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 - 從「愛國愛港」看香港半獨裁政制的困局

明報   2014年1月11日

（註：明報刊登的版本有刪節，以下為民主教室網頁的完整版本）

林鄭月娥發佈政改諮詢文件，緊跟中央所提出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強調特首愛國是「不言而喩」。基本法並沒有寫上行政長官要愛國。這種「不言而喩」、違反法治的講法，想深一層就等於說中央是大老闆，它不會說清楚你要遵守什麼明文規定，但可就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的結果，隨便拿個「不言而喻」的借口來篩選特首候選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更表示，特首人選是否「愛國愛港」，要由提名委員會及中央判斷，表明特區政府在推銷提委會的「篩選」角色。

怎樣才算「愛國愛港」？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認為：「支持一國兩制，支持香港繁榮穩定，肯定是『愛國愛港』的行為，並重申不能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但怎樣才算「對抗中央」，標準毫不清楚。 要中央交回單程證審批權給香港、中央不再干預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及中聯辦官員不應再在電視發牌干預議員投票意向，算是「對抗中央」嗎？算是不支持香港繁榮穩定嗎？中央以含混不清的「愛國愛港」概念作為當特首的條件，明顯地想進行有篩選的假普選。

上述「愛國」重於一切的講法，是典型獨裁社會「愛國主義」的論述。愛國主義意指以激發愛國情緒，進行政治動員的指導原則。在專制社會，獨裁者或利益集團不時利用愛國主義追求個人或集團利益，對人民帶來災難，例如發動二次大戰、文革、 東南亞排華運動及戰後歐洲新納粹主義。

「泛民為爭真普選與中央惡鬥，令人煩厭！」政制可不變嗎？

有人埋怨，泛民為爭真普選與中央惡鬥，令人煩厭！回歸16年半，沒真普選的香港是什麼光景？按「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調查，香港新聞自由度由2002年全球排第18位降至2013年的第58位。過去一年就有多宗打擊新聞自由事例：在特首選舉期間，有專欄被竄改，甚至被刪除，也有中方官員致電報館，以影響傳媒報道。

在反貪汚上，國際反貪腐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佈2013全球廉潔指數排行榜，在177個地區中，香港排名下跌至第15位，是七年來最低。 香港有主要官員被揭發涉嫌貪污，令人譁然的是，作為香港肅貪倡廉機構的廉署亦爆出醜聞。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發涉及多項違規酬酢。送禮操作並非湯顯明一人可以為之，而是需要有他人配合，事件似反映廉署的結構性問題。

貧富懸殊亦愈趨嚴重，「堅尼系數」由1996年已十分嚴重的0.518升至2011年的0.537。回購領匯、消除婦女貧窮、加強競爭法制裁反競爭行為的動議，被半獨裁政制下由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一一否決。半獨裁政制下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機制令縮減極為嚴重的貧富懸殊難上加難。

儘管香港享有低失業率和溫和經濟增長，大眾對特首、特區和中央政府 ，以及一國兩制信心，均在中央高度介入特區事務下，降至多年新低；上述種種治理不善的指標，反映我們的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愈趨獨裁的惡果。

香港為何是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香港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而是由北京所控制的1200人的選委會產生。中央將來可透過嚴苛的提名條件，繼續操控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機關內，功能組別佔一半議席。商界背景的議員又佔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足以封殺任何由議員提出符合公益的議案。中央已多次強調功能團體即使在2020年仍有存在價值。

半民主、半獨裁制度最易帶來政治不穩

一項針對從1955至2002年，超過一百個國家所進行的跨國研究，試圖探討為何某些社會較其他更為穩定。研究發現，政治體制是最決定政治能否穩定的因素。半民主丶半獨裁制度，易造成政治不穩。與民主體制相比，半民主丶半獨裁制經歷的政治不穩風險高達十倍以上（註）。後者擁有以下三個階段性特徵，帶來政治不穩：

1）親疏有別政策—不民主的政府，因缺乏普選認受性，靠親疏有別管治；

2）政治兩極分化——親疏有別政策導致惡性政治競爭，贏家通吃，被政府打壓的一方與親政府陣營的衝突逐漸加劇。

3）群眾動員—最後被政府排斥的一方採取集體動員，從而尋求社會公義，政治不穩機會明顯上升。

以上三階段性特徵，在香港日益明顯：

1） 親疏有別政策：特區政府在北京撑腰甚或在鼓勵下愈趨親疏有別。漠視公眾期望：儘管民主派獲六成選民支持，自回歸以來政府普遍不委任民主派進入重要諮詢委員會和區議會。梁特首的行政會議班子，變成左派治港。自由黨20周年晚宴所有司局長缺席，據聞是由特首梁振英親自下令。原因是自由黨與特首在某些政策有不同立場。梁特首又曾要求，政策局提交公職人員的委任建議前，必須包含其親信高靜芝的意見，是向問責官員削權。親疏有別丶要全面統一立場、向左轉，意圖把半獨裁體制變得更獨裁，是香港過去年半寫照。

2）政治兩極分化——獲較多選民支持的泛民，不單被半獨裁政府排斥孤立，特區政府在北京支持下實行愈趨明顯的行政獨裁，賤視民意。行政長官的權力巨大，不太需向大眾或立法會負責，只要政府不需新撥款或制定新法律，特首可一人說了算。如特首要踢走港視，剝奪巿民看電視和接收信息的選擇權。只要一人決定，配合中聯辦向議員拉票，便可不理會十多萬遊行集會人士，全港七成多市民贊成批香港電視開台的聲音，把在內地沒有投資，有較少阻力扮演敢言傳謀的港視掃出局。又例如國民教育，特區政府試圖強加洗腦課程，令部份公民社會團體，奮起反抗，加劇政治兩極分化。

3）群眾動員：最後，被政府排斥的一方採取集體動員，尋求社會公義。

在立法會直選獲五成多至六成多選民支持的泛民，在不公平政制下卻成為了議席少於四成的少數派，而在議會外亦多方被政府排斥。梁振英上台後，忽然出現不同的「愛字頭」，是群眾鬥群眾的策略，以語言和肢體暴力，倒果為因地把爭取民主人權的政黨或人士標籤成亂港勢力，這種在專制社會常見的對自由、民主運動的壓制，長遠易造成更大的衝突、群眾動員和政治不穩。

雖然半民主、半獨裁制度有巨大危險，中央和特區政府卻無意推動全面民主，而意圖把半獨裁體制變得更獨裁，以不清不楚的「愛國愛港」概念作為當特首的條件，進行有篩選的假普選，將大增香港愈趨不穩的風險。

註：Epstein, David L., et al.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3 (2006): 551-569.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