯利是圖的大染缸中好運。張家輝的眼神花了不少工夫,前段較彷彿後段漸見堅定。總覺得他給明君錄的不可能是Sound of Silence,是《洛奇3》的Eye of the Tiger應該更合理一些。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2013年8月17日 星期六

蘇賡哲 - 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

溫哥華星島   2013年08月13日

  以前,我在不同媒體上談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總有些受眾認為是厚誣中共的建國偉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真誠的謝意。

    毛澤東面謝日本人,我以前舉過的例子如他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的談話紀錄,在這批材料中也出現了。此外,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解釋了他感謝日本皇軍的原因,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資料》(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所謂準備得更好一些,就是趁著日本侵華擴大中共的勢力。

    至於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毛澤東選集》中,毛更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世情往往十分詭異,毛澤東並不諱言中共希望日軍多佔土地,但很多人卻相信他們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稱抵擋了接近六成日軍和全部汪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說,毛澤東將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只是宣傳他們才是抗日主力,那麼民眾中了宣傳之毒,還可以理解,實情是兩種說法都存在、都接觸得到,人們卻選擇性地拒絕相信中共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只肯相信他們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認為這只能顯示出民眾的愚昧和可欺。


    記得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華社曾舉行過大型招待會。我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這是中國高等院校史學參考書,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書中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甚麼報告等。

    這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毛澤東早已聲明:「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政府(國民政府)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是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

    我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這人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和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聲望相差極遠,但他投身中共後,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左翼作家名聲再大都要聽他指揮。但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真相。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林夕 - 沈默的大多數,就開句聲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17日

接上篇:林夕 - 幫港滅聲,正!

沈默的一群:

上星期日,當我聽完梁振英在天水圍發表811講話,第一次感覺到公民不只是個口頭上的身份,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脊骨有臉皮的軀殼,被粗暴的摑了幾巴掌,被刀直捅心臟,痛到想打999。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同樣感受到被侮辱,有沒有喊痛想出聲?

當天笑傲江湖人士以暴力來支持市長、犯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而市長在網誌上說,當天秩序良好,無動於衷,加上那衝擊力堪比24年前426社論的宣言,故意挑釁港人情緒,存心挑撥仇恨煽風點火,在在顯示,故意搞亂香港已成秘密政綱。

如今,有一組織呼籲你們加入,希望你們會出聲幫幫香港,反對佔中。

那組織的招生廣告問你們想不想香港亂?問得好,中還未佔,已有人有組織有策略性地博亂了,你們越怕亂,就越快哭不出聲,被打成啞巴了。

廣告二問:你們想不想自己經濟受損害?你們該有的收入,遠在今年三月佔中建議出台前,恐怕已被剝削得見骨了吧,除非是在目前環境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才另作別論。

廣告三問:你們想不想家庭家人受影響?問得更好,贊不贊成、有沒有佔中事小,沒有公平的選擇權力,出了一個渾水摸魚的普選機制,梁振英換成何振英梁振聰,何止家人受影響,家人及其家人以及港人下一代,怕要萬劫不復了。

沈默的一群,你們真心認為目前政治的亂局,你們最看重的經濟民生,種種不合理的狀況是佔中計劃搞出來的?是爭取普選惹出來的?這是倒果為因好不好?明不明?

那個廣告,說你們是敢怒不敢言的一群,那,請問令你們最憤怒的是什麼,又是什麼環境什麼人嚇得你們敢怒不敢言?罵佔中的聲音勢兇夾狼,浩浩蕩蕩,有字頭的無字頭的,有何不敢?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死亡,啊,你們怕爆發這等激烈的字眼,沒事,所謂出聲,也不一定要粗暴,不一定要在討論區跟人吵架,只要不再忌諱政治,在飯桌上在床上講句人話,人影響人就助人自助了。

招生廣告還有太多說得太好的:「為何少數人可支配香港,令我門受傷害」「我們的恐懼,變成我們的動力」「香港和香港人,是時候出聲了,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沈默的大多數,你們就開句聲吧!  

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陳健民 - 尊重歷史 面對現實——與周融談誰在擲石頭?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繼愛港力、愛港之聲等反佔中團體之後,周融先生牽頭組織了「幫港出聲」,於本月13日在11份報章以全版彩色廣告指摘佔中是「小數人的不滿」損害港人利益,猶如向中環的玻璃窗擲石頭。周先生更於翌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甘地,馬丁路德金,佔中理念和「抽水」王〉文章,指摘佔中三子歪曲事實來合理化犯罪行為,是世上超級無敵抽水王。

沒佔領首都 亦無帶來公眾不便?

我們明白到「非暴力公民抗命」對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所以預期有許多誤解和反對。我們要在一年前宣布這個計劃,便是希望透過對話以至辯論,讓港人明白普選的迫切性和為何要採取這種抗命手段。以周融先生一貫的立場和思維,領軍反對佔中是預料中事,只是希望大家辯論時能擺事實、講道理。

讀「抽水王」一文,如果不諳史實,會以為甘地便是採採鹽、織織布,馬丁路德金靠辦一場大型集會,便能爭取到印度獨立和美國黑人的權利。既沒佔領首都、亦無帶來公眾不便。但稍為理解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推動的不服從運動,因為挑戰當時的法律和既有秩序,結果鋃鐺入獄、慘遭虐打甚至奉上生命。

甘地被不經審判送入監獄

「抽水王」文中談到的採鹽長征,其實並非像周融形容般的DIY玩意。甘地是要藉着對抗生活小事上的不義,令群眾領悟自己龐大的力量,有權取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事物。他帶領數以千計民眾行走400 公里到海邊取鹽而拒絕交稅予政府,結果被政府不經審判送入監獄。詩人奈都夫人則率領2500名支持者,以最整齊的隊形步向達拉沙納製鹽廠,要求採鹽的權利。如果周融當時在場,他會說:「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應該操向政府總部,為什麼要阻着鹽廠開工?」當然印度民眾是不會理睬周融的。他們不惜以身試法向鹽廠推進,警察使用棍棒猛烈攻擊,示威者卻毫不逃避,任由警察打到頭破血流。事件迅速被國內外千多家媒體報道,引起公憤,逼令政府與甘地展開談判。

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集會上喊出「我有一個夢想」前,經歷幾多折磨和唾罵。當時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一個黑人女士因拒絕在巴士讓位予一位白人男士而被捕。馬丁路德金便發起一場杯葛巴士運動,呼籲黑人徒步上下班,對抗二等公民的待遇。這個運動持續380多天,巴士公司瀕臨破產,連巴士司機(有黑人和白人)的生計都受到影響。政府以至教會內都有人指摘馬丁路德金破壞經濟,製造衝突。更有人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就表示上帝贊成種族不平等!

馬丁路德金的杯葛巴士運動

由於杯葛行動被視為觸犯當地法律,馬丁路德金被捕下獄。但為了實踐人人平等的精神,他在伯明翰繼續組織一連串「佔領行動」,前前後後被捕29次。公民抗命的確造成短暫的經濟和社會波動,是否值得承受這個代價端視乎社會的價值觀。馬丁路德金說:「在這裏從來沒有真正的和諧。有的只是一種建基於壓抑黑人的表面秩序。真正的和諧不單是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要讓公義彰顯。他慨嘆在爭取平權的路上最大的對手不是三K黨之流,而是那些緊抱表面秩序的中產階級。他們總是說:我同意你的目標但不同意你的手段。但事實上,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追尋種族平等而只在反對公民抗命。


50年後的今天,我們會覺得種族隔離政策是匪夷所思。但今天香港的選舉制度何嘗不是違反公義?同是香港人,我們被分為有權在小圈子選舉中投票的「一等公民」和絕大多數被排斥在外的「二等公民」。在選舉法面前我們是人人平等嗎?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不單令民眾難於監管政府,亦令人們不願意支持政府的施政。有識之士都知道如果2017年沒有真普選,政改方案沒法在立法會通過,現在的選舉制度原地踏步,政府無可能管治下去。

香港已站在政治懸崖邊上。假如這次政改失敗,社會矛盾會急劇惡化、更多中產人士會考慮移民。和平佔中是要為困境尋出路,我們將透過商討和公民投票提出政改方案。在中央政府拒絕兌現普選承諾時才會進行佔中,而且是非暴力、不拒捕、不抗辯。我們是要向全社會發出警報,並呼喚每一個公民反思能為香港民主付出什麼。和平佔中可能為市民帶來短暫的不便,這種不便是否值得,在乎大家心中是否只有「中環價值」。我們相信把假普選說成真普選,指鹿為馬,是非不分,那才是打破核心價值的第一扇窗,亦是一個城市沉淪的開始!

作者是和平佔中倡議人 

呂大樂 -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我完全可以想像,很多讀者會對本文的結論,嗤之以鼻。要破解當前香港社會的困局,又怎可能依靠一種較「佔領中環」更要「非常」的手段呢?而就算有此可能,北京又豈會接受?

但請讓我解釋。

香港是一處很有趣的地方,它的「政治社會」(尤其是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社會」)跟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並不一致。直接的說,在政治領域裏——無論是制度內或制度外——場面十分熱鬧,爭議不絕,而且壁壘分明,各持己見,各不相讓。但在日常生活之中,情况又並非如此。這並不是說市民對特區施政大致上感到滿意,事實上剛好相反,他們不會積極支持梁振英政府,但同時也不覺只要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的,都一定正確。這一類意見並未有在政治社會裏找到代言人。

究竟如何理解在日常生活狀態之中的香港市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偏偏就是沒有太多人對它感到興趣。

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

舉一個例:近期「香港社會已出現撕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句,每日見諸新聞報道,各界市民(由著名的時事評論員到打電話到電台發表意見的聽眾)人人琅琅上口,但卻很少人嘗試描寫或解釋,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况已經嚴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對於「社會撕裂」(如果這確實是目前最適合用來形容香港社會的字句),談論的很多,但卻好像沒有人能通過研究及客觀分析,充分掌握當前社會的狀態。我可以想像,梁振英政府領導層會覺得社會趨向撕裂;當他們的社會支持愈來愈薄弱,而支持者的背景與取向亦開始「歸邊」的時候,一眾政治領導覺得社會走向撕裂,作為個人在心理上的自衛,這可以理解。至於有社會人士以正道自居,認為邪說橫行,以為這就是社會撕裂,也不難理解;既然已將自己定為中心,周邊的人很容易就成為「異己」,是非的對立就更加明顯,同時也就會傾向於將社會看待為處於撕裂的狀態。又或者有很多對特區政府提出尖銳批評的社會人士,慣性地在總結發言時,隨便的一句「社會撕裂」,以加強其批評的語氣,這是常見的技巧,在舌劍唇槍的過程中,使用於打擊對手之上,這也是可以明白的。但以上的例子,是感受多於有實證基礎的分析與判斷。他們拋出「社會撕裂」一詞(有時是對社會狀態的描述,有時是對人的指摘,批評別人的言論或做法會產生分化的效果)的時候,大多沒有想清楚其深層的含義。一時之間,「社會撕裂」橫飛,那又的確有助於形成一種社會氣氛,令大家都覺得這個社會嚴重分化,各走極端。

問題是:以「社會撕裂」來理解目前香港社會的狀態,並沿着這個思路來分析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會幫助我們對準焦點和對症下藥嗎?

社會未真正處於撕裂狀態

坦白說,我手上也沒有任何系統的調查數據或深入的研究資料,來準確判斷究竟現時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什麼張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而憑我的觀察,現時的所謂撕裂,並不是在某一種矛盾(如中港矛盾)或某一個議題(如政制改革)之上,出現一種只有贊成或者反對的處境,並且令個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需要在平日的生活中表態。我個人認為,若從一個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香港社會還未真真正正的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無可否認,現在不少市民容易表現激動,在某些議題上有十分堅定的立場,沒有妥協的空間。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對面,也出現了另一群激動分子。兩個陣營互向對方宣戰,火爆場面時有發生。但當我們不為那些火爆的鏡頭分散注意力時,冷靜的想一下:那兩個陣營代表市民中的大多數嗎?事實上,屬於那兩個陣營的社會人士,也絕不會甘心隨波逐流,做那面目模糊的大多數的一分子。他們要比整個社會跑得更前,喚醒沉睡的群眾。所以,對那處於兩端的活躍分子而言,他們也無意去代表大眾。

擠在社會中間的大眾,當然會因為他們的階級、性別等社會背景因素,而令他們在一些切身的利益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但經過了16年特區管治,他們受外在環境的衝擊,漸生兩點相近的看法。一是疏離於特區政府。他們不一定對政府的政策特別不滿,但也不會是積極的支持者。特區政府很希望爭取這一群市民的支持,可是一直未有成功。二是覺得「政治社會」令人煩厭。自九七回歸以來,時有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的評分同步下跌,所反映出來的就是這種感覺。而對於社會兩端的激動分子,他們不但敬而遠之,而且深感不安。

中間的大眾
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

以上這一批中間的大眾,其實是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他們從沒有想過要翻天覆地的大變,只是覺得政府應體察民情,要做好最基本的;他們對內地很多人和事,以至做事作風,都很有意見,可是他們從未想過(也沒有準備)跟北京玩一次「沙蟹」;他們對民主有期望,但底線相當鬆動,沒有非此不可的要求。直接的說,只要特區政府及外界各方力量不諸多騷擾,他們不會多管閒事。

很多政黨都在選舉過程中打過這批中間大眾的主意,但卻從沒有一個真正成為了他們在「政治社會」的代言人。這裏原因頗為複雜,其中一點是「政治社會」的運作自有一套邏輯,令政黨不會將中間大眾的意見反映出來。對泛民政黨而言,中間大眾在政治問題上太容易妥協,若以代表他們的訴求為己任,肯定會被批評為對民主缺乏堅持。對親建制政黨而言,則中間大眾又不是對民主沒有期望,要討好他們的話又恐防會觸及北京的底線,於是又不會爭取為他們代言。所以,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沒有中間大眾的聲音。

這是目前香港政局中最弔詭的地方。一方面,社會上存在一大批願意見到中間選擇的大眾,但他們的聲音與訴求,基本上沒有機會影響「政治社會」的討論。另一方面,「政治社會」的激烈辯論各走極端,各自以動員的方式來壯大政治力量,沒打算將社會上不同的取向和要求都納入其中。爭取民主的陣營基本上已演化為一場道德運動,以追求政治純潔性為最高目標,難容中間落墨的空間。而嘗試抗衡民主陣營的廣義建制派,則一早鎖定以「反佔中」作為目標,集中搞針對性的行動,而不是真正面向廣大市民,爭取一個港人會認同的改革方案。在這樣的政治舞台上,兩大陣營(因為都以為已知道應該提出什麼政治要求)各自按其原來自己手上的劇本演下去,而不是回到社會裏發現市民的要求。

而更弔詭的是,「政治社會」裏的兩大陣營無論各自得出任何結論,既不能說服對方,同時亦不可能被視為社會的共識。它們雙方過分集中在抗衡對方的主張,而忘記了最基本的一點——這是由香港人來決定的政治發展,市民大眾的想法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

