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 星期日

六四廿三年祭:北京當局有意平反六四?

六四23周年﹕北京當局有意平反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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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年三月間,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發自北京的報道引述消息指,溫家寶近年已分別在三次中共高層秘密會議上,提議重新評估六四事件,彌補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創傷。

這篇報道引起海內外的猜測,北京當局是否有意「平反六四」?

此後的一些現象也讓外界產生一定程度的樂觀解讀。三月下旬,有媒體報道說,中國互聯網的一些運營商突然對「六四」等敏感詞彙解禁。報道稱,網民可以在百度上搜索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網頁,以及「六四」事件的照片。有人猜測這是中國將放開信息管制,為政治改革及「平反六四」創造條件。

平反六四樂觀說法

「六四」紀念日前夕,貴陽多名異見人士於五月二十八日起連續兩天在市區人民廣場舉行紀念六四活動,來自維權網站「參與」網的消息說,整個過程持續約兩個小時,其間沒有受到官方的阻撓或騷擾。有媒體對此解讀成中國執政當局授意而為,為「平反六四」試探水溫。

中國的政治氣候自去年以來發生一些變化,似乎也為「平反六四」的樂觀說法提供了支持。早在二○一一年上半年,在中國中央軍委總後勤政委劉源智囊張木生發布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劉源為該書長篇作序。該書及序言提出重回「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二○一一年的下半年開始,北京公開關於中國未來的座談會連場召開,其中前總書記胡耀邦兒子胡德平等人異常活躍。

此後,「平反六四」等關鍵問題重新被人提起和討論。另外幾個關鍵問題包括法輪功、漢藏關係、兩岸關係等。二○一一年底,有北京傳言稱,去年大病痊癒的前總書記江澤民是愈活愈明白,想在有生之年解決兩件事件,一是作為最大受益者的「六四」事件,二是作為最大責任者的法輪功事件。會議亦稱,江澤民得到了未來接班人習近平支持。

在二○一一年底及二○一二年初,一些據稱是未來接班人智囊的外圍人士開始接觸海外的「六四」事件參與者,試圖物色有代表性可以對話的對象,為解決「六四」問題鋪路。

據了解,三種可能的方案正在被討論,包括「事件定性徹底平反,對參與者徹底平反」、「事件定性軟化,參與的人全部平反」、「事件定性不變,參與的人給予一定平反」三個選項。當中最被看好的是第二種方案。據稱,第二種方案將參照當年對待「反右」的處理,即認為「反右」是必要的,但存在「反右擴大化」,除極個別人士之外,對參與者都給予平反。同樣,相關方案將「六四」定性為一場反腐敗的愛國學生運動,但不否定鎮壓的合理性。即過程當中存在過激行為,因而採取行動是必要的。絕大多數參與者出發點都是好的,給予名譽上的完全平反和一定程度上的經濟補償。

不過從反饋情况來看,尋找合適的有代表性的對話對像仍是件困難的事件。對於北京當局來說,完全平反對政權衝擊太大,未必能夠承受;如果不能完全平反,「六四」的參與者又沒有人願意為此背書。另外,近來有些聲音認為,光是「平反六四」已經不足夠。接受「平反」是仍然承認執政當局的合法性,「平反六四」不能接受,必須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

一九八九年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在今年六四前夕出版的一本書中表白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沒有向鄧小平謊報軍情。這本對話錄中記述,陳希同認為,當時如果處理得當,就一個人都不應該死。外界猜測,「這種現像是否顯示中共內部已經有反省當年做法的迹象。」

揣摩上意毫無意義

不少政論學者認為,在整個國家被利益集團完全綁架之後,執政者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推動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及作為具體措施的「平反六四」。在集體不負責的決策體制之下,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推動開明的政策施行,溫家寶總理十餘次談及政治改革卻無任何實質行動就是明證。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稱﹕「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但一般民眾的反應是,溫家寶總理此前已經談了十多次政治改革,每次在講話之後揣摩上意並作出反應的人,都碰得一鼻子灰,只聽打雷,不見下雨。

中國政論作者莫之許認為,民間沒必要去揣測執政者是不是有政治改革的動向,完全無現實意義。「試圖從細節中發現高層政治意圖,其根本成因是極權體制對信息的全面逐級控制,屁民無從獲得較高層級信息,只得採用索隱方式。但是,全面逐級控制的極權體制下,高層政治意圖往往最後才傳導到末端,試圖從末端逆推是徒勞的。在這個意義上,導致索隱的原因本身,也正是其徒勞無功的原因。」

因此,也絕無可能出現在高層也沒有作出決定的情况下,會允許基層出現試探的情况,例如授意貴陽民眾舉行紀念六四集會。即使要平反,從歷史和傳統來看,更可能的模式是「真理標準討論」及「九二南巡」時的做法一樣,先從個別媒體發表評論文章開始,其他媒體組織轉載,各地召開討論會,統一思想,然後各地方諸侯表態,中央再統一定調。事實亦證明,多名參與紀念「六四」集會的貴陽民眾,在幾天後被警方傳喚抄家甚至拘捕。

