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 - 消極自由的基礎

《南風窗》，2013年第19期   2013年9月11日

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論爭中，伯林（Isaiah Berlin）的《兩種自由的概念》影響深遠。在這篇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中，伯林提出了兩個著名命題。一，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並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擁抱前者而拒斥後者，因為積極自由很容易導致極權主義。二，消極自由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論。由於價值本質上多元且不可化約為任何單一和最高的價值，價值衝突於是不可避免，選擇遂變得必要和重要。就我觀察，這兩個命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想像，並成為理解和評價自由主義的起點。

問題是，伯林的命題能成立嗎？我認為不能。第一，離開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將難以得到恰當的理解和證成。第二，價值多元論本身並不足以為自由的優先性提供道德支持。這兩個批評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伯林的自由觀缺乏一套有關自由人的主體論述。缺乏這樣的論述，自由即有無根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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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伯林的定義，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免受外在人為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換言之，一個人受到的束縛愈少，活動的空間愈大，他便愈自由。這些束縛可以是他人對我們身體的干涉，也可以是國家法律對我們的限制。一個被關在牢房或被政府禁止發表意見的人，自然失去了行動和言論自由。這裏的「消極」（negative）並沒有任何道德上負面之意，而是指一個人的自由狀態，純粹以他受到多少外在干預來界定，判斷的標準是有沒有人為的障礙擋著他的去路，有多少道門為他打開以及這些門開得多寬，而和他作為一個行動主體的特質、目的、利益、能力、欲望及自我實現等沒有關係。

這個定義簡單易明，似乎也很符合我們的日常用法。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裏，而必須繼續追問三個問題：什麼自由？這些自由為何重要？誰的自由？這是所有自由理論都須回答的問題。我這裏集中探討前面兩個問題。當我們說自由是一種重要價值時，我們不可能說，所有免於外在約束的狀態都是好的。如果是這樣，最自由的狀態，理應是無政府狀態，因為國家從我們出生起，就已經通過法律和其他方式，對我們的生活作出各種強制性限制。如果我們不服從，便會受到懲罰。但我想大部份人都會同意，為了使我們能夠和平合理地生活在一起，其中的許多約束是必要的，例如我們不能自由持有和買賣槍械，不能不喜歡交稅時便拒交。即使是最自由的國度，人們的生活依然受到各種約束。我們不能簡單地視這些約束為必然之惡，又或不得已的妥協，因為在社會合作中的許多約束本身是合理的。所以，伯林將自由定義為人為約束的闕如，然後認為所有這些闕如都是好的，其實並不成立，也不應是自由主義的立場。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國家和法律視為自由的必然敵人。如果自由是一種政治價值，那便必須默認我們已經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之中。公民可以享有什麼自由以及自由的範圍有多大，必然是國家的政治決定，並通過法律給予保障。許多自由國家的憲法，開宗明義清楚羅列公民享有什麼權利和自由，正是明證。在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常常將自由和國家對立起來，以為國家的盡頭才是自由的開始，甚至以為市場和私人領域是獨立於制度和公權力之外的東西，其實是概念混亂。市場可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公私領域的邊界如何界定，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份。離開制度，政治自由將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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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便明白當伯林談自由時，他不能只提供一個對於消極自由的形式定義，然後主張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嚴格來說，這樣的定義本身並不承載任何政治價值。他必須進一步告訴我們，在這個定義之下那些特定的消極自由是重要的。伯林似乎並沒意識到此問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追問，我相信他必然會說，他所指的是自由社會中最為珍視的公民和政治自由，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最低限度的個人選擇自由。這些自由為何如此重要？這牽涉到價值評價。伯林需要論證，為什麼在某些特定領域，國家不應干預個體的行動，並尊重他們的選擇。很明顯，這不再是定義問題，而牽涉實質的道德理由。

伯林指出，在自由主義傳統，有不同學說為自由辯護，包括自然法和自然權利、效益主義、社會契約論、康德和穆勒的政治哲學等。儘管這些學說觀點各有不同，但他們的論證最後都會對什麼構成「人性的本質」有個說法，並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容許一個最低度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便必將「矮化又或否定我們的本性」。也就是說，個人自由是保證人性得到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伯林清楚意識到，要為自由辯護，離不開自由主義對人的特定理解。既如此，那什麼是伯林的人性觀？教人意外的是，伯林對此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說明和論證。他最後訴諸的，是有名的價值多元論。以下這段原文十分重要，我先將它翻譯出來：

「我們在日常經驗中遭逢的世界，總是得在同樣終極的目標和同樣絕對的訴求之間作出抉擇，實現了其中某些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犧牲另一些。事實上，正正由於人類這樣的處境，人們才賦予選擇自由那麼大的價值；試想像，如果他們獲得保證，在人世間某種可實現的完美狀態下，所有他們追求的目標永遠不會有衝突的可能，那麼抉擇的必然與痛苦必將不再，選擇自由的重要性亦將不再。」

伯林在這裏，是要論證選擇自由為何如此重要。他認為，人類的價值和目標是多元的，而且這些價值和目標不一定彼此兼容，甚至難以用同一把尺來做比較衡量，因此在諸多目標中作出抉擇以及承受隨之而來的犧牲，是人類永恆面對的處境。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我們便應該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即使自由不是唯一也非最高的價值。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真實面對人性，更人地道尊重每個個體的決定。換言之，由於價值本質多元，是故選擇自由必須。自由的必要和重要，並不繫於選擇的主體，而繫於價值多元且無法調和統一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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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價值多元論真的能夠直接推導出選擇自由嗎？我對此甚有保留。首先，設想在我前面有A和B兩個選項，它們同樣終極且無法加以比較，而我只能二擇其一。在此情況下，我該如何決定？根據伯林的思路，因為沒有共同比較的尺度，我根本沒法在兩者中間作出理性評價並排出高低，因此選A或選B並沒實質分別，我甚至可用擲毫來決定。但是這樣一來，選擇的意義何在？我們平時之所以認為選擇重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相信選擇有助我們找到好的和對的答案。如果我一開始便知道這樣的答案並不存在，那麼由我來選或是由別人來為我選，似乎並沒根本分別。也就是說，多元論如果為真，非此即彼式的選擇或許變得無可避免，但伯林卻沒有告訴我們，這種選擇的價值在哪里，以及為什麼這樣的選擇自由必須交到每個人手上。

其次，伯林論證的另一面，是認為如果多元論為假，則選擇自由失去價值。實情未必如此。試想像在一個相當封閉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某種宗教支配了人們生活的每個環節，也成為人們做各種決定的標準。在這樣一個人們普遍相信一元論的社會，我們仍有理由支持選擇自由嗎？我認為有。正如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所說，真正的信仰必須得到人們真心的認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由我自己選擇，無論它本身有多好，對我的生命也不會產生作用。因此，選擇自由的重要性和多元論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係。

最後，多元論不僅不能支持自由的優先性，甚至會令伯林陷入兩難。例如一個非自由主義者大可以對伯林說，我完全同意你的多元論，而既然自由只是眾多價值之一，且和其他價值不兼容，而在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民族復興等都較個人自由來得重要，所以為了這些目標而犧牲部份自由（或部份人的自由）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伯林可以如何反駁？他當然不能訴諸價值多元論，因為這個結論正是從多元論的邏輯中推導出來，更何況伯林自己也承認，多元論本身並沒資源支持自由的優先性。一如康德、穆勒或羅爾斯那樣，伯林唯一可以做的，是提出實質的道德理據，論證個人自由為什麼較這些集體目標更為重要。但伯林為什麼不願走出這一步？

且讓我們先放下多元論，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再具體一點，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我們要有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視之為我們的基本權利？

我相信，如果認真追問下去，我們大抵會接受以下的想法。第一，我是獨立的個體，我的生命是我的，不是別人的。第二，我希望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一生白活。第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有許多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找到既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標，然後努力將它們實現，這三者缺一不可。第四，要知道什麼是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生活，我們需要在不同選項中有個認識、比較、試錯和選擇的過程。我們如此在乎選擇，恰恰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人生選項有真假好壞對錯可言，而不只是個人的主觀口味。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盡可能自由的環境，容許個體在其中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為自己的福祉作出明智決定。第五，即使我在當下做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卻同時知道自己有機會會錯，又或將來某一刻會改變初衷。所以，我希望自由選擇的環境能夠一直存在。

有人或會馬上說，既然你承認人有機會犯錯，如果有一些人較你更聰明更有經驗更有德性所以看得更清楚，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權威來幫你做決定？我當然不能說，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較別人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又或聲稱凡是我選擇的就是對的。事實不可能是這樣。我也不能說，長遠而言，容許個體有更多選擇必然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大好處，沒有人可以做這樣的保證。

於是，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在各種知識、宗教、道德和政治權威面前，為什麼我們仍然堅持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家長制難道不是對個人和社會更好嗎？畢竟在許多時候，人是軟弱無知短視和非理性的。我認為，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回應這個質疑最強的理由是：我們要尊重個體。尊重個體什麼？尊重個體是獨立自主，有自由意志，可以做選擇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理性存有。用穆勒在《論自由》中的話，我們可以用理由來勸導和說服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但只要這些人的行動沒有傷害別人，我們便不應該強迫他們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在關乎一己的事務上，個體是自己身體和意志的最高主權者。

換言之，捍衛自由的背後，有著現代人最深的道德信念：我們視自己為自主的自由人，並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渴望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活著別人為我們安排的人生。我要走的路，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路，不一定將來不會後悔，但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我遂實實在在感受到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人的主體論述。沒有這樣一種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理解也難以論證，為什麼選擇自由在現代社會成為如斯重要的政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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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為什麼伯林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論證？因為這種對人的理解，正正是他所定義的積極自由的要旨所在。看看伯林自己怎麼說：「『自由』這個詞的『積極』意義，來自於個體渴望成為自己的主人這部份。我渴望我的生命和種種決定完全由我來做，而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我渴望是自己意志行動的工具，而不是他人的手段。我渴望自己是主體，而不是客體。」簡言之，積極自由要回答的問題是，誰是主人？只有當一個人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時，他才享有真正的積極自由。如果是這樣，承接上面的討論，我們之所以那麼重視消極自由，之所以那麼希望擁有一片不受外在干預的空間，正是因為我們渴望做自己的主人，渴望過上自主的生活。也就是說，積極自由才是消極自由的基礎，而非價值多元論。

伯林不是沒有意識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緊密聯繫。只是他從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認為西方在價值一元論的傳統下，本來主張自我主宰的積極自由，受唯心論和理性主義的影響，最後很容易會墮陷到它的反面，成為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強制個人自由的藉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伯林遂努力將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徹底切割，並另覓他途去為消極自由找基礎。

伯林於1958年發表此文時，正值二戰結束不久及東西冷戰時期，所以有很強的時代憂思和特別針對性，但我並不認為伯林的論證是成功的。一來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的墮陷，並沒有哲學上的必然性。通過觀念的釐清和制度的確立，個人自主的理念完全可以為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提供合理的支持。二來這種切割將令自由主義承受很大的理論代價，因為它壓抑甚至放棄了承載和支撐消極自由的自由人主體。沒有這個以個人自主為核心的主體，消極自由將變得無根，更很易被批評者視為是對價值主觀主義、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認同。反思伯林，並思考如何回應這些挑戰，我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多少是有益的。

陳雲 - 紅芽芋仔

轉角   2013年09月16日

【am730專欄】在深水埗的菜檔，見了紅芽芋仔，鵝蛋般的大小，正想回頭再買。回頭走過，一個老婦人在揀，久久不能揀完，芋身潮濕，看來為了增加重量而灑水，或貯藏不善而着了水，這是不在行或存心不良。這年頭的商販，這年頭的香港，算吧。芋仔售價八元一斤，五年前還是五元一斤的。

六七十年代在鄉村住，中秋節拜月光，用一個平底大筲箕，中間是幾個少油的豆沙月餅，旁邊是本土農產，如芋仔、花生、菱角、馬蹄，白水煮熟，外加廣東來的沙梨、楊桃、林柿和廣西沙田來的沙田柚，頗有秋收祭祀之意。祭祀之物，都是嶺南土產，芋仔更是自己種的。非土產之物不可用於祭祀，這是《禮記》的古訓。

當年天津鴨梨是秋天時令水果，價廉物美，清甜而酸，但好食歸好食，天津是北方，祭祀用的還是廣東沙梨。現在的鴨梨，淡得不堪入口，食也不能食了。年前，日本的水晶梨還好食，大陸引入品種，廣泛種植之後，味道也淡薄了。

紅芽芋與檳榔芋和荔浦芋不同，紅芽芋是母子共生的，一個母芋連帶八九個芋仔。母芋大如雙掌抱圓(左右拇指與食指圍攏成圓形)，可惜味道淡薄，只好留作自家食用，芋仔有鵝蛋般大，滋味比芋頭甜美，可以拿到墟市賣。檳榔芋和荔浦芋也有連生的芋仔，但體型較小，不能拿去賣。

芋頭是華夏的古老作物，與明朝移植入華的番薯和馬鈴薯不同。舊小說常有情節，說深山古寺，老僧焙火煨芋，與來客談禪。冬藏之芋，其味醇香，澱粉綿密，深夜煨熟而食，可暖腹一夜。

種植芋頭要在山坡沙地，當陽、疏水而通風，種芋要半年才可得食，期間要除草、灌水和施以禽畜糞便之重肥。芋頭甚耗土地肥力，即是抽取土地的微量元素，故此必須輪耕，例如一年種了芋，明年就要種番薯、蘿蔔、禾之類，否則土地無法恢復肥力，就會貧瘠變硬。恢復肥力，是等蔬菜腐殖質、昆蟲、蚯蚓、雨水等在田地漚幾個月，使微量元素回復先前的水平。

芋頭不怕風雨，收成有保障。種芋要厚殖泥土，堆成田畦。芋田好看，尤其在仲夏施肥之後，用乾稻草鋪蓋泥土，防止雜草生長，之後放水灌田。悶熱無風，鳥鳴蟬噪，遠處幾聲雞啼，芋葉墨綠而芋梗紫紅，葉上有一層白絨，葉葉如綠色小鏟低垂，不及蓮藕荷葉之美艷多姿，惟於高山沙地見之，也是賞心悅目。赤足走過芋地，泥土曬得微熱，想像芋頭在裡面緩緩生長，此農家之樂，千金不易。

紅芽芋仔要曝曬幾日，收水之後，下鹽煮熟，再曝曬一個下午，滋味才夠濃厚。這是後來讀食經才懂得的，當年只是白水煮熟攤涼，拜了月光就食。

周一刊出/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家明雜感：《長洲誌》真實影像之魅力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15日

【明報專訊】紀錄片影像的魅力，憑《長洲誌》又一次充分證明。《長洲誌》是今年華語紀錄片節的開幕片，上周在太空館放了兩場，14套短片顧名思義拍長洲。學員來自不同專業，有人第一次拍片，技術水平、對紀錄片認知不盡相同，但他們拍出長洲的不同面貌，真性情、有趣活潑的人物。放映現場氣氛所見，反應十分熱烈，觀眾感觸良多；紀錄片的力量，《長洲誌》算達到了。

不說不知，那才是七天七夜的成果！紀錄片節的主辦單位采風今年6月舉辦紀錄片夏令營，找來中港台導師（李惠仁、應亮及曾翠珊）跟學員上班，再着學員在長洲尋找題材。我看過一些臉書的照片，我小學畢業旅行的明暉營變成剪片場所，一台台電腦在桌上好不熱鬧。最後幾天學員為作業不眠不休，聽說最後一夜不少人分享時哭了，有人笑說像入了邪教組織——說不定真有類同，這個教迷信紀錄片。我羨慕有份參與的師生，他們並堅作戰令彼此的心很接近。他們當中有社工、市場調查、攝影師、大學講師及學生，在營內把時間心神全投進紀錄片。在太空館放映廳，看到學員容光滿臉，他們很熟絡，滿有默契的坐在一排看片及答問。說實話，他們無私的合作精神，勇躍主動參與，朝氣勃勃的笑臉，我在電影學院並不多見。

島民生活智慧 片言隻語已動人

《長洲誌》有其先天局限，學員只有幾天時間拍攝，不宜作深入的調查採訪。采風負責人張虹、林偉鴻亦是營內導師，他們透過活動傳承紀錄片信念，《長洲誌》傾向「直接電影」的旁觀手法。加上活動在長洲舉行，長洲與別不同的民風地貌，是創作的靈感泉源。於是，人物與地方的白描，觀察式抓拍，成了《長洲誌》短片的基本特色。但說來容易，幾天之內，製作人要先決定題材，又要徵得被攝者同意。但放映結果顯示，紀錄片營是成功的。影片篇幅雖短，14部片由5至10分鐘不等，但片言隻語已很動人，亦有生活的啟發及智慧。我最愛〈華哥〉（李鐵成導演）及〈輝叔〉（陳巧真導演）：華哥是長洲碼頭報販，影片呈現華哥工作的細節：凌晨出動，坐船到中環碼頭疊報紙，疊好後再大堆大堆運回長洲碼頭，全部親力親為。長洲居民大清早由碼頭到香港時，華哥已經過了最忙碌及辛勞的時候。一年四季，不論陰晴他都這樣辛勤，可敬是他總是笑容可掬，跟街坊談笑自如。輝叔很好玩，表面愛理不理，十分寡言，一些對答又令人真假莫辨。

長洲跟六四的關聯

放映當日華哥來到現場，打趣說影片只拍到他表面，令哄堂大笑，掌聲雷動。兩天的《長洲誌》放映，我看到製作人、被訪者的融洽關係。製作人不僅沒有高高在上，他們很感恩、謙遜（「感激長洲街坊」之聲此起彼落），還從故事人物身上領悟處世之道。除了華哥，〈荒山野人〉（鄔詠恩、司徒嘉豪導演）的方伯，〈一個人的社活〉（尹景輝導演）的堅叔亦來到現場。我因為家庭聚會，幾乎每月進出長洲，但《長洲誌》的事迹完全聞所未聞。所以要感謝《長洲誌》同人，拓闊了我等觀眾眼光；長洲真不只有吃喝玩樂，度假屋、大魚丸、張保仔洞什麼的。不是因為這個短片系列，我真沒想到長洲跟六四有關聯：〈一個人的社活〉的堅叔，在島上不平則鳴，為居民發聲、跟政府打官司。1989年，他到北京支援學生運動，六四凌晨血腥清場時，他在槍林彈雨中走避，其後被抓，在上海囚了半年。這些年後回憶，堅叔仍然相信行為正確、正義。堅叔在放映現場發言，勉勵年輕人要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努力，同樣哄堂掌聲。〈荒山野人〉的方伯也有個性，愛在山間詠詩，留守山上田園，希望裨益後世。方的亡父離世前叮囑他照料農田，說這裏是根；但方伯兄弟在異國落戶，團圓已無望，看到他家族照片特別唏噓。

各式各樣的性情中人

說《長洲誌》「仗義每多屠狗輩」真不為過，影片充滿各式各樣的性情中人。〈靠近海〉（彭國偉導演）的主角是個攝影師，移居長洲十年，對亡妻十分深情。〈街坊〉（譚志榮導演）只有短短6分鐘，但幾個中年漢天未亮在茶居喝早茶，打着赤膊互相調侃，「茶友」之交淡如水，喝罷即分道揚鑣，十分有趣。「打牙骱」很生活，劇情片要拍出味道不易，紀錄片反而輕而易舉。《長洲誌》有不少令人會心微笑的「打牙骱」場面，〈生活〉（曾錦山導演）寫幾爺孫的是一部，〈麗新電髮〉（葉偉平、王偉健導演）是另一部，兩片均拍出長洲悠閒、慵倦一面。正是悠閒才能細味人生，《長洲誌》不只一次，帶觀眾看屋簷下的燕巢，島上不同景點的晚霞及自然美景。由長洲到《長洲誌》，除了是紀錄片練習，原來還是映照城市急速生活的鏡子。〈願．還原〉（鄭藹如導演）的農夫說得好，他們從事有機耕種，是人對大自然的馴服，投放了心血未必有豐厚的收穫，唯一可做的只是不斷付出。這份可貴的精神，其實就像《長洲誌》的紀錄片或任何藝術創作；農夫及藝術家的謙卑及敬畏心理是如出一轍的。

《長洲誌》傳達了對生活、生態的關切，還有幾部以老人為題：〈生日會〉（蕭彥瑜導演）拍一家安老院的生日會，一位婆婆在練習徐小鳳的《風雨同路》，十分可愛；生日會還看到不少眾生相。〈歡煥美好〉（朱吉輝導演）同樣是安老院，戲中的婆婆較幸運，由女兒為她說故事。婆婆年輕時辛酸，但意志很堅強，做過不同工作，包括在長洲戲院賣黃牛票。《長洲誌》更有完全不拍人物的詩意紀錄片：〈虫子〉（徐智彥導演）拍昆蟲，牠們在欄杆及運動場上緩緩爬行。〈魚悲慘的一生〉（賽普拉．木塔里甫導演）拍魚被捉及吃的過程，最妙是最後鏡頭，某牆塗上此口號：「it's ok to eat fish 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feelings」。對了，長洲盛產海鮮，這裏的人捕魚吃魚；子非魚不知魚之樂，但總明白牠們的悲哀吧！