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

我要提出的是: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

我清楚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建議基本上犯禁,萬萬不可。但我的考慮建基於兩點之上。首先,現時香港社會無法處理分歧,原因在於現存的政治程序本身經常受到質疑與挑戰(由功能組別的存在到特首的小圈子選舉),無法在制度之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而在特區政府的權威已低無可低的情况下,平常制度內解決問題的能力,差不多已消失得八八九九。再期望梁振英政府可以什麼重建社會共識,基本上是浪費時間(而他本人大概也知道營造共識無望,近期也開始改變策略,以反擊、動員為手段了)。現在,我們的政治系統最為明顯的問題在於所有爭拗都是翻來覆去,沒完沒了。用全民公投這種「非常」程序的目的,也不在於重建共識;任何人提出這樣承諾的,都是虛偽和對現實缺乏認識。公投不會消除分歧,也不會令市民忽然相互了解,但它是一次難以挑戰其權威性的決策過程,無論結果如何,正反雙方都要接受市民的決定,暫時停戰。當然,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公投也不是一了百了。但它的好處是能夠將爭論叫停,令市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無論如何不情願)接受一個決定。

第二、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令介乎中間的不同可能性,連要列入議程,成為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全民公投作為一個大民主的程序,至少要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雖然在推動公投的過程,必然會出現一次大動員,但到最終個人參與的時候,卻只是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簡單得只需要去投票的政治參與形式。對很多中間大眾而言,他們既沒有想過灑熱血,也不打算付出這樣的代價。他們期望中間的意見受到重視,但不會認同某些政治動員式的發聲運動。如上文提到,他們覺得「政治社會」的環境與氣氛日趨煩厭,絕不想捲入其中,參與指罵。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政治參與才合他們的口胃。所以,同樣是很弔詭的,是在一次「非常」的大民主過程,我們才最有機會見到平日不怎麼樣的中間大眾,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出來「維穩」。

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
平衡亢奮的兩端

筆走至此,北京一定會覺得上述建議有一種「搞局」的意圖,公投大門一經打開,將來還得了?建制派可能會覺得這裏一定有些什麼潛台詞,既然北京不會接受,也就沒有必要認真對待。至於激動的運動派,這可能會被視為轉移視線的誘敵陷阱,還是繼續運動好了。以上三大勢力若有此反應,乃合情合理,也是預算之內。本文的目的,旨在呈現出現時香港社會一種頗為奇怪的狀態——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要將中間的大眾引入「政治社會」,不可能靠另一個新的運動或大規模動員。反之,以「非常」手段,擴大制度化的民主,才可以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平衡亢奮的兩端。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機制。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林夕 - 幫港滅聲,正!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16日

周融又再站起來來來來來……來幫幫香港沈默大多數出聲。

一出聲即為正邪定分界,佔中是邪,他們「幫港出聲」之聲是正,正正為梁特搞敵我矛盾分化幫上大忙。

正邪的確不易辨識,動不動以正邪對立來看人看事,只不過是幫港發出另一把噪音,只因沈默大多數多數懶得分辨正邪,一遇上喧鬧吵雜聲,超越了自己理解能力的,即時繼續搵食去。

神鬼如何兩不分?周正人這邊廂在商台節目與戴耀廷同場討論佔中,掌心輕拍戴生肩膀,口口聲聲笑說戴教授是個君子,所謂邪只是指佔中。但翌日在明報即見其大文,大力抨擊佔中三子是抽水之王。以作業時序看,周正人擺出對事不對人姿態,褒人家是君子一名的時候,其實早已寫好罵人家是抽甘地水的小人的文章,其實拍人背脊之手,正暗藏匕首,正!

戴君子誠邀你們正派人士一起幫幫香港爭取普選,縱然道不同,也可以相為謀,互相切磋研究,各自發聲;周正人又忽然一縮,表示幫港出聲不是論政團體,只是,只是什麼呢?只是為反佔中而出聲?其他能幫上香港忙的,抱歉,這個忙就不打算幫了?雖有學者沈默者為香港好者助陣,也有錢到即時買下11份報章廣告,如此財力人力就用在反對爭取公平普選機制的「一小撮」人?正!

誰為抽水分正邪?周正人指戴君子抽錯水,自己又何嘗少抽?抽了破窗理論及公民抗命先驅的水,把是非混亂的能力確比其他字頭高,不過,沈默的大多數,毋須翻書勞神,無礙搵食,只要沈默地上網一搜,歷史真相即時現形,沒大眾想像中那麼高深。

為免同樣落入非友即敵二元對立、挖苦發洩的下乘,在此懇請真有心幫港出聲的,動機單純的學者及被人代表你發聲的沈默者,既然那麼用力反佔中,為港好,又正氣,何不多一多嘴,像佔中運動般舉辦商討日之類合法發聲活動,提出其他爭取真普選的有效方法?正正得正,豈非更正?不過,別告訴我們,只要消滅佔中於萌芽階段,安守本分變成苟安,就能有好事從北而降。反對佔中可以很無邪,但如果讓林行止說中,幫港出聲只是低層次打手的話,你們只是幫港滅聲的幫兇而已。

2013年8月14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實事求是

明報   2013年8月14日

日前一批自稱港大法律課程學生家長向大學發出匿名公開信件,指摘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花大量時間在佔中行動,質疑他無法履行副教授的職務。對有關質疑,港大及戴耀廷均已公開回應。自己因為身處外地,故未有另外回應。

大學教員主要有三方面的職務:教學、研究和行政。大學是知識的寶庫,學者將所長貢獻社會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大學一向鼓勵學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由出任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成員,以至出任林林總總的公職和義務工作等,這些工作均是同事們額外承擔的義務,亦佔去同事們大量時間。今天的學者不應只是躲在象牙塔內埋首研究的學人,同事們義不容辭地參與社會事務,這是港大的承擔,也是港大人和家長們可引以為傲的地方。

學者所承擔的義務工作,有些可能較受社會認同,有些可能是較具爭議的,但作為一個崇尚學術自由的機構,港大不會因這些義務工作的性質而責難同事,這亦正是大學可貴的地方。

至於教學和研究的工作,戴耀廷自己已作交代,港大每年均會評核同事的表現,戴耀廷的教學表現一向名列前茅,今年更開了新的選修科。研究方面,除了得到教資會的研究基金外(GRF Grant),他今年的著作量甚豐,單是與佔中有關的學術文章已有不少。佔中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課題,這類行動在不少經歷過渡公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地區亦曾出現,公民抗命本身更是一個長期被研究的法學與政治學課題。

戴耀廷當日向我提出借用港大場地時,我考慮到借場地的目的是在討論一個公眾關注的議題,這符合大學的使命。由於這並非大學的活動,並考慮到日後必有人質疑,故我亦按例由大學收取慣常租用場地的費用。

我感謝家長對大學教職員表現的關心,亦希望這以匿名公開信形式表達的關心並非出自他們對佔中行動的看法。佔中行動是一個具爭議的行動,不同人對這行動有不同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或許我們應就此行動作討論,而非以轉彎抹角的方式來處理這嚴肅的問題。

李怡 - 為甚麼香港搞成這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14日

在友人的面書上,看到這樣一段話:「朋友問:為甚麼香港搞成這樣?我反問他:你有沒有說過下面這些話:認真就輸了。/搞這麼多東西做甚麼?/搞甚麼都沒用啦,阿爺話點咪點囉。/做人最緊要是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就好啦。/人家(警察)也是打份工,不要難為人啦。/這麼不喜歡香港那就移民吧。/政治我不熟,我最討厭政治了。/投票?關我甚麼事?/你講的東西那麼深,我不明白喔。/與你無關的事,就不要理這麼多。」

相信我們一定在周圍聽過其中幾句類似的話。

這幾天,報上不斷有痛罵梁振英的聲音。8.11他藉一個小學老師在校外一句不算粗話的粗話罵警員,就無限上綱到與維持警方尊嚴和權威的層次;又要教育局就這樁小事向他提交報告;他抨擊媒體如實報道「林奮強辭職」是「反智」;他提出向廉署舉報權貴貪腐要道歉。民主派開記者會譴責梁振英,網上留言一片呼應。我們在有關報道和評論中得到同聲同氣的滿足。我們不錯是站在正義一方,但我們實際上只是相互加強彼此已有的觀念,而在關心時事、關心香港之外,有更多說些類似文前那堆話的人。他們可能只看電視新聞,又或是連新聞都不看。

電視新聞怎麼報道?8.4旺角街頭,報道是「支持警方和反對警方」的群眾匯集引起衝突;8.11天水圍的爭鬥,就是「支持梁振英和反對梁振英」的兩派爭鬥。而報道內容,就是兩方都報道。但事實上,8.4街頭,是由親共團體發起對一個小學老師的大批判,而激起正義市民去為這位老師撐持,支持老師的市民並不是「反對警方」而只是支持林老師對警員執法「公安化」的仗義執言。多數只看電視新聞的市民,不會了解甚至不想了解這麼複雜的事,他們自然認為應該支持警方維持社會秩序囉。至於8.11梁振英做騷,哪裏有支持梁振英的市民自動聚集呢?若真是有心撐梁振英、撐政府,何必像劫匪似的戴口罩?怎麼會是金毛漢講粗口罵警搞事打人?這些黑背景人士,顯然就是受命來對付反梁示威者的。但多數只看電視新聞的市民,就會認為是撐梁和反梁的兩批人對抗了。

梁振英在8.11措辭強硬的講話,可視為香港管治本質的改變。他所昭示的「黑社會主義」的管治:警隊不是幫助市民而是要與市民的自由表達為敵;廉署不是要鼓勵和保護舉報貪污,而是要懲罰那些證據不足的舉報者;老師不是要以身作則向學生展示見義勇為精神,而是要明哲保身;政府不是讓各個專業團體去管從業者的專業操守,而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干預;政府的支持不是靠市民自己去體現去表達,而是靠組織一批黑社團去製造假象。這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

689為甚麼這麼做?他很可能是「發窮惡」,因為最新的民調,顯示他的民望淨值再創新低,已達負31個百分比,而他的難兄難弟陳茂波更跌至負45個百分比,成為港大自有民調以來,民望最低的司局長民望淨值。

他也可能是做給北京看,以迎合北京對香港當務之急的反佔中政策,宣示他早前的「佔中不可能和平」論,表明他會強硬對付佔中,他要拉攏警方合作對付佔中,他會一如唐英年所揭發他說過的話,會出動防暴隊對付佔中。他要向中央表示,沒有人可以像他那麼強硬,所以不要啟動B計劃吧。

毀掉香港的核心價值,讓中共權貴可以隨心所欲在香港洗錢、犯罪,和以香港為跳板僭逃,可能是689的重任,因此他說他不會「自滿」。珍惜香港固有價值的人,該怎麼辦?只有抗爭,而且不要滿足於同自己「啱嘴形」的人同氣相求,呼喚你的周遭朋友,像劉警司說的:「我從來唔搞政治,但今日唔出嚟唔得啦。」但當然不是他的政治。

友人在面書上還引用了Beyond的歌《不可一世》:

「今天的他呼風可改雨不可一世太囂張/乜哥乜哥 多麼的討厭 We don't need you anymore! Go to hell ! /誰願壓抑心中怒憤衝動/咒罵這虛與偽與假/ 從沒信要屈膝面對生命 / 讓我放聲瘋狂叫嚷」。

香港搞成這樣,雖有罪魁禍首,我們每個人也有責任,不是總有聲音說要給他時間嗎?不是現在還有人搞組織不講是非、不談理念只要「為港(梁)出聲」嗎?689太囂張了,挺他的乜哥乜哥多麼的討厭。真的,「今日唔出嚟唔得啦」。

2013年8月13日 星期二

古德明 - Fuck字說

古德明 - Fuck字說(上)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7日


問:香港一位教師向香港公安說What the fuck,遭全港中共鷹犬圍攻。那fuck字在英語國家,真是語言大忌嗎?

答:Fuck者,「肏」也。《紅樓夢》第十二回鳳姐的替身說「瑞大叔要肏我」,即英文Uncle Jui wants to fuck me。《紅樓夢》十八世紀寫成,雖曾被詆為「淫書」,卻是歷代流傳,禁也無從禁。

當年英國社會比中國假正經得多,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1837-1901)尤其如此,以至英文今天還有Victorian prudery(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假正經)這說法。Fuck字要到二十世紀初,才登英國文學之堂:著名小說家勞倫斯Lady Chatterley's Lover一書,破禁使用這個字,例如第十四回:That was what I wanted: a woman who wanted me to fuck her(我要的,正是個想給我肏的女人)。這本小說一出,朝野爭相抨擊,馬上成為禁書。

一九六○年,Lady Chatterley's Lover終於獲得解禁,不過,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假正經遺風尚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作家泰南(Kenneth Tynan)上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視節目說:I doubt if there are any rational people to whom the word "fuck" would be particularly diabolical, revolting or totally forbidden(我想,有理性者,都不會認為fuck字特別可鄙可厭,完全不可使用)。這是fuck字第一次在英國廣播節目之中出現,朝野震動,最後電視臺不得不向公眾道歉。英國國會還動議譴責,支持的議員達一百三十多人。


古德明 - Fuck字說(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8日

問:Fuck字在英語國家,是語言大忌嗎?

