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 - 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

獨立評論@天下   2013年12月16日

近日先後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新作《秋香》和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兩部同樣觸動觀眾情緒的紀錄片，在票房上大相逕庭。熱映一個半月仍持續發燒、票房已破1.4億台幣的《看見台灣》，在那個週末夜得讓我連跑三家戲院，才能買到一張票；而於2004年以《生命》的3000萬台幣刷新當時紀錄片票房、今日試圖重新出發的吳乙峰，為基督教社福機構拍攝的殘障者協助更生人的《秋香》，則竟而一上映即場次稀疏，門可羅雀。《秋香》延續了《生命》的某種勵志召喚，雖仍維持吳氏一貫的感性風格，但拍得相對收斂自持，卻已完全不敵召喚「愛台灣」之國族情緒的《看見台灣》。九年前後的彼一時與此一時，紀錄片濫情文化的變與不變，令人感慨之餘必須深思。

對這部「想邀請你一起來，看見這塊土地的美麗、壯闊與哀愁」的空拍影片，導演說：「我想用接近神的眼睛來提醒人們」，台灣國土的美麗和環境的遭到破壞。這個接近上帝的眼睛，與旁白者吳念真一再強調的觀看的「高度」，創造了空前的票房紀錄，也繼續製造了許多的「看不見」。獨立評論作者胡慕情在〈鳥目台灣〉一文中清楚指出，《看見台灣》裡呈現的不是環境「問題」，而是環境「現象」，或者只是「印象」。如果我們還記得2010年在各大電視台盛演的環境紀錄片《±2℃》，則可以發現兩部影片的訴求方式和問題如出一轍：感性煽情的音像語言，與只看現象不見問題、只見結果不談原因。

陳文茜在《±2℃》裡，用感性的腔調和文字，加上讓人恐慌的煽情配樂與新聞畫面，訴說暖化現象已經/將會造成台灣與全球的災難。影片提供一堆科學數字、資料和訪談，不斷重複災難之嚴重的同樣訊息，但對於暖化何以如此嚴重，主要該由誰負責，一概不提。當然不會提也不能提，因為搖身一變為環境急先鋒的陳文茜，長久所信奉並主張的，是資本邏輯、經濟發展與消費主義，而暖化正是這些發展意識的結果；至於他們邀來的那些以贊助《±2℃》做為購買贖罪卷的電子企業主們，則正是在各地科學園區製造台灣土地重度污染的人。陳文茜與這些愛心企業家們，以一個感性腔調的紀錄片，讓人們繼續看不見環境破壞的結構原因，加上幾位宗教領袖們訴求個人環保行為的勸世語錄，共同遮蔽了他們「不願面對的真相」。這是三年多前極其偽善的一場影音大表演。

齊柏林導演聽起來好像真誠得多。他為紀錄片理想毅然辭職，放棄退休金；他有懼高症，但無怨無悔的坐上直昇機，在氣流不穩顛簸難行中堅定紀錄；最重要的，他在《看見台灣》裡，見證了許多台灣各地環境與土地破壞的景象。齊導演個人的犧牲奉獻與理想情懷，也許可做為另一個勵志典範，他的作品也貌似將關注聚焦在台灣的環境問題，而非《±2℃》那種動輒地球一家的空洞詞藻。這個情懷與聚焦，似乎創造此作一個不得了的意義：從官員、媒體到廣大觀眾，都像是到今日才第一次知道，台灣的山區被濫建濫墾挖砂石、廣植檳榔樹、高冷蔬菜與高山茶、蓋度假旅遊山莊，或者原來海岸線堆滿了消波塊。這部紀錄片忽然讓觀眾開始反省、媒體開始監督、政府開始行動。

其實，《看見台灣》和《±2℃》使用了同一種腔調和概念：造成全球暖化或台灣國土破壞的程度已極為嚴重，「我們」需要警覺，要開始有行動。但「我們」究竟是誰、是什麼概念呢？「我們」即是每一個人，意味著暖化或濫墾等結果，所有人平均都有責任，所以我們應該節能減碳，記得關燈和少用點洗澡水，並且下次少買點高山蔬果茶葉。在「我們」共同分擔道德責任之下，就沒有人需要負起更多的責任；真正需要負國土破壞之政治責任的人，再度安全地隱形、脫罪了。

一篇《立報》社論〈因為視而不見，所以「看見台灣」〉說得好：「拼命猛撒『感動』的要素，是要把環境惡化的原凶，也就是政府、資本家，從現實中抽離出來：台灣環境的惡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所造成，也不是官員政府怠惰，而是人心淪喪。」也就是，要負責的變成一個抽象籠統的道德概念，而不是具體的對象。這就是《看見台灣》希望傳遞的最重要訊息。這樣的影片與訊息，讓政府官員，和他們管不動、不想管、或已形成利益共同體的資本集團，額手稱慶。官員們聽起來煞有其事的成立這個中心那個小組，要處理影片中提到的土地破壞問題，但他們心裡偷笑：再等一個月或者更快，肯定有其他聳動的社會新聞或其他事件會取代國土破壞的議題，成為媒體新的興奮點，民眾也早已從影片的感動經驗中退潮、遺忘，一切都可依然如故，回到原點。