影像真實一看便愛

《長洲誌》最離奇是一部叫〈媽媽告訴我〉（李偉盛）的短片，手法顛覆，玩弄很多元素，雖然未必跟長洲有關係（搞不好他連「長洲誌」三個字也顛覆了），卻十分創新、大膽。問題只是，幾分鐘短片一看無妨，再長一點不知變成怎樣。《長洲誌》的其他短片也是，有些算完整，有些可以再拍下去。但無論如何，紀錄片營畢竟只七天，學員初試啼聲已不錯，期待他們未來更長的作品。《長洲誌》證明了，紀錄片絕不八股、跟電視台風味完全不同，不用什麼欣賞方法，影像真實，觀眾一看便愛。「地方誌」的意念極好，它記載了時地人的多元面貌。影像製作的門檻這樣低，我們不應依賴電視及香港電台，每個地區都可以拍攝類似的民間紀錄片。有《長洲誌》作示範，期望更多人投身紀錄片行列。

《長洲誌》將在9月28日傍晚在長洲露天放映，詳情可參考采風網站：www.visiblerecord.com。

文 家明

譚蕙芸 - 陳局長，請你爬上山來，我們談一談郊野公園這禁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15日

【明報專訊】這星期，我給陳局長搞得心緒不寧。周一，他在網誌說要發展郊野公園；周二，林超英斥這想法如「思想癌細胞」。說實在，回歸後政局荒唐，我已習以為常，但聽到政府要向郊野公園開刀，就如面對國教的家長，聽到有人要「搞我個仔」一樣，氣憤難平。

我對郊野公園有深厚感情。童年時，一家人常登山，我第一堂自然教育課，就是蹲在郊野公園小溪旁觀賞魚蝦，仰頭看天空盤旋的老鷹，在山徑上，跟隨母親認識植物，知道有一種紫色果實叫「山稔」，可吃，鮮甜無比。父親說，山徑叫「麥理浩」「衛奕信」，因港督們熱愛行山，隱約記得，我們曾經在郊野公園，跟在行山的某港督擦肩而過。

小小的心靈自此留下一種印象：英國人不壞，百姓不論貧富均可享美好環境，這叫做「德政」。長大後，每有空就登山，即可忘卻煩憂。我覺得，香港無論多烏煙瘴氣，郊野公園是我們的秘密花園，除了保育，還有一種心靈面向，提醒我們在中環價值之外，還有其他可能，郊野公園是香港人精神上逃逸的最後堡壘。我天真地以為「郊野公園」不能動，是一種港人默識。想不到被陳茂波挑戰了我的底線。但後來，我冷靜下來，我想知道，對郊野公園認識深厚的人怎樣想，於是相約一位舊朋友喝茶。她在政府做與郊野公園相關工作數十年，剛退休。她不希望透露真名，叫我們喚她作「無花果」。

無花果說，她看了陳茂波的網誌，氣憤得「差點要參加佔領中環」。一直甚少批評政府的她也動氣，覺得陳作為「發展局局長」，網誌中錯誤引導公眾，把郊野公園佔地寫成七成（後來更正為四成），連基本數字也搞錯，令人懷疑他對事情了解有多深。另外，她認為香港不是沒有地，為何要向保育價值較高的郊野公園打主意。我問：「那郊野公園是否不能碰，不能談？」出乎我意料，無花果說，「不是不能碰，不是不能談，但你提出的方案有多可行？」無花果指，郊野公園範圍「那條線不是死的」。事實上，文件顯示，近年郊野公園在擴大，自1995年先後有二千多公頃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新增地方佔總郊野公園面積約5%），如西貢灣仔和港島龍虎山，都是近年劃成的「新」郊野公園。可是，無花果問，即使願意割地，但郊野公園地勢險要，要搞大量基建才能住人，道路水管排污要走入郊野，可能性成疑。她又質疑，郊野公園地點偏遠，風景優美，社會是否會願意用這些優質土地興建公共房屋，解決低下階層需要，還是會興建一萬元一呎的低密度豪宅？

不能觸碰的禁忌

茶敘後，無花果電郵了幾份有關郊野公園的報告給我，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一直對郊野公園充滿浪漫想像的我，忽然以客觀態度，重新檢視它的美好醜。我發現一直忽略了的東西：郊野公園起源有政治原因：六七暴動後，政府想找地方給年輕人發泄精力，於是鼓勵青少年到郊野公園（或者我也是被「吸納」的年輕人，我去了看魚看蝦，便不去示威）。又例如：最初郊野公園的自然環境不甚了了，因山火或居民斬柴令山頭光了，政府把外來快生植物品種引入，變相影響本土生態。

最震撼莫過於，郊野公園風景漂亮，不一定等於具高生態價值。思匯智庫於2011年的報告Adaptive Governance for HK's Country Parks Network裏批評，殖民政府最初設立郊野公園，主要為保護水塘，於是郊野公園集中高山，但其他生態地區，如有多樣生物的濕地和平原，卻甚少劃為郊野公園。亦即，劃入郊野公園的土地，不一定等於生態價值高，沒劃入的，也不等於生態價值低。此一觀點對我來說頗震驚。我得承認，自己對郊野公園的偏愛以情感為主，非理性居多。你以前問我，點解呢撻地方係郊野公園，嗰撻地方唔係，我答唔到。我潛意識以為，郊野公園風光優美，自然有保育價值，卻是一種不求甚解和無知，間接令我心生一種「郊野公園神聖化」，不能觸碰的禁忌。

連功課都做不足 如何讓你陳茂波去談？

話說回來，當我了解了歷史和脈絡，也不反對「郊野公園是可以碰，是可以談」，問題是，讓你陳茂波去談，讓你去碰，似乎你也不懂得碰，不懂得談。

從陳局長網誌，我們看不到一種對環境保育的願景。毛澤東都說過，有調查才有發言權，陳局長連郊野公園佔地也寫錯，由四成寫成七成，已令人先失信心。半生守護郊野公園的無花果火都嚟埋：「這是水平的問題，是他做功課做得不夠？還是專登說錯，如果是專登說錯更是壞心腸。」進深一步，局長要去碰一個社會禁忌，卻沒勇氣帶領全民反思郊野公園規劃，缺乏一種政治家應有的願景和氣魄。如果陳局長說，郊野公園現時沒納入一些高生態價值區，就讓我們重新檢討郊野公園界線，把低生態價值地方建屋，再把被忽略的高生態價值地方重新納入郊野公園，或許，我會讚成也不定。

但說到底，現時陳局長態度曖昧，討論模糊不清。半生做郊野公園工作的無花果，看完陳的網誌，也搞不清楚他是想發展「法定郊野公園範圍」，還是公園以外的郊區。後來，發展局發言人更說，陳的言論「不代表政府立場。」這種又要講又沒承擔的態度，如何令人有信心，把珍貴的郊野公園資源，交託在這個政府手上？

筆者對待陳局長可算百般認真。他在網誌提到可考慮發展「大嶼山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於是請教無花果，大嶼山郊野公園內有否地方適合建屋？雖然我們都不知道局長所指的大嶼山那一部分，但姑且找來地圖，檢視2008年開幕的大嶼山北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卻發現大部分是險要斜坡，只有一小片平地在沙螺灣附近，問題是：「無路去到喎。」我倆隔着話筒滴汗。我們不是「不讓你碰」「不讓你談」郊野公園，但你可否告訴我們，是我們對你的計劃太認真，癡心錯付，還是你根本沒有細心思考就口輕輕講？

陳局長，經過了劏房和囤地風波，坦白說，我對你沒好感。但後來讀過你早年在雜誌的專訪，我體諒多了。我知道，你小時候窮，為改善家人生活，一日做兩份工，每晚只睡兩小時，兩年完成十二個專業試。對你來說，到郊野公園散心，或許太奢侈。

我城無價寶 破壞無彎轉

陳局長，你在訪問裏說，掙錢到最後，家人相繼因病離去，令你感嘆「窮半生往上爬，又如何？」陳局長，我想告訴你，和物質成就堆砌的高峰相比，大自然的雄山峻嶺更有永恆價值。過去，土地於你，或許只是一種等待增值的資產；但郊野公園對每年到訪的一千三百多萬人次香港人來說，是不能用錢衡量的無價寶，一旦破壞了，便難以逆轉。

陳局長，請你爬上香港郊野公園的高山，在這裏，你能撥開雲霧，更宏觀地看清事物。你會知道人類的渺小，你會看到社會發展除了建屋，還需要為市民帶來一種心靈的開闊和想像，你會看到，市民需要學懂對土地和大自然的關懷。陳局長，相信我們，當你爬上這座大自然的山，一切觀點會不一樣。在這裏，讓我為你用山水泡一壺茶，然後我們可以談一談，碰一碰郊野公園的禁忌。

文 譚蕙芸

塵翎 - 電影的家人

明報   2013年9月15日

很久以後，我仍會記得那一夜。在台北青田街的小型派對，散席時眾人喝得東歪西倒，我也臉紅耳熱，站在路邊再聊一會就要走，忽然有人領一男子過來，說，這就是你朝思暮想的「阿遠」。男子的輪廓隱約認得，雖已見中年人體態，但神情是《戀戀風塵》的阿遠無誤。我不是辛樹芬，但惶惶然在異鄉街頭也彷彿重遇故人，有一種難言的惆悵。

離開了電影的阿遠，當上了體育記者，背着相機穿著背心便服走在路上，比普通人更腳踏實地。拍電影沒甚麼，只道是家常，只有在外國影展遇上瘋狂的影迷與鎂光燈，才曉得那還是名利場。卻也不過是一場發熱，燒退了就下床，日子平常，也沒甚麼。

在台灣生活，總有這種家常感。電影業的人在一起像大家庭，作息相處似家人多於工作夥伴。辛樹芬拍完電影去嫁人，陪老公照顧孩子也沒誰去打擾她。《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明氣質夠獨特吧，給發掘了拍完一片就去美國，結婚還回來台北請小四張震吃喜酒。舒琪回到了台北，亦像鄰居女孩。沒有明星，就是日常的生活，有時也演演別人，而已。

蔡明亮和李康生這檔也是一個家庭，互相照應，有念頭就拍電影，不拍的時候去賣咖啡，游泳一樣自然換氣。蔡明亮的電影，就是李康生的臉。這張臉一年年老去，孤寂一天天詭異、飄茫，捉不着，卻把人重重包圍。

蔡明亮在威尼斯拿了獎，說以後不再拍片。我不要信。多年前他因發行問題，乾脆親自到街上賣票，氣說不再拍了。後來我有機會問他，心裡焦急得很，他還反過來安慰我。電影和人是那樣親近。我就感到，他不會放棄電影的。他只是需要愛。

鄭培凱 - 都是倉頡惹的禍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3年9月15日

十多年前，初來香港，應《明報》編輯的邀約，在報端開闢專欄，寫了一批文史知識與古典文獻解讀的短文，對象是中學語文老師以及修讀文史專業的大學生。最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幫我輯成一書，要我起個書名，我就想到以前寫過一篇愛森斯坦論漢字的文章〈倉頡蒙太奇〉，借來作為書名正好。反正只要是討論中國傳統的文史知識，不可避免，就要涉及漢字的特性，這一切都是倉頡惹的禍。

研究古漢語典籍，屬於傳統「小學」的範圍，掉進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領域。《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慎《說文解字》講到六書，則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用詞稍有不同，意思是一樣的。漢代學者明確指出，每個人學習文化，首先是要「識字」，不識字就是文盲，根本不可能傳承前人累積的知識，踏入文化領域，也就一生懵懵懂懂，遠離了文明的進程。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因此，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史，第一步是要有點「小學」知識。

然而，這個涉及文字訓詁的「小學」，可是與今天小學生一大清早背着大書包，在街上搖搖晃晃，苦着臉去上的小學不同，是現代人眼中非常艱深古奧的學問，連專業學者學起來都感到十分吃力的。還記得我在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對一切文化知識的探求，如饑如渴，只要是文史哲的課程，沒有不去旁聽的，唯獨不肯去聽文字訓詁的課，認定了那是「迷戀骸骨」的學問，是與知識的木乃伊為伍。倒是因為喜歡唐詩宋詞，對文字的韻律有興趣，聽過半個學期的音韻學，看着近視到幾乎半盲的許世英（許壽裳的兒子）老師，在助教的協助下，摸摸索索上了講台，以董同龢的《中國音韻學》為課本，閉着眼睛告訴我們第幾頁第幾行哪幾個字印錯了，要改正過來。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文學想像的審美翱翔，是文字如何協律押韻的音聲之美，不是漢語音韻嬗變的軌迹，不想知道高本漢如何探索上古音的脈絡，也就半途而廢。能夠在班上支撐了半個學期，不是因為這門學問對我的吸引，而是老師的敬業精神讓我感動。許老師喜歡板書，大段大段的引證寫滿了整個黑板，擦掉了再寫，卻因為視力太差，擦不乾淨也不知道，再寫的文字就覆蓋在擦不乾淨的字迹上，整個黑板一片模糊，有似紐約街頭巷尾的塗鴉。同學都暗自偷笑，我卻感動莫名，時常覺得胸中塊壘，壓得我喘不過氣。總之，我在大學時代遠離了文字訓詁的「小學」，避之唯恐不及。直到上了研究所，認真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必須洞徹古典文獻的詮釋，這才理解了「讀書必先識字」的真諦。

漢字的出現，大約是在三四千年之前，由甲骨文演變為古籀文、大篆。到了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雖然以小篆統一了文字，卻因為經歷過一兩千年的傳移模寫，發展的軌迹相當紛繁，理解先秦古籍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漢代經師解讀秦火劫餘的古代典籍，有古文學派，就專注於釋讀小篆之前的古文字，企圖揭示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王國維曾經說，兩漢的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不同，大多數是「小學家」，精通文字訓詁，特重文獻的考據，說的就是這麼回事。從漢代到今天，又增加了兩千多年的漢字文化累積，其中反映了許多聰明才智的展現、悲歡離合的體會，都值得我們重新審視，豐富我們自身的生命追求。

這些專欄文章，雖是有感而發，卻都是隨意為之，信手拈來，並沒有一以貫之的脈絡。真要追索起來，只有一個不變的主題，就是「倉頡蒙太奇」。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作有《行腳八方》等

李怡 - 中國化和本土化的對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14日

三百人籌款在香港和台灣刊登倒梁廣告，被梁質疑在台刊廣告「不明所以」，沒幾天台灣就爆出了馬王決鬥政治大風暴，風暴牽涉台灣複雜的政治、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有待完善等問題，本文不能盡述。但風暴的發生及後續發展，卻與香港三百人廣告在政治意義上有牽連，且稍作闡釋，以證梁振英的目光短淺，以及他其實是對政治「不明所以」。

馬王惡鬥，在馬英九以黨主席身份干預下，國民黨考紀會火速撤銷王金平黨籍，以致在比例代表制下出任立委的王金平失去立委資格，不能再擔任立法院長了。馬英九在權力上贏了，民望卻暴跌。根據TVBS的民調，馬的滿意度只有11%，直逼當年陷貪污風暴的陳水扁10%的最低紀錄，對馬不滿意度68%；對於國民黨對王開鍘，55%不贊成，只有17%贊成。而由網友發起的「全民連署要求馬英九下台」活動，不到2天已有近10萬人響應。

昨天台灣《蘋果日報》報道「滅王計劃」內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馬對國民黨內某大老說，王金平與民進黨聯手做了不少嚴重的事，令人很難再容忍。這嚴重的事，所指應是拖延《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在立院的審議和通過。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早已談判完成的台灣與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遲遲無法簽署，是因為新加坡與中共有默契，須等兩岸服貿協議生效後，才與台灣簽經貿協議，也就是說，中共通過新加坡向台灣施壓，這使馬英九擔憂台灣經濟會更邊緣化。因此，馬英九要鏟除王金平，背後藏有馬要加緊兩岸經濟融合的動機。而這動機又與中共的施壓讓馬擔心台灣經濟邊緣化有關。

三百位香港公民刊登的廣告，強調「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引以為鑑」。台灣親綠的《自由時報》刊登社論，聯繫香港情況，批評馬政府強要過關的服貿協議一旦實施，「台灣步香港之後身陷社會經濟困境，將難避免；台灣人民不能不就此強力抗爭。」

擔憂大陸在經濟社會方面滲透台灣的，並非只有綠營和親綠媒體。知名的出版人郝明義為反對「服貿」，辭去國策顧問職務，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服貿」罔顧國家安全。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撰文《鎖國，鎖進中國？》，指出「一個小國在經濟上，過度依賴對她有『領土野心』的大國，就是重大國安問題。」

因為擔心引狼入室，新加坡民調顯示近半數國民寧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減慢外國（主要是中國大陸）移民人口增長。但台灣在國際上受中共打壓，要避免經貿邊緣化，馬政府選擇與大陸加緊經濟融合，卻一直受非直接獲利的本土力量反對。這是除了政治是非的因素之外，台灣多數人不支持馬政府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的內在原因。

目前台灣政局有甚多變數。一、國民黨高層，包括名譽主席連戰和副總統吳敦義都明裏暗裏反對馬英九這次的作為，以王金平為首的本土派更對馬反感，因此立法院選舉新院長，現任副院長洪秀柱未必能過關；二、據聞國民黨「四大家族」（吳敦義、連戰、郝龍斌、朱立倫），都支持王金平，因此國民黨內有倒馬的暗湧；三、明年所有公職人員的7合1選舉，以目前形勢判斷，國民黨可能大敗，現黨內有聲音表示若敗選馬英九要負責；四、更可怕的可能性是王金平另組黨，把國民黨內的本土勢力大部份拉走，這樣國民黨就淪為只代表少數外省人的台灣邊緣化政黨了。

無論如何，台灣未來發展都會越來越走向與大陸更明顯地區隔。香港三百人的廣告刊出後，親藍的《聯合晚報》發表社論，在同情香港人處境的同時，表示香港「中國化」的核心不在自由行，而是政制上無法自主。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了，在「人民是頭家」這層意義上，台灣或毋須擔心「中國化」，今後問題是怎麼把「台式民主」的素質更升級。看來，香港也只能走台灣的民主拒共的道路，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境。

馬王對決，很可能是中國化和本土化的對決。不能看一時的勝負，長遠來看，必是認同本土的民主的勝利。而中共收回香港時說要對台灣「率先垂範」，想不到現在變成「以港為鑑」，真是莫大諷刺。

古德明 - 高度下流

中華正聲   2013年09月11日

【am730專欄】九月六日，香港房屋局長張炳良以「安得廣廈千萬家」為題，發表文字說：「我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主席序言之中，引用詩聖杜甫名句『安得廣廈千萬家』，邀市民同出一分力。」杜甫復生，一定給張炳良氣死。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中文以「間」說樓房數量，例如陶潛《歸園田居》有「草屋八九間」一語。張炳良連詩聖名句都不懂，誤「間」為「家」，詞意不當，用韻也不對。而他據說是個學者，還做過教育學院院長。

當然，在新中國，戕賊中文是潮流。請看六月十四日香港梁振英政府新聞公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高度讚揚懲教署。」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聲言：「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二零零九年，臺灣馬英九政府唯恐得罪中共，禁止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訪臺，內政部長江宜樺九月二十五日更公然說謊，誣衊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秘書長被國際刑警列為恐怖分子：「很多國家高度提防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入境。」甚麼「高度提防」、「高度重視」、「高度讚揚」等下流話，哪裡可以算是中文。

現代漢語的「高度」，是英文highly的硬譯。梁振英政府新聞公報那一句，每一個字其實都是英文：Chief Secretary Lam Cheng Yuet-ngor highly commended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查一九六八年版梁實秋《最新實用英漢辭典》，highly即中文「很、極」，a highly amusing film是「極有趣的影片」，不是「高度有趣」。

除了「很、極」，中文還有不少等於highly的說法。《國語》卷七驪姬跟晉獻公談到太子申生：「吾聞申生甚好仁。」《新唐書》卷一三零裴寬曾任范陽節度使，去職之後，人人懷念：「部將入朝，盛譽寬政。」《夢溪筆談》卷十五歐陽修讀到王向的文章：「公一閱，大稱其才。」《三戲白牡丹》第十五回呂洞賓和白牡丹交媾：「(白牡丹)渾身酥麻，十分受用。」《四美奇緣》第十四回文素臣對解遂良說：「多蒙老丈忠言勸告，我實非常感激。」中國人不會說「我實高度感激」、「白牡丹高度受用」、「歐陽修高度評價王向才華」、「部將高度讚揚裴寬政績」、「申生高度崇尚仁義」等。