答:今天,fuck字在英語國家,已不是語言大忌,電臺、電影、報刊等,都常見使用。當然,有些報刊編輯仍然有顧忌,會用f××k、f×××、the f-word等取代清楚寫出的fuck。

英語國家朝野今天對fuck字的態度,可以見於一首小詩。一九七一年,英國詩人拉金(Philip Larkin)發表了一首《詩曰》(This Be the Verse),全詩不過三段,每段不過四行,而且押韻,容易成誦,不久就膾炙人口。這首詩第一句卽用fuck字: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 /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 They fill you with the faults they had / And add some extra, just for you(是你父母,把你弄得一團糟。他們未必有心如此,卻是如此做了。他們把自己的闕失,一股腦兒傳給你,還特別給你額外傳授)。這首教人不要生兒育女的小詩,一九九五年獲英國廣播公司Bookworm(書癡)節目觀眾推舉為The Nation's Top 100 Poems(全國一百首最優秀詩篇)之一。二零零九年,英國上訴法庭法官瓦爾(Lord Justice Wall)斥責一對離婚夫婦爭奪孩子撫養權的行為,更在法庭上引用They fuck you up那四句詩。 

當然,fuck畢竟是個所謂髒字,不宜隨便使用。但看見執法者為虎作倀,憤然問一句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他媽的,你在幹什麼?)文明社會絕對不會視為罪狀。今天,全港中共鷹犬為這樣一句話批鬥一位教師,文明和野蠻的分別,於此可見。

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塵翎 - 舞舞舞吧

明報   2013811

電影《狂舞派》好看。朋友陳志華看罷反應史前激烈,牽頭在電影院辦集體觀影活動。本來影評人寫評論就好,用不着親自「下海」谷票房,搞不好還影響了評論的獨立而帶來反效果。

但我能理解陳志華的苦衷,在這樣的市場環境裡,一部好電影可能還沒有機會綻放就湮沒,結果電影院裡只剩下一些大(爛)片。因為懂得,所以焦急。冷門的題材,如果缺乏觀眾的支持,就只有更冷門的命運。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期間,伊朗導演阿巴斯來港出席幾場座談。不少影迷與電影系學生去看他,有一場在藝術中心的交流,快要結束的時候,有年輕人問阿巴斯對電影的看法,阿巴斯反高潮地回答:如果有一樣事情是必須動用大量資源及財力才能做的,你都應該要去懷疑它。說完這句,阿巴斯就離開了。

我不知道那位有志獻身電影業的學生怎麼想的,但我覺得阿巴斯這番話無疑是摑了現代電影工業一巴掌,那巴掌令每個熱愛電影、仰慕影像的人,都臉龐發熱,無言以對。

是的,電影是一項昂貴的事情。一部電影最終被拍成,就算如何低成本也是一筆不小的資本,還有各種無法單純以金錢衡量的開銷。阿巴斯指出的,不僅是人所共知的來自政權、政治的束縛,還有更多的其他,而後者的邪惡,往往淹沒在光影聲色的繁華與喧鬧裡。

所以每一部真誠、用心的好電影,都是走了一段很長的路,才能來到電影院。《狂舞派》裡一句:「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這為了╳╳,可以置換成任何事物。前提是,那是真心喜歡、相信的。若有人為此去到好盡,我們是沒法別過臉的。

小思 - 華姐清湯腩

明報   2013811

不少人提及天后華姐牛腩。我是個忠實食客,卻沒寫過,最近總想寫寫。剛讀到程思華的《港女講食》,一篇論華姐牛腩,大抵作者果然是個愛港有情食家,文中詳述華姐作品的特點:牛腩是「腍、鬆、軟、滑、半肥瘦」,蘿蔔是「清、甜、鮮、腍、軟、香、熱,入口便融,嫩滑無渣」,湯是「熱、香、清、甜,牛骨味極濃」,以驚喜來形容初嘗心緒。我不禁下定決心執筆成文了。

我不必講食物了,單講華姐。一位平常老人家,最初幾年,繁忙時分她還親自落單、收拾、抹枱。近幾年多常坐在店裏,支着頭跟熟客閒話幾句。有一次,我要了碗牛腩河,河粉照常滑,湯照常鮮甜,可是牛腩卻失常的韌。我不是個慣投訴的人,只好用筷子把牛腩放在嘴上拉扯一番。華姐正坐在對面,看不過眼問道:「做乜嘢?」我說好韌。沒想過她二話不說,拿雙筷子從我碗中挾了一件牛腩放進口裏吃,「係喎!」就立刻叫人換過一碗給我。還親自去查看鍋中牛腩,又與掌勺人討論了一陣。這就是華姐的態度。

最近一兩年,不見華姐在店。大概退休在家吧。只是伙計換了些,湯水沒那麼鮮,我忽然有些不好的感覺。曾有一次冒昧問像老闆的人:「華姐呢?幾好嗎?」那人沒答我。最近,皇后大道西正街附近開了間「華姐清湯腩」。據說華姐已去世,店是由她孫女開的。接受飲食雜誌訪問時,孫女說要繼承祖業。我想繼承牛腩、湯水製法重要,但更重要是繼承工作態度。

但願華姐後人能堅守。

蘇賡哲 - 林老師事件的台前幕後

溫哥華星島   2013年08月05日

    小學教師林慧思以粗口怒斥香港警察執法不公,引發連串政治風波。林老師當日所看到的是,青年關愛協會以大型橫額遮蔽某功法在 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的宣傳站,而警方對此橫蠻做法無所作為,因而觸動林老師的義憤。林老師事後已為她的用辭道了歉,但左派團體及傳媒顯然覺得已經捕獲「戰機」,日來向林老師開動各種文革式抹黑攻勢,有非要將她趕上絕路,而又對敢於仗義執言的人起殺一儆百作用的用心。

    民主派這邊,強勢支持林老師的是被視為激進的熱血公民、香港優先、調理農務蘭花系等團體。日前在街頭和左派陣營爆發了嚴重對峙和衝突。這系列事件都發生在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正好就是我港寓樓下,因此我對事件有相當了解。

    西洋菜南街這段始自亞皆老街,止於登打士街的行人專用區,是九龍最熱鬧街段,逢周末常有政治團體設台開展活動。某功法長年在這裡擺設宣傳反迫害攤位,規模比他們在其他地方同類攤位大,原因可能是那裡路人稠密而又特多自由行「強國人」,某功法希望通過他們把信息帶回國內去。

    以前一個相當長時期,某功法在公共地方的宣傳活動一直沒有受干擾,我們最多只是聽說陳方安生去職,其中一個因素是她對某功法的立場和北京不一致。然而陳太本身並沒有相關表示。以我對中共的認識,在他們可以控制的地方,容許某功法長期在通衢大道打出「天滅中共」或法辦某某共黨頭人的大幅橫額,起初用意也許在哄人以一國兩制,言論自由,但頭人心中必定很不是滋味。對他們來說,取締此眼中刺的最佳方法,是不必動用政府機器,由親共民間團體出面,實行「民鬥民」,政府以「尊重民意」態度假扮中立,靜待收拾殘局良機。這其實已經是毛澤東的文革思維了。所以,要那些「土共」不以文革方式批鬥林老師是絕不可能的。

    近些年來,「民鬥民」策略有比較具進取性發展。這可能和土共地下黨逐步掌握了實權有關。數目日漸增多,以民間社團出現的親共團體如「愛港力」、「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沒有幹其它好事,紛紛赤裸裸充當強權打手,不純是中共單方面拉攏組織,也是某類港人賣身投靠的結果。一名團體頭子曾坦然表示,他就是希望以此為晉身之階。以他們在搞群眾活動,被記者拍得「派錢」場面來看,沒有人會懷疑其中的金錢利益。此外,這些人從來都是藉藉無名之輩,像曾鈺成這種「土共大老」是不可能去前綫當打手的,但只要一兩場「戰役」跳出來手舞足蹈一番、毫無知名度的人便可以「暴得大名」,成為全港聚焦的新聞人物。這種「名氣」你覺得臭,他以為香,價值顛倒,是香港前程的陰霾。

    青年關愛協會對某功法的圍攻,似乎有其程序編排。拔掉某功法在西洋菜南街的據點,相信算得上是他們的「核心工程」了。倘若講道理,他們應該在某功法攤位旁邊設攤傳達自己的理據,(即使他們從來談不上甚麼理據,只有貧乏的三兩個口號),這是一般香港人可以接受的模式。但他們粗暴地用更大橫幅將對方的宣傳品遮蔽起來,只有自己的自由而扼殺別人的表達自由,觸犯了香港人以為尚未消失的核心價值,我們應該慶幸還有林慧思老師這種血性猶存的人挺身而出,怒斥奸邪。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台灣本土與民主的發展之路

星期日生活   2013811

【明報專訊】8月,台北,攝氏38度。台北正上演兩日三夜的大型音樂節野台開唱,一眾外國巨星級搖滾樂隊和台灣獨立樂隊濟濟一堂,樂迷如我們一早準備好朝聖。野台音樂節第二天卻遇上台灣25萬名「白衫軍」為一個在兵役中枉死的青年上街討回公道。就在凱特格蘭大道八月飛霜的早上,我們在南港,遇上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博士。

近年不少香港人都眼紅台灣種種:美食、台妹、書店、流行音樂,眼見對岸立委毆打的「非理性」民主土壤,竟孕育出一場端正的雙英大戰(蔡英文和馬英九),還把我們這邊廂醜陋不堪的雙英大戰(梁振英和唐英年)完全比下去。我們羨慕台灣在中共的影響下還能保持一點點獨立性的同時,也必須理解台灣今天相對健康的發展是本土化和民主化雙軌並行的果實。反觀香港具政治意味身分認同才剛萌芽,卻遇上民主過程被北京嚴重窒礙,當香港民主化和本土化不能並肩而行,未來等待我們的到底是如台灣般穩定發展的民主體制,抑或是任由族群摩擦加劇的假民主?專研台灣民族主義的吳叡人隔岸看香港的本土主義,也跟我們一起遙想台灣本土和民主的發展脈絡對香港有何啟發。

為何香港「本土」沒帶來民主?

台灣和香港民主經驗的對比是我們苦思的問題。雖然兩地歷史軌迹迥異,但都經歷長時間殖民,同樣有着久遠的中華文化、得益於殖民主義引入的現代制度,亦受到崛起中的中國進逼和控制。但講起民主和本土,台灣似乎比較「幸運」,這裏的本土意識(作為台灣人)推動了1980年代民主化,而民主化倒過來又加速政治體制本土化,兩者相輔相成。但為什麼香港這邊不一樣?香港人一直說粵語,公務員制度高度本地化,本土文化、電影、音樂也從不失禮,也沒有多少人會抗拒自己是香港人的身分。香港理應很「本土」才是,但為何沒有帶來民主?

吳叡人指出台灣的「本土」並非新事,而是百年來地緣政治下一點一滴的產物。台灣島嶼長期位處不同殖民帝國的邊緣,受強權壓迫,從日本殖民時代到戰後國民黨政權一直如是,令「台灣人」漸成一股抵抗強權的力量。「192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已出現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不是李登輝發明的,香港現在說的本土比台灣遲了幾十年。當然,那時的台灣人所指模糊,基本以漢人為主,霧社事件後才將原住民納入台灣人概念。台灣漢族因着各種因素,有的往東南亞發展,有的留在台灣產生本地認同,慢慢與原住民結合。」

台灣民族主義 源於自救

台灣這種本土,很早就是一種與中國割裂、以台灣為共同體的論述,吳叡人講述的這種情况,似乎跟香港的中國情懷有出入。「跟香港不一樣,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20世紀初,台灣的林獻堂與林幼春跟梁啟超見面,請祖國幫台灣脫離日本,梁說no way,你們自己搞。中國當時自顧不暇,日本也把台灣跟中國分得很開,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1930年代台灣本土除了要求民主外,文化上還發展出文化本土主義,用台語創造文字、鄉土文學,受到日本人遏制。另一方面,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的同時又沒有給予充分的公民權,間接造就了台灣人的認同。 」結果「台灣人」的概念雖然不清晰,卻衍生了一浪接一浪抵抗他者的身分運動。「第一波是1920年代,他者是日本;第二波是1950年代起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種對中國絕望,另一種反國民黨,選擇跟中共合作。後來到1970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又是第三波的本土主義,這群人有意識地繼承以前的本土意識。為了對抗國民黨把日治時期的東西拿出來,一下子成了黃金時代,因為日治下台灣精英已經接觸到全世界,這跟香港一樣啊。好像二二八時,台灣有很多武裝隊伍唱日本軍歌拿日本旗,跟香港現在很像!」他說,民族形成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共同意識建構。「台灣人一開始也不知道什麼是台灣人」,建立命運共同體要一步步緩慢地走過來。

香港慢了幾十年

吳叡人的話,讓我們立刻聯想到香港眼底下的本土意識,其實很像台灣上世紀走過的路。不同的是香港慢了好多年。英殖民模式遠比日本和國民黨「聰明」,英國人實行「善治」,對本土文化盡量放手不管,例如不打壓粵語、以行政吸納政治減低管治成本等,相對自由地容許多元本土的生成。「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下,本土沒有明顯的壓迫,也就產生不了悲情和明確的身分認同,結果香港人停留在模糊的文化認同,衍生不了明確的政治身分,即使60年代曾一度冒出港獨,也只是曇花一現。香港人身分走向政治化是相當新近的現象,這種身分認同是在一方面英國離開香港、另一方面中共以國族作為統治手段底下逼迫出來的,這些我們都可以在天星皇后保育、反高鐵、反國教等找到端倪。近年冒起的港獨、城邦自治、戀殖、甚至「港人港地」等,其實都可視為本土趨向政治化的反射。提出港獨不一定要獨立,它只是以此作為抗爭符號,藉此建構一種對抗中國的港人身分。有香港人高舉龍獅旗,吳叡人並不感到意外:「這種歷史意識非常重要,民族建構需要族譜。你要知道從哪裏來,才知道要往哪裏去。」如是理解,香港的本土運動,才剛剛起步。

香港一方面比台灣簡單,另一方面比台灣複雜。台灣久歷多國殖民,外省、本省、原住民關係盤結, 族群對抗更一度成為撕裂台灣的政治力量;香港有少數族裔、新移民問題,但主體還是多元華人社會,族群矛盾不如台灣嚴重。然而香港的困境是難以與中國全面切割,政治上難以抵禦中共在明在暗的控制,經濟上難以排拒紅色資本,情感上也難以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因此在外來政權的威脅下,香港人難以達至民族自決。本土運動舉步艱難,我們不時疑惑關懷本土是否也包括中國內地的人權民主?有時甚至搞不清楚,究竟我們的命運共同體,是香港,抑或是整個中國大陸。

港人身分認同走向政治化才剛起步不久,跟大陸人的碰撞愈來愈多:自由行、奶粉、雙非、孕婦牀位、學位等無不影響日常生活,有些人厭惡大陸人只是正常不過的條件反射,問題是這種情緒將轉化成什麼行動和政治力量?有論者擔心吹捧本土、民族會帶來族群仇恨,走向民粹甚至法西斯,有違普世價值。但吳叡人認為,這種仇恨政治在台灣也曾出現,不過只是過渡階段,不必過分擔心,但民間要以普世價值監察本土主義,成為「進步本土」。更重要的,是依賴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規範躁動不安的民族情緒。

「所有民族主義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它跟自由主義的關係是什麼。Isaiah Berlin提出liberal nationalism,當兩者衝突時,是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優先?對於進步民族主義者而言,兩者可以並存。」吳叡人聽說陳雲某些言論似有排外之嫌,把他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讀了一遍。

這階段矯枉必須過正

「我認為陳雲提倡的只是過渡,這個階段矯枉必須過正,他故意這樣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他目前是香港優先,不是說人權不重要,事實上在政治哲學也有討論分配正義有沒有可能在全人類之間實現,還是只是特定範圍。英國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支持公民民族主義,社會福利必須限制在一個有邊界的社群之內。我認為香港會慢慢形成一種混合主張,台灣現在就有了,我這一派自稱為進步本土主義,簡單而言就是以普世監察本土(universalism checks nativism)。我是獨派,但我認為台灣不能用民族主義蓋過一切,陳水扁就是這樣子,我們這一批人就出來叫他下台,於是我們被一批深綠的民進黨支持者稱為背叛民族主義,但對我們來說,這是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一種辯證。台灣的經驗可以讓香港參考,以目前看起來香港民族主義已在發展了。人權和本土的討論開始,慢慢會形成進步和保守的本土。」

吳叡人認為台灣是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 ,而這過程不能複製19世紀民族國家「由上而下、以國家暴力抹除差異」的方法,必須由下而上,透過民主、自由、人權、多元、分配正義、公民社會創造政治正當性,從而鞏固台灣「共同體」。過程中「本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80年代台灣民主化正是本土力量被納入政治體系的過程。吳叡人的「進步本土」正是要回應民族主義的同時具備進步和封閉的兩面性,如後期的民進黨偏離當年反對運動下的開放、進步,走向故步自封,「民族」被置於「民主」之前。因此他認為民族主義必須有民主的制約和轉化,才能避免走向歧路。「進步本土」是台灣地緣政治下的產物,也是唯一出路。

