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日
【明報專訊】真巧，前幾天才看了《56 Up》，深受感動。然後看《生命的本相》（Life
Itself），影評人Roger Ebert靠在醫院病牀，正好向親友推介此片。Ebert自十年前證實患上甲狀腺癌後，歷經多次治療及手術。電影中的他，下巴被移除了，健康大不如前，失去了滔滔不絕的風采。
但提起電影Ebert仍興致勃勃，他用電腦聲音向孫女講述《56 Up》的故事：一幫孩子由7歲開始被拍攝，每7年拍成一部紀錄片，現在已拍到第八部了。孫女有點不敢置信：「他們已經56歲了？真的麼？」孫女的詫異不足為奇，她還年輕，前途無量，不明白韶華如駛的滋味。Ebert可不同，在《生命的本相》中，他病情惡化，醫生推斷說，由半年到十六個月不等，日子正式倒數了。《56 Up》骨子裏是傷感的，本來天真爛漫的孩子，漸漸蛻變為不惑的中年人，命運各有不同造化。有的平步青雲，有的流落街頭；有的家庭美滿，有人失婚再婚，有的孑然一身。但「Up」系列更令人唏噓的，是無論成功、失意，生命皆由璀璨走向凋零。童年快樂無慮，年輕時意氣風發，對未來充滿幻想；人到中年，一切似乎已成定局。不論貧富，家庭、事業、經濟及健康，憂慮自不可免。《56 Up》的受訪者，看上去總是憂心忡忡的，沒幾個人快樂。「Up」系列紀錄片，真的見證「生命」了。
回憶影評人Roger Ebert一生
這也是《生命的本相》異曲同工的動人之處吧。片名「Life Itself」來自Roger Ebert 2011出版的回憶錄，當時他69歲，接受癌症治療多年。Ebert這位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影評人寫自傳，書名跟電影沒直接關係，倒是回歸「生命」自身。跟「Up」系列一樣，回憶錄記載了Ebert一生的盛衰，導演SteveJames繼承回憶錄精神拍成的紀錄片《生命的本相》，於是突顯了不少Ebert今昔的對比。Ebert最喜歡周遊列國了，倫敦是他最喜歡的城市。他有段時間年年到康城報道影展、訪問影人，例必下榻同一酒店，在喜歡的咖啡店點餐，對他是一年一度的儀式。Ebert 50歲結婚，婚後跟太太Chaz及兒女到歐洲等地旅遊，愛在綠林中漫步。他病情日趨嚴重後，以上一切俱成了往昔美好回憶。《生命》的鏡頭回到當下，動過髖骨關節手術的Ebert再不自由自在了。他跟物理治療師學走路，舉步維艱。
不過《生命》看到的Ebert並不氣餒，他依然積極堅毅。Ebert手術後的假下巴不大雅觀，但他坦然面對，登上《君子》封面，本片更拍到他日常起居，不怕觀眾看到他的「病人」面目。「名嘴」失了聲線，他以電腦聲音代言，還不斷自嘲。幾十年來，他在電視侃侃而談電影，跟主持拍檔Gene Siskel針鋒相對（Siskel更英年早逝，53歲就因腦腫瘤辭世了）。Ebert不能說話後轉戰網絡，以網誌代聲，善用Twitter及facebook等社交媒體，「跟隨者」數以十萬計。芝加哥另一影評人Jonathan Rosenbaum說過（他亦是《生命》受訪者之一），網絡年代影評的兩種信念，一是覺得印刷媒體萎縮，影評時代告終；另一相反，認為網絡對影評更有利，發展潛能前所未有。畢生在報紙發表的Ebert，擁抱的卻是後者，足見其適應力強。我們在《生命》看到，他從醫院回家休養，在沙發上繼續看電影、做筆記。
寫到最後「我們在電影再見」
Ebert對寫作、影評，絕對是鞠躬盡瘁。電影提到他告別讀者的網文：〈A Leave of Presence〉，以「謝謝旅途作伴，我們在電影再見」總結一生，非常豁達、感人。他之後還有篇評論《愛是神奇》（To the Wonder）的文章。Ebert在去年4月4日離世，享年70歲。兩篇網文，分別在他離世前後兩天刊登，他真是寫到最後一口氣了。
