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中午時分，天朗氣清，李慧玲穿著深啡色大衣，衣領上扣了一朵粉紅色的罌粟花別針，走進咖啡室時，笑容滿臉。
在收到通知從《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調走後第二十一天，她第一次坐下來，讓同行專訪。
訪問未開始，倒是她先提問，問我為什麼想做傳媒。
然後，她說到自己，第一句就是「我好鍾意做記者」。
她常叫身邊人入行，朋友、親戚，還有以前的陳曉蕾。
「從前覺得義無反顧。但到了現在，不敢說得這樣絕對。這行業好困難，是否真的可以像我當年入行般，做得咁自由？我都doubt。」
電台名嘴被噤聲已不是第一天的事，可是香港的情况愈來愈糟，「現在的政府，是明目張膽仇視傳媒」。
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烽煙節目至少讓人覺得有直接發聲的渠道，雖然李慧玲「只是」被調，雖然重回的節目《左右大局》仍有phone-in，她這天還是說了三次，烽煙節目，岌岌可危。
最早烽煙官民直接溝通
九年前，鄭經翰和黃毓民先後封咪那一年，李慧玲從報館走到電台開咪，節目是本來由黃毓民主持的《政事有心人》。她說，新工上班第一天就開咪，除了記得直播有好多蝦碌，拍檔是誰、題目是什麼，統統已忘了，「如何做？我只做回我自己」。錄音室外的她，能言善辯，喜歡與人傾偈，不過她所說的「自己」，是記者的身分。
讀書時期的李慧玲，「喜歡寫作，把觀察的事記錄」，早以做記者為志。預科畢業後，在查良鏞的《財經日報》做暑期工，「當時我未聽過這份報紙，人工又好奀，但我想黐住報館」。後來《財經日報》結業，另投查良鏞的《明報》，李慧玲一直跟隨，一做就十幾年。三十五歲時，她已是明報的新聞總監，到商台前，她還做了三年《蘋果日報》副總編輯，記者的使命感，早就住在她的身體裏。對她來說，由客觀報道新聞的記者，改做領導社會意見的烽煙節目，與記者寫評論差不多，「在報館時，我這樣教記者寫稿：你不應說這個人有幾漂亮，而是寫她的眼很大、鼻子高、嘴巴小，讀者看完你的事實描繪，得出『她好靚啊』的結論。我很贊成記者不止寫報道，還寫評論，寫時應找更多事實去支持你的觀點」。
電台影響力沒減弱過
香港的烽煙節目，大概有幾個階段。一九六九年，香港電台首先製作「電話訴心聲」，一星期播出一次，節目每次邀請一個政府官員解答聽眾問題和處理他們的投訴。那個年代，巿民若有意見，只有去信英文報章才有機會得到政府回應，所以當時電台提供了政府與巿民直接溝通的重要平台。後來的烽煙節目，愈來愈多意見成分，到了鄭大班時代，李慧玲形容，「他是社會行動家，以傳媒做平台，他本身就是一個新聞主角」。而後來加入的她，除了就每日新聞做分析、評論，還加入大量記者採訪元素，「我們提出疑點、跟進、發掘事實」。她說，開咪之後第一次做得成功的，應該是鍾麗幗事件。當時鍾麗幗是房屋署副署長，離職後入恒基，參與西九的項目，涉嫌有利益衝突。「她在我們節目上有phone-in對話，人們覺得她當時講錯說話，愈描愈黑，我們一直chur住這單新聞。」最後，時任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決定修改公務員離職申報。黃昏節目，討論時事多以清談、評論的方式，追求新聞跟進至這個地步，在李慧玲之前很少見。據她所說，政府新聞處一直有為早上的電台節目做文字紀錄給官員，後來，連黃昏節目也有需要筆錄。香港的電台收聽率雖然每年遞減，可是影響力似乎沒有減弱過，至少官員認為它的威脅已到達不能忍受的地步。李慧玲很認同，「它在時事上的影響力，是不成比例地大」。她認為，電台的滲透層面可以很廣，「政圈啦、高官啦、商人啦，連一些『颱風級』的人、一些你以為他們不會聽電台節目的大人物，原來也在聽，有時我做做吓節目，就曾經試過收到他們的WhatsApp，糾正我在電台的說法」。
追新聞即收料即出街
李慧玲覺得，自己跟其他烽煙節目主持不一樣，不論是評論方式，抑或是工作模式。「以前的主持人可能本身很有識見，開咪前才返到電台，一開咪就有嘢講」，這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受聘方式不同，以合約方式做嘉賓主持。「我是全職僱員，把日常精力全放在電台工作，工作時間可能有十二小時。」以做黃昏節目為例，她一般早上約十時回到公司，先閱讀當天所有報章，然後跟團隊開會，對當天節目有初步構思，午飯後，再看早上想做的是否做到，或有沒有新進展、新事件。不過度了一整天的題目，有時也不保證節目就無驚無險，尤其時事節目最講究新鮮。李慧玲的節目，六時半開始，不過在節目開始才突然轉題目這種事，經常發生。最近一次，是失蹤女嬰母親被捕那黃昏。「做做吓節目，突然看到電視的突發新聞。我立刻在節目裏讀出新聞，然後即時抒發感受、評論，到七點新聞報道時，同事打去PPRB（警察公共關係科），我打給警方的線人。直至新聞後，節目要再開始了，我仍在跟線人通電話，於是請同事插播預先做好的segment（預先製作好的環節，例如是把官員說話拼到流行曲、剪輯好的高官前言後語等），畀多三分鐘我收料。這單新聞，我們應該是全港最快說得出，那母親把女嬰扔在垃圾桶、她原本的供辭怎說。」說時她嘴角向上翹起，一臉自豪。
持久報道別放過「那些人」
