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從袁國勇看香港知識人的困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5日

戴耀廷文章對袁國勇辭去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一職表示《對香港知識分子失望》。他認為「知識分子有能力見到社會及制度存在不公義，但面對這些不公義，他們的選擇，卻是離開是非之地，回到他們熟悉的學術世界去」。儘管他們一直在自己熟悉的專業範疇內為社會服務，他們也沒有向強權下跪，但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在關鍵時刻，堅持對不公義說不。如選擇退回自己的舒適圈，那只是容讓那些不公義繼續存在。

這是社會上對袁國勇辭職發出的第一個質疑聲音。此前，幾乎所有的反應，都對袁的辭職肯定。從社會的肯定，到戴的失望，筆者認為反映了在中共港共對香港的蹂躪下，香港知識人的困境。

筆者稱之為「知識人」而不是戴所稱的「知識分子」，是因為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是指不僅僅擁有知識，而且能夠用自己的知識，去觀察、質疑權貴及社會弊端的人，是不畏強權也不畏群情的人。顯然，戴耀廷把西方社會對知識分子的認知，擴展到只擁有知識而沒有社會承擔的「知識人」身上了。

傳統知識人的政治取態

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對權勢是藐視的，孟子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有人對孟子說，蘇秦張儀不是大丈夫嗎？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先秦的知識分子。其後，中國經歷兩千多年並且於今尤烈的專權政治，在有權就有一切的情況下，知識人崇拜權勢，如當代大儒徐復觀所說，「有奶便是娘，早已把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完全丟掉了……你有權勢我就恭維你，你無權勢我就看不起你」。

在中國專權政治之下，知識人除了攀附權勢之外，還有逃避的哲學。《中庸》說：「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意思是：國家政治清明時，他說的話可以振興國家；國家政治黑暗時，沉默足以保全自己。

在港英年代，香港政治清明，自由和法治是現成的，提供給市民基本上平等的機會，知識人毋須面對政治和社會的不公義，因此他們可以在自己專業範圍過舒適生活而又能做貢獻社會的工作。然而回歸後，一黨專政的黑手不斷從政經社三方面伸來香港，機會隨着關係學而來，再也不是平等了。面對不公義，相當大部份的知識人向權勢膜拜，在這次港大副校風波中，有人變換說辭、醜態百出，有人窮兇極惡，對於為守護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而抗爭的年輕人疾言厲色，這些都是徐復觀所說的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的知識人。另外，二千多名在報紙刊登廣告及親自到港大聲援學生圍堵校委會的港大校友關注組的知識人，他們實現的是西方知識分子為公義發聲的本份。

而袁國勇，體現的是「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的知識人的取態。不過，在選擇離開是非之地時，袁國勇並沒有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他聲言，留在校委會，就要遵守集體負責制，無論他對議案贊成或反對，當面對公眾時都要支持決議，也就是最終須被迫支持「等埋首副」。他顯然抱着不想同流合污的清流想法。

處理校政何須政治訓練

在辭職信中，袁國勇對擾亂校委會會議程序的行為感到心痛，但他說問題不是由學生衝擊開始，而是源自委任副校長一事。而當晚在大學內看到很多人不像是學生，年紀大，面孔猙獰，粗口爛舌。他說：「我哋學生永遠都係innocent。」為學生說了公道話。

其三，他將校委會事件，歸咎於過去三年香港的政治動盪，而港大是社會的縮影，政治自然進入校委會。三年，直指梁振英上台帶來的社會撕裂。

袁國勇說他是醫生、科學家，沒受過政治訓練，一再強調自己「無能力」，是以辭職。但事實上如果不是有政治勢力介入大學，不是從左報到梁特對校委的人事任命的政治干預，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又何須政治訓練才能處理校政呢？因此，這不是他的能力問題，是政治介入院校自主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袁國勇在記者會上表現的態度誠懇，與一眾利慾薰心、趨炎附勢、向權貴下拜的知識人，形成強烈對比。

袁國勇辭職及其表現，反映過去知識人選擇在自己專業內服務社會，不介入政治的時代，恐怕一去不復返了。香港知識人的困境是：在拜倒權勢中討殘羹剩飯，還是在反抗中尋求自由？要在這兩難中作選擇。在中共國，「其默足以容」都不容許，香港能夠逃離這種淪落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