普世與本土 非水火不容

吳叡人口中的「進步本土」放諸香港,似乎對應了早前陳允中博士提出的「開放本土」,遂以區分他稱之為的「土著本土」,前者主張普世價值,後者強調本土利益。但若依照吳叡人的思路,普世和本土其實並非水火不容,香港要發展一套有道德承擔同時有現實面向的本土論述,當務之急是理順它們的關係,他說的「普世牽制本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舉例說,當我們談普世價值必定要保障自由民主,但不一定要追求無國界、無限度開放邊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正如我們不需要以香港的有限資源,比如奶粉,分配給內地人。普世價值也切忌空談,單談普世並不能消解實實在在的仇恨情緒,必須透過政治制度體現出來。如果目前的族群矛盾源於資源分配問題(如奶粉、學位、孕婦牀位、單程證、雙非等),我們只有提出一套既符合普世價值(而非世界主義)又維護本土利益的政治經濟藍圖,才能和現時當權者和激進本土的論述競爭。另一方面,本土亦不可能只流於感性、空泛和仇恨的情緒,它必須依賴一套完整堅實的政治經濟論述,套用吳叡人的用詞就是世俗化。當中重要的一環,是認識(或建立)香港在地緣政治下的經濟優勢及抗爭本錢,並組成影子政府準備執政,藉此打破社運長期處於被動回應的狀態。當然,「本土」的建構過程複雜,內容從不確定。香港人是一個種族(ethnic)或是公民(civic)概念?是否包括居港7年的外傭?所謂本土利益是什麼?對於本土資源分配的意義有多大?這些都有待大家解答。

給一點時間 本土主義變主流

但有些事情卻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如果我們意識到健康的民主體制對排解族群矛盾的重要,北京對香港民主的制約將會令香港未來更悲觀。吳叡人認為再給一點時間,本土主義在香港會變成主流。「如果中共在香港大量移民,就會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非常激烈。」其實這種大量移民已經在香港上演。「西藏跟新疆不是這樣子嗎?把漢人移到西藏就產生了族群衝突,原本並沒有這麼激烈的衝突。這是一種控制方式,把香港中國化,但這只會激起更激烈的香港本土主義。現在已經這麼多摩擦,不就是二二八前的狀况嗎?」

當香港人愈抗拒,北京加倍高壓,香港人就愈反彈。如果2017年我們得到的還是有篩選的假民主,族群矛盾將會愈演愈烈, 仇恨情緒一發不可收拾。雖說民主與否港人也許只能被動地等待北京大發慈悲,但至少港人能做的是全力上街爭取民主之餘,泛民、社運、本土派和公民社會必須能夠提出一套兼具道德和利益面向的政治經濟論述,黏合成有社會基礎的政治同盟,以抗衡北京分而治之的管治手段。

從吳叡人位於中研院的辦公室趕回野台開唱,剛好趕得及欣賞台灣獨立樂團Tizzy Bac的演出。他們毫不畏懼譴責馬政府在苗栗縣大埔的武力拆遷,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野台開唱除了7個舞台樂團不停接力演出外,更有不少壓力團體擺檔宣傳。最後一晚我們欣賞台東布農族歌手巴奈的演出,禁不住淚流披面:她的歌聲流露出對土地的自豪和熱愛。跌跌撞撞過後,台灣的民主和本土並足而行,吳叡人說這種勇於表達,不再高呼「我討厭政治」的社會風氣,證明台灣的本土精神比想像中深厚。我們羨慕台灣政治相對正常化的今天,卻不忘馬政府施政荒謬有時跟689同出一轍。吳叡人提醒東亞面對的問題有相類似之處:整個中國沿海、日本和台灣都受核電威脅,亞洲公民社會既立足於本土,應當連結起來互相支援,才能真正體現以普世價值制衡本土主義的進步本土。

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喜歡台灣美食、台灣人和大陸樂隊「萬能青年旅店」。

何雪瑩
4個月內三訪台灣,喜歡台灣電視節目、流行音樂、獨立音樂和大陸樂隊「萬能青年旅店」。

吳叡人
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於芝加哥大學修讀政治科學博士,專攻台灣民族主義,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

文/圖 袁瑋熙 何雪瑩
編輯 葉雨舟

安裕周記:老兵不死

星期日生活   2013811

【明報專訊】《華盛頓郵報》以二十億港元脫手,這是難以相信的便宜,日日進出香港會美國會的本地大亨少說也有十個八個不必貸款就能買下,然而,這份報紙畢竟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價錢易手了。這是傷春悲秋的一個星期:八月五日星期一報紙拍板賣給亞馬遜的貝索斯,八月九日是尼克遜下台三十九周年。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在水門事件傷痕纍纍的尼克遜寫了一行字的辭職信給國務卿基辛格:「國務卿先生,我謹此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職務。」

《華盛頓郵報》標題只有斗大的兩個字:Nixon Resigns(尼克遜辭職)。以一份中型報紙來說,這是了不起的一刻,《華盛頓郵報》兩個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從一樁入屋爆竊案查起,「鍥而不捨」用在這兩人身上比誰都合適。在沒有電腦互聯網的年月,兩人從國會圖書館上萬份借書單一直找到去白宮捐獻紀錄。尼克遜給逼急了,星夜以總統權力下令司法部長革除要他交出白宮錄音帶的檢察官科克斯,部長抗命辭職,老尼要副部長革除科克斯,副部長也當場辭職,美國司法史把這夜喚作「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

自此美國傳媒打了個翻身仗。《紐約時報》六十年代白宮一通電話就把流亡分子反攻古巴消息扣住不發,大新聞經過說項變成淡而無味白開水;歐戰初期美國記者交不出新聞編輯叫他「來些謠聞」,這些都隨尼克遜下台隱入歷史。怎樣再痛恨美國的人都無法否認一張報紙把一國之首拉下馬的事實,哪怕這是「資產階級新聞觀」,或是「美國政治集團背後財閥分贓結果」。

嚴格來說《華盛頓郵報》只是地方報章,行銷範圍在首都華盛頓和周邊的馬里蘭州與西維珍尼亞州一帶,即俗稱大華府地區。這與全國有售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是兩碼事,與明擺着機場火車站人手一份《今日美國報》在銷售而言是不同檔次。如今《華盛頓郵報》日銷四十萬,最好景時也不過八十萬,比起《紐約時報》的一百萬以及《華爾街日報》的百多萬,《華盛頓郵報》只是零頭尾數。雖是這樣,《華盛頓郵報》畢竟佔主場之利,政治新聞特別擅長。其後華府來了《華盛頓時報》,一字之差謬以千里,前者是自由派而後者極為保守,眼光雪亮的讀者都能分辨出來。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識貨,知道華府新聞重要,更知道不能敗於《華盛頓郵報》,職級安排別出心裁,把駐華府辦事處主任升格為與總社總編輯同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紐約時報》才能勉強與《華盛頓郵報》逐漸拉近,不致全輸。

《華盛頓郵報》七十年代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總統早餐桌上的必需品是因為水門事件,這就不能不提到當時該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美國的報業多是家族經營,個別更是所謂報閥,例如赫斯特報系(Hearst)及《紐約時報》報系,都是《華盛頓郵報》那樣幾代傳下來。報系老闆或發行人都是大家族富二代,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一群,這些商業報人長袖善舞,生意做得蓬勃,過去一百年,便是這些傳統報系發揚光大荷包麥克麥克的一世紀。日常操作上,發行人有極大影響力,但往往這些影響力夾帶着的是政治影響力,這就形成極其複雜的權力三文治,發行人的影響力與報紙的獨立性如何融合,構成這份報紙能否取得讀者信任的關鍵。

發行人影響報章取向

《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三年由凱瑟琳接手,當時其夫自殺身亡,凱瑟琳以新寡文君接下大業,起初完全不明報社工作運作,人人都不看好她的報業生涯。孰料凱瑟琳愈做愈好,變成《華盛頓郵報》精神支柱,她自己間中親自出馬出訪,十年之間由家庭主婦變成報業強人。這其中,今年九十二歲的六十年代《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 Bradlee)居功至偉。布拉德利出身記者,敏銳非凡,水門事件之初,他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更早嗅到這裏頭有東西,於是直截了當問一個問題:「這票古巴佬和說西班牙語的傢伙,戴着面罩膠手套通話機,半夜兩點在民主黨總部被捕。他媽為什麼在那?他們在那幹嗎?」(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Spanish-speaking guys in masks and rubber gloves, with walkie-talkies, arrested in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Headquarters at 2:00 in the morning. What the hell were they in there for? What were they doing?)總統下台的第一步,是由一句質疑開始。

凱瑟琳對時代潮流心有所感,知道美國即將進入二戰以來最大的轉折時刻,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以及更多的民眾知情權年代即將改變世界,她全力支持編輯部。布拉德利對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稿件每每親自過問,具體無遺字字斟酌。白宮對《華盛頓郵報》恨之入骨,卻始終無法找碴推倒這兩人的報道,這固然與線人「深喉」源源不絕爆料有關,但凱瑟琳以女性之身一力扛住白宮政治壓力,留下巨大空間給布拉德利的編採隊伍。老闆與部下如此緊密合作,相對於《紐約時報》發行人在古巴流亡分子軍事行動的獨家新聞中扣壓記者原稿,以「國家安全」為由把稿子改到在哪天發動軍事行動都含糊帶過,《華盛頓郵報》的大開一面可說是雲壤之別。

水門事件記者的失腳

不過,弔詭的是水門事件既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名之作,卻又是伍德沃德走上另一條路的起點,這條路把伍德沃德在水門事件中的盛名葬送。水門事件後,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伍德沃德留在《華盛頓郵報》,火速升為副總編輯。一九八一年,《華盛頓郵報》一篇關於「小童吸毒」的新聞獲得普立茲獎,旋即被揭發內容捏造。伍德沃德則轉向全力投入寫書,《華盛頓郵報》與他的關係其後變成讓他照舊擁有副總編輯職銜,可以使用報社資料室,也可在社內出入行走,條件是伍德沃德新書出版前,《華盛頓郵報》可以率先轉載至少兩大版內容。

伍德沃德善寫多產,人脈關係豐厚,每次出書都必會暢銷,漸漸,那個當年牛仔褲後袋插着記事簿的記者開始在日復一日與官僚打交道的交往中褪色,取而代之是成為政府消息發行商。作為當年搶着讀伍德沃德作品的海外讀者,我一直堅持認為足以折射伍德沃德最大的變化是二○○二年成書的Bush at War(《戰時布殊》)和兩年後的Plan of Attack(《攻擊大計》),伍德沃德變成對喬治布殊歌功頌德的「哥德派」,三十年前對權貴絕不手軟的記者脫殼成另類作家。我不知此兩書之後那三部書內容如何,也許很有意思;然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以曾是忠實《華盛頓郵報》讀者、至少讀過他倆合作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驚天大陰謀》)和The Final Days(《最後歲月》)親身經歷,很難在心理上接受斯人已變的現實。一個好記者退化為庸俗不堪的傳記作家,如果說《華盛頓郵報》轉手是代表一個大時代的結束,伍德沃德的變化亦恰如其份突顯大時代下記者的失腳。

美民感謝記者給美國重生

《華盛頓郵報》的轉手,是這份光榮報章的光榮時代終結。可是我始終心繫那些老兵不死的新聞記者。描寫水門案的電影All the President's Men當中一幕: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終於抓到水門事件重要證據,在布拉德利下班一刻在報社電梯間外要他看稿子。布拉德利看了之後說了一句「去吧」,然後轉身逕直走向電梯大門,忽然,他朝空中使勁用力揮了一下手。我在YouTube看過幾套現場錄影,都是討論水門事件的場合,布拉德利、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都有出來,清楚記得的是尼克遜圖書館那次,當布拉德利領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出場,布在幔外而另二人仍在後台,全場不分老幼起立長時間鼓掌不息,如雷聲音裏的是衷心感謝,台上這些人曾經改變了美國,給陷於泥淖的二億美國人民政治和道德的再生。水門事過四十載,《華盛頓郵報》物化成定局,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老去;回首前塵,是令人傷感的消逝。

文 安裕
編輯 陳立衡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Vic - 高牆與雞蛋 共匪與港人

201387

一、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與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沒錯,無論高牆如何正確,雞蛋如何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這段話,來自村上春樹20092月於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上的演講,而這個「高牆與雞蛋」的比喻,如今已幾乎膾炙人口。

這幾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光看這幾句,相信不少人會有疑問:我們難題不是應該支持有道理的一方嗎?為什麼「無論高牆如何正確,雞蛋如何錯誤」,都要「永遠站在雞蛋這邊」?為什麼村上要在演講中質問:「如果有小說家出於任何理由,寫出站在高牆那邊的作品,這種作品有何價值呢?」

高牆是什麼?雞蛋是什麼?村上在演講中是有解釋的,他說:「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而更重要的是:「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村上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總結一下我的膚淺理解:村上將個體比作是雞蛋,體制比作是高牆。雞蛋脆弱外殼中是獨特、活生生的靈魂,脆弱的雞蛋創造出冷酷的高牆。高牆理應保護雞蛋,但有時卻會自行其道,變成壓迫雞蛋的可怕力量。

村上是小說家,他說自己寫小說的唯一理由,是透過創作故事,突顯個體靈魂的尊嚴,闡明其獨特性,防止體制剝奪個體靈魂的意義。此所以「無論高牆如何正確,雞蛋如何錯誤」,他都「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但是,如果我們將村上這句話換個說法,變成:「無論體制如何正確,個體如何錯誤,我永遠站在個體這邊」,那仍是會令人困惑的,因為如果正確的體制發揮它保護個體的功能,並未迫害個體,那麼反抗體制的個體無論如何錯誤,我們仍然要站在他們那一邊嗎?萬一這些錯誤的個體推翻了正確的體制,建立起壓迫人的新體制,成為操控新高牆的壓迫者,那該如何是好?

或許是我庸人自擾,錯誤解讀村上的文學比喻。錯誤的個體如果集結成足以建立新高牆的邪惡力量,或許就不可能是村上支持的雞蛋了。同情地理解,或許村上不過是想說,他永遠站在弱勢的一方,永遠支持受壓迫者對抗冷酷邪惡的體制。高牆勢力正盛時,脆弱的雞蛋無論多麼錯誤,也撼動不了體制,文學家不同情雞蛋而支持高牆,在村上是無法理解的事。

二、

近日林慧思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香港頗有一些自以為清醒的人極度痛恨「潑婦罵街」、「狂妄辱警」的林老師,覺得香港警察沒有當場拘捕林女士或對她動粗,實在是太過克制了。這些人完全不認為香港警察已經淪為共匪的家丁,對付香港社運與抗共人士絕不手軟,碰上愛字頭組織在香港胡作非為卻自動腳軟失明;他們更彷彿對警察鬧出「黑影論」、「低調通緝」等醜聞完全無知無覺,至今仍然認為香港警察執法公正,不容挑戰質疑。這些人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對擺在眼前的事實視若無睹,相當可悲。

另有一些無聊人,質疑支持林老師的人:如果換成法輪功阻擋青年關愛協會橫額,有另一位教師粗言辱罵警員不履行職責,你會持什麼立場?