沒有人追問政治責任，和結構性之官/商/地方勢力的長期勾連所持續造成的土地侵佔、破壞與掏空。因此，《看見台灣》只會是另一個新聞節慶。觀眾還沒有任何機會理解，那許多土地的「哀愁」是誰允許它們不斷產生的，影片又迅速地以「美麗」的結尾壓掉片中那堆哀愁：以一首極為感性的歌曲，回應/抹消先前的環境破壞案例，並安排一隊原住民孩子到玉山頂去唱歌跳舞揮小國旗。《看見台灣》最後產生的效果，十足諷刺的，是以看見台灣土地的哀愁，保證了台灣的土地與環境，將繼續製造更多的哀愁。這樣的紀錄片，無論無心或有意，效果上大力維護了環境政治現狀的穩定結構與不被挑戰。政客與資本家們歡迎這樣不痛不癢的紀錄片，因此地方政府與資本家爭相贊助、投資，列隊集體觀賞，還要變成中小學生教材。

從《生命》、《±2℃》到《看見台灣》，九年來台灣絕大多數主流紀錄片的共同語言甚至唯一腔調，是感性與濫情。而《看見台灣》比其他影片更「超越顛峰」的，是它所強力販賣、無所不在的台灣符號，與這些符號所連結的鄉土認同。這些符號不僅是玉山山巔、（不見核三廠的）墾丁南灣、各地美景、以及國旗（妙的是，在片尾的感性音樂和鏡頭下，小國旗片刻間同時感動了藍綠觀眾――所以，「濫情」是台灣民眾終於能超越藍綠政治的最大公約數和救贖嗎）；台灣認同的符號，甚至可以是那些令人「哀愁」的、被破壞了的土地。無論美麗、哀愁或醜陋，都可一體擁抱，認同，愛。

《看見台灣》讓我們看到，台灣符號與「愛台灣」，成為台灣電影濫情文化最根深的來源或基礎。這樣的文化不僅存在於台灣紀錄片，也在近年的劇情片裡。從《海角七號》到《總舖師》，從南台灣、原住民等元素、到台灣傳統料理，只要做料齊備，即使火候一般，都可以炒出亮眼甚至巨大的票房，並得到民眾熱情的口碑。很巧的，2013年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兩大票房《總舖師》和《看見台灣》，都請到了「台灣念真情」的吳念真，來唸他充滿台灣味的真情。吳念真早已成為愛台灣、台灣認同、與感性傳播的第一人，無論他代言的是醬瓜麵筋，或秀麗山河。

紀錄片評論者林木材在〈《看見台灣》，見與不見〉一文準確地指出，「愛並不是立場，也不是態度、思考或行動；相反地，如果我們把愛當成唯一的觀點時，很多時候，愛就成了一種鄉愿與濫情，一種對討論與究責的阻礙。」《看見台灣》上映以來，對於紀錄片的操作濫情，無法提供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網路空間已有很多批評和反省的聲音，這是台灣理性社會的進步徵兆。但是同時，將「濫情」當作穩賺不賠之商品、不遺餘力地販賣的電影人，以及爭相消費「感動」的觀眾，也不斷快速成長。就前者而言，濫情可轉換為巨大的現金與資本，遂並不令人意外。但後者該如何看待呢？因此，也許不能繼續停留在只批評紀錄片導演或其作品，而該同時開始反省、追問做為觀眾的「我們」，是怎麼回事。

感性與感動，原是電影形成藝術或社會話語的重要手段，問題是台灣主流紀錄片，老是把手段變成目的或唯一的訊息。台灣社會是個充滿溫馨感動的地方，而大多數人的狀態，卻像是活在一個「感性」嚴重缺貨的社會，需要不斷餵食自己以更多的感動之糧，進而長期以來，逐漸集體形塑成台灣的一種「國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如此無止無盡地需要感性與濫情的國族性格，當然有其複雜多重的歷史、政治、商業與媒體等成因，且它終以台灣國族認同為集體情緒投射的方向。先不論國族認同，究竟是不是一個能讓台灣更美好、更進步的東西；如果國內外政治現實情境裡，一定還需要「台灣認同」這個東西，以凝聚集體意志和驕傲感的話，我想問的是，它的內容或內涵，是否只能停留在互拋安慰、呵護、勵志這個層次不可？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只有能力在過去靠悲情和哭調求存，今日則只會在感性與濫情中取暖？

我們「台灣認同」的方法與內容，為什麼不能開始建立在對台灣社會比較冷靜、理性的分析與自我批評之上？如果今日四、五十歲以上的世代，普遍被他們的歷史經驗所限制，難以自我超越的話，那麼，資質普遍優異、具有內在自信、較少歷史情緒包袱的年輕世代，何以還需要輕易陷溺在這種精神上的「感性文化保護網」裡？需要保護網，就是一種集體懦弱的表現，一種長不大或不敢長大的心態。有能力與見識的年輕世代，應該以包括電影創作在內的各種積極行動，一起拒絕、抵抗這種躲進濫情保護網、縮入「愛台灣」之精神子宮裡的懦弱行為和自慰文化，以開始決心改造台灣這種長不大的國族性格。

無論哪個世代的自省的知識份子和掌握話語權的人，舉凡影像創作者、評論者或媒體平台經營者，也需要同時思考，如何將反思批判的訊息，更有效的傳遞到那些共同創造了上億票房的大眾眼前。對感性濫情文化的諸多批評與反省固然都可貴，但若觸及不到更廣大範圍觀眾的眼耳和思維裡，那麼我們終究還是在一個走不出去的小圈子裡自說自話。也許這是1.4億台幣票房且紀錄不斷攀升的《看見台灣》，派給我們的更大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