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 - 「芬蘭化」：「袋住先」兩面睇

2014年8月18日

不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就「芬蘭化對香港的啟示」在《明報》撰寫了三篇文章(可見《明報》網頁)，大概是公眾對官方立場先入為主，並未引起廣泛討論。想起一年前，筆者在海外學術會議遇上一位著名本土派學者，也就「芬蘭化」談了很久，他坦承即使香港能建設「城邦」，最好的下場也不過「芬蘭化」一途。香港和芬蘭自難直接類比，但無論我們持什麼立場，「芬蘭化」這現象本身，確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今天提起芬蘭，我們想起諾基亞，知道那是富裕的福利社會，有聖誕老人和北極光，但芬蘭並不是「自古以來」的獨立國家。它長期作為瑞典一部份，後併入俄羅斯成為「自治大公國」，十月革命後乘機獨立，至今不夠一百年。蘇聯站穩陣腳後，希望收復芬蘭「失土」，在二戰期間打了兩場大戰：「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小國寡民的芬蘭出乎意料擋住超級大國，雖說有瑞典、納粹德國援助，但也是奇蹟。然而隨著納粹戰敗，芬蘭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須知蘇聯在1940年升格了一個「卡累利亞－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準備和「外芬蘭」合併。目睹東歐各國淪為蘇聯衛星國，芬蘭人明白不能指望西方，至於單獨再打一仗，結局可料。

於是，芬蘭精英決定走一條全新路線，即所謂「巴錫基維主義」(Paasikivi Doctrine，巴錫基維是製定這政策的芬蘭總統)，也就是學者歸類的「芬蘭化」。簡單來說，芬蘭承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確保外交政策不違背蘇聯的國家利益，以換取蘇聯不在芬蘭搞破壞、侵略，和存續國內民主制度。於是，芬蘭沒有參加北約，和西方關係疏離，基本上站在蘇聯一邊，成了蘇聯和西方溝通的窗口。美蘇破冰的赫爾辛基會議，就是在芬蘭召開。

為確保芬蘭「不成為歐美的反蘇基地」，芬蘭內政上也自我審查。例如在媒體，不能傳播反蘇意識，反蘇電影被禁播，反蘇書籍被圖書館移除：一方面，這是「尊重」蘇聯之表現，但同時也是防微杜漸，以免蘇聯細作以「苦肉計」製造事端。芬蘭國內有不少親蘇政客，在蘇聯利益可能受損時提出警告；要是選出強烈反蘇領袖，蘇方也會公然施壓，都是芬蘭屈服。這樣的關係到蘇聯解體才告終。

在西方，「芬蘭化」至今是貶義詞，因為那代表在蘇聯出手前就主動出賣理想，接受不完整的主權，向強權委屈求存，而且可能越讓越多。西方政客攻擊走和解路線的對手時，每愛用上「芬蘭化」一詞，以示自己堅守原則，沒有行差踏錯。芬蘭文化藝術在「芬蘭化」時代，亦和西方世界脫軌；不少精英國民不喜歡那氣氛，選擇移民。

但在芬蘭本部，輕言「芬蘭化」，卻代表西方的涼薄。芬蘭人認為，為捍衛獨立、民主，已付出極多，絕非不夠勇武的懦夫。一場冬季戰爭就死傷七萬人，再一場繼續戰爭又死傷七萬人，今日芬蘭人口還不過五百多萬，尚不及香港，又有多少個七萬可消耗？打不過蘇聯，美英援助口惠實不至，國際輿論置之不顧，就是顧，莫斯科也不在乎，還在磨刀霍霍，令他們深信，「芬蘭化」已是最好的選擇，否則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看看邊界外的「蘇維埃芬蘭」，就後悔莫及。

類似芬蘭的案例，在世界不同角落，一直以不同方式重演。其實，正反雙方的夢想幾乎一樣，只是對現實政治的判斷有差異，而這種判斷，偏偏是教科書永遠傳授不了的。究竟有什麼準則，判斷是否應接受「芬蘭化」？怎樣是堅守原則、怎樣是脫離現實？怎樣是曲線愛國、怎樣是賣國求榮？最重要的是，怎樣知道社會大多數人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