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 - 政改：這一代的事

2014年8月28日

【明報專訊】上周數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飛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人士，傳達中央對政改的立場；周永新博士發表退休保障未來發展報告；經濟學者曾澍基意外逝世。3宗事件，令本人感觸良多，皆因涉及香港前途：我們這一代的事。

打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港會見各政黨及議員、中央官員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說是遲來總比沒有好的政改商討溝通，但報道所見，其實中央之意已決，並沒有真正可變的空間。

中央方案的重點為：一、只有提名委員會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二、提委會按照現時選委會「四大界別」方式產生；三、提委會以過半數通過，選出「愛國愛港」的2至4名特首候選人；四、再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在這2至4人之中，「普選」出行政長官；五、由中央任命。

這個模式，正是以政治立場先行篩選的假普選；正切合了法律學者指出，百分之一百安全就不可能是真普選的假普選。對此，中央毫不掩飾，李飛打開天窗說亮話：香港普選涉及國家安全，中央理所當然要嚴密監控。

一道管治文化鴻溝

於是餘下的問題，只是香港人打算抗拒還是接受。李飛比特區官員老實，他沒有叫港人「袋住先」，將來還有改善的機會。起碼，李飛不當香港人是傻瓜。而且，中央沒有理由不坦白。控制誰人當選特首是訂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真正目標，不是「談判」的「開價」，以中央的思維，特區與中央並非對等，何來「談判」？而說明提防「外國勢力」，反映的是中央一貫的思維。語氣可以溫和可以強硬，思維卻是30年不變的。2004年，中央釋出善意，本人有幸隨法律界上京面會當時還是「明日之星」的張曉明。探問政改，他的起點是鴉片戰爭，必須提防外國勢力這一套。當時我難以相信這麼新時代的人物真的有這樣的舊思維，但現在我明白了。

中央官員與香港人之間存在一道管治文化的鴻溝。最近，香港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了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今天已是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質問應邀往談政改的公民黨議員：「林新強這個人犯了什麼罪？要受到社會如此對待他？」中聯辦主任的確不明白。他這問題反映的是以權力鬥爭為政治模式的人治社會思維，所以不信任動議只能理解為「倒林」的政治權鬥，而以大狀為多的政黨，必然就是幕後黑手。他不明白，律師會是個獨立自我管治的專業團體，不是個權力機構，會長沒有個人權力，而是代表成員履行義務的公職，要向成員負責。若他的行為處事偏離成員認為公會應持的尺度原則，成員可以對其提出不信任動議表示質疑，若動議通過，他就要考慮辭去會長職位，以保存公會在社會上的公信力。一位會長在這個情况之下辭職，根本不存在是否「犯錯」的問題，而是他的對錯已不再是公會成員的爭議，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是尊重會員大會的意見，而他對會員的尊重，也同時得到會員的尊重，爭議由是畫上句號。

這些原則和程序，目的就是在一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以文明的方式，毋須羞辱「推倒」任何人而解決爭端。這不是律師會所獨有，而是專業自治的常態。社會的和平秩序，不是出於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集團從上而下的統治，而是政府權力與強而有力的公民團體互相約制，共同向社會大眾負責的結果。這套制度，建基在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在我們這一制，香港律師會有堅守原則的制度和決心，只會增強社會的信心，沒有人認為這是「作反」、「權鬥」的所為。

但中聯辦主任不明白，中央官員也不會明白，因為他們治國的思維不同。李飛說，屈服於違法活動，將永無寧日——如果中央不允給普選就佔中，這還成世界？我們以為政府順應民意社會才會穩定安寧。我們急於政改，目標是為了香港的良好管治，但這不是中央官員關心的問題。

中央官員不滿香港「人心還未回歸」，其實也是說同一件事；不是香港人反對《基本法》、不接受中國的憲法，而是不順從。中央官員不明白港人的文化思維不是這樣的。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撰文說：法官沒有主人，法官只對法律忠誠，反映的就是這種文化思維。中央沒打算尊重我們的一制，「人心回歸」的工程，是思想改造的工程，所以國民教育是大使命，相形之下，第23條立法只是以嚴刑峻法管制言論和行為。23條立法不成，推行國教科又不成，何止人心還未回歸？簡直反了！是以這次政改，中央公開表明會強硬對待。