但是，我們今天卻只見「嚴防他入境」變做「高度提防他入境」，只見「十分重視」變作「高度重視」。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怡 - 力挽狂瀾，莫被內地傳統基因同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11日

蔡明亮憑電影《郊遊》奪威尼斯影展的評審團大獎。他發表致謝辭時說：「多謝兩個國家，台灣及法國。」記者會上，有一位中國記者問蔡明亮怎麼看中國電影。蔡說：「每個國家都可以創作好電影，但基本條件是自由，我非常祝福中國導演有更多的自由，我昨天有跟中國記者談到自由的問題，他說他們很自由，我說在我外人看來，艾未未才是最自由的人，即使他坐牢，他都是最自由的。」講完之後全場拍掌。記者會後蔡明亮被問到他怕不怕因這段話被中國封殺，他淡然表示：「沒有，這是我應該說的。」

昨天有消息說，成龍在今年六月出席多倫多一個影展活動，其時安大略省美術館正展出艾未未的作品，而艾未未被中國當局禁止出席，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成龍時問他怎麼看待艾未未的處境。成龍回應說：「艾未未？誰是艾未未？我，我不知道誰是艾未未。」

獲威尼斯電影大獎的蔡明亮指為中國最自由的人，而香港巨星成龍卻不知道誰是艾未未。他真是不知道？英國《衞報》的網誌文章引述艾未未最近接受加拿大電台節目訪問，認為成龍根本知道他是誰，卻刻意矮化他，因為成龍是一個親政府演員，而且演得極度靠近政權。文章作者認為，成龍的附和中國政府，提醒了大家，艾未未是多麼孤獨和勇敢，他是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龐大的敵人。

兩樁事情，反映了兩岸三地三個藝術工作者的世界觀。作為藝術家，蔡明亮所說的自由不是人身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是沒有被權力金錢所綁架的創作與表達的自由，即使坐牢，即使受到龐大政治權力的壓制，即使孤獨，仍要忠於自己的良知去發聲，在一個真正藝術家眼中，這樣的人就是最自由的人。

如果對明知道的人或事裝聾作啞，為迎合政治權勢、撈取利益而昧着良心說假話，縱使獲得功名利祿，過着虛榮的被人艷羨的生活，但如張愛玲所說：「最可厭的人，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的人。」因為他沒有獨立的思維沒有獨立的人格。

大陸的媒體在報道蔡明亮獲獎的消息時，全都略去他致辭中「多謝法國同台灣」這一句，也當然沒有報道他在記者會上關於艾未未的話。因為主持大陸媒體的都是不自由的可憐的人。

是不是蔡明亮存有偏見，把批評政府的聲音稱為自由而親政府的聲音則指為不自由呢？這並非偏見，而是針對一個專制政權的正見。自由民主的政權，不會介意任何批評的聲音，因為對政治的批評與討論，是公民的權利甚至本份。作家、藝術家，一般都會站在體制的對立面，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懷疑者。而所謂言論自由，主要是指有表達異見的自由。如果是支持政府，就毋須表達，因為政府已經是這麼做了。

幫港出聲、愛港之聲，附和政府、為政府辯護的學者、專家、文化人近來較多湧現，顯示在政府公信力一再探底的情況下，背後的無形之手頻頻發功。但他們所說連自己都不信的歪理，總是越說越讓人對政府反感。這種不自由的言論大量出現，正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每下愈況的原因之一。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天批評港人創新競爭力差強人意，呼籲年輕人不要只顧玩微博、WhatsApp等等，而要敢於創新。這些話當然不是沒有道理，但由一個代表拒絕自由的政權的人來說就有點滑稽。

香港過去的成功正在於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批判精神促使創意無限。2008年台灣大選後，大陸有一篇署名岳海的長篇評論〈第三次共和〉從台灣談到大陸，談到香港。文章說，「如果內陸民間力量過份薄弱……那麼不要忘記還有港、澳、台這三顆不受中央指令直接控制的『衞星』。中國的前途不是讓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於如何讓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乃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

這位大陸的智者看出了中國前途的所在，但他沒有看到香港致命的政治地位正是「衞星」而不是「行星」，衞星地位使綿延不絕的大陸移民和自由行暴增，於是他不幸言中：香港「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自由褪色，創意低迷，中產的移民潮漸顯現。香港年輕人奮起的本土化抗爭，佔中的爭取真普選，正力挽狂瀾，想拉住「香港成為山西」的大勢。

林忌 - 中共在2020東京奧運的笑話

自由亞洲電台   2013年9月10日

日本東京申辦2020年的奧運會成功，第一輪日本東京居首，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及西班牙的馬德里同票，因而要作附加淘汰投票；黨媒中央電視台即時在直播片段加入中文說明，指東京已被洶汰出局，投票中伊斯坦堡擊敗了馬德里，黨媒新華社把這個附加淘汰投票當成了「決勝局」，即時報導伊斯坦堡奪得了2020年奧運的主辦權，連累《長沙晚報》，因為採用了新華社的「烏龍報導」，幾十萬份報紙要重印。

網民反問中共近期所謂「嚴打網絡造謠」以及「傳遞虛假訊息」的運動，質問中共公安部為何不採取行動，去打擊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報導假新聞呢？

為何中共的傳媒會犯如此低級錯誤呢？首先，中國長期執行洗腦教育政策，痛恨「小日本」深入民心，因此一見到附加投票，就想當然爾認為是東京出局，然後狂喜的心情就擊倒了理智，未經核實就搶先「報喜」；其次，中國人口眾多，十三億中所謂的少數「尖子」的假象，加上一些中共黨安排往海外機關工作潛伏為中共服務的高學歷傳媒人，令人誤以為中國傳媒已經全面和世界接軌；事實上，追求為黨宣傳服勝的機關單位，留下的都只是一群沒有獨立思考的木偶，外文水準之低劣，一再鬧出笑話，如把Twitter上假冒美國「叛諜」史諾登的笑話，當作「獨家消息」──如美國登月是假冒來報導，令人貽笑大方。

中共傳媒既聽不懂直播的外文，更沒有為申辦奧運的程序做功課──1993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時，中國傳媒在第三輪見北京一度領先，誤會北京已贏得奧運主辦權而欣喜若狂，隨後才發現真正勝出者是澳洲雪梨，同一個錯誤犯上兩次，再次證明中共傳媒人質素之低落。

更荒謬的是黨媒環球時報，在2008年北京奧運時寫「奧運政治化，西方將食惡果；五年後的今日社評卻雙重標準，把東京奧運拉上政治了：「中韓就可以借世界輿論對奧運會的特殊關注，把日本對待二戰歷史的頑固和囂張展現給全世界，讓全球公衆都看看，官方對二戰戰犯施以重禮的國家，究竟適不適合舉辦弘揚和平的奧運會。」

萬幸有互聯網，找出陳年的舊聞，不但可以比較五年前中國傳媒以至評論人，如何聲嘶力竭，呼籲全世界各國要把政治和體育分開；全球華人更被中共利用，呼籲不要借奧運來迫使中國改善人權喎；加拿大籍的前中國運動員李華華，當年甚至寫公開信給加拿大總理呼籲體育和政治要分開；怎麼大家今次默不作聲，不寫信去譴責環球時報了？

究竟體育是不是政治？看看七十年代末的中共文宣，大聲疾呼「體育就是政治」，為了和美國聯盟對付蘇聯，中國竟然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杯葛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當年的大公報更譴責香港奧委會堅持「體育與政治分開」；如今2020的東京奧運會，這些五年前大聲疾呼要分開體育和政治的中國傳媒以及評論人，如何又再施展「變臉」絕技「搬龍門」，由「體育就係政治」變成「體育和政治應該分開」再轉回「體育就係政治」？實在令人拭目以待！（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施永青 - 內地營商 麻煩透頂

C觀點   2013年09月06日

【am730專欄】娃哈哈集團是內地最大的食品飲料生產商，全球排名第五。日前娃哈哈的創辦人宗慶後的女兒，集團的唯一繼承人，31歲的宗馥莉，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在內地做生意，需花太多的時間與政府打交道，讓她倍感頭痛。

其實這種感覺凡是在內地做生意的人都有同感。在內地土生土長的人，或許還容易適應一點。從外地來經商的，即使同是華人，也很難吃得消。

宗馥莉打從初中就孤身赴美讀書，八年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令她養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模式。她說：「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永遠不可能像老爸那一代一樣。」怎麼不一樣，她沒有具體說清楚。但不難想像。

上一代內地人，習慣了凡事都徵得單位領導人同意，而單位領導人又習慣了甚麼事都要管，連談戀愛、生孩子都不放過。結果，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與單位領導人打交道。

然而，新一代人，即使沒有去外地生活過，自我意識增強了，他們覺得政府官員該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妨礙人民生活。他們對凡事都要與官員打交道，不先打通關係就寸步難行的情況已愈來愈不耐煩。像宗馥莉這類有條件的新一代企業家，已不諱言，正考慮把生意搬出去。

中原地產在九十年代初涉足大陸，除了因為覺得內地市場的潛力大之外，還因為我想把市場機制引入大陸。中原的企業文化令公司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與適應能力。我們現在已在內地34個城市有業務，人員超過4萬人。然而，我們一樣煩於與官員打交道，煩得使人氣餒。

在內地做生意，成立公司要經商務部，外來的還要經過外經委，而無論你做哪個行業，都有管這個行業的主管部門，他們有權審核你的經營資格。只要其中一個關口沒法打通，你都沒法開業。開業後，稅局可以來查，勞動局亦可以來查，為了應付他們，令你沒法集中精神做生意。

我不反對政府對商界有一定的管理，但管理的規則必須透明，並且一視同仁，商人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錯。現在是官員權力太大，而規則又極之嚴苛，令官員隨時可以找你麻煩。加上司法制度不健全，商方被欺負，也沒法申張正義。

官員要留難你的時候，隨便找你的一些錯處，無需經過法庭，就可以除你牌，罰你錢，叫你沒法承受。然後他們會告訴你，外出有一間顧問公司是他們的舊上司開的，對解決這類問題很有辦法，建議你可以諮詢他們。

如果你選擇公事公辦，那官員就會繼續在雞蛋裡挑骨頭，要你付出更大的代價。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愈是正派的公司愈吃虧；難怪宗馥莉有撤資的念頭了。

Vic：施永青的抱怨，我是理解和同情的－－共產黨的官員，真是土匪都不如。但另一方面，我又十分痛恨許多商人與共產黨同流合污，狼狽為奸。 

劉細良 - McKinsey神話背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9日

梁振英發表的道歉言論，令人又關注起張震遠商交所案，廉署投訴不成立，不代表商罪科及證監調查停止，目前被起訴的只是台前人物。談起張震遠，不少建制派及泛民中人都會惋惜，認為他是商界精英，何以商交所會弄到如此境況。當日在衛奕信年代，他獲顧汝德賞識，聘為中策組全職顧問，甚受港府器重。當年官員介紹他時，總會提到他曾在McKinsey顧問公司任職背景，McKinsey履歷成為他進入公職的一張卡片，由那時開姶，我便相信凡在McKinsey工作過的，應該是叻人。我離開民主黨，在不同媒體工作，也遇上過幾位曾在McKinsey工作的人，說話充滿自信，彷彿對任何行業也可在幾小時內掌握行業關鍵知識，琅琅上口。可惜這些Mckinsey人離開顧問工作，進入實際操作層面時，往往變成笨拙不堪，甚至會犯上低級錯誤。此後每當與朋友談起這些顧問，我總認為他們實在「冇得輸」，他們空降下來，用一張表格總結公司各主要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當改革或併購成功，功勞是顧問，當失敗時，可歸咎於貴公司管理層執行不力。

透明度低　難斷真本事

最近美國出版一本解構McKinsey神話的新書，作者Duff McDonald，書名叫《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fl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作者介紹了這間公司成功歷史，但也同時質疑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厲害。McKinsey也曾作過不少失敗建議，包括時代華納併購AOL，也包括為通用汽車制訂應對日本車競爭策略，八十年代為AT&T制訂應對流動電話巿場的策略，通通失敗，而且不是小錯，是大錯特錯。

作者認為外界對McKinsey公司是好是壞所知甚少，因為該公司的標準合約，是未得McKinsey書面批准，禁止向外披露關於該公司工作內容、建議，甚至提及聘用了McKinsey一事。由於這些規條，外界很難知道究竟他們做得好還是壞，一切只有道聽塗說，而他們的顧問，躲在神秘面紗後，變成了傳說，究竟「好打得」還是「好吹得」，外界也難判斷。只知道他們的顧問有的當上大企業CEO，暢銷書作者，甚至政府高層，自然大家都認為曾在McKinsey工作過的都是勁人。

此書作者對大企業為何聘用McKinsey作另一種註解，他認為大企業CEO要作出不受歡迎決定時，包括降低成本，這些措施當然不受公司僱員歡迎，最好請McKinsey顧問並由他們提出，減低阻力，由此觀之，某些公司根本不在意他們顧問服務水平，只是用他們來過橋。Duff Mcdonald這書相信會引起一番對美國管理學的爭論。政府中人更應看看，不要再盲目崇拜McKinsey出來的人才！

相關文章：卓文 - 麥嘜

吳靄儀 - 近乎公義社會

明報   2013年9月9日

同一天，林行止和練乙錚分別在《信報》發表文章談「佔中」。兩者都是理性分析，卻得出相反結論。林行止悲觀，認為可能以流血收場；練乙錚樂觀，認為不會發展到那一步。兩者都深信佔中三子會很有分寸，而結論迥異，關鍵在於林行止相信一般香港年輕人習慣了和平示威的文化，不會料到梁振英會採取狠辣的手法對待，那時就會釀成悲劇，流血收場。練乙錚簡述當代哲學家John Rawls分析《公民抗命的理據》，指出公民抗命，需具備兩個元素，一是必須是已沒有其他方法爭取公義；二是公民抗命只適合在一個「近乎公義社會」進行。他從種種觀點，認為香港是個「近乎公義社會」，單從這方面，佔中的公民抗命是適當的行動，可能不符合的，則是香港人可能還有別的方法爭取到普選。簡單地說，若有其他方法爭取得普選（注意：不是「爭取普選」，而是爭取「得」普選），就不會適宜進行公民抗命。

究竟香港是否仍是一個「近乎公義社會」？如果是，練乙錚就對；如果不是，林行止就對。微妙的是，為何會出現愈來愈多前所鮮見的「打手」，攻擊佔中和爭取普選的組織？我認為這是因為左派擔心香港仍是個「近乎公義社會」，而這個信念「助長」對公民抗命的支持，所以就要以暴力恐嚇，令愈來愈多香港市民相信香港已變，和平抗議也會遭到武力鎮壓，明哲保身就要避之則吉，流氓兇徒招惹不得，所以寧願擇善良的人作攻擊對象。這種手法，其實是恐怖主義的基本邏輯。佔中測試的，可能是到了最後關頭，香港這個「近乎公義社會」，會選擇變成公義社會，還是變成不公義社會。

陳婉容 - 以宗教之名……指不指點江山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3年9月8日

近來反佔中陣營悍將傾巢而出，繼宗教領袖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公開以「普選不是靈丹妙藥」反對佔中後，播道會港福堂的牧師吳宗文又出來叫信徒不要受西方個人主義的邪風外道影響，因為《聖經》沒有教導我們要公民抗命，所以佔中並不可取。

這些宗教領袖跟我讀的可能不是同一本《聖經》，因為據《新約．四福音書》記載，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聖殿，見到販子在聖殿裏大搖大擺做生意，隨即勃然大怒，拿起鞭子就把所有攤子打翻，把販子和他們賣的牛羊鴿子統統趕了出去。

耶穌後來成了羅馬皇帝的眼中釘，這事也成為了把他送上十架的重要罪狀。如果這不是挑戰權威，我倒不知道什麼才是。

後來我一直不好意思坦白，十年前我也短暫去過同一教會某港島區教堂的崇拜。彼時是教會老校的中學生，對基督教尚在半信半疑的摸索階段。去該教會除了因為位置方便，也因為教堂看起來夠簇新氣派，還經常看到明星來做崇拜。十年前的香港政局一樣波譎雲詭，當時還叫「掃把頭」的葉太正在硬銷二十三條，在風波裏我愈發懷疑，這樣的教會到底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戕害自由的刀已經架到頸上，會訊卻建議七一當日信徒們最好休養生息，放心讓耶和華「為我們爭戰」。而幸好我血液裏沒有這種聽話的基因。

教會的政治力量

那些年疫症肆虐經濟低迷，人人在災難裏自然地尋求宗教慰藉，造就了基督教在香港大舉復興，一時間去佈道會聽道成為了周末活動。十年之後，宗教熱潮消退且全城政治化，然而佔中與反佔中陣營都有宗教領袖；即使在香港這個宗教色彩不明顯的金融之都，宗教與政治割裂也成為了不可能的事，主流教會的政治影響力亦不容小覷。

去年因癌症逝世的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與新無神論（New Atheism）推動者Christopher Hitchens（暱稱Hitch），曾經帶病跟篤信天主教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辯論過一條有趣的題目：「宗教是一股導人向善的力量。」Hitch在辯論中提到，一旦我們認為天上有神聖的主宰，我們便成為了受眾（subjects），而且是有病的，需要被救贖的受眾，宗教於是對人有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約，形成一種屬天的獨裁（celestial dictatorship），或者按他的說法：「a Divine North Korea（神聖的北韓）」。如果我們需要醫治或救贖，要攀至彼岸或天堂，就必須揚棄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包括Hitch在內，沒有任何人的觀察能夠概括所有教徒，例如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基督教牧師，而他不見得放棄了批判思考的能力，也沒有白白等着神來救美國黑人出埃及。然而把Hitch的論點往前推進，如果宗教讓人放棄思考能力，而上帝又不會顯現跟人類開口說話，那麼教會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就被下放了一部分的神聖權力。這種獨裁的權力如果附庸於政治權力，很容易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主流教會與建制的利益關係

《聖經》記載耶穌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傳教，有人問他，到底應不應該拒絕向羅馬皇帝繳稅？當時耶穌說過一句話：「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似乎表示了世俗政權與宗教應該被區分開來，然而教會被建制收編，跟政權合作和向權力傾斜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隨手拈來俄國沙皇收編俄羅斯東正教為國教，將教會歸入成為國家機器之一；歐洲歷史上不少教皇可以隨意廢立帝王，甚至安插自己的私生子作皇帝。西亞的伊斯蘭教自創教起，就有極深的政教合一傳統；而基督教與西方政治的關係也早已分不開，香港作為前殖民地自不例外。

香港教會的影響力植根自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跟晚清時期來華宣教的教會合作提供教育和醫療等福利，而且提供種種方便和援助，許多主流教會因此染上親建制的色彩，不敢批評政府和富商。及至一九七、八○年代，幾個最大的教會已經成為了官政商名流的俱樂部，而且聖公會等教會在殖民地早期開辦的學校逐漸成為所謂名校，多年來培育的學生也結成了社會精英網絡，影響了在地化的教會向建制靠攏。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的《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也清楚指出八九民運以後，教會向紅色政權傾斜的態度。兩年前某著名牧師在「全球禱告日」高調要會眾拍手歡迎「基督徒高官」入場，而且形容他們為「耶穌的代表」（我想像耶穌一定氣得半死）；又有教會不肯為無辜鋃鐺入獄的大陸維權人士禱告，卻禱告感謝上帝令中國富強，火箭升天之類。至於教會牧師在立法會選舉中為建制派議員背書，甚至公開引導信眾投票，利用宗教賦予他們的制約力左右選民意願，已經是政教勾結成熟期的事了。

教會在殖民地時期是特權階級，尤其一九六、七○年代，港英政府利用教會培養親西方的精英，用以壓制蠢蠢欲動的左派分子和紅色滲透。然而主權移交令教會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許多主流教會的做法，正是與新政權合作以換取資源。其實主權移交後，由於特區政府銳意實行校本條例，干預教會在制訂學校教育政策的權力，主流教會與政府稍有齟齬；然而這條親建制的尾巴早就甩不掉。政府在反同性戀立法等道德議題站在教會一方，教會又可以利用重新闡釋教義來為威權背書，令宗教成為建制勢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常背逆主流民意。

