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念大學的時候，聽老師講過一個故事：柳下惠在魯國當法官，三次被罷免。別人對他說：「先生難道不能到別的國家做官嗎？」柳下惠說：「如果我堅持做正直的事，去到哪裏不會被罷免三次？如果我願意妥協自己的原則，又何必離開祖國呢？」
這則故事出自《論語》，原文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問成敗，只問對錯
我聽了這故事，對柳下惠有了新的認識。從前我只聽說他是個「坐懷不亂」的聖人，對他無甚好感。現在我了解到他天真固執的一面，便看出他的可愛來。不僅如此，這故事還為我解開了一個心結：讀過歷史書，我總感到自己對康有為和譚嗣同雖然同樣尊敬，內心卻偏愛譚嗣同。正如我看黃興和孫中山，明知後者的功績彷彿大些，也還是更欣賞黃興。原來，我的這點感情分，並不是因為人家在革命的路上死得比較慘，而是直道的魅力。
直道就是：不問成敗，只問對錯。「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無論背景多麼宏大，時勢如何趨使，在那具體的「生」與「義」不可兼得的一刻，渺小的個人必須選擇。這是原則的較量，沒有迴旋的餘地。所謂「曲線救國」，有時只不過是怯懦的藉口，良心的補償。我想，如果「枉道」體現的是人性的弱點，「直道」便是人性的光芒。
在網上看李旺陽的訪談，第一印象是他清晰的思路和洗練的語言，真教人眼前一亮。多年刑罰眦壞了他的身體，卻絲毫沒有使他混沌。在這險惡亂世，他無所畏懼，直道事人。當我對他的經歷多些了解，再看訪問，便認識到他的美德。他自己當年拒絕逃亡，但是從不貶低別人的選擇，對待曾經逃亡的朋友依舊像春天般溫暖，真誠地視他們為同道中人。他既不偏執，也不酸楚，他的憤怒毫不誇張，他的樂觀絕不煽情，他只是在堅持個人的道德。這樣一位真的猛士，長年受到非人的折磨，已然被摧殘得形如槁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短短幾日之後，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自殺了，我感覺就像兜口兜面被當局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有些價值判斷，並不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只需要一點常識和良知。我雖不會口若懸河評論「六四」，可是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分別還是一目了然的。這一次，一個盲人腳踏實地上吊身亡，得要多聰明的人才能看出事情的蹊蹺？問題是在一個指鹿為馬的社會裏，說句真話都能要命。所以，內地人每逢在「民主自由」的事情上被人「干涉內政」時，總是閃爍其辭辯解一句：「國情不同」。
價值判斷只需一點常識良知
國情的確不同。我小時候對「六四」的啟蒙認識，來自偷聽父母閒聊身邊熟人的八卦。當年我家遷居廣州，很快便結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張三和李四兩家人，他們都在本校工作，但是據我父母說，是「從北京『貶』到南方來的」。
1989年，張三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李四剛開始走上講壇，一場運動就這樣把他們「花了底」，從此檔案裏記一筆不特止，戶口亦永不能遷回北京。後來，他們在南方找到工作，但是沒有黨的信任，升職是不可能的。好在兩人都有精明能幹的老婆，幾年間四處活動，上下疏通打點，終於悄悄「洗底」，改了檔案。
那時兩家人都住在簡陋的平房中，夫妻間吵起架來，總要我父母去勸。我既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對於這兩個參與者並沒有一點同情。張三是我父親的牌友，打得比我父親還兇，天天通宵打麻將，簡直不用上班似的。李四和老婆離婚之後，不斷和女學生傳出緋聞。他們評職稱的學術論文，都是花錢在期刊發表的。
我對於「六四」的印象，總是朦朧地和這兩個人牽連在一起。10歲的我看這兩個人，只覺得個人修養比國家大事更值得關心。現在看來，張三和李四在90年代的那種狀態，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時代感的消沉，我也許永遠無法想像他們經歷過怎樣的心路歷程。再以後，我看了很多資料，才終於把「六四」和柴玲分辨開來。
「六四」也不是李旺陽。他只不過是堅持自己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價值判斷。他是一名君子，「六四」是發生在他生命中的一件事，他不願枉道事人，不願去父母之邦，結果他的遭遇比2000多年前的柳下惠更慘無人道。
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對於政治審美疲勞，但是當我聽說李旺陽的故事，我無法不把他記錄下來。如果今天的中國還能夠寫一部《論語》，孔子跟他的學生講道理的時候，大概每一次都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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