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茵訪問羅沃啟：人在做，他在看

2011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七一夜，我在干諾道中堵路現場，與一個年輕示威者聊天之際，他忽然拉拉我手臂，很開心地說，「你睇，那個橙色衫的叔叔又來看我們了！」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

近年警民衝突頻繁，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青年圍堵立法會、支聯會六四遊行、中聯辦外各大小示威，都有他的橙色身影。過往羅沃啟只是從旁觀察，今年七一，他首次成了鏡頭焦點，因為警察差點想要拘捕他。

那晚他振振有辭與警官爭辯，「全世界從事人權監察的組織都應該得到政府支持，而不是打壓。」十多年來在示威過程充當觀察員，從沒受到阻撓，不料警權之手今次伸向監察人員。後來曲線一點想，「真係拉我就好呀，上到去法庭，你就大獲，一定國際嘩然」。

羅沃啟年輕時是個毛派，自言對毛澤東、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很多新左老左都熟，但後來，祖國的發展當然是令他失望的。「報國無門」之下，心想還是做好香港更實際。

95年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牽頭，聯同戴啟思、陳文敏、陸恭蕙等成立人權監察時，羅沃啟是蟻聯的成員，正為立法局增設功能組別的議題鬧到聯合國上去。大家都關注回歸後的香港人權法治，在日內瓦人權委員會遇上，陸恭蕙趁會議期間小休便邀他加入。

只求一國兩制倒退減慢

羅成了人權監察的首任總幹事，轉眼便16年。「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的空間，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重要的示範單位，回歸後希望將這些優點保留，盡量將一國兩制的倒退程度減慢。」他笑說，「我們要求已經好低，是倒退定了，只希望倒退得慢一些。」

人權工作範圍甚廣，十多年來，由政制發展、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性別與種族歧視、私隱權等大小議題，羅沃啟都積極在本地媒體以及國際人權會議上發聲。近年警權問題前所未有地惹人關注，也成為人權監察的重點工作。

羅打趣說，97回歸大典舉行期間，李明逵用來掩蓋示威聲浪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樂》，恰恰選中了歌曲，「那正是納粹時期，受害者被推進毒氣室，臨死前播的音樂。」可說為回歸後的集會自由敲起了喪鐘。

事後輿論與警監會（現稱「監警會」一致抨擊，警隊內部也發出指引，明言處理示威遊行時，不能假設參與者有犯罪意圖，警方主要角色是協助示威順利進行。

「回歸初期，警隊至少會盡量給公眾一個政治中立的形象，但近年來，可以見到那份指引的原則已經蕩然無存。警方處理示威時，無論立場和策略，都明顯受政治影響，變成是政府的一環，去協助維護中央權威，減少尷尬場面，甚至只是用來打壓示威者。」

在這種改變下，羅目睹警民之間的互信一點一滴流失。「只要有一次處理不當，以後市民就唔會再聽你講。那次警察收咗支聯會個民主女神像，我在遊行隊列裏見到一些好多年無出來的舊朋友，他們都是些乖到唔恨的人，但我看着他們一路行、一路踢警方擺下的雪糕筒，每個人經過就踢開幾吋，踢踢吓，遊行隊伍就多佔了成半條行車線。他們這是在對警方做無聲的抗議，表明『我哋已經唔會再接受你的一套』」。

警員膽粗粗好危險

另一方面，羅私下接觸警方朋友時，亦聽到他們說，警隊內部對示威者已產生一種非常敵意的氣氛，情况令人擔憂。「曾偉雄帶頭話，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好似好壯士氣，下面的人就諗，『上頭夠硬，我哋就做硬佢』，以為出了事有一哥撐。膽粗粗是好危險，你對着的不是大奸大惡、江湖大盜嘛。」

事實上，所謂果斷執法，羅沃啟認為並不能收震攝示威者之效。「這樣大規模拘捕示威人士，只會壯大支敢死隊。到一個地步，大家拉又拉過、鎖又鎖過，其實就畢業，以後都不會驚。問題是社會上有些根本矛盾解決不到，有班人覺得在體制上找不到出路，而這體制又無民意授權，衝突必定會繼續，他們亦預計好要付代價。」他簡單一句概括﹕no justice, no peace。

堵路 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

但示威者以行動爭取民主權利之餘，亦有市民質疑堵路的行為損害了普通人的道路使用權，到底示威集會的權利界線應該怎樣劃分？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犧牲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益？

