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 - 知其不可而為之

信報   2014年4月18日

最近，台灣學者吳叡人在一篇〈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 ──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文中提到，「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吳叡人寫着，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際遇，「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

我則以為，這份精神上的世俗性，不只肇因台灣的移民性格，更為深沉地，歸諸整體華人（香港人也包括在內）以家族利益為出發點的集體潛意識！正因為「精神的荒原」如此廣大、如此普遍，林義雄先生不久前出版的家書合輯《只有香如故》，在書中，他要求自己與女兒的非關俗世的榮寵、純粹是精神的進境，這樣的價值觀在華人世界尤其稀罕。

不知道香港的讀者是否熟悉林義雄與林宅血案？

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隔年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正以叛亂罪起訴，並拘禁於新店監獄候審。他的高齡母親與稚齡雙胞胎女兒在自宅遇刺。事涉政治敏感，至今是未破的懸案。

書裏， 但凡寫到過去，林義雄先生的文字極其節制，內心對罹難女兒的思念，僅只流露在書翻開的第一句，「給亮均、亭均：相信你們已經活在爸爸的理想國度」，在書中，提到自己家裏的事情都非常簡約，難得找出感性的語言，譬如他妻子的母親過世，用字也只是「十天之間，我們隨意作息，四處逛逛，但談的話卻不多，我想那時候我們三人（註：作者夫婦與女兒）都只是想用一些無聊事來驅散那不可能驅散的失親哀傷而已。」

重點是，林義雄先生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在家書中回憶以往，「雖然也曾因為工作或客觀情勢需要，寫了不少說明自己的思想言行的文章，卻經常覺得好像是在自我讚美而羞愧」。正因為林義雄不喜歡談論自己，這本書難以滿足讀者的偷窺欲，但另方面，讀者還是窺到一些些：包括作者道德上超高的自我要求，對身邊的人（尤其是政治同儕）想來造成莫大的壓力，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作者絕不是隨和或從眾的人！同時，也因為作者的道德高標，對權謀與機巧的實際政治，作者是不屑為的；對那場域中種種利益交換，他從心底難以接受……

林義雄先生家書合輯叫做《只有香如故》，為什麼取這個書名？出自一首「卜算子」。當年陸游託物言志，詠的是梅花，或者顯示出林義雄先生的內在孤寂吧。「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多年來風雨相侵，儘管身上繞着極大光環，「零落成泥碾作塵」？在今天的台灣，林義雄先生扮的常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苦行角色。


吳叡人 - 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 ──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 (節錄)
本文為吳叡人老師在2014年2月28日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之致詞稿

選舉過後的秋天，我向林先生告辭，回到芝加哥，開始過著像修道院一般的日子。在這段像修道院的歲月中間，我認真讀西洋政治思想史、讀世界史、研究台灣歷史，我想要了解所謂「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悲劇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到底我們有沒有出路？我在想的已經不是什麼改造台灣政治的藍圖，而是要怎麼樣去創造台灣精神的深度，要如何為我們台灣在世界的、人類的知識地圖裡面找一個位置。那時候在我的宿舍附近，有一條很漂亮、長長的林蔭道，兩邊種著很多棵的Linden菩提樹，很漂亮，我把它取名做「哲學之道」。每天傍晚讀書讀完，我就到那裡走走、散步、思考、運動。那條路走到底的時候，有一個銅像，不是孫文也不是蔣介石的銅像，而是捷克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Tomáš  Masaryk，馬薩里克的銅像，在馬薩里克銅像的下面刻著三個英文字，Jesus， Not Caesar，「要做耶穌，不要做凱撒」，我看到這三個字，覺得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幾年後，我完成一本很厚的博士論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這是一部關於台灣認同起源的研究，也是一部近代世界史脈絡中的台灣精神史研究。我心中，開始有了思想體系的輪廓，關於我們台灣的歷史和它道德的意義。

