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本文相關參考材料詳列於edufrontline.blogspot.hk）
文 趙永佳
編輯 林越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