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 - 真話

2012年6月17日

Vic：本來不想貼安裕這篇文章。巴金的《真話集》和周一嶽那幾句話，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回頭想想，當年《真話集》和今天周一嶽那幾句話引起震動，實在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中國之悲哀且不去說它，香港如今日漸大陸化，為官者說不得人話，能不教人悲從中來？任何時候，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謊言，但一個地方容不得人說真話，那已經不是人間，而是地獄了。一個容不下真話的政權，其本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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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星期二下午的網絡世界變成一片歡樂海洋，周一嶽幾句簡短的電視答問，說李旺陽不似是自殺，這是一個專業醫療工作者理應平常不過的觀察總結，想不到成為網民認定周一嶽從鬼而人跨回奈何橋的證言。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著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著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況不是難事，然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在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著幾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著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