有此一問的人,大概是想說:換成這種情況,你們這些支持林慧思的人,一定不會像維護林老師一樣,維護替港共出頭的人,因此你們這些維護林慧思的人,其實毫無原則可言,虛偽得很。

我認為有此一問的人自作聰明。問題假設的情況,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法輪功估計不會去做這種事,而倘若他們這麼做,幾乎可以肯定會受到香港警察嚴厲對付。香港政權易手之後,香港警察在政治敏感問題上執法不公的情況至為明顯,今次林老師會憤而挺身而出,現場許多市民對警察縱容共匪侵犯他人自由極度不滿,正反映熱血香港人對警察長期執法不公之憤怒。

上述問題的一大盲點,是罔顧香港的政治現實,看不到愛字頭系列組織是偽民間組織。這些人不過是共產黨的打手,而共產黨罪大惡極,正極度嚴重威脅香港的自由民主。共匪在香港發起批鬥一位不小心爆粗的良心老師之際,你卻來問這種無聊問題,質疑支持林老師的人,實在愚昧之極。套用村上春樹的比喻,共產黨正是壓迫大眾的高牆,你卻將共產黨的爪牙視為與抗共雞蛋同等的角色,在香港危急存亡之秋,還有興致去挑雞蛋的錯!

面對一個掌握龐大武力、壟斷一切權力的邪惡黨國體制,抗共者都是以卵擊石的脆弱雞蛋,這些雞蛋不過是想保住香港這個自由法治之區。自由法治的香港容得下親共者,但共產黨壟斷一切的香港,不可能再有自由法治,只有共匪為所欲為的自由。我以為這道理淺顯之極,但香港走到目前這一歷史關鍵時刻,卻有很多中產階層自以為客觀理性,眼見一隻雞蛋對著高牆爆了幾句不雅之辭,就上綱上線,將雞蛋視同迫害高牆的邪惡勢力,要用文革方式批鬥之。有這種中產,實乃香港之大不幸!

村上的「高牆與雞蛋」比喻未必人人認同,但在華人世界,邪惡的高牆是什麼實在明顯不過,看不清楚這一點或自願站在高牆的一邊、支持高牆持續壓迫脆弱雞蛋的人,實在是枉為人也。

相關文章:村上春樹 - 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2013年8月7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引擎」和「巴士」

中華正聲   2013年08月07日

【am730專欄】香港最近有所謂本土派,據說是要以本土文化抗拒中共影響,我也因使用「發動機」一詞,遭他們質疑:「稱『引擎』為『發動機』,是由於共匪語言滲透力強,還是別有原因?」本土派請多讀點書,多點認識香港固有的中國文化,不要把中共當做中國才好。

「引擎」是英文engine的音譯,「發動機」則是意譯,都不是中共詞語。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一生剿共抗共,不遺餘力,這一點本土派大概不會否認。然則請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八蔣介石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對空軍工廠的批評:「各廠對於飛機及發動機保管之怠忽,與工作之延誤,更是駭人聽聞。」蔣介石不以文章鳴世,但中文修養很好,遠勝毛澤東。他筆下文字,難道也是香港本土派眼中的「匪語」?

我取「發動機」而不取「引擎」,原因很簡單,也應是翻譯界的基本原則。臺灣翻譯學者張振玉一九六六年出版的《譯學概論》第四章解釋得很清楚:「西方術語,初期漢譯時,以中國無相同詞,乃譯其音,而別注其義。然見其音而不識其義,一不便也;中文單音,國人習於語詞之簡短,音譯外詞,每有一詞多音之時,二不便也。久也,譯者乃捨其音而譯其義,或就其性質而以新名稱之。」

以下詞語,請問讀者懂得多少?─德默克拉西、因士披力純、伯力門、密斯脫、賽恩斯、司提克。這些都是音譯。現在請看其意譯:民主(democracy)、靈感(inspiration)、國會(parliament)、先生(Mr)、科學(science)、手杖(stick)。音譯意譯,孰優孰劣,不待多言。

事實上,音譯往往還令人誤會。今天,常有人說「香港的普羅大眾,多屬中產階級」之類廢話,那是受「普」字所蔽,以為「普羅」即「普通」,殊不知那是proletariat的音譯,而proletariat即「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怎可能「多屬中產階級」?音譯之病,於此也可見一斑。

當然,有些名詞,意譯不當,我就寧取音譯。例如bus,大陸叫「公共汽車」,臺灣叫「公車」,但我向來只說「巴士」,因為的士、小巴等,不應不算是「公共汽車」,「公車」更應包括火車、電車等公共車輛。此外,「公車」古時指官家之車。《史記》卷一二六就有東方朔上書漢武帝,獲公車接待的故事:「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Bus音譯做「巴士」,是最清楚簡單的譯法。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范克 - 當一切都被扭曲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7日

粗鄙文化遠離校園?帶頭教壞香港人?扭曲的價值觀成就扭曲的年代,一句粗口引來警察工會的譴責,數日後又引來過千市民於旺角集會對罵。誰是誰非,焦點已經模糊,但箇中玄妙之處,尤其是大量親中建制組織聯手聲討一名教師,卻值得香港人一再反思,這到底是甚麼樣的年代。

如果你對去年國教事件有些微印象,相信你必定記得韓連山老師絕食的原因。我們面對的是一道龐大高牆,唯一能夠做的只是示威和遊行,或更進一步以絕食表達訴求。因為政府不是民選,倘若政府執意要推行國民教育,家長或學生,甚至校長和老師都無力制止這一件事。絕食,除了是「為了守護學生、守護我們的下一代,是身為老師天經地義的責任」,更是對特區政府不肯聆聽民意的疾呼。

韓老師當日絕食,面對的是一個握有實權、能左右香港未來的特區政府;今日林慧思老師所面對的,是一個握有實權卻執法偏頗的特區政府,加上背景不明的關青會,她所能做的,就只有上前找警方理論,言辭間以一句what the fxxk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旺角集會後,如果警方繼續偏幫關青會,容許一群明顯有北京撐腰的人去阻礙法輪功表達意見,林老師還可以做些甚麼?香港人還可以做些甚麼?事實上,警方執法偏頗,我們甚麼也做不了。進一步而言,到底國教和粗口,哪一個對學生的危害比較嚴重?看看星期日組織「反粗口」集會的李偲嫣又在國教上持甚麼態度?作為家長、教師會的會長,多次以家長身份發言,不只支持特區政府推行國教,還對有大量市民反對國教表示驚訝,甚至反對學生參與反國教示威和活動。如果真要遠離粗鄙文化,是不是應該先反國教?

焦點一開始就不在粗言穢語上,絕食和義憤,本質和出發點都不過是面對社會不公義時所發出的吶喊。整件事焦點被一些身份不明(而我們心知肚明)的有心人借題發揮,轉移至粗口上,掩飾警方在過去處理關青會問題上執法不公,漠視市民投訴關青會擾民的現實。試問,如非警方放任關青會阻礙法輪功表達訴求,又怎會有今日的林慧思,在街頭指摘警方選擇性執法?一個有是非判別能力的普通人,如非義憤,又怎會於公眾場合向當值警員發出怒吼?

李偲嫣舉辦的集會,變成粗口大戰的局面,可謂功成,實在難怪她答應出席商台《晴朗》後爽約,又於商台播放新聞時要求友人通知主持身體不適未能出席;同一時間又以正常聲線接受港台電話訪問,繼續持雙重標準狙擊林老師,不要求執法不公的警方道歉,卻要求已經道歉的林老師再次道歉。

粗口並不會令人粗鄙,反而連串的小動作才會教壞香港人。但亦因為這些小動作,才顯示出事件的不尋常。關青會、家長聯會、愛港力,當我們選擇容忍他們繼續以紅衞兵的方式助長不公義,類似林老師的事件將會不斷發生,更多有心人將借題發揮,直至是非黑白都被扭曲至有利於他們位置。屆時香港只會成為一言堂。

好人的緘默懦弱,加上壞人的助紂為虐,助長顛倒的價值觀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這是一個扭曲的年代,仗義執言竟不能獲得嘉許,甚至有人送上花圈,將扭曲的價值觀送到校園。面對種種惡行,香港人又怎可能不學壞?不,或者惡行早晚會被說成善行,如同某些左派近年來不停宣揚的價值觀一樣:六七暴動導致殖民地政府改變對港政策,所以六七暴動是好事;鎮壓八九民運後中國經濟起飛,國家因此富強,所以鎮壓是好事。慶幸香港尚有理性的人未被扭曲的價值觀蒙蔽,然而我們下一代要面對的,卻是更為扭曲的年代。

沈舟 - 質疑中央的「實質任命權」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6日

香港普選的困局,來自對《基本法》第45條的解釋,即中央對一人一票普選出來的特首具有所謂的「實質任命權」。《中英聯合聲明》指出:「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後來的《香港基本法》第45條作了相同的表述,並添加了一段「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在上述兩個文件中,中央的任命權得以規定,但其「實質性」卻是後來的解釋,這種解釋,我們認為,並不符合立法原意,其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值得懷疑。

在將「一國兩制」設想予以法律制度化時,其立法原意應是「主權回歸,兩制並行不悖」。如鄧小平所說,就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後來江澤民表達得更直接:「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香港的政治架構是「三權分立」模式,若在行政長官上面再加一個中央的「實質任命權」,豈不是「一權」抗「三權」,兩制短兵相接,何來相互的政治穩定?在《中英聯合聲明》中,英方對中央任命權的理解是建立在自身君主立憲制基礎上,女王對英國首相的任命只是形式性的;而後來《基本法》加入的普選內容,其「最終達至」可以理解成「中央任命」這種程序將終止於普選到來之時。因為普選之前的「選舉」,港人都不具備一人一票的「實質性權利」,若中央在普選後再運用「實質性權力」,兩「實」相遇,必有一「虛」,或是實施形式任命權,或是出現假普選(以及香港民眾無窮盡的抵抗)。

港府2007年《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為了「體現國家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行政長官無論是怎樣產生,包括最終由普選產生,都不能脫離在選舉當選的候選人須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實質任命的憲制要求,方可就任」。其中「包括」一詞,將普選納入《基本法》敍述中央任命的選舉程序之中,閹割了港人實質性的普選權利。實際上,目前世界上大部份單一制的國家,都不存在地方首長民選後還需中央任命的程序。日本府縣知事的產生在二戰結束後,就由中央「官選」(任命)制改為地方「公選」(居民直選)制,中央政府與府縣、市町村之間均為相互獨立的法人實體,不再具有上下隸屬關係。法國82年通過《權力下放法案》,地方各省最高行政長官由普選後的議會主席擔任,毋須總統任命,同時中央也向各省派出共和國專員,管轄警察和中央派駐機構,但不直接干預地方事務。而英國的地方自治傳統更加悠久,1835年,英國議會就通過了《市政府組織法》,市民普選產生地方議會,議會進而選舉市長,行政事務則由議會委員會管理。

更加荒唐的是,大陸的地方各省行政長官的產生都不需要經中央任命。根據中國《憲法》第101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的正、副行政長官,都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毋須報上一級政府任命。從這一點看,中央對地方首長的實質任命與單一制國家並無必然聯繫,為何香港作為法定「高度自治」的行政特區,甚至還不如內地一個省分?大概因為大陸選舉都是在黨委領導下的小圈子操作,風險可控,關鍵的地方政府一把手,其候選人由黨委等額提名,人民代表再對其進行別無選擇的「選舉」,不過是一場名曰「主權在民」,實則「黨管幹部」的遊戲。在中央主導香港政制改革的前提下,大陸選舉「假作真」,香港普選「真亦假」,自然成了大陸不義政治程序的犧牲品。(二之一)


沈舟 - 這是歷史的重要關口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7日

中央官員喬曉陽、張曉明多次強調,「實質任命權」具有正當性,為的是「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障」。主權的大旗成了中央的虎皮,令許多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其面前都顯得有些唯唯諾諾,不敢造次。激進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聲稱:佔領中環,「不是要挑戰共產黨主權地位,亦非挑戰一國兩制,而是要求公平選舉制度」。溫和的民主黨李永達亦表示同意中央擁有實質任命權,「我們不會挑戰他的權力」,而會去討論普選特首被中央否决後的「守尾門」方案。如此消極立場顯示,中央主權的所謂「正當性」不予澄清,香港的政制改革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主權,傳統的定義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簡單地說就是對內主宰統治、對外保持獨立的權力。主要有君主主權制和人民主權制,前者權力來源是所謂「神授」、暴力或者世襲;後者的權力來源就是人民自身,但通過政治程序授權給主權代表者行使。上世紀以來,君主主權制逐漸被歷史淘汰,而人民主權成為世界政治制度的主流。憲政學者曹思源去年考察了世界各國的憲法,發現大多數(61%)國家都用不同的語言表述,明確宣告「主權在民」、「主權源於公民和屬於公民」。而如何行使主權,全球只有8個國家不搞三權分立,其中僅有兩個國家的憲法宣稱實行一黨制的「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中國和朝鮮。「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特立獨行、逆世界潮流而動的這種主權行使,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稱之為「政黨主權」,其實不過是君主主權的一個變種。

應該認清的是,主權至高無上,並不意味着主權代表者至高無上。對主權代表者必須實行權力制衡,三權分立是政治功能上的制衡,而中央和地方分權則是管制區域的制衡,所有這些都必須通過「制憲過程」來完成:(1)作為主權擁有者的人民制憲和選舉;(2)作為主權代表者的政府執政;(3)人民接受統治並監督執政者,這就是主權正當性的完整表達。從法理上講,「中國人民」自然包括「香港人民」,意味着後者也是「主權」的擁有者。如果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否認香港普選的結果,就是「主權代表者」對「主權擁有者」的嚴重僭越。

當然,中央可以宣稱自己「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十三億大陸「主權擁有者」的身份向香港七百萬「主權擁有者」發號施令。但正如大陸學者鄭酋午指出的那樣,在一黨主權的內地,「用來讓選舉人自下而上地表達意願的制度設計,變成了自上而下地、讓選舉人為領導意圖背書的形式,從而閹割了選舉的民主靈魂」。對於缺乏程序正義的主權代表者這種更大的僭越,相信憤怒的、對抗的不只是港人,也包括了大陸無數爭取自由民主權利的人們。

與正當的憲政程序相比,不受限制的「政黨主權」行使者的僭越行為,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難預期性、潛規則性和冷暴力性。那些認可中央「實質任命權」的港人需要明白,中央不是主權擁有者,而只是主權代表者,他們完全有可能僭越大陸以及香港人民作為主權擁有者的授權,出於一黨私利而為所欲為。如果承認「實質任命權」,接踵而至的就是「實質罷免權」,不管是泛民派還是建制派人士,當選特首後,中央這種實質性的幹預權力,時時刻刻都會發威,令你坐卧不寧,「西環治港」的噩夢將無止無盡。


