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9日 星期一

郝建 - 鐵窗外的妻子

星期日生活   2013128

【明報專訊】她是一個小有名氣的詩人、攝影家、美術作者,三年前,她的丈夫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丈夫和妻子都不知道,在他們自己的祖國,這帶來的絕不是掌聲和讚許,而是更可怕的噩夢、更嚴酷的非法控制和精神折磨。這種壓力,更多的不是落在已經身陷囹圄的丈夫身上,而是落在鐵窗外這個瘦弱又疾病纏身的妻子身上。

自從2010108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那天開始,他的妻子劉霞就被非法軟禁,幾乎處於單獨囚禁的境况中。她只能見到幾個直系親屬,到任何地方去,警察總是如影隨形,每次探視劉曉波也必須由警察開車送去。她家的樓下的進門過道上擺放着一個破舊的長沙發,永遠有兩人以上在那裏看守。朋友們去試圖探視,總被強力阻止並遭到威脅。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弟弟又因為一件經濟糾紛被法院判以詐騙罪名處了十一年徒刑。根據劉霞的律師尚寶軍的分析,看管劉霞的警察把這判決當做是對劉霞見到美聯社記者和我們幾個朋友衝到她家探望她的懲罰。我認為,劉霞的弟弟劉暉被判十一年肯定有政治因素的影響,當局就是用這種株連的方法向劉霞和劉曉波施加壓力,以圖把他們驅趕出中國。本來,劉霞只是忍受丈夫遭受牢獄之災的痛苦,弟弟被判之後,她就更加陷入對自己父母和弟弟家人的極度內疚之中。以我對劉霞性格的了解,面對這些內疚和壓力,她又不會去跟劉曉波述說,會見時又要強忍淚水,向他描述一切如常的假象。劉霞把所有的痛苦和糾結都擠壓進自己內心。

那生活狀態漢子也難承受

就我偶爾看到她的狀况和從莫少平和尚寶軍律師那裏得到的情况,劉霞處於精神頻臨崩潰的邊緣。對此,我和朋友們極度擔心憂慮。劉霞本來就是一個性格內向沉靜不多言的女子,她一個人過馬路時都戰戰兢兢,頗為膽怯。現在,她一個人處於幽閉狀態中已經三年多,朋友們說起這事都會被焦慮擊倒。在此等高壓狀態下生活,就是我們這些飽經憂患的男子漢也難以承受。

她腦子有兩個劉霞

三年多以來,我極艱難地看到她幾次,就從這短暫的接觸看,她的精神境况都每况愈下。由於她家被嚴密看守,我和朋友有時只好圍着她家樓下朝窗子嚷嚷。偶爾她會出現在窗口跟我們說幾句話。去年12月初碰巧看到她一次,那時她還能跟我們說幾句話,還能跟劉荻在樓上下彼此學貓叫,因為小劉荻的外號叫老鼠。那次她聲音裏還偶爾露出笑意。去年1228日劉曉波的生日那天,我與徐友漁、胡佳、劉荻等朋友推開樓下的看守衝到劉霞家,可那次她的狀態跟月初比就更為緊張、恐懼。她流着眼淚抱住徐友漁,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徐友漁只能大概分辨出「我們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他們手上」。說話間,看守已經衝上來,擔心看守會給劉霞造成更多壓力,我們只好在糾結的心情中趕緊離開。今年春節後,我跟徐友漁又在樓下從窗子裏偶然看到了劉霞,我們輕聲喊叫她,可這時她已經說不出話來,看着我們只是哭泣。我們每次去看望她都問她是否會給她帶來警察的迫害,她有時說擔心會給我們帶來麻煩,在他弟弟被審判前後,她又讓莫少平和尚寶軍律師帶信,讓朋友們不要再去看她。劉霞本來就睡眠不好,經過這三年的幽閉生活,她嚴重失眠。她跟律師尚寶軍說過,自己腦子裏有兩個劉霞,一會這樣想,一會那樣想。從這些症候看,劉霞一定極為憂鬱,甚至患有較為嚴重的心理疾病。今年8月,劉霞的弟弟二審在北京懷柔區法院開庭,我一早就守在法院門口,想跟她說句話,或是做個手勢給她點安慰。可是劉霞那天沒去成,半路上就手腳冰涼,胸口難受,趕緊回家去了。