除了追新聞的反應好快，李慧玲也嘗試在這個基礎上，突破做新聞的限制，尤其現在的政府，看來喜歡分散我們注意力，用新聞事件一單蓋一單。她的方法也是用segment，每天播幾分鐘，證明我們還在意。「聲音黃絲帶」是最好例子，在程翔被囚禁的日子，李慧玲每天計算日子，直至他獲得自由：「今日係程翔被內地關押第N日。」這環節足足堅持了超過一千日，每天幾分鐘的聲帶內容都不同，有不同界別的人為這幾分鐘錄音，也試過到程翔的家裏參觀書櫃，告訴聽眾他看什麼書，做過什麼筆記。「持久好重要，不要輕輕放過那些人。」她所指的「那些人」有好多，例如僭建的梁振英、涉嫌經營劏房的陳茂波，臨離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前的「新政總日記」，同樣想告訴「那些人」，人民不會忘記。
危危乎：去主持化去phone-in
李慧玲坐在咖啡室的沙發上，眼神一直堅定，手卻沒停止過撫拍沙發扶手，腦裏像有千頭萬緒同時在運轉。說烽煙節目如何幫得到小巿民時，她的眼睛閃爍明亮，「今年最開心的一定是LV告小商戶侵權的事，最終促使LV撤銷入稟、和解」。她不怕別人說她只能幫一小撮人而忽略其他千千萬萬要等的人，「問題只有值不值得幫」。而說到現今政府，又或是整個新聞行業面臨的困境，她的手始終沒有離開扶手，但開始緊握拳頭。傳媒工作者，尤其做她這種崗位，很多事比我們看得更清楚，花更多時間思考這些問題。她說，經過被調節目這件事，「烽煙節目，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有兩個好明顯的變化。」李慧玲說，第一，是去主持化。「你在港台烽煙節目就見到，主持人沒有角色，是交通督導員。」可諷刺的是，幾年前港台為紀念八十周年而出版的書籍《一起廣播的日子》中有個訪問，「當時的主持人說，烽煙節目主持人不可以A又說得對，B又說得對，與其要個交通督導員，不如不要主持人，換成電腦就行，反正這種工作，電腦程式可以處理得到」。
主持變交通督導員
第二，是烽煙節目去phone-in的想法，甚囂塵上。「他們認為，phone-in的聽眾，大多是基層巿民，說話沒什麼識見」，要找「有質素」的評論，可找專業人士、學者。「我非常反對，尤其現在的政制沒有普選，烽煙節目多年來都是民意窗口，讓巿民知道他們有這個渠道現場地說出他們的聲音，而官員亦有責任上烽煙節目，除了接受主持人質詢，也應該與巿民有直接對話。」她認為，這是烽煙節目的社會功能，電台最大強項是現場對話，卻居然有行內人想自斷經脈。而且民意沒有對錯之分，讀書多點、賺錢多點，是否代表你的想法就比較對？「這想法太精英主義。」
「梁班子明目張膽仇視傳媒」
而最讓人感到沮喪的，是整個傳媒行業，正處於低氣壓。新聞工作，從來沒有一個做官的喜歡，可是近年的打壓，香港人有目共睹。「以前的官員都不喜歡傳媒，但他們知道，不接受傳媒監察是不對的，所以在公開場合也姑且要扮大體。」麥理浩做港督的時代，也曾斥罵：I
don't want my
dog to bark
me（我不要我養的狗吠我！）「他說這話之前，曾問有沒有記者在場，知道沒有，才開始罵。後來在公開場合，港督還是稱讚傳媒大力鞭策政府進步」。現在，她看到的是「梁班子明目張膽仇視傳媒批評」，「董建華做特首時，曾在禮賓府宴請當時的烽煙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很多媒介朋友都曾聽說過，當時仍是行會成員的梁振英私下提起此事，他覺得，這人天天在電台罵你，你怎可能請他食飯？」
怕封殺變成習慣
「葉劉淑儀覺得麥嘉緯無禮，絕對可以向當事人反映，不是說記者大晒、傳媒大晒，但她選擇向其上司投訴。你看到整個班子的傲慢，明目張膽說你傳媒不能這樣對我。」但讓她驚訝的是，傳媒對此的報道篇幅甚少。而即使社會反彈，過後一切又好像已被習以為常，「無綫封殺《蘋果》，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表達不滿過後，做了什麼？我看不到」。她擔憂的是，巿民逐漸接受這種事，讓政府將來同樣因為覺得報章有問題就封殺，「你鬧政府，政府就不接受你採訪？」而這種事其實悄悄在發生。李慧玲未離開《晴朗》前，早有不少高官拒絕上她的節目，「他們沒有公開解釋原因，但我在很多私下的渠道都聽到，我曾讓他們難堪，所以他們不會再上節目，亦有人跟我說，我約他就唔會上，第二個人約的話，他就上」。訪問當天，換上陳志雲做主持的《晴朗》邀來律政司長袁國強，就是其中一個李慧玲「約了N次都約唔到」的高官。「我唔覺得有高官上來有幾巴閉，不過我覺得他有責任來與公眾對話，而我也有責任代表公眾繼續邀請。」
訪問過後，當天黃昏，李慧玲如常回到廣播道開咪，她說，仍在重新適應工作時間。在她與新拍檔黃潔慧之間坐着的，不是高官，而是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咪前的她，沒有咖啡室落地玻璃透進的陽光，臉上看來少了一分閃耀。不過她靈敏依然，在陳教授滔滔不絕評論新出台的政改諮詢文件時，還是找到空罅說意見和追問問題。即使說話的空間，事實上並不多。
文 陳嘉文
圖 林俊源
編輯 方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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