中央對特首行使「實質任命權」的正當性,來自於主權代表者授權程序的正當性,若實際的授權程序不正當,對主權擁有者有嚴重僭越行為,這種「實質任命權」就值得懷疑。港人對中央「實質任命權」的質疑和對抗,不是與「主權」對抗,恰恰相反,是對自身主權的正當聲張。有關香港普選的政改諮詢即將展開,我們的視野應該更加廣闊和長遠,而不僅僅滿足於拿出一個皆大歡喜的普選方案。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人民即將出場,參與既授權、又限權的制憲過程,為自己,為香港,投下神聖的一票。

〈質疑中央的「實質任命權」〉二之二

沈舟
自由撰稿人  

古德明 - 「你媽的毴!」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7日

梁振英就任香港行政長官一年,愛港力、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愛」字組織有如雨後春筍,相繼崛起,凡有鼓吹民主的聚會,披露大陸真相的展覽,他們都會聞風而至,在香港共家警察細意保護之下,肆意啟釁,隨手打人,或把不平市民打得血流披面,或把新聞記者打得仆倒地上。

七月十四日,小學教師林慧思路過旺角,又見「愛」字組織掉臂橫行,問警察為什麼不維持法紀,一個警察昂然說:「我現在警告你,你走不走開?」另一個說:「你不走,就把你拘捕。」無數港人的心底話,終於在那教師口裏迸出來:「你們這些公安,這些賤人!What the fuck(他媽的)!共匪邪惡得不得了,你們怎麼還為虎作倀!」新香港當局自然不會放過這樣一個教師。

於是,警察員佐級協會、警務督察協會、政府華員會、教育局、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家長聯合會、香港行動等等組織,一時之間,同氣比聲,爭相批評林慧思「講髒話」。她學校附近,掛起「失德」、「誤人子弟」等標語;旺角街頭,還舉辦聲討林慧思論壇。大陸文革期間批鬥「臭老九」的手段,一下子重現香港。中共「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而今年不過是第十七年。

林慧思見到公安警察、「愛」字組織所作所為,罵一聲「賤人」,說一個fuck(肏)字,有什麼不當,我不知道。把所謂「髒話」當作口頭禪,像香港很多警察那樣,固然不必;但眼見共家鷹犬鉤爪鋸牙,欺民害物,不說一句「他媽的」之類,那就是連人性都沒有。也許,在新香港,沒有人性,才最有資格為人師表,否則怎能教學生向五星紅旗禮拜,把紅旗之下冤死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完全拋諸腦後;怎能鼓勵學生「學習毛主席的刻苦精神」,把駭人聽聞的驕奢淫逸,都美稱為「刻苦」;又怎能向學生講歷史,把六四屠殺輕描淡寫,化作「出動軍隊,平息風波」八個小字。

二零一零年,中學教師吳美蘭見政務司長唐英年到校宣傳假民主,慨然舉起「我要有權選行政長官」標語。從此,她就不得升遷,只能看着其他教師後來居上。現在,林慧思比吳美蘭更進一步。她將來未必只是「不得升遷」而已。

孔子曾因故人原壤無禮,憤憤罵道:「幼而不孫弟(遜讓兄長),長而無述(無事足以稱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他還拿拐杖打了原壤一下。假如孔子打罵的是香港警察,一定會受到「為人師表,語言不檢,辱及長者,濫用暴力,誤人子弟」等譴責。

《說岳全傳》第二十三回岳飛麾下大將吉青見金兵南犯,恨得咬牙切齒,掄起狼牙棒上前喝道:「你媽的毴(陰戶)!」中國讀者從來不覺得這話有甚麼不當。「髒話」說在應說的時候,何髒之有。

當然,對侵吞中國國土的賊寇來說,「你媽的毴」和What the fuck等話,無疑刺耳非常。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怡 - 望警隊自珍羽毛,不要向公安沉淪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7日

林慧思老師希望事情告一段落。但回顧整個事態,恐怕還有更深層的意義。

事件圍繞着一句不算是粗話的粗話。其實事發那天,林慧思在街頭對警察最大的指罵,不是那句英文,而是說警察是「公安」,警察回答「我是香港警察」;她再重重複複說「公安公安」,這個用詞才是對香港警察的最大責備。

8.4當天的電視新聞,都說旺角發生的是支持警方和支持林慧思的兩派對壘,但真正意義是支持特區公安與支持林慧思的兩陣對壘。因為許多市民都是既支持香港警察也支持林老師的,他們只是不支持特區公安,也就是反對香港警察向大陸公安的路向走下去。

警察在公務員中,與市民關係最密切。我們每天都見到警察,整個城市靠警察維持秩序。在民主國家,警察通常是市民的朋友和依賴。去年11月,一個紐約警察,為一個冷天瑟縮街頭的露宿者買一雙靴子,被路人拍下照片放上facebook,短短幾天就有幾十萬個like和十多萬留言,新聞界跟進成為去年最動人的網絡故事之一。

警察的責任是維持治安,他沒有幫助露宿者的義務。但維持治安最根本的出發點,是幫助市民。必須有助人之心,才會奮不顧身去打擊罪案,幫助市民維持安居樂業的生活。為露宿者買靴子買食物,都出自助人之心。警察工作,很值得尊敬。

但在專制政權下的警察,就是維護專制集團利益壓制百姓的工具。幫助一下居民的事情不是沒有,但最常見的卻是對人民的欺凌。香港大學新聞傳媒中心不久前出了一本書,叫《出大事了》,書中報道2011年之前十年,大陸的許多突發事件與公民行動,大都與人民對抗專政工具有關,其中包括孫志剛在收容所致死案和楊佳殺警案。許多在監獄或看守所莫名其妙死去的疑犯,被當局說成是死於玩「躲貓貓」(即捉迷藏)撞牆致死,還有「喝水死」、「睡姿不對死」、「洗臉死」等等當局揑造的死亡藉口。大陸公安還包括一些在群體事件中現身的便衣打手,以及假扮群眾與抗爭者對着幹的黑社會分子。這些手段似乎也伸展到香港了。

香港警察過去數十年以有效的滅罪能力,維持治安的公正廉潔精神,贏得香港市民的尊敬和依賴。即使回歸後,警察仍保持着優良傳統。筆者歷年參加大遊行,看到警察謹守崗位維持秩序,對示威遊行者友善、合作,沒有公安嘴臉。然而當出現與中共有關的事態時,大概是在上級的指令下,香港警察的本色就消退了。胡錦濤和李克強訪港,警察為執行指令而不再維護市民表達自由的權利,阻止或干預記者採訪,開始有了一些公安嘴臉。但最大的改變,是梁振英上台後,一些擺明有中共背景的「愛」字頭團體在香港出現並到處挑釁搗亂。從來示威行動無論針對特區政府或中共都是和平的,警察擔當的是維持秩序的中立角色。但支持建制、反制示威的「愛」字頭團體則打記者、打警察、用粗話辱罵示威者和警察。他們用橫額摒擋和破壞法輪功的標語和擺設。警察知道這些「愛」字頭的背景,卻縱容他們的行為,沒有把不同意見的表達者分隔,任由「愛」字頭肆意侵犯他人自由。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而是年來已發生不知多少次了。警方執法絕對是「大細超」,使警隊有了向公安沉淪的趨勢,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林老師是見到多次、忍無可忍才發聲的。

警察保護人民,公安欺凌人民。是警察還是公安,是兩制不同的最重要標誌。法治是自由的根本。康德說:「如果人不服從任何人,而只服從法律,人即是自由的。」警察按照法律執法,是香港法治的守護神。若警察淪為公安,執法偏向「黑社會主義」的「愛」字號團體,就意味香港人的表達自由以至各種自由都將失去。因此,希望香港警隊能愛護香港,自珍羽毛,對林老師的「公安」的指摘引為警惕,而不是抓住她的一句無關痛癢的英文做文章。

我們支持香港警察公正執法,為此我們要警惕和批評警察向公安的沉淪。仍是傑佛遜那句話: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覺。我們愛自由,不能不付代價。 

2013年8月5日 星期一

林茵 - 調景嶺 寶島痕迹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4日

【明報專訊】從未見過清拆前的調景嶺平房區,但筆者對此地的好奇,不下於九龍城寨。

位於英國殖民地的山城小區,卻可長年高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猶如國中之國、城中之城;而且它人才輩出,文化界、影視界不乏名人自調景嶺出身,連台灣總統馬英九亦曾在此短住。

這個比台灣更台灣的地方,在九七回歸的前一年,匆匆開始拆掉。

九龍城寨尚且在公園裏有小展覽介紹當年歷史,調景嶺卻幾乎什麼都沒留下,相關著作亦缺。

月前在書店裏,見到《荒原上的遺民——調景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跡》,身為調景嶺老居民的作者計超先生整理歷史資料,並以秀麗的文筆細述當年生活片段,遂邀他舊地重遊。

儘管已面目全非,計超說起往事卻仍歷歷在目。

鐵嶺遺民 自組小台灣

調景嶺平房區,起源於1950年6月左右兩派人士於摩星嶺難民區發生流血衝突,事後港英政府以兩天時間將6000多名追隨國民政府的難民搬往調景嶺,以防衝突再現。當時該處無電無自來水、無對外交通,連平地都缺乏。計超說,嶺上難民曾自嘲為「鐵嶺遺民」,鐵嶺就指光禿禿、寸草不生的山頭,「遺民」就是被時代遺忘的民眾,他們的故鄉家園落入共產黨手中,又無法隨大隊撤退台灣,被遺落在荒山野嶺,僅靠港英政府提供一日兩餐救濟。初時難民自行撿拾草木搭棚,後來政府提供油紙搭建逾千個「A字棚」作暫時棲身,而由調景嶺通往觀塘、鯉魚門和油塘的道路,都是居民一手一腳開闢而成。

「無台灣就無調景嶺」

就在難民遷入調景嶺兩年後,港府擔心右派勢力坐大,遂停止派飯,由於該處全無工作機會,預計難民將要散落港九各區另覓工作和居所。此時台灣國民政府介入,透過「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在調景嶺設立駐營服務處,接手派飯救濟的工作,又派發建築材料讓難民建棚居住,設立學校提供免費教育和課本,高中畢業的學生還可到珠海書院參加台灣的大學入學試,獲取錄者可得助學金保送台灣。當時香港只有一家香港大學,能免費往台灣升學,不但區內學童受惠,港九各區的貧窮學童都紛紛來調景嶺讀書。曾循此途升讀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當上調景嶺駐營服務處主任的王國儀先生斷言,「無台灣就無調景嶺」,很多調景嶺老居民,至今對台灣的幫助非常感恩。

忘反攻大陸 落地生根

1962年超級颱風溫黛襲港,調景嶺居民的草棚小屋在颶風之下數分鐘就掃光了;王國儀說,最初居民都以為在香港只是暫住,不料一住十年,「話反攻大陸都無晒聲氣,重建家園時就把屋建得堅固一點,作長久打算。但港英政府亦有點驚,怕居民當真開枝散葉,整個山頭霸了去,政治影響力會愈來愈大」。於是將調景嶺列為「徒置平房區」,由寮仔部逐間登記,其後就不准再擴建;起初居民激烈抗議,認為這是逼遷的前奏,徙置事務處長莫理臣為安撫民心,遂以公開信承諾居民可在調景嶺的現有屋宇內永久居留。

成功爭取更多清拆賠償

踏入70年代,香港工業起飛,調景嶺居民努力工作,經濟狀况得以改善;80年代起是小區的衰落期,因寮屋政策限制擴建,居民第二代成家後空間不足,紛紛到區外另置居所,完成學業的亦往外找工作,區內剩下老人家和小孩。適逢中英談判決定香港回歸,港英政府在發展將軍澳新市鎮的同時,着手清拆調景嶺這政治敏感地。其時兼任西貢區議員、協助居民爭取賠償安置的王國儀說,居民心態各異,「已經搬出外面住的,就想快點拆,拿賠償金;但那些乜都無的老人家,這裏每個月交十幾廿蚊房屋許可證費就可以住,當然唔想走。比例上是一半一半吧,不過話唔搬的人就大聲過想搬的,因為想搬的人唔會開聲,費事畀人鬧」。最初政府按一般寮屋清拆計算的賠償金只得很少,居民連番爭取,又以1962年莫理臣「可永久居留」的承諾與政府打官司,結果政府敗訴,安置賠償唯有從寬處理。王國儀提出的數項要求,包括原區、全村整體安置到厚德邨,欲遷往外區就近子女的可優先揀公屋居屋,計算寮屋補償金時要計入閣樓面積等,均獲接納;房屋面積較大的,得到的賠償金達一百幾十萬元,足夠購買居屋,「因為政治因素的考慮,政府急於解決問題,所以過程大致順利,賠償額相比現在的新界拆村高好多」。

每當變幻時 難逃遷拆

王國儀和計超都在調景嶺讀書成長,認為當年的調景嶺是個窮困但美好的地方,沒什麼娛樂或奢侈享受,但勝在空間廣闊、有基本食物救濟、有免費書讀,放學後通山跑、打波游水,相比五六十年代逃港難民屈居板間房、樓梯底,這裏已是非常舒適。至於後來的清拆,王國儀認為是時代轉變之必然,「就算不是九七問題,調景嶺當時已經老化沒落,你諗下,無一間屋企有正式廁所的,後生仔住過出面,好難再返來住,剩下老人家,就算條村不拆,到現在都會十室九空」。計超和靈實醫院前護士長黃茵若姑娘則認為,當年出於政治原因,將整個平房區拆到一絲痕迹不剩,始終有點可惜,「無論點講,這是個好重要的歷史過程,應該畀後來的人知道一下」。黃姑娘說。

簡陋醫院 樂天病人

尚德邨後山的靈實醫院是調景嶺區唯一留在原地,並仍以原有用途運作的建築物。當年調景嶺難民能克服艱困環境,除了台灣的照顧,教會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援助亦功不可沒。區內3間中學裏,慕德中學和鳴遠中學都是教會開辦的;最初的「大坪診所」和1955年成立的「靈實肺病療養院」(1976年改名靈實醫院)亦由外國宣教士創辦,向居民贈醫施藥。


黃茵若姑娘(鄧宗弘攝)

捨己精神 越嶺照顧同胞

黃茵若姑娘是靈實的前護士長,1957年進靈實工作至1991年退休。她憶述當年路德會教士邀請她加入靈實,但身邊親友因為調景嶺與世隔絕、肺病又會傳染,紛紛反對;剛從護士學校畢業不久的她遂找妹妹陪同,又車又船、翻山越嶺地親自往靈實一看。當時的靈實醫院比照片中更荒涼,只有幾間平房,四周沒花草樹木,教士帶她們參觀病房,只見牀鋪設備簡陋,「但窗明几淨,那些病人又很開心,小朋友唱詩歌來歡迎我們」。教士告訴她這裏工作辛苦、薪酬也低,着她與家人仔細商討;其時院內醫護人員很缺乏,因為大家都不願來。黃姑娘回家後考慮了數月,「我覺得如果沒人肯來,為何我不可以來照顧自己的同胞呢?」懷着基督徒的信念和對難民同胞的感情,黃姑娘在這裏一做就30多年。後來香港的肺結核病情受控,靈實漸發展出其他專科,現時以慢性病的復康療養和善終服務聞名。