2004年年底，我離開任教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進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工作，那時候台灣民主運動已經開始走下坡，進入低潮期。2006年，我和一些朋友，包括乃德前輩，一起推動「715宣言」，想促成民進黨的改革，不過這個運動最後是失敗了。那年秋天我離開台灣，在英國Cambridge大學的一個地下室住了三個月，療養我受傷害和被出賣的心情。兩年後，在一次台灣史研究所同仁的旅行中，我們來到二結的慈林圖書館。那個下午我走進圖書館對面的紀念館之中，面對林老太太的相片，我眼淚一直流，嚎啕大哭了很久，我的助理站在一旁尷尬地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一邊哭一邊跟老太太說，我真的很對不起妳，我也對不起雙胞胎，我對不起林先生跟林太太，因為我一定要退出政治，我要全心做一個思考我們台灣歷史命運的學者。從那一天開始，我心中就再也沒有躊躇，我已經決定要走上「另外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another less traveled path，就是航向咱台灣靈魂深處的道路。這是林先生面容上的那種憂傷，那種比世俗政治更加大的憂傷給我的啟示，啟示我說，叡人，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還有一種政治可以做，台灣的政治如果要好，要有人去走那條路，做那種政治，思想的、精神的政治。那天下午，我把眼淚擦乾，離開慈林回來到南港，我的修道院裡面，回來到我那條坎坷難走又寂寞的道路上。

這條道路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另一個死蔭的幽谷。因為當你對台灣的歷史知道越多、認識越深，你就會越悲傷、越悲觀。就像義大利但丁神曲所說的，「進入這個門之後，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做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台灣的歷史，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客觀上，我們台灣處在幾個帝國的夾縫中間，我們的命運欠缺自主性。我把這個欠缺自主性的命運就做「賤民的困境」。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歷史上，除了國際的強權帝國之外，最會出賣台灣人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過去兩三年來，我們台灣史研究所有機會拿到一份新的二二八史料，是保密局那時候在全台灣各地方監視台灣精英的完整報告，總共有好幾千頁，我們一頁一頁的讀，兩三年後我們獲得一個心得；組織、領導這個間諜網的是林頂立，他是台灣人，他所使用的抓耙子，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台灣人──換句話說，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出賣了台灣人。在台灣這個地方，黑暗的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還要大，這是林義雄先生一直在追求的「政府精神」所很難生根的一個沙漠。跟林先生比起來，我想甘地非常的幸福，因為他的印度是一個宗教性、精神性非常強的社會。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台灣歷史的悲劇，某一個意義就是台灣政治跟精神的雙重悲劇。所以要研究台灣的歷史，要面對台灣的歷史，等於你每一天都要跟絕望鬥爭，我相信我這樣說沒有錯吧，[在場的]李筱峰教授？

在二二八這一天，在紀念林園，我的懺悔是，我離開了我曾經承諾的台灣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我的救贖是，我選擇走上開拓我們台灣的學問和思想的道路。和整個台灣的悲劇已經重疊在一起的林家悲劇，和整個台灣的歷史重疊在一起的林義雄個人歷史，先給了我政治的啟蒙，然後又在一個更深的層次，再給了我一次精神的啟蒙。然而其實這是同一條路的兩種不同款的走法。林先生在追求的那種「比較少人在走的路」的那種政治，需要精神的基礎跟深度，而這也需要有人去開拓、去開墾。這也是一條很少人去走的路，所以我選擇這條路，讓我背負、讓我走。我雖然很平凡，但我願意獻身在這條路上。

所以我離開，但是我並沒有離開。我跟你走的是同一條路，我們走同一條死蔭的幽谷，同一條坎坷的台灣路，我們悲傷但不餒志。因為我們知道出世在台灣，你想要做一個人，你想要做一個有尊嚴跟有自由的人的話，除了在這條艱苦的路上向前走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叫作Edna St. Vincent Millay，她有一首詩說：「所有的傷痕都會好，只有一種傷痕不會好，就是放棄希望、放棄夢想所留下的傷痕。」你只要放棄希望跟夢想，這個傷痕十輩子都不會好。所以，我們台灣人不會放棄希望、不會放棄夢想─就是要做獨立自主的人，要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希望跟夢想。因為我們台灣人不願再受傷，不願再悲傷，而且，而且我們不會輸，而且我們會贏，像林義雄先生在四十年前向宜蘭鄉親說的那句話一樣：「不用怕，咱在這裡住得比他們久，有一天咱會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