既然中央沒有讓步的理由，那麼香港人是否應「務實」地暫時接受——「袋住先」， 保持良好關係，以圖日後逐步改善？

我們沒有「袋住先」的空間

不幸的是，只要冷靜地想一想推行中央方案的實際後果，就知道我們其實沒有「袋住先」的空間，因為接受中央控制之下進行的特首選舉辦法，實際上就是接受由中央「欽點」、必要時由中央發動群眾選出的代理人做特首，以「普選」授權之名，行使在中央指示之下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特區任何力量的制衡，通過任何中央指示通過的法律，執行任何中央指示的政策。香港特區再無「高度自治」可言，而白皮書清楚勾畫的局面就會全面實現，「法治」變質，司法獨立也難以持續多久了。

練乙錚8月22日在《信報》撰文形容：

「『袋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北京要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街，繼而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如果今日香港人自願接受這個制度，同意這個方案「推進民主一步」，將來有什麼理由不接受結果？現屆立法會，泛民除了愈來愈沒有意義的「拉布」之外，已是無力制衡特區政府，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變，下屆35個功能議席仍在，2017之後，立法會內，民主聲音必然更不足慮，中央有何誘因去「改善」這個制度？這個制度縱不能令人心回歸，但也足以隱沒人心未回歸這個難堪的事實，中央起碼已達到全盤控制特區的目標。而且這已是「普選」了，《基本法》第45條「最終」要達至的目標已達至，誰要爭議也難有着力處。

所以，以為中央樂於見到方案得不到通過而「原地踏步」，是沒有想通透篩選方案的涵義廣遠，因為如此「普選」一了百了，對中央管治特區絕對有利。反而今屆「原地踏步」，爭取普選的運動必然繼續下去，中央才是「永無寧日」！

但是，中央立場這麼強硬，香港人有沒有拒絕「袋住先」的空間？有想法認為即使是微細的改善也應盡力爭取，其實這是最愚昧的想法。 若然上述分析正確，所謂「改善」的空間，必然無關宏旨，不會影響實施方案的實際後果，若不改變後果，這個情况之下的妥協就是最差的妥協，因為這是香港人積極參與討價還價得來的成交，以後更無不合作的藉口。

香港僅餘的力量，就是透過立法會泛民議員，對這個斷送香港前途的方案說「不」。這是一場經典的「大衛對哥利亞」，中央只能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無法強迫議員投贊成票。守住立法會這一關，是泛民議員無可代替的任務，我們應做的，是鼓勵、支持泛民議員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佔中，大可讓別人去佔。

可以想像，未來的10個月，泛民議員一定會承受巨大的壓力。先前的抹黑是小試牛刀，更嚴重的必然陸續有來，發動「選民」網上攻擊，也是少不了。這邊施壓，那邊必然引誘，發動輿論，安排下台階，褒獎如何能為香港「化解危機」、推進民主一步等等各種心戰，不一而足。在這個時候，爭取民主的民間組織，必須冷靜對待，撐住議員，使他們能撐住香港民主，保留改變現實的空間。

會有人說，其實託詞接受，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防止不接受帶來的社會撕裂，甚至是更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指「不接受，必佔中」的後果。李飛講好了，中央會視佔中為動亂，中央無懼威脅，會「勇敢」面對。（哥利亞勇敢面對大衛？） 如果這是暗示會用防暴警察用武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或藉滲透挑撥發起動亂，佔中三子說他們已有心理準備。更重要的是實際的策略及行動準備，確保嚴守和平、非暴力的防線，這當然不易做，但害怕有人搗亂不是消極接受斷送香港前途的理由。

死力撐住是唯一出路

李飛說到30年前，戴卓爾夫人向鄧小平說，中國收回香港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表示，「那我們要勇敢面對災難」，今日亦會同樣面對不實施真普選會帶來的災難。

其實什麼災難是香港人承受，不用李飛「勇敢」。30年前大陸要收回主權，香港人心徬徨，我那代人歷歷在目。那時大陸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經濟環境與香港人有極大差別，是人心徬徨的主因，為了避免災難，至少減低發生大災難的可能，無數人做了無可估計的工作和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有香港人也有中央的人員，有左派也有右派、中間派，力求撐住香港，為香港平穩過渡創造最大的空間。

如今又舊事重提，大陸經濟崛起，但制度封閉如故，人權、法治受制如故，封建政治思維一點沒有改變。 香港人唯一出路，仍是死力撐住。但是，這30年之中，香港社會並非「原地踏步」，我們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壯了，我們有很好的學者如周永新，而曾澍基必然後繼有人，為香港特區思考實際的公共政策，我們的新一代，對香港不是我們那一代的舊情綿綿，而是朝氣勃勃，跟我們同樣一往無悔。我們撐住今天，就是讓他們創造更好的香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