靈實醫院最早期的幾間石棉瓦頂平房,溫黛襲港時把屋頂都吹起了,病房被褥盡濕;黃姑娘性格堅毅,不怕風雨,有同工受不住蚊叮蟲咬而辭職,她都適應下來。本來光禿禿的山頭,樹木都是醫院成員親手種的,現已綠樹成蔭。(鄧宗弘攝)

往日靈實醫院就在海邊,放眼看去群山圍繞、藍海壯闊,黃姑娘笑說,「我成日諗,這裏景色咁靚,點解政府唔發展旅遊業呢?」不料一發展起來就填掉那漂亮海灣,現在的靈實都被高樓大廈包圍了。


60年代的靈實醫院(鄧宗弘攝)

治安好 警民賞魚樂

1956年發生了嚴重的右派「雙十暴動」,港府其後格外加強對在港右派的監控,調景嶺自是首當其衝,政府於1961年在調景嶺平房區對上的山腰設立警署,並裝設強力軍用探射燈,每晚9時至11時之間,居高臨下的向着平房區巡迴照射,監察右派人士,令小區生活添上詭異陰森的感覺。

儘管如此,區內的警民關係大致融洽,王國儀說,這是因為小區內有什麼糾紛或社區問題、家庭問題,一般都由調景嶺駐營服務處人員解決了。服務處又有自治糾察隊,對罪案防範於未然,故治安良好,警員清閒,甚至在警署門口建置了一座精緻的金魚池;由於往返九龍的巴士以警署為總站,往日居民上下車時常駐足觀賞,警民同樂,魚池現今仍在警署閘外。


舊警署(鄧宗弘攝)

佛堂「佔領」警署 老居民聚腳地

警署現時改為佛堂之用,原來亦有段古。話說1995年賠償安置的工作已完成得七七八八,學校、教會等公用設施都獲分配新址,但一對劉姓母子經營的佛堂卻沒同類安排,該佛堂是區內居民安放先人靈位之用,當局卻只當是普通寮屋賠償,劉氏母子不滿,不肯搬走,政府人員打算封村清拆時,劉子與警員爭持,激動下從十幾呎高的屋頂飛身撲下,撞傷自己和數名警員。後來當局始終沒安排地方給佛堂搬遷,劉氏一怒之下把神主牌、佛像和各樣家當搬進警署裏「佔領」至今,也成為一些老居民的聚舊之地。

僅存的山水靈氣

警署對出,昔日建滿小屋的山頭、居民豐富多彩的生活痕迹,都被石屎擋土牆牢牢蓋起了。警署閘門左方有一道往下的樓梯,可通往寶琳南路,行走於這片擋土牆的上方,沿途經過5條溪澗,昔日平房區就以這些溪澗為界,劃分為5個行政區管理。溪澗的上游,居民稱為坪山,部分溪澗旁有小路可供溯澗而行,綠樹林蔭、流水淙淙,恍如世外桃源,計超說當年他和同學最喜歡到此遊玩,更有一中學教師在林間搭屋居住,盡享山水靈氣。

碉堡 留下對國民黨的思念

由靈實醫院到達警署之前不遠處,右方有條石級小徑上山,可通往茅湖山碉堡遺蹟。該碉堡建造的確切年份不詳,估計於英軍佔領九龍前已存在,可遠眺坑口至鯉魚門一帶的廣闊海面,監察往來船舶,是香港罕有的圓形碉堡,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可惜日久失修,樓頂已經塌下。



碉堡(鄧宗弘攝)


碉堡外望(鄧宗弘攝)

碉堡遺蹟因風景優美,是調景嶺居民閒時作短程旅行的地點,今天除了一般遊人的塗鴉,還留有估計是老居民的題字,「民元四九學子遊,青天白日復神州,莊敬自強爭民主,處變不驚為自由」,對國民黨當年的理想念念不忘。計超努力指出,對面山頭往日刻有「蔣總統萬歲」5隻大字,但已全不可辨。


計超(圖)指示石上的題字。(鄧宗弘攝)
文 林茵
圖 鄧宗弘攝
編輯 鍾家寶

2013年8月4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倒轉五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4日

打人不對,學生打人一樣不對。可是就有這麼一群學生,不只硬闖人家宅邸,還打傷了正在那裏聊天的客人,最後更乾脆一把火把人家房子給燒了。這難道還不是暴徒,不應該好好懲治嗎?然而,這群學生雖然也遭到了軍警逮捕,卻成了老百姓人人拍掌叫好的英雄,更是後人紀念至今的偉大歷史事件的一部份,再也沒人譴責他們的不是。

那一天是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座房子就是曹汝霖當時住的趙家樓,而不幸挨揍的家人則是留下「漢奸」惡名的章宗祥。這場事件,後來被人叫做「五四運動」。

老實說,我始終覺得那班情緒失控的學生是有問題的。再怎麼愛國,也不能掄拳頭打人,更不能縱火燒掉別人的物產呀。但為什麼當時的輿論都不集中在那幾十個學生的暴行上頭,反而轉過來聲援他們,要政府放人呢?另一方面,身為教育界最高精神領袖的蔡元培,竟然也不罵他們放肆,說他們樹下了壞榜樣;他的反應是為了營救他們,不惜號召全國上下罷工罷市。

打人不對,放火不對。但假如當時的民間組織集會示威,焦點全都招呼在學生身上,又假如南北各地的媒體也都要求相關學校開除那幾十個學生;再假如教育界的師長集體沉默,甚至還附和官府,斥責學生。我們會不會反而覺得整件事更不對勁呢?

我不贊同林慧思老師粗言辱罵警察的舉動,也不是想把這件事拔高到五四運動般的地步。我只是以為,當一個錯誤是被更大的系統錯誤所激發出來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只把矛頭指向前者的。若有內地民工自焚討薪,大家只顧着批評這個工人太危險,卻放着惡意欠薪的老闆不管;這就算不是本末倒置,也是轉移視線。

應該公正執法,應該嚴守中立的香港警隊,如今表現得越來越不像話,明擺着幫人欺壓異見。這時候卻有各類組織跑去追究那個看不過眼說了粗話的老師,其中邏輯,豈不正像一場反着來的五四運動嗎? 

阿離訪問莊耀洸:做人要識分大惡小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4日


【明報專訊】活在香港,我們有一種盲。

由呱呱下地開始,個體便被教導,學習生存之法。

由青澀至長成,隨着偶然的安逸,人便愈益緊密地鑲嵌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對制度的語言,完全熟悉,入骨入血,後來就有一點盲。

這種盲,恍如白內障,看不見權力縱迴交錯的施力脈絡,看不見他者的苦難與自身的聯繫,看不見建制掩埋在典章制度之間的一柄鐮刀,甚至看不見自身的權益遭到割削;眼目的這片混濁煙幕,叫繁榮穩定。

「人們只看到小的錯,卻看不到更大的不公義。」

莊耀洸說。

任職律師、大專導師,也是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的他,必須有雙清澄的眼。

宏大艱澀如法律條文,仔細散碎如生活小節,他都要深探,理出頭緒,把看不見的種種提到案前,令幾近失焦的我們,看個明白。

由林老師罵警事件出發……

近月,小學教師林慧思與警方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爭執事件,激起軒然大波。建制陣營緊執住老師的粗言怒罵,發動空前聲討。在一片口舌謾罵的囂鬧中,莊耀洸牽出那條被淡化的封鎖線,抽出問題核心,說着,冷靜又平穩,「警察的權力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愛封哪裏就封哪裏,一定要有理由」。他強調,封鎖線的設置必須有根據,例如是避免暴力或破壞社會安寧,才能合理化警察的行徑,「但這些事中,封鎖線合理嗎?林老師的質疑是有point的,事實上警察亦無堅持要拉她,即是說開初她爭取的事是值得質疑的」。

根據避免暴力的原則,「隔開關愛青年協會和法輪功,是好正常、應該要做的,因為最容易衝突的就是這兩個(組織)」。再者,一個團體遮擋其他團體的橫額,實是阻礙了他人受法例保護的表達自由,「如果警察是維護市民權利的,他應該阻止關愛組織,但他們卻沒有,反而隔開市民,即是他們對侵犯別人權利的人好忍手」。然而這種「忍手」,卻是選擇性的。近幾年,每遇示威遊行,一旦有官員出現,警方總會隔出一條鴻溝,把示威民眾摒到視線之外;然而,當泛民、記者或市民被襲擊滋擾,卻是不了了之。雙重標準之明顯,令人訝異。莊耀洸形容,「對於任何質疑政府的,他們就鬆手讓那些團體(愛國團體)去鬧去攻擊,客觀效果是令人不敢出來示威。但支持政府的,例如對法輪功揮刀,就好鬆手。這種雙重標準,令人們擔心是『黨指揮警』」。

她的惱怒連結大不公

莊耀洸指出,梁振英的管治特色之一,是縱容暴力,作出法律以外的制壓,「某些說話不能說,某些團體不能撐,即是畫一個圈圈,在圈內無情講,但圈以外的範圍就很鬆。這不是法律,是一個無形的圈,要你識做」。要人「識做」,正是權力凌駕法律,對人民的一種不合理苛求。
世界沒有無緣故的恨,「人在某個處境下覺得很不公義,很多人都有這些反應」。自中學開始便參與遊行示威,身經百戰,看過激昂怒火,也見過淚眼模糊,他理解走上街頭時那種無法抑制的洶湧情緒;特別是面對權力機關不加解釋的拘捕唬嚇時,就更難以自控,「老師是有point的,她在履行公民義務,看見一些事覺得不公義、不合理,她只是質疑,自己又沒有個人利益。要去衡量的話,雖然她出了惡言,但也是出於公義」。比起馬恩國在議會公然辱罵長毛,林老師當下的惱怒,是連結着制度上的大不公。

辱警有罪?辱民無責?

然而,社會上不少人對制度的大不公視而不見,只執著於個人榮辱,誤把一己的自尊等同公眾利益與法治。事件後,兩大警察工會即廣發聲明予以譴責,並聲言有必要立法保護警員免被侮辱。莊耀洸說,「辱警罪或侮辱公職人員罪,我覺得是沒必要的。每個人都不應被侮辱,但如果要用法律處理,就要一視同仁,因為法律是保護弱者的,而警察本身是有權力的人。」各行各業打工仔,不管是公務員、老師、記者、律師、司機、侍應、清道夫等也常被罵得狗血淋頭,但也沒有法例保護。立法,最重要是保障弱者,「警察權力如此大,為什麼還要有一條特別的法律去保護他們?要立就要立法保護所有的人」。

自由國家與警察國家的根本分別,在於個人有權口頭反對及挑戰警方行動而毋須承受被捕風險。雖然美國有辱警罪,但法院予之大幅限制,美國公民一樣能對警察舉中指或講粗口,而毋須身陷刑責,「警察是專業的群體,整天面對市民挑戰,但卻不可以輕易嬲的,嬲就好危險」。警察也可以很「危險」,無論在體格或裝備上,均比一介市民更能傷人。面對權力,必須警惕。事實上,警察對公民一樣會粗言穢語,態度囂張跋扈。根據監警會2010/11年度的數字,對警察的指控總數為7182宗,其中涉及行為不當/態度欠佳/粗口的有2632宗,75%懲罰卻以訓喻為主,再無下文,「如果差人對市民態度不好、講粗口,或者侮辱,頂多都是警告,但如果市民侮辱差人就是刑事罪行,那不是很不對稱嗎?」一年前,有市民曾就警員以粗言穢語辱罵而投訴,時任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昭科卻辯稱「各行各業都有人用粗口」,說市民「反應過敏」,同時希望公眾「諒解及包容」警察;如此一時一樣,令人嘖嘖稱奇。

再者,侮辱之言因人而異,莊耀洸提到2010年一宗美國案例﹕堪薩斯州一家極端保守的教會,每每在美軍死難者的葬禮上高喊「美軍該死」、「送你下地獄」,後來一位死者的父親到法院申訴,最高法院後以該教會的言論沒構成「清晰而立即的危險」而判其無罪,「即使言論幾差,都不應該受罰」。除了誹謗、偽證、淫穢、教唆或能構成即時危險的言論外,根據聯合國的比例原則,表達自由必須先於限制。美國著名大法官荷姆斯(Justice O.Holmes)曾言,「政府應該讓各種言論,在市場上公開和自由表達,有價值的言論會被接受,無意義的言論,將被淘汰,讓老百姓品評和選擇,才有真正的民主。」

缺席的人權教育

平白小事,釀成紅白對壘,令人始料未及。但細察探勘,不難發現小事若此,也潛埋着法律、法治、警權、個人權利與自由等宏大概念的交錯碰撞。觀乎事件的討論沸點均集中在「老師講粗口」上,卻蓋過了青關會侵犯他者的表達自由,或警方執法偏頗及不作合理解釋等重點,隱隱透視了不少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薄弱。這種鈍感,源自人權教育的罕乏。政府的決心和資源,大多投放到國民教育,對培育人權意識乏善可陳,「對一個政府來說,權利意識愈來愈強,可能會影響了政權或政府的管治穩定」,但人權猶如髮膚,保護個人免受損害侮辱,豈可不提?

莊耀洸研究香港人權教育經年,他批評人權教育無計劃也無策略,而老師本身的人權觀念也有偏差,「我們問老師,什麼是法治?他們通常會強調,法治就是守秩序、守規則,但法治的理念,愈是現代就愈強調人權。」他翻揭着一本本教科書,每頁密匝匝的都是熒光筆記,記下大大小小對人權概念的誤述﹕把「rule of law」(法治)等同「遵守規則」;又或是把守規則教條式般灌輸,「把法律和規則混為一談,無論法律還是規則,你都要守,從來不會去想這些法律和規則是否合理,不合理要怎麼做」。像林老師這般向警察、向規則質問的行為,在年年改版、自稱與時並進的昂貴教科書中,一一缺席。

不是自私,而是自律

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都有一個迷思﹕推動人權教育的結果,會令學校紀律更難維持;更怕一些對人權一知半解的反叛學生,仰仗權利二字挑戰訓導或校長,莊耀洸解釋,「在理念上,個人主義是personalism,傾向較為自私,但民主、人權的基礎是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即是我們說權利,也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在民主國家,人權教育沒導致自私,反之是愈發自律;但在專制國家,規則定到哪兒,人的自律性就停在那兒,沒臻善的動力,「因為在獨裁國家,你不為自己打算,就更加朝不保夕」。待人接物的道德界線,不同於規則;規則是最低限度的既定底線,但與人相處的界線,必須從體察他人所需所想、惜念對方的權利和感受所調整勾勒而來的,「你讓他們知道界線在哪,反而令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在學校經過鍛煉,就知道怎樣在其他處境找到那條界線」。倘若演練的機會也沒有,社會生活又怎能民主化?