同樣,民眾局也沒必要可能透過某些「敏感詞」能否在中國網站被搜索來判斷上意。中國並沒有統一的「敏感詞」管理平台,且由於中文分詞的技術問題,任何中國的互聯網運營商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敏感詞」組合。如果官方要實現可控的逐步放開,那也只能是從官方的新聞網站,如新華網的討論話題開始,再到國內的商業網站,如新浪、百度,最後再放開境外網站的管制。

對於執政者來講,只放風是沒有用的,一次次沒有下文的放風只能更多的傷害民眾的熱情,要有實質的動作。一般認為,從各國和平轉型的實踐來看,第一步就是放人,包括﹕一方面是釋放仍然在牢獄中的「六四」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另一方面,讓因為「六四」及其他政治原因流亡海外的人士能夠自由進出國門。如果要「平反六四」,第一步也是放人,其他都是空談。

「平反六四」時日臨近

中國經濟已呈惡化之勢,執政當局能從民間掠奪的財富已達臨界點。就如陳平先生在其《陳平對話錄》中所言﹕「所謂中國(大陸)經濟奇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五千年農耕社會基本未開發的『自然資源紅利』;二十世紀五○年代至八○年代,三十年軍管奴隸制工業化、城市化基礎建設的『野蠻積累紅利』和『人口超生紅利』;以及近三十年經濟全球化的『全球化紅利』。輝煌的背後是三十年(二十世紀八○年代起)耗乾一切資源,二十年(二十世紀九○年代起)花光血汗積累,竭澤而漁、透支後代,時至今日,資源用光、環境污染、人口老化、外需難以為繼。」

在民間,整個社會矛盾高度尖銳並集中爆發。由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的報告顯示,二○一○年,中國發生了十八萬宗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中國的維穩政治已經難以為繼。二○一二年中國的維穩預算已經高達7017.63億元,超過國防預算6702.74億元。對於維穩的得益者來說,沒有敵人也要創造敵人,有了敵人就要誇大敵人,為體現維穩成效還得不斷加大整個社會的管制力度,從而又創造更多的敵人。維穩成為一個黑洞。維穩投入繼續擴大,國家不得不加大對各階層的掠奪,從而也製造了更多的不穩定,這也就是常說的「愈維愈不穩」。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維穩,勢必將進一步侵吞整個國家在其他方面的資源與創造力。

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二○一二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4%,稅收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1%。但一季度全國財政支出24118.0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億元,增長33.6%。此消彼長,執政當局能夠掠奪的財富,已經難以支持龐大的支出所需。

權力分配方面亦出現危機,薄熙來事件已經讓外界看到北京當局高層權力分配的危機。在整個國家的逆淘汰體制之下,現執政當局不僅沒有能力進行協調權力分配選出合適的人選,更是沒有能力阻止黨內的「野心人士」進入執政高層,如果不是王立軍闖館事件引爆危機,捉弄民粹的薄熙來幾乎得手。薄熙來事件亦嚴重衝擊中下層官員及民眾對體制及高層的信心。

另一方面,民間卻是暗潮湧動。在精英階層,北京公開關於中國未來的座談會連場召開。在互聯網上,近幾年興起的微博,加快了資訊流通,也從而催生權利的需求。723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紅十字會郭美美炫富、北京政變傳言等事件在微博平台的傳播,極度削弱了執政者的管治權威。而在二○一一年,事先被張揚的大連反PX示威,也成功通過微博組織了過萬人走上街頭。而通過微博組織的「自由光誠」運動,更是明確由維物權轉向了維人權,從維自己的權轉向維他人的權,從傳統的利益導向轉向價值導向,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意義轉折。

中國內地今年「平反六四」呼聲也遠高於往年。除貴陽多名異見人士公開紀念「六四」外,福建維權人士范燕瓊和其他冤民亦在三十日福建南平發起維權及「平反六四」集會並在街上游行。

對於執政者來說,現在是經濟死胡同和政治僵局雙面夾擊,「維穩政治」難以為繼,時日無多。問題不在於他們要不要改,而是如何改,剩下的時間還夠不夠。是由執政者自己親手結束共產黨的統治(主動轉型),還是等民眾葬送共產黨。現在還在台上以及下台的執政者能否逃過清算?

「平反六四」的主動權在民間。揣摩上意毫無意義,等待「頂層設計」亦是鏡花水月,唯有繼續啟蒙、喚醒、凝聚,形成壓力,以壓促變。整個國家的維穩力量看似無窮,但具體到一個地方一個領域能夠調動的維穩力量卻是有限的,就如能像廣東烏坎的村民那樣凝聚力量展示力量,執政者就不得不權衡武力鎮壓的後果,民眾正當的需求才有可能爭取到手。維穩力量與民眾力量此消彼長,臨界點出現,巨變亦即將來臨。

  北風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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