宗教的本質是否就是反動的？

那麼宗教是不是幾乎一定會跟權力同流合污，成為反動勢力？在世俗的民族國家尚未崛起以前，歐洲的歷史就是教權比主權更大的歷史，而一切由查理曼大帝的父親丕平與羅馬教廷的契約開始。公元八世紀，丕平開創了卡洛林王朝，請得羅馬教宗來為他加冕，開始了君權與神權以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後來丕平打敗了倫巴泰人，又將得來的土地奉獻教宗，形成了所謂教宗國，「丕平獻土」是羅馬教廷獲得世俗權力之先。教廷自始成為了歐洲最大的一股反動勢力，擁有龐大世俗利益，君主也以馬基列維利式的思維利用教廷，「君權神授」的觀念塑造了整個歐洲歷史。直至啟蒙運動以後的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相繼席捲歐洲，教廷的權力被一波又一波的群眾運動淹沒，才逐漸沒落。

很多人喜歡提及的相反例子，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聯同列根政府，一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政權。研究東歐共產主義興衰的歷史作家Anne Applebaum認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是崇尚進步的，主張破除一切舊有的傳統與歷史，然而教宗不論有心無意，卻處處提醒波蘭民眾基督教與波蘭的悠長歷史，間接動搖了共產政權。但其實教廷的權力正植根於歷史，與共產政權剛好相反，而且教宗代表的是來自梵蒂岡的天主教核心權力，在地化的歷史並不深厚，可以跟政權保持距離的空間自然較多。况且根據社會學家Max Weber說法，資本主義的興起根本與基督教道德觀有莫大關係。教宗與西方資本陣營的意識形態親緣性自然強得多。

反宗教論者如Christopher Hitchens認為宗教對人類社會有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宗教與權力的關係太密不可分。然而基督教教義與歷史，本身是一股極之進步的力量，例如摩西的出埃及記足證世俗政權絕非不可侵犯，造就了後來許多政教對立的例子。只是在地化的教會經常因應當地的政治氣候變化被收編，難以就此斷言宗教在本質上是一股反動勢力。

兩星期前，我去了約旦河畔的伯大尼。根據《聖經》記載，約二千年前在這個地方，施洗約翰為耶穌施行浸禮，耶穌自始踏上了短暫的傳教之路，基督教與眾生開始有了一點世俗的聯繫。按照宗教的說法，是人類和神之間因為耶穌而再次搭起了一道互通的橋樑。即使我不曾被宗教感動，這樣跨越時空的意象依然叫人驚歎。約旦河的水本身就渾濁不清，世俗的手要再渾水摸魚，為它添加一點泥濘，可能還是可以逃避世人的耳目。

在世俗社會，宗教團體可以是公民社會的有機部分，例如沒有國教但基督教傳統深厚的美國，就相對體現了普世精神如自由民主與宗教權力的健康融合。教會可以有效支撐公民社會，成為一股社區甚至社會的自治力量，香港也早就有新興基督教團體批評主流教會依附建制，嘗試回歸基督教教義裏，對建制存有批評懷疑態度的精神。歷史上末世說盛行之時，打着宗教之名指點天下的總是特別多，但我想這個關係是辯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盼望已經漸漸被磨蝕，香港才落得一片群魔亂舞之末世景象吧。

戴耀廷 - 不合作的權利

明報   2013年9月7日

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你不會見到有一項權利叫不合作的權利，這是我在研究公民抗命受啟發而創製出來的一個說法。公民抗命本身不能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而是要其他公民受公民抗命者的感召而參與不合作的運動，那才能對政府產生政治壓力把不公義的制度改變過來。人若不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公民抗命的作用也有限。

過去說到與政府不合作，都只是說不合作運動，為何我把它說成了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呢？這是基於管治的事實。任何政府或政權，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都要依靠人民自願接受政府的管治，政府才能有效運作。政府不能單純靠武力去威嚇人民，或是用福利去收買人民的支持，因兩者都是太昂貴。這也是說，人民要自願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才能有效運作得到。若人民拒絕與政府合作，任何政府或政權都不可能應付得到的，即使是專制的政權也是如此。

這是一項權利，是因為它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也是沒有人可以拿得走的一種自由。但有兩個原因令人們忽略了這項權利。首先，人們往往在政府的教育灌輸之下，根本不醒覺自己是享有這項權利。政府利用了人的慣性和惰性去令他們與政府合作，而不自知他們其實是有權不與政府合作的。另外，這項權利必須與其他人一起行使才能產生作用，且一同行使權利的人必須相當多才可以。

要讓人知道他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不是要煽動他們去行使這權利，只是若人們不知道自己享有這權利，他們就根本不會行使這權利。要讓人知道他們是享有與政府不合作的權利，也不是叫人去推翻政府或政權，或鼓吹無政府主義，只是這會把管治的關係完全扭轉過來。

在未自知有不合作的權利前，人不自覺地接受了必須與政府合作，只是當政府施政實在不濟至民不聊生的地步，人們才有意識要改變政府或政權。但若人知道其實他們是享有不合作的權利，那麼責任就在於政府去說服人民與政府合作。主從關係就會徹底改變。

李怡 - 我們不要這樣的「新香港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7日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實際已大權在握的鄧小平正式訪問美國。1月30日上午，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會談，重點討論雙邊關係。卡特提出了中國管制人民出境的人權問題，鄧小平對卡特說：「如果你要我輸送1,000萬中國人到美國來，那我是十分樂意的。」卡特立即啞口無言。美國以移民立國，按理不應拒絕世界各地的移民，但美國經過二百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因此現在對外來移民就有相當嚴謹的限制。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和毛孟靜發起籌款刊登反赤化兼要梁振英下台的廣告，惹來中共媒體口誅筆伐，也成為民主派內部爭論的焦點。原發起人之一工黨張超雄，因不滿廣告有歧視新移民之嫌，因此退出署名。《大公報》昨天發表評論，為香港需要新移民撐腰，說「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這是因為香港百多年前開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華都市，大量的人口及人才的出現是外來移民，正是不同時期不斷進入香港的這些『新香港人』，成為推動香港都市發展的力量。」文章說香港700萬人口中的四成以上是外來人口，即使過半數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大多也是自1945年後由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後代。按這個邏輯，美國總統當然不應該拒絕1,000萬中國人移民美國啦。

不過，當時鑑於對外國記者新聞採訪的限制，接下來卡特總統的回應沒有被報道。後來卡特在日記中寫道，當時他對鄧說：「既然他要給我提供1,000萬中國人，那我將給他提供1萬名新聞記者。他放聲大笑，並立即表示謝絕。」

卡特這句話，可以說是擊中了中國的要害，使鄧小平立即謝絕。因為對專權政治的中國來說，1萬名記者所造成對政權的威脅，絕對比中國向美國輸出1,000萬人的危害更大。自由社會需要媒體的監督，而專權政治卻最怕新聞自由不斷揭發政權的醜惡。美國開國元勳、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過：「如果政府和報紙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存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在中國，根本不須猶豫，因為沒有獨立媒體存在，也不容存在。

沒有獨立媒體存在的社會，專權政治在沒有監督之下運作，使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老百姓在專制統治下，不是奴隸就是奴才，而在專制權力顧不到的地方為了生存就不得不成為見縫就鑽的刁民。一個自由社會對於來自專權社會的刁民，有移民規限是理所當然的。卡特對輸出1,000萬中國人自然敬謝不敏。不過30多年前的中國人，公德雖缺，私德還是有的，故那時代來香港的大陸移民，大都能融入香港的價值系統中，欣賞並珍惜在香港享受到的自由和法治。然而，經過這二、三十年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金錢、權力及二者結合成為大陸社會的唯一價值標準。公德固然蕩然，私德也不存在了。一切能想像的與不能想像的荒唐事情都會發生。最近薄熙來大審，報紙刊登了許多匪夷所思的報道，筆者一位曾經極關心中國新聞的朋友對這些報道全都否定，認為全不可信。一位6歲男童被挖了雙眼，官方說是他的伯娘幹的，其後又報道這伯娘投井自殺身死。網上許多人懷疑這是又一樁「被自殺」事件。而官府摘器官也早不是新聞。

近年香港接收的大陸移民，有很大機會是一些既無公德又無私德的人。他們當中很多人只求近利而不重視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於是我們看到親共政團的鐵票越來越多，我們看到有種票有種人，我們看到愛字頭團體突然冒現，我們看到梁振英騙民粹的謊言也有市民受落。香港社會的品質越來越不堪，難道跟這些「新香港人」無關嗎？

昨天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耿春亞出席電台節目時，對於有港人不滿內地人的舉止行為，他認為踎在地上是文化，香港人應有能力尊重文化，外傭周日也在中環席地而坐，故港人應對其他文化予以尊重。這位在香港創業的殷商，是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如果我們要尊重踎在地上的「文化」，是否也要尊重隨地吐痰、大小便的文化？也許我們更應尊重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愛字頭文化。

我們不歡迎包括耿春亞在內的所謂「新香港人」。但既來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但至少香港要維持兩制，就要力爭日後大陸來港者的審批權。沒有審批權，施君龍這樣的罪犯都可以移民來港。香港將徹底成為中國大陸的城市了。

林夕 - 民主不是萬能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7日

對，普選不是萬靈丹。這簡直是對得不容置疑，萬古不易的普世真理，真確程度，迫近聖經之神聖。難怪全國政協兼英國聖經會香港區大主教〔鄺保羅〕，以個人身分就佔中表態時，也順帶拋出這金句：「普選不是一切。」

大主教說，普選就像個魚網，要用得小心，否則就……。翻艇沉船、車毀人亡？魚網是用來捕魚的，用得不好，最多魚穫不如理想，難不成會讓自己被捕？與其用網來比喻普選，何不說普選若水？

沒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若然水乾了，就連舟也撐不動了，還空談什麼舟。 沒有人說過，有了水就不用吃飯，但沒有水，也不能煮出一口好飯。水滋潤天地，提供了萬物成長的機會，長出來的果實如何，實在怪不到水的頭上去，啊，除非當初有人弄污了水源，或在水中摻假落毒。沒有水會渴死，有了水也一樣會餓死──如果你以為光喝水就有健康人生，而不去找尋食物。乾涸的土地上食糧比較難有保證，僅此而已。水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有何難明，為什麼會混淆，又為什麼常常被用來混淆視聽？

有了普選，普通人的生活不見得因為普選而變得不普通，普遍存在的問題不見得隨之而解決。貧富懸殊、樓價高企、競爭能力、環境保護、情緒健康、醫療教育治安，諸多問題，不是一天形成，自然要用許多年解決。

問題是當中有多少問題來自我們沒有選擇執政者的權力，沒有那一票來監察警醒恐嚇做得不夠好的政府。哪種制度哪個社會沒有問題？有問題而手中有票，起碼可以換人，換人之後有沒有保證？沒有，誰那麼幼稚？但起碼大家有公平的機會合理的選擇。

我認為上述是無須多說的廢話，我以為普羅大眾，都會明白當中是非黑白， 無須借用學術政治宗教界的權威，無須引用關於民主制度的名人名言。偏偏，總有那麼多高人，還是喜歡向普通市民推銷民主不是萬能論。反佔中還反佔中，莫非怕不夠說服力，又不好意思反民主，於是，總順帶把常識當智慧，反思民主制度之不足，不夠啊，長路漫漫，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啊。好，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起步？

戴耀廷 - 法治所需的法治文化

信報   2013年9月6日

法律體制（legal institutions）與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和體制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一樣，有三個向度：

一、承托：體制架構需要相配應的體制文化承托，才能令這體制架構發揮出其應有功能；

二、培育：設立一個體制架構，有助在體制內培育起相配應的體制文化；

三、促成：若體制內已形成某種體制文化，那會產生內在的力量推動體制改革，促成建立起其配應的體制架構。

因此要有可以承托實踐某一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就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有了這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將有助在社會內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當社會已有某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那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產生。

普選制度還未建立

如之前談論法治的文章說，香港的法律體制所要實踐的法治，已超越「有法必依」的層次，而達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並逐步邁向「以法達義」的層次。

與「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守法。在這點，香港大體是達到的，雖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與「以法限權」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對公權力持批判的能力，不只是盲目遵行法律，因為這樣才能令限權的法律體制發揮限權的功能。

與「以法達義」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更為複雜，要能尊重每一個人享有作為人的尊嚴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關愛社會內的弱勢社群，讓他們能享有基本生活的需要，並信任社會內信奉不同價值的群體和公民能透過商討達成共識。

從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去承托法律體制這向度看，只是強調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只能承托「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卻不足以承托更高的法治層次如「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若我們認同香港的法治要達到「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層次，那麼就要確保香港的法治文化也能達到可與這些層次相配應的法治文化水平；只是滿足於維持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就不能保證香港的法治可繼續維持在「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些高層次的法治。若法律文化不能相配應，法律體制向下滑落至較低層次的法治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從建立起某一法律體制能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的向度看，香港的法律體制在限權方面已基本上符合要求，唯獨民主普選的制度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由於民主普選的權利也是達義所要達到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法律體制在達義方面，也因未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故亦有缺欠。因此，能盡快在香港建立起民主普選的制度，將有助培育起能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兩個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

市民取態最為重要

還有，從已形成的法律文化，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建立起來這向度看，就會明白公民抗命對法治發展的積極作用。支撐着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須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或許香港市民過去對公民抗命認知有限，但自今年年頭「佔中」提出來到現在，愈來愈多市民知道公民抗命，並愈來愈多市民由明白到接受，甚至決定會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

「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正是把香港原有的法律文化推向更高的層次。一旦公民抗命所包含並可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法律文化能形成，那就必能推動香港法律體制向更高層次的法治演進，最終必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在香港建立起來。

現在香港社會出現阻止公民抗命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形成的行動，他們能否成功，現在還是未知之數，但卻必與香港的法律體制能否維持、發展至更高階法治有緊密關係。

對香港人來說，若大家是重視香港的法治水平和發展，不只是滿足於低階法治或接受香港法治向下滑落，那麼大家對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最終取態若何，將會最為重要。

法治論．之四 

林忌 - 對偽中立說「加油」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6日

歌手鄧紫棋（G.E.M.）在親政府的香港集思會《90後有話說……》撰文，發表其撐特首的「感受」──「有時打開報紙，見到有人很激烈地反對某些事，或者從早到晚叫特首下台，我會覺得：『嘩！使唔使呀？』」

鄧紫棋的言論，反映了社會上對時事漠不關心的一群，他們對別人的苦難既不關心亦不同情，見到別人的憤怒，不是去想：「為何這些人如此憤怒」，而是「嘩，使唔使呀？」──覺得別人是「搞事」；因為不關心，所以不去了解；因為不了解，因此無從去評定誰是誰非，然後站上道德高地，左打五十大板（你不禮貌），右打五十大板（你不退讓），覺得最有道理的，就是沒有取向而偽中立的自己。

既不願意關心真相，因此他們覺得決定誰是誰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些人轉而代入政府和特首的角色，所以鄧紫棋說：「先不要judge他們做的事是對還是錯……因為這個角色實在很難做。我不想再對他施加壓力，想給他一份鼓勵，令我很想跟他們講一聲加油！」

這種心態就是社會提倡的偽「中立中肯」；用《醜陋的中國人》作者柏楊的說法，這是中國文化「是是但但」的「和稀泥」，即胡適筆下甚麼也差不多的《差不多先生傳》，更是魯迅筆下的「阿Q」──受到大量批評後，鄧紫棋回應說：「延續這些怨氣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相反讓我們的心境充滿苦毒。打開報紙看看，現實中多少自殺、倫常慘案不斷地發生？」鄧希望用音樂為香港帶來「正面的思想、動力和鼓勵」──這就是《阿Q正傳》的精神勝利法，既不能改變現實，就改變自己的思想，把壞的當成好的，把苦的當作甜的，如果人人如此，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世上當然有悲劇難以制止，卻有更多人禍是可以檢討而改變命運，十年前的反對二十三條，一年前的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甚至半年前的本地媽媽爭取奶粉，歷史已多次證明抗爭與怨氣，是改革社會的原動力；如果人人不去批評苛政，沒有人反抗暴政與罪惡，則是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最得意的伎倆──精神鴉片，讓納粹統治的人民感覺事情沒有那麼差，人們仍然過着正常的生活，從而達至洗腦之目的。

德國著名評論人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於作品《從俾斯麥到希特拉》如是說：「納粹宣傳部長所拍攝的……都是一些輕鬆愉快、不懷惡意，在製作技術和藝術表現都非常優秀的娛樂……。電影觀眾可以在影片之中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東西，來滿足個人夢想」、「戈培爾其實從未試圖讓德國人皈依納粹的理念，他反而轉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透過黨的媒體向國人呈現一個健全的世界」。

這種用「正面思想、動力和鼓勵」的洗腦方式，才是人類史上最高明的洗腦方式，納粹德國更成功把最理性的德國人，變成了屠殺猶太人的機器；亦因此，對鄧紫棋的言論及其背後的機器，我們必須反對到底。

林忌
時事評論員 

陳文敏 - 從柏林到法治

明報   2013年9月4日

柏林博物館林立，當中自己較喜歡的是上周介紹的猶太博物館和以種族清洗為主題的「恐怖解構」博物館（The Topography of Terror）。這座博物館分露天和室內兩部分，露天的部分是沿着給保留下來的柏林圍牆旁的一系列展覽，涵蓋1933年至約1939年，闡述納粹德國和希特拉的冒起、奪權，以至最終希特拉集總理和總統大權於一身，操縱國會，開始排斥、逮捕、處決和最後屠殺猶太人的歷史。

室內的部分設於一座正方形其貌不揚的建築物內，這裡卻是當年秘密警察拷問犯人嚴刑逼供的地方，也是策劃管理不同集中營的總部！館內分為幾部分，除希特拉的冒起到最後盟軍兵臨城下，柏林被炸至體無完膚，一代梟雄自殺身亡而結束第二次大戰外，亦有對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描述，以及東歐及其他國家遭德軍入侵後的境况，其中一個分館更詳細紀錄德國人如何利用宣傳向國人洗腦，讓國人支持納粹德軍任意逮捕和殺害那些所謂對社會經濟發展沒有貢獻的人——殘疾者、同性戀者、吉普賽人、流浪客，最後便是猶太人。由開始抵制猶太人店舖，到禁止猶太人從事各類工作和行業，到最後拘禁逮捕和屠殺猶太人，納粹德國透過宣傳機器獲得國民和國會的支持。1933年通過的《重建專業公務員法》，令納粹德國有法理依據開除猶太裔法官和公務員，跟着禁止猶太律師進入法院，其後通過的EnablingAct，讓希特拉可以獨攬大權。這一系列的法例，變成統治者逼害異己的工具，亦促使戰後法律界反思何謂法律。若法律不再追尋一些如公義、平等、人權等基本價值，甚至將當權者排除異己的手段合法化時，這些還可算得上是「法律」嗎？這些反思，亦成就了戰後人權公約的興起，以及其後的「以法治國」和「法治」之間的分別的討論。法治是建基於法律所肯定的一些更高層次的價值之上，而「以法治國」，則只是用法律的手段來治理國家，這些法律，可以是保障人權自由，也可以只是鞏固當權者的統治，中國改革開放後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口號，但這口號欠缺的正正就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價值。

王永平 - 「幫港出聲」幫不到香港

信報    2013年9月4日

「佔領中環」行動被中央官員及特首梁振英定性為「搞亂」後，跟着出場的是由一群包括商界及兩位學者的「普通香港人」組成的「幫港行動」，其目標是號召至少10萬人反對「佔中」。行動發言人表示要爭取「沉默大多數」的支持，避免香港因「佔中」陷入撕裂紛亂。發言人批評佔中發起人以公義為由，侵犯他人權益，損害香港的法治精神。不過，「幫港行動」表明不論政、不參政，雖然堅持2017年特首普選，但不會提建議。換句話說，行動目的是為反（佔中）而反。主要發言人、曾是港台時事節目評論節目主持人周融說「幫港行動」是正，「佔中」是邪。雖然「幫港行動」成員大多數是商界或學界的斯文人，但正邪論可能會鼓勵一些愛國人士替天(中)行道。所以我希望周先生及「幫港行動」內的識時務者知所行止，不要亢奮過度，違反自己定下避免香港撕裂的崇高理想。

「佔中」行動開始時，我便撰文指出，這行動具充滿浪漫色彩，對不甘一世做「順民」或「錢奴」的部分老、中、青港人極具感染力。「佔中」的論述很簡單，讓我代言如下：我們爭取普選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今次中央承諾2017年普選特首，但種種跡象顯示這可能是個由中央挑選候選人、港人沒有真正選擇的遊戲。所以我們會透過商討、公民參與、提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安排。假如中央不接受，我們便會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不過該次行動會是和平、非暴力。我們不會抗拒拘捕，並甘心接法律制裁，藉此維護法治。

對中央而言，「佔中」或者「可能佔中」是個不能接受的威嚇。不過，除主權或面子問題外，在威嚇是慣常被採用的政治手段。在國際事務上，例子是「你不聽話，我便動武」。在內部事務上，政黨或社群經常警告政府，假如不通過某個議案或不取消某項決定，他們便會抗議、示威或採取其他激裂行動。最近堆填區擴建，不是有區內人士作出類似的威嚇嗎？從政治博奕角度看，公民抗命的威力不是宣揚愛與和平，而是其行動導致對當權者的負面影響。