因為她曉波變溫潤堅韌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絕對少不了劉霞的影響。1980年代劉曉波以「黑馬」著名馳騁中國文壇時,他的情緒衝動和觀點激進是有名的。可是在1989年六四慘案以後,劉曉波從監獄出來,他的文章卻愈寫愈溫和、理性,他貼着人情事理和邏輯講話,貼着中國現實講話。他的學養訓練和平實講話,實話實說的風格在他以後的政治、社會評論中愈來愈明顯。奇怪的是他這個人也跟文章一樣,愈來愈溫潤,愈來愈堅韌、處變不驚,而在寫作和日常生活中,他那份激情和準確、犀利還在。我認識的人中,很少見到性格變化這樣大的。朋友們私下裏議論過這事,大家一致認為劉曉波的變化受到妻子劉霞很大影響。劉霞這人性格十分平和、沉穩。1990年代中期,為了能夠看望劉曉波,劉霞堅持跟政府要求,到監獄去與劉曉波辦了結婚手續。可劉霞這人也有夠討厭,我們邀曉波搓飯或者到昌平爬山、吃烤魚,她總不來,自己在那畫油畫,做攝影。劉霞的油畫色彩感覺挺好,用色比較簡單,用偏中性色多些,用色不是很猛,構圖上則常常好弄個破格。劉曉波被捕和獲獎後各大媒體用的照片都是他的妻子劉霞拍的。2006年我到巴西去搞一個電影策展,問劉曉波要帶點啥,他只要帶幾個醜娃娃,劉霞做攝影作品有用。我買回來幾個好看的布偶娃娃,曉波說不對,不夠醜,後來看到劉霞的那一組拍娃娃的攝影作品,才明白她是有本事審醜的。劉霞喜歡喝葡萄酒,我喝酒過敏,朋友送給我的葡萄酒幾乎都送到了他家。

朋友探望成為她的過錯

至今記得這個日子,20081210日得到消息說曉波被捕,打電話給劉霞,說不出安慰的話。劉曉波被捕後,同事崔衛平來電話問我有什麼看法,答曰:「對他的文章徹底門下走狗;我對憲章完全同意,一個字都改不動。好像他自己也沒想到會因《零八憲章》入獄。我也沒想到,這次審判居然成了巨大的脫敏事件,人們紛紛對政府的殘忍和昏庸說話。」那一陣,許多人都接到崔衛平的「午夜凶鈴」,大陸文化界許多人在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聲音。

之後劉霞的電話就再沒打通過,本來那個月初我跟她約好送她去錦州看曉波的,當時我給曉波買了三箱兩個牌子的八寶粥,買兩個牌子是要看看他喜歡哪個口味的。三箱八寶粥還在我的汽車後備箱裏。也不知什麼時候能交到劉霞手裏,更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能見到劉波,好想擁抱一下他。

20101010日劉霞去監獄見到劉曉波。得知自己獲得和平獎,曉波惦記的是天安門母親和死難者,他傷心痛苦地哭泣,他說這個獎屬於六四亡靈!

轉眼間,劉霞被幽禁已經三年多。2013年春節前,我向聯繫我的警察提出書面要求,請求准許我在春節期間去看望劉霞,但是依然受到禁止。可讓我吃驚的是,最近劉霞自己又讓律師帶話給我們,不要再去看她。這顯然是受到了警察的壓力,把朋友去看她承認為她自己的過錯,主動地去幫助警察把自己與世界隔絕起來。她的內心恐懼感是多麼強烈才會做出這種表示!