羅指出，堵路示威的行為在各國都有案例，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有判辭指出，道路並不是純粹的交通用途，亦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既然道路平時已被車輛佔用，在某些日子讓示威者使用，是否可以將就到？當然每次示威的情况不同。香港的終審庭案例就認為，示威一定會造成阻礙，但不應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超乎合理的阻礙則可以視為違法。」

「但你要留意，堵路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違法，這班人不是亂衝出去的暴民，是經過深層思考的，你同佢哋傾偈會發覺佢哋睇好多理論，直接行動、公民抗命的論述朗朗上口。」羅解釋，現時堵路示威的行動，正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人民將權力交給政府，條件是政府要為人民的福祉作出適當決策；一旦政府濫權做一些損害人民的事情，它違反社會契約在先，人民就沒必要聽命於這個政府了。這時候如果當權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反對聲音，一批人會甘願被國家機器懲罰，透過受罰顯示體制的不合理性，期望在社會上喚起更多人反抗。

羅沃啟認為，抱着這種信念的堵路者，其實是社會上的良心和精英，傷害他們，等於在傷害社會的寶貴資源。「公民抗命並不容易，有各樣的原因會導致其失敗，無法喚起市民共鳴。但我們人權監察的基礎精神是，一個人即使犯了法、判了刑，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被捕過程都要受到尊重。」

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羅沃啟總是站在雞蛋的一邊（註），有時示威者見到現場有他在，都比較安心，起碼有個見證。「警隊有足夠裝備去保護自己，而且用的是公家資源。示威者在牛高馬大的警員面前其實是很弱勢的，受到不公平或暴力對待，要投訴追究都不容易，往往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和代價之後，仍然得不到合理裁決。」

不過，為免損害組織的中立性，觀察員即使見到警方有過分使用武力，亦不會立刻出言制止，以免干擾事態發展。人權監察做的是記下證據，循政府體制、法律訴訟和聯合國機制等途徑，爭取公義的裁決及制度、政策上的轉變。

「傳媒也是一道監察力量，但我們對人權的事情會敏感一點、留意的細節多一點。比如警方清場時，記者通常影到示威者被抬出警方人牆就完了，我們會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拍攝人牆內的路段、一個拍攝人牆外到上警車為止。另外，近年警方大量攝錄示威遊行場面，我們也會留意，他們是影整個場面、還是個別示威者的大頭？有些警員拍攝時給人報復式的感覺，專登將鏡頭近距離對着你，都是涉嫌侵犯私隱權。你不能說，『無做壞事怕咩人影？』喂，我去廁所都唔係做壞事，唔等於你可以影。影咗之後，片段如何使用？哪些部門和級別的警員可以看到？保存期多久？都是很重要的人權問題。」

警察都誤解「公共空間」

羅沃啟說，要判斷警方是否「合理地使用武力」，往往要考慮整個活動的細節經過，近年雖增加了觀察遊行示威的資源，但面對社運青年野貓式行動，他亦笑謂「太spontaneous了，完全唔知幾時會發生、邊度發生，好突擊，趕到去可能已經出咗事好耐。我們的觀察員大部分是義工，call起人嚟，有人要湊仔、有人聽日考試，都幾難次次去睇。」

是否資源不足？羅沃啟說，其實都很多人願意幫手，不過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記者，也有些有政黨背景，不便擔當觀察員，但都會在背後出錢出力，協助打官司、寫報告、贊助他們去聯合國開會等；由於組織的角色中立，而本地專責監察人權狀况的團體又不多，間中也會得到政府一些項目撥款。

至於一般市民對人權監察工作的支持度，羅覺得視乎時節而定，六四、七一等敏感時刻會特別關注，遊行期間都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捐款。「抽空咁講，大家都會覺得人權和自由很重要，但具體問題上的認識便有參差，例如維持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之間應如何取捨？道路就是讓車行，用來表達就不妥當？包括警察在內都存在對公共空間的錯誤理解。」

「好多時對自己有益嗰下就會講權利，但不打算付出代價。社會為弱勢人士做多些，好像覺得額外施恩，其實是應份的嘛。大家如何對待新移民、少數族裔？新右派的興起，其實也反映個別人士的人權意識、素養有改善空間。」

（註）2009年2月，村上春樹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說﹕「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雞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制。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統性地。」

什麼人問？林茵

80後記者，七一晚上混在一堆80後裏扮示威者，目睹「橙色衫叔叔」差啲畀人拉

什麼人答？羅沃啟

「橙色衫叔叔」，人權監察總幹事，七一晚上在中環觀察清場，點知自己都差啲畀警察清埋場。

文 林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