以佔中為例，要製造威力，參與者一定要癱瘓交通。警察清場需要一段時間，然後警方要決定拘捕多少人、扣留他們多少時間。全世界的傳媒雲集中環，全球新聞及facebook直播佔中烈士的言行。另一方面，反佔中人士可能替天（中）行道，激進民主派不願示愛，肢體衝突很難避免。這個場面會持續多久，沒有人可以預知。因此，我不認同戴耀庭說佔中行動只會癱瘓中環一兩天。假如佔中真的發生，香港（不只是中環）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會受到嚴重的影響。而這個政治危機如何及需要多少時間解決，更是無可估計。支持佔中的人士應該對這個絕對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好心理準備。

雖然我看到佔中對香港社會正常運作及秩序可能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但我不會反對佔中。理由有三個。第一、正常政治博弈包括好言哄勸或出言恐嚇。假如佔中行動令中央在普選安排上多些包容，這對香港是件好事。假如中央對佔中不賣賬，我也不相信領導人會因此懲罰港人。第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公民抗命是違法。但假如有人願意為了他認同的公義付出代價，這是他的選擇。我會尊重他的決定，但我會同時支持政府依法執法。第三、一群人的公民抗命的確可能會損害他人的權益，例如癱瘓交通會令商戶損失。利益可能受損而又不認同佔中理想的人士當然可以批評佔中行動。不過，我估計個人的利益不會因為佔中受到不可容忍的損害，而需要反對這個出發點是為香港好的行動。還有，即使佔中發生，我也不認為這會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做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讓我在此闡明我對佔中的立場。第一、我認為這項行動的出發點是正，不是邪。第二、我接受政治博奕包括威嚇，但我個人不認同這個做法。第三、雖然我認同為了抗衡違反人權或損害和社會的重大不公義，公民抗命，包括可能損害他人權益可以接受，但我對事先張揚可能會佔中的立場有保留。這是因為我今天不可以假設2017年的特首選舉安排會是重大不公義。因此，我不會參與佔中行動。但我保留參與任何可以爭取2017年真普選的合法政治行動的權利。假如香港有一天面對極大的不公義時，我會考慮參與公民抗命行動。

我不參與佔中不等於我支持或認同 「幫港出聲」的行動。「佔中」行動不是為佔中或搞亂香港而佔中，而是希望透過這個威嚇或博奕爭取2017年普選有個大多數港人接受的真普選。無論「幫港出聲」是否出現，香港一定有不少人為了要支持中央，或擔心社會失序，或個人利益受損而反對佔中。只要有財有勢，要號召10萬人反對佔中，甚至舉行相關的遊行、集會，絕對是件輕而易舉之事。問題是：這不會影響支持佔中人士的決心，反而會令他們迎難而上。

我接觸的「普通香港人」都明白2017年特首普選對改善香港管治極其重要。他們不需要有影響力的商界和有知識的學者告訴他們違法是不對的道理。他們最想知道的是如何解決今天的政治困局，特別是如何達至一個中央和港人都接受的普選方案。可惜，「幫港出聲」的聰明人一開始便選擇明哲保身，就是不論政、不提建議、為反（佔中）而反，只會攞彩，不會失分。

支持佔中的人可能會為理想付出個人利益或自由受損的代價。「幫港出聲」的人卻不願意為香港的困局出言獻策。他們說支持2017年普選是句百分百沒有意思的廢話。

歷史不是每次都由公民抗命的人士創造。但只懂叫人家守法的人不會對社會進步有絲毫貢獻。「幫港出聲」諸君可能幫到自己，但幫不到香港。 

區家麟 - 去政治化的政治

2013年9月4日

【明報專訊】這個題目應該很趕客，因為短短幾字，竟然有兩個「政治」，嘩，「政治」，好驚，政治化，罪大惡極，不要得，不想知。

政治有什麼好怕，「中共中央政治局」、「行政長官」、「政務司」、「中央政策組」統統有「政」字，制訂政策、施政行政，就是政治；奇怪的是，攫取權力後的政治人物，往往諉過別人「政治化」，千方百計以「去政治化」暗渡陳倉。

當權派刻意經營「去政治化」，正是香港政治的核心。

普羅香港人對「政治」，似乎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厭惡，也許源自五六十年代國共黨爭之「政治」，也源自國內政治運動禍延香港的不快記憶，近期的則來自喧鬧不休的叫罵與令人沮喪的政治困局。

教育上，最近出現的反通識科聲音，不滿通識科「太多政治」。看清楚，通識科6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只有「今日香港」的三分之一課程，直接與香港法治及政治參與有關，如何「太多政治」？

當權者最愛你討厭政治

誠然，推行通識科，對老師要求高，教材要與時事並進，老師壓力大，中長期的檢討微調，當然是好事。但反通識團體，不談增加老師支援，直接指斥「政治化」，要殺其必修科地位。說穿了，當權派視通識科為洪水猛獸，非全因其「政治」內容，更根本乃通識科的核心理念：透過跨學科的融會與多角度批判思考，認識社會。

一直以來的「去政治化」政治，培育市民對政治的冷感與厭惡，當權者最愛你討厭政治，最害怕人民會思考；他們恐懼理性討論，不想你洞悉真相；最怕你有公民意識，絕對不希望有人認真參與政治。通識科陰差陽錯，成為年輕一代關心社會的「缺口」，自然是當權派眼中釘。

「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地區層面，表現於以蛇齋餅糉籠絡人心，分派人手資源處理爆渠糾紛菲傭走佬搞飲食旅遊着數團以攫取支持。娛樂層面，堅決縱容電視一台獨大，節目是食食食食食，貓貓狗狗男歡女愛，再食食食食食，娛樂至死，實行全方位愚民，一如歐威爾所言，貫徹「無知就是力量」。

左派學校如何申報政治聯繫？

隨「去政治化」而來的，是把「政治中立」當作貞節牌坊。「愛字頭」一伙要求老師「申報政治立場」，甚是有趣。一直以來，香港最政治不中立的學校，正是一眾「愛國學校」，左派學校如何申報他們的政治聯繫，競選時如何動員師生拉票，很多人都想知道。

這種「政治中立」幼稚病，見諸香港各層面。公務員「政治中立」很動聽，實則代表有奶便是娘，無論誰做老細，你都要聽話，若政府由市民選出授權，公務員服從老細等同服務市民，合情合理；惟現行體制下，公務員由市民稅款供養，卻要服務非市民選擇的權貴，這種「中立」，不見得高尚。

常聽到，記者要中立，老師要中立，是什麼意思呢？當爭論眾說紛紜，事實未完全掌握，或涉及愛惡美醜等價值觀時，中立當然需要。但當黑白分明、是非清晰、涉及真偽之辨、擺事實時，還中什麼立？

請搞清楚，「中立」本身不是美德，「中立」沒有光環，「中立」也是一種立場，是一種需要解釋的立場。在香港的政治泥漿裏，所謂「政治中立」，往往是叫人收聲的「去政治化」愚民伎倆而已。 

古德明 - 高難度

中華正聲   2013年09月04日

【am730專欄】「雞公仔，尾彎彎，做人新婦甚艱難……」這首廣東傳統民歌，今天要改寫了。改寫方法可參考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的話：「解決葵青貨櫃碼頭工潮，有相當高難度，政府從中做了不少工作，應該予肯定。」準此，雞公仔，尾彎彎之後，須說「做人新婦有難度」或「有相當高難度」。

「難度」當然不是中文。中文的「難」、「困難」、「艱難」等，作名詞或形容詞都可以。例如《尚書 ‧ 無逸》周公告誡成王不可貪圖逸樂，須知農民苦況：「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三國王弼注《周易》震卦：「若其震也，遂困難矣。」《方世玉打擂臺》第六回方世玉給李小環飛腳踢中胸口，跌下臺來，「醫生都說傷勢沉重，恐怕難以活命」。中國人從來不會說「先知稼穡之難度」、「若其震也，遂有難度矣」、「要活命恐怕難度很大」等等。

現代漢語人則不同。他們要向英文學舌。英文difficult(困難)是形容詞，詞後加一個y，就變成difficulty這個名詞；於是，現代漢語也在「難」之後加一個「度」，作名詞用。這樣，說話行文，可以更加冗贅下流，完全符合現代漢語最高標準。「難度」一詞，也因此風靡大陸以至港、臺。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神舟十號太空船在甘肅酒泉發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這次任務飛行時間長，試驗難度大，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和考驗。」臺灣前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建民說：「兩岸領導人在兩岸平臺見面的困難度比較高，見面最大可能性還是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場合。」除了「難度」，習近平所謂「一系列」(a series)、「挑戰」(challenges)以及趙建民所謂「領導人」(leaders)、「平臺」(platform)、「可能性」(probability)等，無一不是從英文硬譯過來。他們為甚麼愛說這樣的洋奴話，我們中國人不可能理解。

中國人會說的是：「解決葵青貨櫃碼頭工潮，殊不容易，政府努力調停，功不可沒。」「這次任務，飛行時間長，試驗工作更是困難重重，須一一克服。」「兩岸元首難在彼此官方場合會面；要相會，最可能是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類場所。」

宋朝大詩人陸游元配唐婉被迫改嫁，寫過一首《釵頭鳳》說心事：「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現代漢語人獨倚斜欄之後，大概卻會歎一句：「高難度！」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福島核災：福島核災情，你聽誰說？

星期日明報   2013年9月1日

【明報專訊】早在兩年多前，「反核之眾」提出三項要求，其中一項就是直指應立即停建當時在興建、至今將完成的台山、陽江（兩處均在地震帶）的首批反應爐。我們指出中電投資陽江核電廠的六分一，更是港人應奮起反對的。

有些「專家」說，台山、陽江距離香港分別是130和220公里，有意外也不會影響香港。這是荒謬之言，切爾諾貝爾核災的高輻射影響範圍達5萬平方公里，更不用說遠在英國到今天還有受該場意外輻射污染的草場不能放牧。另有些專家又說，台山核電廠屬於第三代技術，反應爐是歐洲壓水式（EPR）型號，所以「更加安全」。然而，這型號因儀器與控制（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全面數碼化的問題，在英國和芬蘭的建廠過程中被質疑而停滯不前；台山這廠將是全球第一間落成的EPR廠，全世界都在旁觀這「依時落成的」廠到底有沒有解決到上述結構性的問題。

但我們更要指出的是：看過往紀錄，意外（通常只稱事故）發生時，或平時的輻射外泄情况及其健康影響，香港市民都不容易知道，這才是最致命的；也是港人應爭取廢除已在運作的和未開始運作的核電廠的關鍵理由之一。

3.11後的隱瞞事件簿

打從2011福島核災爆發初期，日本及各地非官方專家與民間關注人士，已知災情絕對非同小可。但日本及各地政府——尤其是在有核電利益的地區——的專家，都大事化小，安撫人心。香港大學／大亞灣核電站安全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的李焯芬於事故的第九天就發放高論，認為「事故不會升到最高級別第七級，因為核電站已進入冷卻關閉情况，不像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當年核芯熔化……並相信下星期的情況會較為穩定。」

香港天文台則強調：香港與日本距離3000公里，抵港輻射不會影響健康（影響健康與否不是天文台的專業，何出此言？另天文台一貫地不提醒市民，輻射會隨風、雨、雪以高濃度降落某些「熱點」，而「熱點」未必剛好是輻射監測儀器所在地）。漁護署起初每天——後來每個月——從本地養魚場及魚類批發市場各抽取數個樣本化驗。食物安全中心則一直從進口的日本茶葉中檢測到銫-134和銫-137，卻指出並沒有超過香港的食安水平（香港的水平屬世界最寬鬆之列，比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等都寬鬆；更有市民曾詢問何以食物安全中心不檢測300年不滅、會被人體誤認作鈣吸收而能引發骨癌、白血病等的鍶-90，獲得的答覆是鍶-90不會飄來香港，但迴避了食物是會運來香港的事實）。

舉世的獨立專家包括地震專家，卻從一開始就極度擔心福島一廠第四號反應爐由於廠房結構嚴重損毁，離地18米的冷卻池僅靠底下的支架勉強支撐，而當地處於日本地震活躍期，故只要來個大地震，存放了1,331支用後燃料棒——相當於14,000個廣島原子彈輻射量——的冷卻池就可能崩落，導致比切爾諾貝爾嚴重不知多少倍並足以令整個北半球陷入危機的空前大災劫。

不告訴你，更不會及時告訴你

一個月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這個扮專業其實專職是推廣核電的聯合國機構，才承認事態嚴重，將福島核災提升至國際核能事件分級表（INES）的最高級別第七級。然後，在核災發生近三個月後，民間一直就猜測的福島三個反應爐核芯早就熔毁，才被「東電」承認（之前是不否認）。

當其時，大眾從「東電」及日政府接收到的消息是，反應爐雖然破損，但外面的圍阻體底部依然健全，所以只需將圍阻體底部也灌滿水，掉落的燃料就能有效冷卻；但曾幾何時，在大眾都不知情下，地下水竟滲入圍阻體，於是建了七個地下儲水槽對治；不久發現其中一個水槽中4公尺深的污水只剩下60公分，另外兩個水槽亦發現泄漏，要緊急趕造數百個鋼製儲水缸，將地下儲水槽的污水抽到鋼製儲水缸中儲存；至近期，「東電」就透露儲水缸曾5次發生外泄。

政府公布才能獲知「事實」

除了「東電」每天用400噸水來冷卻3座已熔毁的爐芯，另有大量地下水流入損壞的反應爐廠房，即每天產生的輻射水數量十分驚人，一直以來都難以全數處理。近期事件之所以引起外界反應，就是「東電」自己首次不得不承認每天流入海的地下輻射污水接近300噸（但沒有承認儲水缸輻射水流出海洋）。其實，3.11以來，情况一直在惡化中，但只有當「東電」自己公布，而日本政府亦認為事態嚴峻，要考慮接管善後之際，大眾才被告知福島危機並不簡單。

對官方資料不能言聽計從

那邊廂，留在福島未能撤離的25萬小朋友有部分已接受甲狀腺檢查，至今已知小朋友患甲狀腺癌比當地平常數字（1:1,000,000）高出很多——共有18宗確診；疑似患者25人。這還不包括會延遲出現的血癌及各種癌症、心血管病及各種免疫力受損所導致的疾病與痛楚。另一方面，近2000名清理核廠的工人身上被量度出超過100毫希的輻射（編按：一般人1年會接收約2至3毫希輻射）這個驚人數字，至於員工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因輻射感染致病致死，外界全不知情，連已知的領導救災的吉田廠長的逝世，也被「東電」否認與輻射有關。

總之，官方對小朋友確診甲狀腺癌及員工患上與輻射密切聯繫的疾病及死亡，皆作隱瞞或指與核災無關。香港市民接收的信息是跟隨官方說法，所「知」者是除了20公里撤離區範圍外，日本東北（包括福島）的輻射已大幅下降至安全水平。殊不知核輻射等會大幅降落在遠遠近近的「熱點」，切爾諾貝爾核災後輻射物飄至威爾斯、土耳其、中國等歐亞國家，乃至全北半球也測到；這次福島核災的輻射物則遠飄美、加西岸，由阿拉斯加到加州的漁農產品均受污染。何况，核輻射根本沒有安全水平可言，只有政、商、IAEA聯合炮製的所謂「容許水平」——沒有安全水平可言是因為每增加微量的核輻射，致癌及其他疾病的機會便會相應遞增。

香港又如何？

事實雖然如此，香港好些傳媒廣告（鱔稿？）一直以來大力宣傳福島及日本東北旅遊，日食更大幅運來香港——本地成為核災後日本食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佔25%。

這次「東電」與日政府終於透露事態嚴重，中國政府亦表示極之關注，至此，大眾就忽然被提醒，驚覺福島核災未曾過去；希望這個認識及反應不是一次過的膝躍反射，而是會轉化為對核能、核工業集團的政治─經濟結構的加深認識。

對港人說的大謊言

這種加深認識，對港人雖或遲來，但總勝過不來，因為它會幫助我們理解何以核利益集團不會讓大眾認清事實與真相。認清了，我們便明瞭香港不遠處那兩個正在老化的大亞灣反應爐，連同旁邊的嶺澳四個反應爐，是世界第五大的核電廠組群，並是全球核廠坐落地中人口稠密居第一名的核廠。更重要的，是輻射不是「少少不但無害其實對你有益」（城大校長郭位名言），而是即使按平常的所謂合法標準排放外出（例如三重氫排進海*），都會引發生物（包括食物鏈終端的人類）病變癌變；而核廠長期排出用完的冷卻水，則會令海水升溫攝氏7度，對全球暖化「十分有貢獻」，核電生產的前期至後期工序（由採鈾礦至核廢料長期冷卻及儲藏）之大量耗電，更顯示核電是「增碳科技」之表表者。

但我們的教科書、天文台、科學館等依然說核能清潔、減碳、是經濟發展所不能缺，後兩者更在3.11後一直積極舉辦大量「核公眾教育」給學生和市民。香港人接收的消息則不包括日本全國不用核能已安然渡過了兩年多（中間短期重開的大飯核電廠現又關閉了），又不聞或沒有注意在意大利、葡萄牙、乃至五大洲的不少地區，已有60%、70%甚至100%由地區風能和太陽能提供電力的實例；美國則今年首八個月已決定提前關閉5個反應爐（包括續了期的），另放棄（包括已投資的）六個反應爐的興建計劃。

一旦啟動就不能回頭

廣東的陽江和台山核電廠，分別在今年年底及明年初就有反應爐要啟用了。一旦啟用，核分裂開始，數以百計、各種類別的大自然本不存在的放射性物質就被製造出來，用過的燃料棒放射性比未用的高好幾百萬倍，而日後即使停機也要長久處理（起碼10萬年）。台灣將近建成的核四廠已有七成人反對它啟用；世界已展開全面廢核了。香港人不能停留在落後的意識水平，認為核設施（尤其是正在運作或興建的）不能廢，和幻想可以在意外發生後疏散，或在平常參與監察各種核設施令它們安全。

未出事時，監察者的目視法（看文件、讀報告、巡視廠房的非高輻射區）根本什麼也預知不到，影響不來；到出了事，你認為按照以往港人接收核信息的途徑與軌迹，大家能夠獲知實情、保護自己嗎？

義無反顧地要求核電歸零的新時代，也應降臨香港了。

*近10年來，中國政府就已經兩度放寬法定的「三重氫」排放的「容許水平」至5倍。

文 反核之眾

編輯 胡可欣

馬傑偉 - 政治代價

明報   2013年8月31日

觸碰政權，是有代價的。不少強權國家，政治，可招殺身之禍。埃及敘利亞不必說，殖民時代的香港，反政府，重則頭破血流再成階下囚，輕則入黑名單永世不能做政府工。

然而，香港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上街遊行叫口號，是不必付代價的。在九七前後，權力轉移，政治打壓就算暗中進行，明刀明槍的迫害鮮有所聞。照近年的說法，那是卡拉OK式遊行抗爭，一起唱一曲《自由花》，再pop一點的，唱一首Beyond名曲《光輝歲月》，自我沉醉一番，然後和平散會，明天看看充滿水分的遊行人數。

這些日子，彈琴跳舞，示威有如嘉年華。俱往矣！我們要認真面對政治代價的問題。在街頭表達政見，有被暴力對付的風險。沙塵滾滾，各路好漢各有所求，拳腳冇眼，意外難防。

說句WTF，可以周身蟻，網上追殺幾個月，還禍及家人，上至特首，下至網絡暴民，喊打喊殺，當事人被趕入窮巷，到了崩潰的邊緣。

佔中三子，起初都說，對政治代價有心理準備。陳健民我比較熟識，他為佔中所付出的代價愈來愈大。文攻污衊不在話下，大大的廣告，把他們三人形容為擲石暴徒。更現實是個人事業，多年的中國研究，可能被封被阻。

我認識的青年人，也意識到參與政治的風險。名字見報，寫在網路世界，永留紀錄。搵工跳槽，別人網上一搜，就以為你是惹火之徒，因而把你拒於門外。公民抗命留案底，不個沉重包袱。

香港變了。政治表態，有麻煩跟尾。是否願意付出代價，就是要問一問自己，所爭取的公義與自由，對自己有多重要。

陶傑 - 是非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女教師說英語粗口，事情的道德是非在哪裏？許多人說：「她用髒話『駡警察』是不對的。」問題是，現在事情已經超過了「駡警察」這個環節，升級為政治暴力的欺凌。