我對劉霞的精神和身體狀况極為憂心如焚。在此,我向中國政府和北京市有關部門呼籲:立刻解除對劉霞的非法拘禁,讓她自由地就醫,自由地會見朋友,自由地開辦畫展。如果劉霞在高壓之下有個三長兩短,這首先是劉曉波和劉霞朋友們以及中國公民的恥辱,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的恥辱和罪行!

文 郝建
編輯方曉盈、鍾家寶

Vic:劉霞何罪之有?劉霞的遭遇,拷問全體中國人的良心。劉霞與劉曉波不得自由,中國人就是一個恥辱的身份。

1 則留言:

  1. 中國社會面對中共政權對少數異議者與少數民族的迫害表現出的冷漠麻木,這篇文章有著一針見血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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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為何不聲援趙連海
    •2010-11-23 旺報 【葉國豪】
    日前《旺報》以社評的高度,呼籲台灣社會應該聲援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維權,卻被判刑的受害家長趙連海,並以台灣的經驗為例,敬告北京當局應該正面看待事件的重要性與意義。

    在兩岸政治與傳媒市場關係交錯複雜的今日,上述言論尤具道德勇氣,亦突破近日糾纏於五都選舉以及召妓風波等負面新聞的框限。

    四論道盡書生犬儒

    事實上,不少台灣的知識分子囿於視野、情感與認同等因素,對於彼岸公民社會發展的認識與關注尚不足夠;然而面對趙連海被判刑,我接觸到不少出身於大城市、擁有高學歷或「海歸」經驗的「中國特色」年輕知識分子,亦充滿了犬儒與自私的心態。

    他們對於諸如毒奶粉或豆腐渣工程等事件的第一個反應往往是「中國特殊論」,意指由於中國是這樣的廣闊、複雜與特殊,因此甚麼都可能發生,也就甚麼都不令人意外,這種心態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事件中都可以發現。

    其次是「中國不可知論」,這是說當代中國非生存於其中,就不能理性分析解釋,它有許多潛規則與文化特性,任何從外在加以評論甚至批判的態度都只是不懂國情與幼稚,因此是徒然的。

    第三種心態是「曲線改革論」,由於現實政治上的緊縮與壓抑,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自小便明白政治是不可輕易試探、遑論挑戰的,老成的他們清楚地理解黨與政治幾乎是一切事務的終極判準,這自然包括學術與幼弱的公民社會領域。因此,尋求現狀的改善與達到訴求必然需要小心地從熟悉的「潛規則」或「關係」入手,在謀求個人利益保全的同時,首要確保行為的風險受到妥善的控制與計算。

    最後一種心態是「旁觀者論」,由於尚難以想像與體會任何不義的粗暴對待,他們樂於扮演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小資難免謹慎自保

    在上述心態下,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是百分百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不是不明白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是多麼地讓人「折騰」,但是在這個崛起的「盛世」中,他們的物質生存處境卻從來沒有這麼好過,受惠於「先富起來」的難得機遇與利益,他們首先是渴望改善生活,買輛車、買層樓以便晉升中產的小資生活。

    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可能也同情趙連海的遭遇,但是不免覺得他「太傻、太笨、近乎太天真」。社會的競爭是如此激烈與嚴酷,他們自小便養成一種「自保」的心態,小心應對來自政治與組織上的檢驗;接觸西方高等教育而耳濡目染的自由與價值觀或許也令其嚮往,但是中國自己的遊戲規則顯然才是至上。

    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特別重要,因為他們恐怕是更為保守的一群。希望台灣「民主燈塔」能感染來台陸生,可能落入一廂情願。以香港的經驗來說,陸生在言論與立場行為必須謹慎,多數的他們都會回去。

    我多麼希望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其實並沒有代表性,有更多人能秉持良知、感同身受地同情趙連海的遭遇。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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