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5日
今年10月1日,耶魯大學政治系榮休教授胡安·林茨(Juan
Linz)去世,享年86歲。作為20世紀社會科學大師級人物之一,林茨教授1963年首次提出「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被譽為「威權之父」。
1996年,他與阿爾弗雷德·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獲得政治學斯凱特獎。書中,林茨認為:主權國家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在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地區,管理組織沒有在其領土範圍內獲得有效權威而完全自治,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因此他估計,在中國「最終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政體,無論那裏的民主運動範圍和力量有多大」。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昨壠動政改諮詢,對於無數認為這次諮詢將為真普選帶來希望的人士而言,林茨這個對於香港民主的悲觀猜想,無疑是一瓢冷水。
林茨的論述是:「在非民主化的國家之中有否可能產生一個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亞體制?民主政治體制能否存在於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框架之中,或者是後極權主義的國家之中?可能不行——因為這樣做將為全國的居民提供一個機會,使他們看到,有些區域享受了他們所沒有的自由。這種不協調將使主權國家持續地形成一种摧毀那些民主制度的意願。但是,還存在更為嚴峻、更具有根本性的結構性難題。國家仍然擁有權利改變組成單位的政治地位。」
回歸16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現實證明了「林茨猜想」的準確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近日來港,表達出中央對香港普選的「風險意識」,映證了「林茨猜想」中主權者對局部民主的憂慮和進而要加強控制的願望。李飛說:普選「雖然理論上有巨大的優越性,但現實中不乏巨大的風險。不顧客觀條件而推行普選,(將)導致社會混亂」,「如果民主制度的演進過於激進,(將)造成社會震盪」。
普選的客觀條件應包括心理和社會條件。自上世紀80年代初啟動代議政制改革以來,港人的民主訴求日益高漲。然而,1988年因中港政府的「秘密共識」,導致民意諮詢數據被扭曲,立法局「八八直選」被否決;1995年立法局選舉,所有議席首次完全以選舉方式產生,引起中央高度不滿,宣佈放棄「直通車」;07/08雙普選,基本法附件規定可以進行,中央卻不顧七成市民支持政制改革的民調結果和數十萬港人遊行要求雙普選的現實,而予以拒絕;隨後港人爭取的2012年雙普選又告流產。
香港尊重言論自由,擁有司法獨立,不存在宗教、民族極端勢力的衝突,沒有政黨政治推波助瀾,香港民主能「激進」到哪裏去?中央誇大「民主亂港」風險,實質是掩蓋「民主亂中」的憂慮。如李飛所說,若民主派觀點的人當上了特首,「怎樣向全國人民交代?」普選是否必要,港人擁護特首與否,並非中央首先要「向港人交代」的問題。林鄭在立法會聲明中指出:「討論政改時須考慮特區成立的歷史背景,明白特區的憲制地位」,「確保相關產生辦法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這些從中央立場出發,而不是完全對香港負責的要求,為「假民主」、「假普選」埋下了伏筆。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時,說中國「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根據「林茨猜想」,香港民主的夢想是否要到2037年才能真正實現?歷史往往並不依人的意志而發展,薄熙來對王立軍的一個巴掌,徹底改變了自己作為一方霸主的政治命運;突尼斯一名街頭小販遭警察粗暴對待,引起了席捲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香港民主能否在大陸「主權僭越者」百般干擾下獲得局部成功,在未來五個月咨詢期間,如何即堅持人權至上的價值理性,又運用多害相權取其輕的工具理性,取決於港人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陳健民先生,1988年至1995年就讀於美國耶魯大學,正好是林茨教授的學生,2007年他還前往母校,探望適逢八十大壽的恩師。陳健民準備用佔中的實際行動,來否定恩師有關香港民主的這個悲觀猜想,士別多日,林茨的在天之靈或許會對他這個香港弟子刮目相看。
沈舟
自由撰稿人
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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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這樣說,肯定挨罵。
回覆刪除我沒有林茨的學識,但我一向認為愛國是大多數人的需要,在地球村成立之前,即使講民主也不能不說愛國。
我的學識僅建基於村頭村尾打交,村落與村落爭水源,社會化過程,的確存在大我小我之分。
我沒有興趣林茨的推論,但有興趣林茨所立足的事實:
『在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地區,管理組織沒有在其領土範圍內獲得有效權威而完全自治,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因此他估計,在中國「最終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政體,無論那裏的民主運動範圍和力量有多大」』 -- 大多數人(能移民者除外)可以不喜歡他的國,但他有需要一個國(以獲得有效管治 / 以改變這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