北韓一個年輕的女歌唱家玄松月槍斃，陪死的還有幾個藝術團的音樂家，他們的罪名是拍攝色情影片。

拍色情片，在北韓的「國情」之中，是不道德的，但應否罪至槍決？跟香港這個女教師的處境一樣。今天，在文明世界，沒有人再譴責玄松月散播色情，「教壞下一代」，只會為這樣一個弱女子因此而喪命，寄予同情。但是在北韓，玄松月受「國法」懲處，罪至一死，完全正常。

香港這個女教師，處境漸與北韓那個歌星相同。「重案組」調查，特首親自介入，教育局寫報告，流氓到她任教的學校門口叫囂，收到死亡恐嚇信，她可以尋求美國庇護，因為此等反應，在英語的思維世界誰都會知道，夾雜着仇恨與對婦女的鄙視，超出了正常合理的程度，叫做Over the top。

在塔利班的伊斯蘭原教旨國家，通姦的婦女要用石頭擲死，小偷要砍掉手，在公眾場合施刑，人山人海，個個都說囚犯罪有應得，婦女通姦，是錯的，小偷盜竊，也是錯的，但對於塔利班智商的民族，用石頭擲死，砍掉一隻手，本身沒有錯，即使有點嚴厲，也是淫婦和小偷先錯。

香港做過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人受過英式的文明教育，按道理，看問題應該貼近一點西方文明，而不是類似北韓政府和塔利班。但向一個說英文髒話、反對警方執法偏頗的女教師問罪，卻有北韓風格和塔利班色彩，因為中國人的情緒式思考，有三千年的歷史，這是他們的國情，英國的殖民地管治才一百五十多年，開化民智的時間不足。

所謂「女教師也有不對」，北韓的玄松月也有不對，阿富汗和沙地阿拉伯的淫婦小偷也有不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將人類的文化，分為三大板塊，十分正確。玄松月的行為，在西方，最多是麥當娜，她只是投錯了胎，佛家鼓勵人多做善事，以免來生投錯胎，就是如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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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是的，塔利班、紅衛兵、黨衛軍總是正氣凜然的。他們喜歡說：此等潑婦，換著在某某地方，早就被怎樣怎樣了……

正氣過頭，就不知道什麼叫「合乎比例」。罪與罰也要相稱才叫正義。退一萬步講，林老師即使辱警，就真的如此罪不容誅，非要搞到人家生不如死，家破人亡才罷休嗎？到今日這地步，仍堅持批判林老師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林夕 - 壞心做好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上接：林夕 - 推國教貶中史閹通識三部曲

將一切去政治化，正是最大的政治動作。

梁美芬要求切割通識教育的政治成份，正是不開哪壺提哪壺，崩口人咬正了崩口碗。通識課程制定的學習範圍，很不幸地，包含了每個當代文明港人須知的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等議題。提到現代中國，不提唱紅打黑，提打色情打經濟罪犯好不好？環球時報總編明言：「通過性醜聞、偷漏稅等『整』政治對手，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潛規則』。善意提醒熱衷政治對抗的人士，走這條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乾淨。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會搞砸。」今日中國，談不談、能不能談政治問題都出於政治問題。香港方面，不提拉布佔中，不講政制，講赤貧家庭三個月不知牛肉味，好不好？講還講，避開移民溝淡政策好不好？好，就講五豐行好不好？供港牛肉價格受操縱，是純粹經濟課題？刻意專注或者目光只及眼前民生的人，請問房屋問題土地政策，有沒有牽涉到你們所忌諱的政治？社會福利民生環保，一討論，如何繞過統治政策，如何可以膚淺地抽離於政治？ 經梁美芬這麼一鬧，經家長學生市民一多留個心眼想想，好了，鬧鐘這下鬧得更響了。政治不只是吵鬧示威遊行那些擾人春夢的雜聲，不只是爾虞我詐權謀心術那些髒東西，政治就在生活中，你可以討厭政客，藐視政黨，卻謝絕不了政治，通過通識科，大家都該有這識見。讓我念念不忘的一幕：在一場無謂的「討論」中，不幸同場的程翔陳述了中國過去三個左的錯誤，陳淨心以一種「我只是久不久噏吓嘢咋，大佬」的態度回應，我不知道什麼左左右右，我只講民生，安居樂業……之類。

這只講民生的陳淨心，卻正正是忽然政治狂熱分子，操大隊見教育官，跟某條政治大隊要求通識科不談政治，可是，又大力推介中史科之必要。無知者無畏，故意無知者無恥，陳淨心不曉得是前者後者。不辨左右的她，大概以為中史科能培育下一代認祖歸宗，以為中史避開當代的污穢政治，就乾淨安全了。中國歷史，簡而言之，是一部專制政權輝煌發展史、剝奪國民尊嚴權利個性的大藍圖、走向奴才的總記錄，而且越讀越發覺今不如昔、每況愈下。中史並不只教岳飛精忠報國㗎，淨心bb，下次別跟美芬姨姨，壞心做好事喇。

梁文道 - 一盤大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據說習近平政府掌權至今，被拘的政治犯人數已經超過了「胡溫十年」的總合。就從意識形態的管理來看，最近這一年的嚴酷程度，也是之前想像不到的。許多前兩年還能大規模討論的議題，比方說「憲政」和「公民社會」，如今居然都成了禁區，好端端的一本嚴肅學術論著，只因為書名副題叫做「知識份子與政治」，便成了必須審核再三乃至於更名換姓的敏感出版。大學聘任政治學教授，不能延請沒有入黨的博士新人，仍未入黨的社會科學老師，則要輪流去黨校報到培訓。如此情狀，不禁使我想起好些朋友幾個月前的樂觀預言，其中一位相當著名的評論家甚至說：習近平正在下一盤格局很大的棋。

這是中國研究的傳統，每當新任領袖上台，外間便要競猜其路線走向，到底是更加開放呢？還是回頭變得保守。總有一些知識份子，把自己的樂觀情緒引入現實的局勢分析，幾乎到了不顧事實的地步，硬要說這位新登大位的領袖是個骨子裏的開明派。別看他言語兇狠，也別看他一上來就做了些叫人齒冷的舉動；這一切全是為了掩飾他的真正意圖。待他大權在握，障礙掃清之後，他就要放開手腳大膽前進了。眼前種種貌似「反動」的舉指，只不過是欺敵的讓子；他其實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問題是這「讓子」究竟該讓到什麼地步？我們又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他那深埋心底的本來面目呢？這類預言好玩的地方就在於時間拖得越久，反向的表面證據積得越多，它反而就變得更加「真實」，也更加玄妙了。因為這一切無非指明，這盤棋還下得真是夠大。沒錯，我也同意，舉凡經濟上的改革想要勇敢邁進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就會在政治上表現出更為保守的傾向。李克強似乎展示了市場化的決心，所以習近平就得在其他地方先「穩住大局」了。然而，所有的「傾向」和「規律」，都並不是真正科學的歸納。當一個評論人太過相信那類在腦海裏構想出來的棋局，他就很容易變成一個不顧現實的空想家了。中國時事評論，正是這麼一個盛產空想家的領域。

李怡 - 為甚麼台韓星「能」而香港「不能」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新加坡政府推出一些新政，尤其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購屋津貼，香港有人生出「新加坡能，香港何以不能」的慨嘆。早些時候，台灣只用三個月時間，就促使菲律賓政府就槍殺台灣漁民事件公開道歉兼賠償，香港也有人慨嘆「台灣能，香港何以不能」。至於四小龍中韓國的許多「能」而香港不能，則早已超出香港人的想像範圍之外了。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四小龍崛起，香港就長期居四小龍之首。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在自由、法治、效率、稅制、現代文明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的方便，香港都不僅是亞洲而且是世界的耀眼之星。那時台灣人就法治質問當局：香港能，台灣何以不能？新加坡反對派就自由質問當局：香港能，新加坡何以不能？許多外地人都喜歡來香港旅遊，也極喜歡在香港居住。九七回歸前有世界各地來港旅遊的熱潮，為了要看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最後風光，擔心這風光快要消失了。

回歸16年，果然風光不再。香港街頭充滿了大陸客，其他地方來港的遊客漸卻步。許多香港人在假日都不去鬧市跟大陸人擠，台灣成為香港人的熱門旅遊地點。最新一期的台灣《天下》雜誌，以「為甚麼香港人瘋台灣」為專題，報道香港人去台灣旅遊的人次，從97年的20多萬上升到去年的95萬，今年將突破100萬。香港人不去擠滿大陸客的阿里山頭，而是去南投清境農場住民宿，他們講起台灣人與香港人的不同：「台灣人給我們的感覺是，不只是為了錢，而是真的希望客人喜歡這裏。」

二三十年前的香港人，也是真的希望外地遊客喜歡香港，但現在接待外地人尤其是大陸人的行業，都只是為了錢。也就是說，回歸後，香港人本來就不高的歸屬感認同感慢慢消失了。

為甚麼台灣三個月就能使菲律賓道歉賠償，而香港人質事件拖了三年都沒有着落呢？講甚麼香港政府無能、香港無外交權、中共不肯出頭，這些理由都是次要的，最關鍵是台灣即時對菲律賓實施11項經濟制裁，其中包括凍結菲傭入境申請。菲傭每月給家人的匯款是菲國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民選的菲律賓政府豈能不屈服？若香港也凍結菲傭入境申請，相信菲政府早在事件發生三個月就跪低了，因為香港菲傭遠多於台灣，是菲律賓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

為甚麼香港不能實施這樣的制裁？因為市民、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都沒有這樣提，政府自然也沒有提。因為我們愛惜自己的生活遠多於愛惜我們的社會，愛惜自己多於愛惜同一社群的其他人，根本原因是香港人缺乏對本土的認同感。因此台灣能，香港不能。

為甚麼新加坡能大量增加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購屋津貼，而香港不能呢？是因為新加坡要保護投票給執政黨的本地居民，而香港要更照顧投資者及擁有物業者的利益。最新的新加坡官方調查發現，近半數國民寧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減慢外國移民人口增長。外國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也就是說，新加坡多數人愛本土多於愛財。香港人會這樣嗎？

韓國就不用說了。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一批維護法律的檢察官，發起「拯救國民經濟運動」，呼籲社會各界把自己所存的金戒指、幸運鑰匙、金幣捐出來，幫助國家度過經濟危機，真的在很短的時間就收集了數量可觀的黃金，對國家轉換成盈餘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可以想像會發生這種事嗎？

香港落後了。不是在經濟上落後，而是在對於居住地的歸屬感和凝聚感的落後。這是無法翻身、一蹶不振的落後。回歸中國，中共一再強調的一國先於兩制，中國大陸在政經社三方面對香港全面侵蝕，使香港人原已興起的對香港的歸屬感復趨失落。當居民不把這裏當自己家園，就會只顧自己而不能顧及社群和社群的他人。因此台韓星三地「能」的事香港都「不能」。香港民主派近年不斷內訌，關鍵問題就在於中共的「一國先於兩制」的觀念綁架了不少人的思維，使民主派在是否與中共談判、妥協中徘徊，並引來不停分裂與爭拗。「一國」觀念對社會爭取民主力量最大的破壞是：立足本土的歸屬感和凝聚力鬆弛了。

表面看來，香港在四小龍中落後，是因為其他三小龍都有普選。但民主的基礎是人民的歸屬感。缺乏歸屬感而要寄望一個更高權力恩賜民主，這是無根的假民主。因此，近年在年輕人中興起的本土意識，是社會民主意識的基礎。本土意識不是排外，而是守護本土，正如我們不能把台韓星一些保護本地的民間呼聲和政府政策稱之為排外一樣。

標舉本土意識，推動一切立足本土的運動，拓展社會歸屬感，才會有真民主和真普選。

蘇菲 - 膚色國籍大混亂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想不到竟然有幼稚園課本教小朋友憑膚色去辨國籍，這課本還要是由著名的朗文出版社出版，內文說：「黃皮膚是中國人、白皮膚是美國人、皮膚較深色是印度人，而皮膚深黑色的為剛果人」。現在，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是黑人了，如果我們的幼稚園還教小朋友用膚色這把尺去看世界，不但錯得離譜，也肯定讓他們隨時碰一鼻子灰。

更何況香港華洋雜處，學生常常接觸不同膚色的NET（Native English Teacher）。囡囡以前就有一位皮膚深褐色兼頭髮捲曲的女教師，她來自美國。沒有學生問她是不是來自印度或非洲，這深膚色的美國教師在自我介紹時，一切就是那麼自然。幸好校方沒有用那問題課本，否則，小朋友就會一邊讀「白皮膚是美國人」，一邊跟那位深膚色美國教師上堂……

簡化身份 貽笑大方

我們的鄰居是一對外籍夫婦。爸爸是英國人，媽媽則來自印度。他們那一對活潑可愛的子女，遺傳了爸媽的基因並且有了中間落墨的膚色，比白皮膚深一點，又比深褐色淺一點。冬天的時候，這對混血兒會白一點，夏天到了，他們又曬得黑一點。小朋友們一齊玩，沒有人理會他們的膚色，只知道大家是朋友。假如囡囡執着於膚色所代表的國籍的話，恐怕我費盡唇舌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再說，如果黃皮膚等如中國人，偏偏在香港有很多只懂英文、在外國長大持外國護照的黃種人，連他們也不視自己是中國人。若小朋友問：他們是中國人嗎？大人恐怕一時間也搭不上嘴。萬一小朋友把所有黃皮膚人（日本、南韓、馬來西亞）都視為中國人，那就真的笑死人。

用膚色去處理國籍和身份認同這類複雜課題，其實很錯。為免老師教錯、學生學錯，麻煩出版社盡快刪掉那課本內的相關部份，又或者幼稚園校方索性改用其他課本吧。 

黎廣德 - 全球最凶險核電站威脅香港

2013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正當香港人以為江門核燃料廠在上月停建，核風險不會因此增加之際，兩台全球最大、輻射量最高的核電反應堆，將於今年底至明年中之間在台山投產，距離香港東涌或赤鱲角機場不過100公里，一旦發生意外，粵港澳三地的居民勢要承受比福島核災更可怕的惡果。為什麼這座原設計者聲稱是全球最安全，採用了第三代設計的核電站，其實是全球最凶險的核反應堆？因為台山核電站有5項令人矚目的「世界之最」。

最大單機容量：台山核電站從法國電力公司引進「歐洲壓水式反應堆」（EPR）技術，興建兩台單機容量1750兆瓦的反應堆，比大亞灣正在運行的反應堆984兆瓦高出八成，投產後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巨無霸。

最高輻射量：台山EPR反應堆一旦運行，它每台內含的輻射物質總量是福島第一號機組的3倍。由於EPR在設計上可以使用含鈈的混合氧化物核燃料，根據歐盟資助的一項研究分析，它產生的核廢料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程度是一般核廢料的七倍。

最不成熟技術：法國公司（EDF 和 Areva）向中國推銷EPR新技術，本來預定是在芬蘭先建第一台（2005年動工），法國建第二台（2007年動工），台山建第三第四台（2009年動工），但因為芬蘭和法國核監管機構發現EPR設計和施工出現很多問題，不符合安全標準，所以完工日期一再拖延，估計芬蘭廠和法國廠最快在2015至16年才能投產，比原定日期延遲4至6年。所以台山廠若在今年底或明年投產，便會變成全球採用EPR技術的第一第二台核反應堆，在原設計者尚在歐洲修改設計、未能滿足歐洲安全要求時便已經開始在中國運行。

最低成本製作：由於多番修改設計和因施工質量不達標而被監管機構要求重新施工或更換部件，芬蘭和法國廠的造價從原來預算的每台33億至37億歐元上升至80億至85億歐元。根據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的資料，台山兩台機組的總投資為500多億元人民幣，折合為每台30多億歐元，即比芬、法兩廠的造價便宜一半有多。雖然內地土木工程的施工成本確比歐洲便宜，但既然是從法國輸入技術設備，如此低成本的投資是否意味着技術設計和施工質量有所偏差？

最黑箱作業：芬蘭和法國均有獨立的核能監管機構，審查核電廠設計和施工進度，定期公開報告，讓公眾和民間專家提出意見，從而不斷糾正出現的問題。中國雖然設有國家核安全局，但自台山核電站從2009年施工以來，從未公布詳細審查報告，加上國家核安全局的官員與台山廠大股東中廣核集團的管理人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公眾根本無從監察，更無法得知設計是否出現漏洞，施工是否符合標準。

港粵市民勢成核電「白老鼠」

擁有上述5項「世界之最」，台山廠「榮登」「全球最凶險核電站」的榜首，實在當之無愧。最荒唐的是香港人以至珠三角4000多萬的居民被迫成為EPR技術的「白老鼠」，卻從未被政府諮詢，更毫無選擇的餘地。

中國政府冒險試用尚未成熟的新設計，要明白這決定有多兒戲，只消對比一下英國政府審查核電技術的程序，便可知一二。

法國公司約在同一時間向中英兩國推銷EPR設計，英國政府轄下的核監管辦公室，從2007年起為EPR進行一項「通用設計評估」，以鑑定這項技術是否適合在英國使用，只有當評估完成並確認安全合格後，法國公司才可以就特定廠址提出建廠申請，然後由負責部門進行環評和規劃程序，再决定是否發出建廠許可證。

英國政府的「通用設計評估」進行了5年，由60多名專家審查了幾千份技術文件，與設計商召開600多次會議，認定了31組評估議題，在網站發表季度報告徵求公眾意見，最後促成了82項設計修訂，才在2012年底完成審查。

英國當局要求EPR修改設計，是關乎核電站能否安全運作，根據核監管辦公室2012年12月發表的最終評估報告，修改的例子包括：

· EPR倚賴兩套全電腦化的控制系統和安全系統（一旦控制系統失靈時使用），但兩套系統並不完全獨立，即是一套失靈時可能會拖垮另一套，以至全廠失控。英國當局因此要求增加一套獨立非電腦化操作系統，以確保電腦失靈時可以人為介入。

· EPR很多必要支援系統的安全設計不足，因此當局審查後修訂了多項設計，包括改善通風系統的維修保障要求、更換水冷和通風系統的安全設備、替控制系統增加一重後備電源、為4棟建築物加建一層以容納新增設備等。

· 英國當局發現EPR反應堆冷卻系統內用以降低輻射量的控制措施不足，因此在選用材料、製造技術和化學控制幾方面提出一系列改善要求。

歐洲不合格 中國照樣用

最弔詭的是上述改善建議都是在2012年底敲定，但由於台山廠在2009年已經動工興建（此前中國當局如何審查EPR技術無人知曉），所以無論是英國核監管辦公室要求修訂的設計，還是芬蘭和法國核監管機構陸續提出（至今尚未完結）對EPR的修改，法國公司根本無法把各項改善措施應用於台山廠之內。換句話說，即將投產的台山核電站，是一座英國、法國和芬蘭都認為不合格、不符合本國安全標準的核電站。

還有令人大惑不解的地方，EPR在法國和芬蘭的標準設計是單機容量1600兆瓦，到了台山卻變成1750兆瓦。這與中國鐵道部從日本引進最高時速250公里的子彈火車，到了中國「改造」後變成350公里，但在溫洲動車災難後「被減速」至300公里的事例何其相似，令人聯想到剛於上月被判死緩的部長劉志軍主政時的「假大空」作風。但核電出事比起高鐵出事，禍害之大何止千萬倍？

此情此景，中央政府是以民為先叫停台山核電站，還是認定中國人生命安全的價值比不上歐洲人，所以一切以核工業的利益先行？對於剛剛放下心頭大石的江門市鄉親父老來說（台山是江門轄下的縣級市），究竟應該默許比核燃料廠更凶險的核電站投產，還是要再次走上街頭抗爭？梁振英班子對於影響700萬市民身家性命的大事不聞不問，香港人難道坐以待斃？

註：8個民間團體要求特區政府向廣東省政府表達香港市民對核電安全的關注，大家可到此〔拒絕增加核電、要求區域諮詢〕的網站聯署 www.nonuke.hk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林夕 - 推國教貶中史閹通識三部曲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0日

新成立的「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光聽名字，會以為這協會應該做的是如何完善通識教育有甚麼要改進的，比如考試評分方法，等等。可是這聯席會議一來就提議這科改為選修科，因為學生太辛苦了，好多人不知道怎麼讀。第二呢，就是去政治化。這次又輪到誰出頭？沒錯，梁美芬議員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看，學生不知道仍怎麼讀，協會不關注怎樣才可讀得更好，而是索性建議改為選修科，大有幫港出聲反佔中的味道。然後尾巴露出來了，通識科有太多政治議題，梁美芬置疑，將未有定論的爭議性問題，例如拉布佔中等讓學生討論，太政治化了。協會另一大紅人李思嫣又擔心老師有政治立場，會引導學生，會洗了學生的腦。