不只是公約,更是生活操練

人權不只是鑲在玻璃櫃中的厚重公約憲法,更是實際的生活操練。莊耀洸說,一個人權參與者,一定要實踐;實踐,往往是默默無聞的深耕,不求聞達,只求義理伸張。生活中每個環節,都是個人與權力的拉鋸。他曾義務處理的案件多不勝數,包括2005年天水圍滅門案、菲律賓人質慘劇等,也曾耗時三年,為女教師爭取不穿裙的權利。當年身為婦進會員的他,為申訴人撰寫法律觀點,向平機會和法援署求助均被拒,「律師說,幫不過,因為不會贏,但我覺得不合理,值得一試」。來來回回,逐字逐句跟律師們互駁,終在兩年後得到平機會協助,令校方不得不和解賠錢。耗心勞力,有時也是「得個桔」,「跟一單case,要跟得好貼,好花時間,但是很值得,因為可以具體地幫到人。我們說人權教育,很空泛,但一個個案,就是切實地幫一個人」。

莊耀洸平日溫文雅靜,說起案情,每每躁動,卻也沒激動過態,有一種平熟的穩健;也是這種敦厚,才能令火心不至瞬間燒光。做研究、寫狀書,全都是義務。早前律師會頒發法律服務獎,一年滿一百小時法律諮詢已能摘金,但莊耀洸的時數超過五百,律師會破格頒他一個「傑出公益法律服務獎」。律師一字如金,分秒也是錢,但他沒計較,也沒想過把付出量化,「有些事,你見到法援署個律師這樣寫,你真係頂唔順。如果你對案件不認識,就算了,但如果你識一點,可以反駁,就覺得沒理由不駁,有知識就有責任」。對義理的堅持,始於對他者的關懷,以及對自身道德責任的要求。

警察也有人權

放眼當下,警權與人權恍如對立,勢成水火,然而莊耀洸說,「從體制角度而言,警察的人權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他記得一件往事。99年他還是見習律師,參與死因庭一宗自殺案,死者是總督察陸永強。他因醉酒駕駛被判入小欖,在羈留期間自縊身亡。從其遺書得知,他的工作非常沉重,受到上司不公對待,又因警隊的飲酒文化而染上酗酒惡習,脾氣暴躁甚至打罵妻子,受精神病折磨多年,「警察好陽剛,無得升職就好大鑊,給自己好大壓力。如果他將這種情緒發泄出來是很危險的。其實他對自己也不好,太強調服從、紀律,覺得受到冤屈、不公道,底又花了,才自殺」。脫下制服,警察也是人,也會在體制中身受強權逼迫。人權不單重視個人的安樂,也是對他者權益的顧念,不忍他人受壓迫剝削,「難度你們不想整個制度公平一點嗎」?



清一色的呆板辦公室走廊上,一眼就能瞥見莊耀洸的房間。那馬賽克般的貼紙門框,加起來是數十年的歷史迹墨。莊耀洸自中學時已投身社會運動,所有有關民主、社運的紀念品,包括貼紙、海報、T恤,就連集會時人們接過便丟一旁的大會單張,他都細細珍藏,儲了過百種。每談到這些收藏,他就喜形於色,彷彿看見歷史的身影,翻過歲月的跌宕起伏,朝他這個老朋友問好。 (李澤彤攝)


文 阿離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林慧思 - 風雨中同路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4日

【明報專訊】親愛的孩子們:

事件發生至今已過了兩星期,你們好嗎?別擔心林老師,因為林老師有很多同路人陪伴,神曾說過:「獨個兒不好。」所以為我安排了很多天使在我身旁,支持我的每一位市民,就是落入凡間的天使!

網上瘋傳的消息,可能你們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分析事件對錯,也難辨當中的真與假。我們不妨將此事暫且放下,開始過着愉快的暑假。聖經說:「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一切的苦由我來承受,希望日後沒影響你們過愉快的校園生活。

老師並沒有擔心自己什麼,反而老是擔心着你們。孩子,你們的年紀還小,這件事實在不應該影響你們的日常生活運作。平日是由林老師負責教導你們上生命教育課,今次是林老師上了一堂寶貴的生命教育,支持我的市民都很愛護林老師,部分的批評對我來說是一些重要的啟示,就是學會勇於表達意見之餘,同時也需要冷靜處理突發事件。

可能你們心裏疑惑着,為何這件事會引起大眾關注呢?其實林老師只是個平凡人,你們比誰都更了解我的個性,我的信念是愛護我們的香港,這土地有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維護這土地的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我們的責任。當維護這些核心價值的時候,下次我學會了與那些天使們商量對策,從今以後我不再是孤單一人,而是有一群風雨同路的香港人。在那兒跌倒,就在那兒重新上路。我不會害怕!因為我相信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孩子們,讓我們一起展翅高飛,開展人生的新里程!

文 林慧思

2013年8月3日 星期六

蘇菲 - 貴族哈羅與殘破正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日

每次入屯門,目光一定會被那座糅合希臘和英式建築風格的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所吸引。要數香港最貴氣的學府,必定哈羅莫屬;相反,若要找最簡陋破落的學校,與哈羅相隔一個大嶼山的正生書院,則肯定榜上有名。

上月曾寫過正生學生李紫菁的DSE成績,後來收到一位在正生做了多年義工的讀者來郵。她告訴我很多正生的實況,困苦得令人無法想像這竟然是一間「學校」:

「百多學生,只有三個小班房。炎夏焗熱,我們義工只辛苦幾個小時,但他們則長期在三十多度(的環境)之下學習」、「蚊子和熱浪不易熬,學生迫得只睡硬木板」、「學生住在小屋裏,晚上只用尿壺」、「暴風雨時,他們的一切,化整為零。開早會時,我見過鋅鐵下吊着的光管掉下來,險象環生。因環境引致孩子們吐瀉、中暑、爛腳趾等也經常發生」。雨天狼狽、炎夏難過,到冬天仍要咬緊牙關,因為資源不多,學生全年都用冰凍山水洗澡。

兩寄宿學校環境兩極

正生的教職員和學生,就長期在這殘破不堪的校舍裏教與學。老師將誤入歧途的孩子,一個又一個拉回來,這是「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活生生的演繹。原來,除了李紫菁之外,正生有學生已轉讀九龍某名校,據說成績不俗。這位義工又說,曾有一位患專注力不足和自閉症的學生,初入正生時身材瘦削,沒有眼神接觸,只不停在同一位置跑來跑去,當時大家都擔心:「這孩子怎樣教得來?」豈料大半年後,他身體變得健碩,說話彬彬有禮,頭頭是道。

同樣是寄宿學校,哈羅和正生,一個天、一個地。當年哈羅獲政府以一千元的廉價,批出市值六億的屯門海景靚地作校舍;相反,正生至今仍卑微地要求一個有水有電、安全而交通較便利的新校舍。香港這現象,實在荒謬得不得了。

電郵:faicosmos@gmail.com 

李怡 - 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日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

突然想起了魯迅以上這段話,是因為明天下午,紅色組織「香港行動」及「香港家長聯會」,將在旺角西洋菜街集會,揚言要聲討早前在街頭向警察高聲抗爭並說了句粗話的小學老師林慧思。著名填詞人林夕,昨在專欄說:「真假衞道之士卻對林慧思老師火力全開,只為她粗野又勇武地,為荒謬的將死的城市發出了幾聲咆哮?我城即使要死,死於偽善及語言潔癖,就太不值了。」

「荒謬的將死的城市」,不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可詛咒的地方」嗎?至於這個本來是可愛的地方、可愛的時代,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也許我們就要從那個鬼節出生的人的上位講起。

兩年前,唐英年與梁振英都已表達了要參選特首的意願,而唐的呼聲遠高於梁,《蘋果日報》在2011年10月8日,報道了一個知情人士消息,說梁曾在一個圈內人的私人聚會中,向盟友表明已掌握唐英年的「黑材料」,又形容自己猶如「有兩個手榴彈喺手」,一旦在關鍵時刻引爆,就足以令唐的特首夢毀於一旦。有關傳聞在政圈及唐營中廣泛流傳。後來果然引爆了唐的感情缺失和僭建醜聞,導致唐敗選。

去年特首選前,一度由於梁唐都民望走低,曾鈺成曾表示考慮參選。然而事隔數日,曾鈺成即宣佈不去馬,透露有人向他報料,指「有人」正收集其黑材料。曾鈺成在宣佈放棄的記者會上說,梁振英曾致電給他,梁當時向他堅稱並無收集黑材料。為甚麼要打電話強調「無收集」呢?實際上就是出言威脅他手上有曾的黑材料了。

關於發展新界東北,有人翻出梁振英於2010年接受《南方都市報》專訪,他提出要在新界搞一個「免簽邊境發展區」,容許所有內地居民,免簽注進入此區,進行商貿活動,甚至可以工作,促進中港融合。但他上任後,由於香港人普遍反對大陸人無限制湧入香港,於是他的發展東北計劃忽然變成香港缺少土地要為市民解決住房需要的計劃了。香港缺少土地嗎?麥齊光任發展局長數天,就向立法會披露政府的住宅土地儲備共有2,153公頃,此外還有777公頃空置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當中不少可以轉為興建住宅。這一披露,使梁振英關於香港缺地的藉口破產了。加上麥齊光說對唐英年僭建和梁振英僭建會「一視同仁」辦理,於是就爆出了麥齊光騙房津的黑材料。麥與曾景文對租單位騙租津當然違法,但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稱當年公務員之間「對租」單位十分普遍,公務員規例並無要求公務員要披露對租的情況,故做法絕無違規。「十分普遍」的對租,為甚麼會在上任未久的麥齊光身上爆出?據聞麥尚在廉署調查期間,梁振英已急不及待要他辭職了。把這個林鄭的人除去之後,就安排了當年立法會中唯一提名梁振英參選特首的陳茂波接替。陳茂波包庇梁振英僭建,梁振英包庇陳茂波一切醜聞惡行,成為今日香港政壇的主要風景。

連串事態是否有「黑社會主義」的特色?讀者可自作判斷。昨天添馬男在專欄中說:「見到青關會、愛字頭團體忽然湧現,背景不明,將內地群眾對群眾維穩模式搬來香港,改變香港多年來政治文化,推向暴力邊緣。唔知點解,自去年特首選舉後,香港忽然變晒樣,已經唔係大家所熟悉嘅香港,旁門左道古靈精怪變成主流。」「黑社會主義」的一套已傳來香港矣。

香港變了,不是溫水煮蛙地變,而是一年多就「變晒樣」,變成可詛咒的地方與可詛咒的時代。我們都珍惜自由,而且也應該知道,自由的底線就是不能以侵害別人自由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自由。對於法輪功,或青關會,你可以沒有立場,但當一方以暴力去侵害另一方的表達自由的時候,就是對核心價值的言論自由的戕害。我們的自由會因此流失。你也許沒有勇氣抗爭,但如果你珍惜自由,你就不能不支持「敢說,敢怒,敢罵」的積極抗爭的人,即使這人在憤怒中說了粗話,她也沒有教壞細路。如果小朋友在電視新聞看到政客滿嘴謊言而忍不住說了句粗話,你會譴責他,還是在糾正他之餘更要大大肯定他的愛憎分明?

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覺。在這「荒謬的將死的城市」,若你像魯迅說的「真要活下去」,不要只執着於「和理非非」了,想想魯迅怎麼說吧。

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韓連山、施安娜、戚本盛支持林慧思老師聲明

2013年08月02日   獨立媒體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林慧思老師遭到的惡毒打擊感到憤慨,謹作公開聲明如下:

2013年7月14日林老師因見青年關愛協會以大型橫幅遮擋法輪功攤位,而現場警察沒有及時分隔青關會及法輪功雙方,儼如讓青關會的干擾繼續下去,於是與警察理論。其後,有人刻意剪輯林老師當天憤慨發言間的三兩粗鄙言詞,將片段於網上流傳,抹黑林老師,滋擾其學校,警察員佐級協會和警務督察協會相繼發出聲明,《文匯》、《大公》等輿論機器接連開動,左派團體則更將舉行公開活動,對林老師個人作出無休止的攻擊。

我們明白,教師的言教身教均極其重要,但林老師當天的公餘身份,實與一般公民無異,一時失言,情有可原,而根本與她的教學工作無關。更重要的是,林老師並非支持法輪功,卻挺身而出,捍衛法輪功的和平集會和言論自由,正是公民的良好榜樣;她所珍惜和堅持的,正是我們必須守護及留給下一代的價值。

教導學生明辨是非,是教師工作的重要使命。要明辨7月14日事件的是非,就不能截取林老師的片言隻語大加譴責,而必須看到事件的來龍去脈:法輪功的權利被干犯、林老師仗義執言、事後被報復抹黑、甚至其學校、上司、同事也被滋擾等事實。

我們質疑,一個市民打抱不平而被這樣惡毒攻擊,是否要殺一儆百,對不平則鳴要消滅於無形?一個乾淨得沒半句粗話,卻無視集會和言論自由被侵犯、仗義執言卻被惡毒攻擊、報復的社會,是否我們樂意留給下一代的?


我們知道,林慧思老師曾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在課堂教學以外,她關懷愛護學生,受到學校和家長的肯定。作為教育工作者,能與林老師為伍,我們感到無比光榮,我們不會因她一時失言,就與她劃清界線,反之,我們仍會與她站在一起,反對那些對她的無理攻擊,維護任何人表達自由的權利。

韓連山 (退休教師)
施安娜 (中學教師)
戚本盛 (教師專業發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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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手空空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日

雖然不是新亞書院的學生,但當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有不少課要在新亞人文館上,再加上系裏一半同學來自新亞(另一半就是我們崇基學院的人),所以我對新亞還算熟悉。那時候,我們老愛取笑新亞校歌,什麼「手空空,無一物」,真係擺明畢業要揸兜;而且還要「路遙遙,無止境」,真係慘足一世。儘管大家都是唸了一個注定冇運行的系,可新亞同學的悲劇卻是創校人的理想,實在沒什麼話好講。

玩笑歸玩笑,我猜大家對這首歌以及神話般的「新亞精神」,還是打從心底裏佩服的。尤其值得注意,錢穆先生親撰的這闋歌詞,並非取喻而已,且是當年新亞創校先賢的真實寫照。

徐復觀先生曾經如此憶述:「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複原位,以應早課之需」。錢先生也說:「學生來源則多半為大陸流亡之青年,尤以調景嶺難民營中來者佔絕大比數。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臥三、四樓之樓梯上者。遇余晚間八、九時返校,樓梯上早已不通行,須多次腳踏鋪被而過」。

正是這般處境,才能托顯新亞校歌那無一言虛詞之氣概:「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絕非叫人一輩子挨窮挨餓,而是無論外在物質境遇之豐寡,人世命途之吉凶,「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這等境界或許太高太難。「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許也還是離我們凡人太遠。然而,做不到且不打緊,這種精神是切切不能輕侮的。

昔時先賢又是怎麼熬過那段歲月?如何真能活出「新亞精神」的呢?無它,道統在焉。新亞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先生就見過道統活先生的體現,他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先生)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