不止是「敬業樂業」，而是Ebert愛寫擅寫，看電影、寫作是回本位（being in the zone），沒別的事更令他神馳。歸根究柢，其實是他對電影的癡迷，一切皆因熱情起。若不是超級喜歡電影，幾十年那來動力不停的看及寫，在病榻上還向家人介紹心愛的《56 Up》！就迷戀電影這點，用不着跟Ebert般聰穎老練，任何發燒影迷都有共鳴。我們為什麼對電影如癡如醉？每人的理由不盡相同，但Ebert在《生命》開首一番話，應是不少人心聲：「與生俱來，我們很多因素被固定了。成長及文明的意義，在於我們往外伸展，明白別人多一點點。電影像一台有移情作用的機器，讓我們更明白別人的希望、靈感、夢想及恐懼，跟戲院的觀眾心連心。」換言之，電影（或其他藝術）教我們明白世界，電影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與影評拍檔各不相讓
《生命的本相》沒有隱惡揚善，Ebert有時滿自大的，放不低「普立茲獎」身分（憑影評贏此新聞獎，他是第一人）。有次在飛機上，Ebert被Siskel戲弄，場面非常尷尬，源於他的自信爆棚。Ebert可以很尖刻，那是評論者的雙面刃，具備這副德性，觀點才直擊要害。他有時很狹隘，紀錄片剪輯了當年他跟Siskel的電視錄影NG畫面，各不相讓，以粗語互罵，非常孩子氣，今看十分好笑。可幸Ebert有反省，1999年Siskel離世，他醒覺失去一位難得戰友（奇怪《生命》沒提Ebert後來的拍檔Richard Roeper），遂寫信給Siskel遺孀告解。他們的故事證明了，名利只是眼前的，紛爭一時的，個人榮辱無關痛癢。文章千古事，只有好藝術的價值恆久不變。
Ebert不止一次被抨擊，他及Siskel的電視影評節目大行其道，電影公司對他們非常奉迎，別的影評人備受冷待，1995年一齣叫TheCritic的動畫即挖苦此現象。他們的節目受歡迎，影評人Richard Corliss 1990年在Film Comment雜誌撰文〈All Thumbs: Or, Is there a Future for
Film Criticism？〉，批評類似節目沒法提升觀眾的欣賞水平，只是個處境劇，看着兩人不停爭辯而已。跟過去著名影評「筆戰」如Pauline Kael跟Andrew Sarris就「作者論」之爭，級數差遠矣。
用主流框框引介獨立電影
Ebert一個月後回應Corliss，題為〈All Stars: Or, 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生命》真有意思，找來Corliss念出Ebert文章句子。Ebert知道電視影評節目的限制，但他引以為傲的是，他用主流的框框、電視觀眾可接受的形式，不停引介歐洲電影、獨立電影及紀錄片。今天名導演馬田史高西斯、荷索及Errol Morris，還有無數年輕電影人，過去曾受Ebert賞析、提攜，對他心存感激。不過話說回來，《生命》中關於影評未來的討論、影評淪落的憂慮，離我們的認知很遠。類似的電影議論節目，從不曾受我城的電視台青睞。我們的電影評論，不大有討論氣氛，大多時候只各說各話；「筆戰」屈指可數，更別說現場辯論。香港影評的最後一場激戰，說不定已是二十前《信報》的《東邪西毒》武林大會。當然，本地報紙的影評篇幅亦不如二十年前。隨着印刷媒體式微，影評在網上可有民主化的趨勢？不大見得，我們總是一窩蜂的，幾年前網誌流行一時，風氣至今已被facebook取代。我還用RSS訂閱外國影評網誌，每天的貼文看不勝看，影評人如Leonard Maltin、Anne Thompson及學者David Bordwell都常在網誌發表。若說評論是民主的基石，我們在電影方面委實太遜色了。
《生命的本相》拍到最後，Ebert健康更差了。Steve James只好用電郵提問，Ebert的回應愈來愈短，「I am fading......」不知何所指，也許神志不清，讀着叫人難過。James提的都是大問題，如「如何定義影評」，「電影文化的未來」……虛弱的Ebert怎能回應？電影文化應有後來人。Ebert活到七十歲已經太厲害，他說評論過約六千部影片，他的文章好讀、充滿洞見。他出版過15本書，創立名下的電影節，影響的電影人、影評人難以估量。《生命》見證一個影評家的殞落，卻同時也證明，他的功德將流芳百世。
按：《生命的本相》入選本年度的InDPanda影展，8月2日及8月30日各有一場放映。詳見網頁：www.indpanda.com。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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