反國教的最擔心課程有選擇性，即使腦其實沒那麼好洗，也不能不防。這批擁護國教不遂的人，又用重提洗腦，來恐嚇家教會那種家長。

國教是什麼貨色？要你對着紅旗，有無感受，心裏反不反紅旗沒關係，配合感動的表情，唸出標準的感受就過關了。再看借屍還陽的國教陰魂，教國共內戰，要學生扮共產黨員，勸服國軍棄暗投明、識時務做俊傑，如此認識國家大事，培育國民意識，不可謂不政治化。

至於通識，這協會真知道通識的教法考法及初衷？談拉布佔中，通識教育大抵沒那麼戲劇化情緒化，相反，學生須要綜合拉布佔中不同立場觀點，憑自己獨立思考，表達理據，表述立場，考的不是你站錯了還是站對了邊，而是論述的能力，辯證問題的技巧，老師自己的立場，在此無用武之地。

國教一個是要你選擇性地接收想你知道想你相信的，通識科關乎所有「政治」的部份，是想你知道你須要知道的，然後讓你選擇你所相信的。

真相至此就更加大白了，他們要推國教，但是又貶中國歷史科為選修科，到通識科大有機會開了學生對關乎社會民生大事，即所謂政治的竅，又挑動了這些選擇性關注的人神經，無非就是怕下一代對歷史政治社會一切議題有想法。已經發生的，紙包不住火，只好不讓你面對思索的誘惑，誘發辯證的興趣。

強推國教貶中史閹通識，這三部曲的幕後總推手，就是用政治化的手段，讓我們遠離「政治」，以方便管治。

李純恩 - 社會主義好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0日

在北京跟朋友聊天，他們問我在香港有幾層樓？我說只有自家住的一層。

你才一間房子呀？他們好像有點不相信，因為他們覺得我生活得不錯，應該有幾層樓。

我告訴他們，在香港有一層樓，還是供完的，我已經覺得很好了，許多香港人也會覺得很好了。你們有幾層樓？

結果各自報出來，原來每人都有兩三層樓收租。他們都不是貪官，只是國家企業的員工，在大國企工作，到了一定的級別就會分配房子，一人分配一套，再升級，又有特價買樓的福利，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買一間企業屬下的物業，如果夫婦倆在一家企業工作，一人可以買一層樓，加上自己住的，手裏就有了三、四層樓。這還都是正常途徑的福利，不正常的就不用說了。

我聽他們一數，馬上就說還是社會主義好呀，你看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拼死拼活都是自己的事，買房子，賺到錢了叫投資有道，虧了便成負資產，自負盈虧，哪有你們這麼手到擒來的國家福利。香港的公務員，買了樓互相出租騙騙房屋津貼，還要吃官司呢！

於是他們就覺得香港什麼都好，就這點差些了。我說不怕，現在梁書記來了，香港很快就會像大陸了。


Vic：「他們都不是貪官，只是國家企業的員工」，然後每家人都有三四層樓。難怪現在很多大陸人說，做公務員或國企員工最好。難怪智者有言：最骯髒邪惡的事，往往是合法的。不是貪官也能有三四層樓，無數人卻一輩子買不起一層，這可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天堂－－只是這天堂只屬於少數跟著黨走的人，是靠剝削壓榨其他人支持的。

區家麟 - 記住每一次臉紅耳熱

絢麗荒涼   信報　2013年8月30日

打你的第一拳最痛，第一百拳你開始麻木；打你第二百拳時，對方輕手一點，你開始體諒打你的人，甚至有少少鍾意咗佢，被綁匪騎劫，你還愛上他，這就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薄熙來案劇力萬鈞，幾乎所有傳聞原來都是真；法庭內針鋒相對，庭外閑人的片言隻語也可堪玩味。

一位「薄粉」說：薄熙來貪了一點錢，但做實事，是好官。這確實是民情，貪兩千幾萬，以薄之官位，只屬一瓢之水。以記者身分遊走神州大地，常聽到基層聲音如是：「每一個官都是貪官，官員貪污公款兩成而最後做了實事，我們就非常感激！」不幸，這是共識。

薄熙來案審訊，庭審細節刪節後「文字直播」，法庭上有盤問有自辯有對質，輿論大讚「開放文明」、「史無前例」、「彰顯法治」云云。既屬史無前例，如何肯定後有來者？薄案涉貪污受賄、殺人毀屍、不倫之戀、局長出逃，公開刪節庭審看似是一個良好先例，但先例可能變成歷史中的特例，不用吹捧得太早。

政治就是印象，薄案審判中，公檢法系統營造開放透明印象，以示公允，希望服眾，用心良苦。十多年來所謂司法改革，改了什麼？主要就是改了印象。

法院建築宏大了，顯得莊嚴；法庭裝潢現代化了，顯得與國際接軌；審案有對質自辯環節，顯得程序公正；法官有新設計官服，庭警有整齊制服，若非今次出現兩位高大庭警編號一樣的「戲服」，這場戲近乎完美。

這些年的司法改革，法例多了，有法可依；法律教育普及了，很多專業律師出現。然而，一成不變的是隱身幕後的公檢法系統，很多地方公安部門首長，仍然同時擔任政法委書記，黨牢牢控制公安、檢察院與法院。薄案的偵查範圍，完全由黨紀委主導。薄熙來在其「最後陳述」中強調「公檢法」要互相制衡「防止冤假錯案」；當年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打黑」或「黑打」的冤假錯案，又怎麼辦？薄熙來那位「消失了的小三」，又有誰人在查？那些公義，誰來伸張；那些公正，又如何彰顯？「司法獨立」太奢侈，就連讓人民群眾監督一下都遙不可及。

我們記得鏡頭前警官與庭警的「文明」，法庭的光鮮；看見官員們西裝畢挺，遇突發事件盡量控制嘴巴肌肉不抽搐，一副和顏悅色、美好形象；請不要忘記近年冒起的維穩部隊，公檢法系統穿上文明的外衣，因為他們聰明地把骯髒工作外判，製造了一群徘徊於體制邊緣的惡棍。

劉霞為何一直被軟禁，守在門口的惡棍是何方神聖？阻止天安門母親拜祭子女的惡人，是誰人指使？李旺陽家人、追究豆腐渣工程的父母，長期受恐嚇監視，又是誰付的錢？

文明外衣的背後的維穩惡棍，正是退職公安、地方土豪與黑勢力的合流。這群陰暗勢力，由國家供養，他們似乎有用不完的錢，與公檢法系統關係密切，卻無法無天，無人可以監管。一切「權力要關在籠子裡」的說法，都是偽善。

看看香港，政府一方面積極編織警察的美好形象，另一方面又見到退休警察、地方土豪與黑勢力合流，承擔政府不能做的髒事。挪用內地經驗，中港融合此之謂。

請不要忘記劉霞的淚、李旺陽之冤、天安門母親之不准悼念。曾幾何時，人們一窩蜂關心，年月流逝，或瞬即遺忘，或習以為常，今天維權律師許志永被捕、多位爆料記者、網絡意見領袖，相繼被捕失蹤，主流媒體當無事發生，呆若木雞。謊言講一百次，不會變成真理；打你第一拳，不可能成為打你第二拳的理由；若有人還說，強權有理，放手會亂，正是被人綁架還覺暗喜，欽羨綁架綁得太好，是不折不扣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不要被法庭的文明表像蒙蔽，請記住那些令人悲憤、天理不容的惡行，一如初戀時份，每一次臉紅耳熱心跳加速，都是生命中最真實的一剎，最直接真摯的情感，不會或忘，亦不容滔天濁浪所掩蓋。

余華新作《第七天》，書中主角，只在陰間死無葬身之地，才能找到一小塊可安歇的水邊；對比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案的離奇，書中所寫的現實荒謬，只屬小兒科。

《第七天》的封背書套，有不顯眼的兩行字，余華親自解釋，為什麼故事中代表權貴荒唐的一位高官，稱「市長」而非「市委書記」：

「……原因很簡單，當《第七天》成為古典小說時，讀者不知道市委書記是個什麼官。」 

古德明 - 新香港的三字獄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9日

香港共家警察公然枉法，處處打擊法輪信徒，給培靈小學教師林慧思駡了句平常不過的What the fuck（他媽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就以「為人師表，污言穢語，誤人子弟」為詞，飭令教育局專案調查；警方也以「阻礙執法，行為不檢」為名，深文周納，鑄成重案，誓興What the fuck三字獄。天主教培靈小學在重重壓力之下，聲言林慧思「嚴重損毀校譽，必須處分」；香港行動、香港家長聯會等更是摩拳擦掌，林不免職，決不罷休。

此外，一個叫招顯聰的少年，走出來聲援林慧思，遭警察以「意圖搶槍」罪名逮捕，嘲弄半天之後釋放，第二天上班，就給老闆解僱。

而在警隊之內，一位施督察由於同情林慧思，被當局嚴詞鞫訊，再貶任閑職，一如香港電臺署理廣播處長施永遠，由於拒絕協助箝制言論，被免除署理職位，從此不得升遷。

這四君子的遭遇，香港人不必引以為怪。新香港不可能不和大陸看齊。隨便翻閱最近幾個月的大陸新聞，你就會見到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呼籲中共遵守憲法，結果華東大學宣佈：「張某再也沒有資格任教本校。」四川綿陽市醫院醫生蘭越峰揭發院方挪用汶川地震救災捐款，結果遭革職處分。同時，貴州民權運動者季風告訴香港記者：他二十四年前響應天安門廣場學生，結果被囚禁兩年，獲釋之後，職業上處處碰壁，連開咖啡室都不可以。國內安全保衞大隊告訴他：「你開吧，但衞生防疫部要是說店裏有一隻蒼蠅，就可以封店。」

總之，入黨者昌，逆黨者亡。武力剿殺，經濟封鎖，是中共對付民權運動的不二法門。所以香港易手之後，官商合作，越來越見天衣無縫。林、招、二施四位君子，日後處境只會越來越艱難。

舊中國君臣也有絕人仕途的，但用心和中共截然不同。《東軒筆錄》卷三載：宋仁宗勤讀經史，履義行仁。有一天，侍讀林瑀卻說，為他占得一卦，即「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教他多事奢逸：「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這明顯是曲解《周易》的需卦。仁宗大驚，第二天，革去林瑀官職，下令「終身不齒錄（錄用）」。

又《讀書鏡》卷四載：宋神宗年間，王安石為相，邵州武岡縣令郭祥正上奏神宗，議論縱橫，盛譽王安石。神宗以郭祥正奏章給王安石看，說這個人似堪重任，不料王安石最恨阿諛之輩，「恥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

今天，郭祥正、林瑀之流，在香港可以任司長局長，在大陸可以任高級幹部。香港電臺廣播處長鄧忍光順從黨意，箝制言論不遺餘力，於是兩年之內連升兩級，成為新香港官場榜樣。

我不禁想起孔子的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古德明
專欄作家

Vic - 讀練乙錚評薄熙來案有感

2013年8月29日

8月27日，香港號稱「公信第一」的明報社評標題是：『「薄案」罕見高透明度 司法新標竿值得憧憬』。我已不看明報社評頗長一段時間，看到這標題就更加不想看。不禁想起明報高層戚本業去年寫過一篇〈習近平上台 強人政治開鑼〉，稱頌習是「一位將改變中國歷史的強人」，並稱「習對老百姓的關愛，可能是證明本身高貴的心理反饋，習即便帶來巨變，可能只是彰顯明君愛民的貴族情懷」。

我不知道明報這種文章，是反映該報高層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折射的老天真」，還是顯示他們已立定決心投共。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很悲哀的事。 

我實在很難相信，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傳媒人，可以如此天真。兒童天真是可愛，中年媒體人如此天真是噁心，而且害人不淺。

練乙錚 - 薄案：法治的倒退與知識人的輕率   信報   2013年8月29日

陳雲 - 昨日我和朋友聊天

三文治    2013年8月27日

昨日我與朋友聊天，談香港生活的感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讀大學，我和同學都很窮，但經常到尖沙咀的海運中心閒逛和拍拖，那邊商場的東西，只是看看巴黎、紐約和米蘭的新鮮時裝和精緻小禮物，我們從未幫襯過，雪糕也未買過一杯，身邊很多歐美遊客，但他們不會給我壓力，商店的店員也不會因為我們無幫襯而鄙視我們。我們會到海運戲院（Ocean Theature）看西片，之後走到附近的辰衝書店（Swindon Bookshop）看英文新書，夜裡就去仍是保持漆黑和幽靜的九龍公園散步。

今日，我不會再去尖沙咀的海港城和廣東道，那裡已經不是我的地方。身邊的是大陸人，不是紅鬚綠眼，但他們與八十年代的歐美人不同：這些大陸人擺出一副擁有香港、主宰香港的帝國主義態度。

以前香港由英國人統治，但以前的香港是我們的。本來，目前那些大陸人在香港做客和謀取私利，必須遵守禮數，好像八十年代之前來香港謀生或避難的大陸人一樣，低聲向香港本土的人討個方便、求個寬容，然而，沒有一個大陸人或新移民團體公開這樣講，因為這樣公開一講，就肯定了一個事實：香港人是香港的主人，這是他們萬萬不敢承認的。

昔日皇皇香港，今日半壁江山。我們要光復香港，因為香港首先是我們的，然後才是移民和訪客的，但香港首先是我們的。引《世說新語》一段，與讀者互勉：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鄉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語譯：從北方渡過長江到建康的一些人，每逢天氣晴和的日子，常常相約到新亭地方，坐在草地上筵飲。武城侯周顗在飲宴中間，歎息說：「江南風景跟中原的沒有異樣，只是眼前的山河與中原不同了！」在座的人都為之哭泣，淚眼相對。只有丞相王導神色嚴肅地說：「大家正應當同心戮力，報效朝廷，收復中原，怎麼至於像被俘在晉國的楚囚那樣，一味相對悲泣，不圖振作呢？」）

Vic - 關於翻譯業納入兩岸服貿協議

2013年8月27日

今天自由時報的報道〈翻譯納服貿 學者擔心中國掌控詮釋權〉提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將開放中資進入台灣翻譯產業……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座教授陳超明更警告，台灣最需要防範的是，未來中資可能用台灣的出版社名義購買翻譯版權，導致台灣出現「台皮中骨」的出版社，那麼就會讓中國掌握發言權及詮釋權，一旦原著不符或不利其意識形態時，就可能發生擅自刪改的情況，對台灣會造成不利衝擊。』

這其實也是我最擔心的。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否想過這問題，如果有想過，是否有對策？－－抑或對官員來說，這問題完全不重要？他們重視的是「貿易」與「商機」，而我們擔心自由社會受威脅，對他們來說是杞人憂天？

日前看到某網友的一段話，頗有啟發作用。他說是大陸人很壞的一點，是會用自由社會的優點來攻擊自由社會，例如利用自由社會的言論自由抨擊自由社會太自由，你阻止他們（例如刪掉他們在你blog的留言），他們就會說：「你們假民主真獨裁！」又或者他們會利用自由貿易，到香港瘋狂掃貨，令香港的父母難以買到嬰兒奶粉，你阻止他們，他們又會說：「不是說自由貿易嗎？虛偽！」

由此我想到，他日或許會有大陸的出版社，在出版自由的香港或台灣掌控了一些英文著作的中譯版權，然後肆意刪剪共產黨不喜歡看到的內容（事實上在香港就已經發生了），遭受批評時，可能會有人出來替自己辯護：「不是說出版自由嗎？怎麼不尊重我們的編輯自主權？」

共產黨擅長打著紅旗反紅旗，上上下下養成無賴習性，自由社會不防範這種邪惡勢力，遲早自討苦吃。

自由時報的報道還提到：『一般書籍的筆譯市場，七、八年前雖曾因為中國的翻譯成本低廉而一度外流中國，但翻譯服務強調「品質要好」，中國翻譯經常亂翻一氣，台灣業者還要重新加工修改，成本更高，因此最近都回到台灣從事翻譯。』我可以證實，根據本人有限的經驗，「中國翻譯經常亂翻一氣」是真的。這不是說大陸的翻譯一定很差（大陸當然是好譯者），台灣的翻譯一定很好（我也看過台灣財經書翻譯幾乎每段都有錯，而名牌譯者洪蘭教授的翻譯品質更是有口皆碑），只是平均而言，台灣翻譯的水準還是好一些。

至於成本問題，大概書籍翻譯台灣的費用目前還是顯著高於對岸，但商業雜誌的翻譯，對岸有些公司的稿費，已反過來高出台灣近50%。不用懷疑，這是真實存在的案例，只是有多普遍我就不知道。拿比台灣高50%的pay，有譯得比台灣好嗎？很抱歉，整體而言並沒有。但是，對台灣譯者來說，可悲的是，即使你的pay比人家低這麼多，整體品質又稍高一籌，因為種種原因，生意還是留在對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市場問題。以路透社的中文新聞為例，隨著大陸的市場規模超越並逐漸拋離台灣，翻譯的用詞、語氣只會越來越遷就大陸市場，所以重用大陸譯者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即使有一天台灣譯者的pay普遍顯著低於大陸而翻譯品質卻略勝一籌，這工作也不大可能搬到台灣做。這才是台灣可悲的地方。

自由的報道中提到「中國翻譯經常亂翻一氣，台灣業者還要重新加工修改」。台灣的譯者確實有機會靠修改對岸的翻譯賺錢，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錢並不好賺：你改十篇譯稿，當中只要有兩三篇是爛譯，你就夠頭痛了。

相關文章：Vic - 讀黃齊元論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有感

吳靄儀 - 佔中要在考驗中成長

2013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沈旭暉教授8月16日發表的〈簡論甘地、馬丁路德金與佔領中環〉，合時而精警地指出佔中運動目前仍未得到充分討論的弱點。支持及關注這個運動的人若能認真探索，尋找對策，我相信會將佔中推進重大的一步。

沈旭暉指出，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同樣是以公民抗命作為爭取公義的手段，但與佔中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屬「公義型的公民抗命」，而佔中則屬「政策型的公民抗命」。簡要而言，甘地或馬丁路德金違反的是令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法律，目的是直接改變那條法律或相關的制度；但「政策型的公民抗命」，所違反的法律，跟要改變的法律或制度沒有直接關係。舉例說，佔中違反的法律，可能是「非法集會」、「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一類的法例，但佔中要爭取改變的並非這些法例，而是不民主的選舉法例和制度。

佔中運動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發展，因為它要香港人摒棄過去習慣了的請願心態政治（petition politics），代之以每個公民自覺自主地參與民主過程，這是建立民主政治關鍵的一步。民主普選，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權或專職，不再企望由政府恩賜，而是由每個公民親身爭取，共同承擔。為了能喚醒社會廣泛關注、投入而採取公民抗命的途徑，並不是違反法治，反而是肯定法治。

違反的法律與要改變的制度無直接關係，並不影響公民抗命的正義。但學者的分析，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模式的公民抗命會遇到的問題。

要是違反的法律本身並非不公義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社會對這個運動的支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例如種族隔離的法律），比較容易獲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這些法律一天不廢除，而抗命者不斷地被合法但不公義地懲處，在社會上喚起的義憤就會愈來愈大，終於令這些法律倒下。但要是違反的法律本身並非不公義，甚至是一般情况之下為市民所認同的法例（例如阻塞交通），違法的行動愈久，市民付出的代價愈大，開始時凝聚了的社會支持就有愈大的危機渙散。同時，這種公民抗命，在加強迫使政府回應的同時，也會變成迫使社會面對付出代價與放棄民主之間的兩難。情况就有點像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工業行動那樣，令佔中運動面對極大的壓力。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反對一條不公義的法律（例如2003年的23條立法），或反對一項不公義的決策（例如反國教），目的是單一而清晰明確的，相對容易凝聚力量，23條和反國教都是這類型的成功例子。但要迫出一個普選的民主政制，則複雜和廣泛得多。因此，佔中應爭取怎樣的「普選方案」，很容易成為喧賓奪主的議題；「普選」的理想是凝聚共識的力量，但「方案」的具體細節則傾向分化。佔中參與者適宜商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序，避免這些情况出現。

和平佔中是一個有思想、重理性而歡迎不同意見的運動，所以提出批評與質疑，絕對是符合運動的精神的。但我曾經建議，光是提出疑難不夠，提出問題的人也應盡量提出自己的「答案」，以供討論。所以我也就上述的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答案。

將不便減至最低 積極向市民解釋

首先，我認為佔中既然無可避免對一些人造成不便，參與者就要預先利用更多時間，公平地衡量這些不便，以期將不便減至最低限度，同時積極向市民解釋，這場運動為什麼符合社會的利益，會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令市民能夠考慮一時的不便是否值得接受。即使不完全認同，也會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參與者的真誠和對他們的尊重，因而願意給予更大的容忍。

例如，批評佔中的人認為，癱瘓中環會對全港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參與者應該心平氣和地分析理據，同時也應提出事實根據，讓公眾能看到政制的落後，是否已經造成了香港長期的經濟和競爭力方面的損害。這個討論，不只有助理解佔中，本身就十分值得全民商討。

最好佔領遮打花園？

第二，我認為，「政策型的公民抗命」，抗命的手段目標既然是喚起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認同，佔領中環的具體計劃就必須顧及社會的反應。林行止先生在《信報》專欄建議，不宜佔領私人物業範圍，只可佔領公共空間。此中的法律問題十分有趣味，值得改天詳細探討，但林行止建議最好佔領遮打花園，我覺得很有道理。此外，也可以探討短期、多次、愈來愈大規模的佔領，不但令佔領行動更有秩序和尊嚴的內在exit plan，同時也能收將運動推上高潮之效。

這些都是實際、具體安排上的商討，但我認為這些地方處理得體，會為佔中增強普世可見的莊嚴和感召力。

blessing in disguise

周融三子發起「幫港出聲」反佔中，實在是blessing in disguise，一來趁早考驗和平佔中在無理攻擊之下的耐力，就像如何「打不還手」的訓練一樣有用。二來佔中最大的危險是因冷對待而無疾而終，回想當年「五區公投」，中央指揮之下最高的一招，是下令建制派高掛免戰牌，全部不派人參選，大大減低市民對投票的興趣，甚至對為何辭職又出選莫名其妙。這次，只要「香港」真的「出聲」，佔中運動一定會如野火燎原。

家明雜感：《字裡人間》編輯專業的畢生追求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好一部《字裡人間》（原名《大渡海》）！主角竟是辭典編輯，影片捕捉他們的沉穩及全神貫注。看看，我想起從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日子。

那裏有規模不小的辭典部門。還記得上班不久，公司就安排培訓班，找來資深編輯分享經驗。小小一本袋裝辭典原來大有學問，開本大小影響手感及操作，紙質不能太重，以利於便攜。編輯對書本任何細節都設想周到，兼具理智感情，文字根基只是其中一張刀而已。出書後他們還幫忙營銷及推廣，沒有人比他們更熟悉書的優點了。讀者只知道作者、作家，這令編輯的工作更純粹，與名利無尤，心無旁騖，專心做幕後的無名英雄。我編過一些簡單的書，但當每次反覆校閱仍有紕漏，就愈佩服面對更大部頭、更複雜出版物的同人。說來也奇，我離開出版崗位十多年，對當年辭書同事倒記憶猶新。他們貌不驚人，在浮躁的社會甚或有點格格不入，但他們處事的嚴謹姿態，至今仍歷歷在目。看《字裡人間》就像看到這幫舊同事。在電影中，辭典部在出版社玄武書房的別館，比起主樓毫不起眼，在浮華的東京更是個堆滿了書及資料的異域。主樓光亮，別館較陰沉；主樓年輕人朝氣勃勃，別館的人員年紀較大，節奏平緩。一個叫荒木的資深編輯，因為要照顧患病的妻子而辭職，他向主編松本老師承諾，退任前一定找到接班人。《字裡人間》開始時是1995年，別說是今天，那年頭要找年輕的辭書編輯談何容易！社內唯一的青年西岡（小田切讓）不斷埋怨工作苦悶，坐立難安。

「要編本只有你能編的辭典」

偏偏給荒木遇上業務部的馬締光也（松田龍平），木訥、離群，不善辭令，午飯時專注閱讀，一字記之曰「宅」。馬締被調到辭典部，故事記載他由辭典初哥變成資深編輯，負責主持歷時十五年的龐大計劃《大渡海》。十五年匆匆而過，松本老師年紀愈大，身體漸見虛弱，後來更病故，看不到《大渡海》出爐。同時，辭典部迎來了年輕女同事岸邊，添上生氣。馬締的私人生活也起了變化，認識了包租婆的孫女林香具矢（宮崎葵），兩人結成夫婦。香具矢跟馬締同年，她在京都學日本料理，學成回東京工作。兩口子對職業皆專心致志，一幕馬締跟香具矢去購物，香具矢對刀的種類、製法及用法如數家珍，教馬締大開眼界，匆匆用採字卡記下資料。《字裡人間》根據三浦紫苑的小說改編，原著並沒這小節，顯然電影的編導想更突出馬締、香具矢兩人的共通點。

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跟我們慣說的「打工」已不可同日而語。「打工」是為口奔馳、「捱世界」、「受人二分四」，馬締及香具矢卻把工作看成如韋伯說的「終生志業」，「志業」英文是「vocation」，又可譯為「奉獻」、「使命」或「天職」。馬締初來辭典部報到，荒木即送他一對黑袖套（原著也沒此筆），語重心長對他說：「要編本只有你能編的辭典。」就是了，我們的不同個性，如何在工作上體現？我跟別人做同一件事有何不同？我們對工作有沒有使命感、責任感？對工作的成品有沒有歸屬感（還是如馬克思說的跟產品異化）？除了錢財我們還得到什麼滿足？我之為我，在芸芸眾生之間有何存在的意義及證明？

向專業致敬難能可貴

舉世皆有敬業樂業者，香港絕對有好的辭典編輯，但敢說只有日本的小說、影視及漫畫才寫得出像《字裡人間》這種向專業致敬的故事。當然你可說那源於日本民族的服從性，對個人意志的壓抑，但當同類的故事在香港這個利字當頭、甚至愈來愈得過且過的社會流通時，其令人崇敬的精神、克己修身的嚴謹姿態，還是異常可貴！《字裡人間》向專業致敬，小說到電影版均專業，對編輯工作的描繪頗詳，如《大渡海》如何篩選詞彙，作者根據什麼標準撰稿，編輯如何當把關人。馬締作為主任更得瞻前顧後，跟紙廠商量用紙（紙廠亦非常認真，為《大渡海》度身訂做紙張），跟設計師討論《大渡海》的裝禎及封面設計等等。馬締加入辭典部後，十多年來一直伏在案頭，被龐然的紙堆及參考書簇擁，完全與世無爭。西岡看來看去都不明白，馬締跟他同年，為何他對刻板的編務如斯津津樂道？

兩伙伴一個專注一個游離

西岡是跟馬締對照的角色，他較像一般的年輕人，不大安分，工作及情感均很抽離。西岡在公司有個地下情人，兩人熟絡像對老夫妻，若即若離。西岡不滿辭典部的工作，事實上出版行業非他意願。相對起來馬締的狀態恆定許多，「commit」無論解作「投入」或「承諾」，總要信心及勇氣，馬締對工作及愛情很有commitment，一往無前（當然犬儒分子可批評他愚忠），西岡則游離很多。好玩是，西岡及馬締雖是兩種不同性向的人，卻一直是好友、好伙伴。西岡更受到馬締啟發，找到生活的向心力（小說中他一度想向地下情人求婚）；由於他跟辭典部稔熟，在《大渡海》的推廣上分外落力。最後的祝捷酒會，西岡穿得光鮮，滿場跑招呼媒體及賓客，內向的馬締還是同一套西裝，靜靜站在一旁，繼續當他的無名英雄。《字裡人間》這方面很有襟懷，說人人性格不同，只要發揮所能、各擅其職就好，不用跟別人比較。不艷羨別人，更不應以己度人。

馬締對辭書工作的謹慎謙恭倒像修行。祝捷酒會上，出版社上下對《大渡海》告一段落鬆口氣，只有馬締跟前輩荒木仍然患得患失，荒木說：「明天就開始編修訂版了」。兩「師徒」不約而同拿出他們的採字卡，相視而笑，觀眾也笑了。「辭典編輯沒有結束的一天」，小說是這樣結束的；松本在病榻前還由妻子代他記字，荒木、馬締隨身帶備字卡做記錄。他們的職業是「辭典編輯」麼？當然，他們每月收到玄武書房的薪水；但除此以外，「辭典編輯」就是他們生命。辭典永遠是不完美的，作為編輯的總悔恨太多辭彙沒被採錄，但正正因為這樣，編輯才有向前的力量，以畢生精力向完美貼近一小步。這種修行本可放諸四海，拍電影本來也是修行。作品無論多受歡迎，但製作者比誰更知道瑕疵所在，希望下次可超越自己。以「打工仔」自詡的港人不妨多向《字裡人間》的編輯借鏡，認清什麼才是不為錢財勞役，更富足的生命。

永不完美繼續做好

《字裡人間》另一主題是詞彙的力量及局限。要說辭典編輯有什麼「天職」，便是為讀者蒐羅普天下詞語，以便溝通、詞可達意。然而再準確、華麗的詞組也有極限，《字》的故事以編輯開展，但世事洞明，影片並不限於一類觀眾。馬締十五年的成長，初嘗戀愛的狂喜，面對長輩紛紛離世（竹婆可說是他貴人），只能「詞窮」及「無言以對」。松本老師的遺書亦然，他說畢生有荒木及馬締兩個並肩作戰的同路人，除了「感謝」以外，不知說什麼更能表白心意了。原著小說有一點令我特有共鳴，成長過程中，對自己身體、異性及性的好奇，互聯網尚未出現，那年頭就求助於字典。看完《字裡人間》才醒起，喬硯農的《中文字典》可是我輩不少認知的啟蒙！

稍嫌《字裡人間》在戲劇化與否的方向上拿不定。原著小說相對平穩，搬上銀幕後考慮觀眾反應，結構作了些更動。如把馬締跟香具矢的結識放到較後，另亦誇大了馬締趕往醫院向松本老師送樣稿的情節。而《大渡海》最後發現遺漏「血潮」的橋段，畢竟較靜態，在影像上難收「高潮」之效。《字裡人間》在一些元素上已見心思，好像強調大海意象，背景偶配水聲來令觀眾平和。或許電影版可有更不同的拍攝手法，像田壯壯拍《吳清源》一樣強調禪的意境，淡化劇情。說來諷刺，圍棋及出版來源於中國，今天要在電影看造詣及修為，某程度要外求於日本了。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皮亞 - 《字裡人間》散發文字工作者氣質

movie chic, 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時常在想，電子書算不算是書？驟眼看來，這是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又像是邏輯學上白馬非馬的永恆辯證。「書」在字典中的意義是什麼？在《字裡人間》這部字典裏會發現，「書」的意思，還包括接觸得到的人情味道。

現代社會發展迅速，我們生活的日常用品，很多都被電子產品替代，書本就快成為亡魂。用平板電腦或電子閱讀器看書，的確令人感覺到時代氣息，電子閱讀器的好處，是可以儲存無數書本，方便搜尋及攜帶，但喜歡閱讀的人或會有疑問：電子書方便閱讀嗎？不是搜尋、不是攜帶，是閱讀本身。假如一些調查是可信的話，那麼看電子書其實難以把細膩綿長的文字內容，送進腦袋裏去的。不信，或可做個試驗，試試看。當閱讀內容較長的電郵時，究竟單看熒幕便能緊記，還是打印出來讀較易入腦？假如試驗的結果，是紙張上的文字較易入腦的話，實不敢想像，他日學校課本改用電子書後，會有什麼後果。我明白，這樣說話多少給人古板古舊拒絕接受新事物的印象，日本電影《字裡人間》就為捍衛書本的說法多加一個理由：書本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翻揭書頁的書香更含有人情味道的成分。

假如社會沒有電子書，未必會有《字裡人間》原著小說《編舟記》的出現，也未必會拍成電影。《字裡人間》的拍攝動機，除了是改編暢銷小說外，更要為文字、書本、書籍編輯、出版社，做一次時代見證，替這些快要被符號、電子書、網站編輯、網上書店取代的傳統行業和事物，散發被遺忘的靈韻。出版社編輯部面對「人口老化」，資深編輯都要退休了，要找新人補充，其中一個年輕編輯，獲出版社女友推介一位在市場部工作的呆子，他讀的是語言學，被錯誤編入市場部，但他的個性其實難以跟人溝通，年輕編輯遠看呆子工作時失魂落魄的神態，氣憤得立即跟女友說，介紹這種人來，你以為編輯部是瘋人院嗎？這場戲設計得很有趣，有趣之處是大方自嘲。呆子行為古怪兼是書癡，可能就是一般人對出版社編輯的印象，情節容或誇張，但從幽默的嘲弄中，大概也能窺見這個被形容是夕陽行業的一點現。不過，《字裡人間》很快便證明，只有自信的人，才經得起自嘲。

不可能之任務：編寫字典

老主編決心要做一本《大渡海》字典，但決定惹人質疑，理由是市場上已有許多字典，為何還要多此一舉；另一方面，故事背景是1995年，出版社已經預視了書本有機會被電子產品取代，於是花費人力物力時間去重新編寫字典，不符經濟效益。但老主編向年輕編輯解釋，字典是促進人與人溝通的重要工具，透過文字表達，人際關係才得到圓滿。所以，編寫一本有特色的字典，是一份重要的社會使命。老主編樂觀而堅定的說話，替影片打開了一個熱血的故事引子——編寫字典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這個小小的編輯部決定繼續去做。編輯部初次開會時，討論到「憮然」這個詞語應該怎樣解釋，呆子編輯木口木面示範憮然的樣子，令人笑翻肚皮，但回想起來，其實不無自嘲，憮然是失意的意思，編輯工作最終會變成失意的結局嗎？故事勾起了令人擔憂的懸念，亦令人對「經濟效益」這四個字思前想後——我們是否計算得太多效益和利益，而忘記了去做應該做的事？

美國作家Michael J. Sandel撰寫的暢銷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要說的正是這問題，書中提到有商人在天災後提高物價發大財，經濟學者指要尊重自由市場的規則，但作者提出的，不是經濟利益，而是道德。公義社會需要的是道德，而非盲目相信經濟神話、更加不應該「賺到盡」。這就是影片所說的：要做對的事。編寫有特色的現代字典，對於老主編來說，就是做對的事。

字典的生命來自編輯，沒有用心的編輯，字典便無法出生長大。導演石井裕也明白這一點，於是便用心捕捉「編輯的氣質」。幾個角色刻劃都非常出色，演員的方法演技亦很優異。老主編一派文人風範，說話總是不慌不忙，但字字珠璣，難得的是很有人情味，對下屬對老妻亦是。例如年輕編輯暗戀壽司店女學徒，編輯部便立即一同光顧壽司店，幫同事「睇辦」兼壯膽，順便製造機會。老主編有情有義，對文字更是認真而有識見，片中描寫新來的女編輯為了遷就配圖而刪減文字，被老主編發現，立即指正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女編輯改正。這段戲未必太起眼，但作為編輯或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便一定心有戚戚然。

宅男編輯念舊重情

由松田龍平演的宅男編輯，角色典型但有個性。他的打扮儒雅，細聲細語，忠厚憨直，受老主婦感染，對文字及編輯工作相當認真，看似古板守舊，但念舊重情。他會用毛筆寫情書，又會為不擅詞令引起誤會而道歉，但就會告訴女孩，他是真心的。這樣的人，怎會不討好？松田龍平演得亦實在好，脫掉美少年的外形，全心全意扮戇男。也許這亦解釋了為什麼石井裕也的電影總是充滿幽默人情味，不單松田龍平以醜示人，連另一位演編輯的小田切讓亦一樣。只有平凡，才能還原真實。石井裕也觀人於微，也是讓他屢獲最佳年輕導演獎的理由。

小情節隱藏大道理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知識得靠時間才能累積，編輯字典需要很長時間反覆校對，閱讀書本也是一種慢活。東西用舊了當然要改換，但《字裡人間》白紙黑字說明，人情味道絕不過時，傳統行業需要薪火相傳。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像編寫字典一樣，要細水長流才能感受當中的富足。其中一個小情節，是宅男編輯與紙商會面，紙商替出版社特別做了一種紙，但編輯翻揭過後，認為紙質還未夠好。新來的女編輯冷眼旁觀二人對一疊白紙研究，頓時「O嘴」。小情節隱藏大道理，書本的價值，正是翻揭時獲得的手感。這個小情節，跟王家衛多年前拍攝由王菲演出的手機廣告異曲同工，廣告當時引來不少批評，因為看不清手機，更不似是手機廣告，但廣告的意義，是接觸，是人與人之間親手觸碰的手感。《字裡人間》節奏慢慢的，就像編書和看書，但散發的人情味道便濃得化不開，就像慢火煮靚湯。戲中經常提到如何解釋潮語「唔夠型」，或許也是對編輯工作的自嘲。影片尊重文字、尊重書本、尊重出版社、尊重編輯、尊重感情，情操其實酷得不能再酷。日本導演山田洋次說，這電影能夠得到觀眾支持，他對日本電影便放心了。我很認同。我也曾長時間在報館、出版社工作，或許都是別人眼中的宅男編輯，對《字裡人間》深同感受，愛不釋手，散場時也不願離座。

李怡 - 香港變成一個我們陌生的城市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4日

在梁振英、幾個警察協會、親中的家長聯會、愛字頭暴力團體、教育局、學校校董會、左派傳媒的洶湧轟擊之下，林慧思老師在facebook表示「辭職？還是不辭職好呢？」她說：「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太多嘢我都承受唔到，我都累啦」。這是筆者近來看到最感沉痛的話。如果林老師真是因為抵受不住龐大壓力而辭職，這絕不是她一個人的事，也絕不是一間學校的事，甚至不是教育界的事，而是意味着這個城市已變得是非不分、正義蕩然、真理不彰，有權有勢有錢就能把一切扭曲的城市了。

只要是稍有知覺的市民，如果看到7月14日在旺角街頭發生的14分鐘的完整視頻，就應該清楚知道發生甚麼事。即使沒有看這個完整視頻，只要在街道行走時注意一下，也知道十多年來一直在街頭控訴中共政權的法輪功，近年來遭到愛字頭暴力團體的針對、屏蔽、欺凌，妨礙他們表達自由的情況，也會看到警方在法輪功受欺時大都袖手旁觀，沒有維護市民的言論自由。前線警員帶政治偏見的執法，很可能是秉承上級意向。但前線警員若真是明白一個警察本份的話，他們至少應該對一個看不過眼而出聲的路人採取寬容態度。然而，反而有兩個警員去兇林老師，要拉要鎖，才激起林老師動怒說一句氣話（WTF實際上不算粗話只是氣話）。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面對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警察不管，多數市民不理，會跟小朋友講見義勇為故事的家長們不出聲，是一個當小學老師的「普通女仔」看不過眼出聲了。警察不覺慚愧，一直見到這種事的人不慚愧，警察反而說被冒犯了，於是幾個警察團體出來譴責林老師的一句氣話。警察不是應該感謝出聲維護公正執法的市民才是嗎？

所謂家長聯會也出來了，說林老師說一句氣話會教壞小朋友。林老師那句話既不是在課堂上說的，也從來沒有在電子媒體播出過。電視上每天播出特首、高官說謊話，沒有因此教壞你的小朋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被判刑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李旺陽被自殺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特首僭建和習慣性的語言偽術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與黑社會勾結、由金毛青年撐場做騷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高官搞劏房、囤地、以權謀私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隨梁上台而登場的愛字堆以暴力毀壞香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也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倒是一個看不過眼的路人說了一句沒有在媒體播出過的WTF就教壞你的小朋友了。你們這些所謂家長，要讓自己的孩子長大成為怎麼樣的人？是像你們那樣在孩子面前一句粗話不說、實際上幾乎任何人都說過粗話的偽君子嗎？是怕事自私和對社會完全沒有責任感的人嗎？這是怎麼樣的怪獸家長？附和這些所謂家長的是怎麼樣的怪獸市民？

梁振英藉這件本屬芝麻綠豆的事，來轉移市民和媒體對囤地波事件的關注，故意把它鬧大，又說相關警察尊嚴，又說要教育局提交報告，然後是左派傳媒和愛字堆配合，對林慧思狂轟濫炸。林任教的寶血會培靈學校既要應付教育局，又不堪暴力團體日夜騷擾批鬥，迫使本來已處理完畢的事情，又要多番開會，再由校董會發聲明，建議給予林老師「適當處分」，並希望各界給林老師改過機會，想藉此平息事件，讓學校回復正常。林慧思為息事寧人和保住教席，也退讓地表示接受處分，明白校方在壓力下「好難做」，但她其後看到校董會聲明說「事件嚴重損害學校聲譽」，又說「期望她為當日言行向有關各方致歉」，也就是期望她向執法不公的警方道歉。她說「（聲明）寫法令我唔能夠轉工，留喺學校都有心理陰影」，故她很可能捱不下去。

另一方面發起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和香港家長聯會則不收貨，揚言該校「冇咁易甩身」，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示開學後到校外聲討林慧思，而更會播放林罵警片段。

掌權者與左派團體勾結，對一個小學老師死咬不放，往死裏打，想逼培靈校董會進一步屈服，或逼林老師辭職。現在林老師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對抗權力與邪道怪獸的淫威，實在很讓人擔憂她能否頂下去。這是一樁沒公理、不公道、以強凌弱、以邪壓正、毀滅香港核心價值的事件，如果此事硬生生地發生，那麼香港真是一個我們居住了幾十年而今變得陌生的城市了。

蘇菲 - 別搞小學生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4日

林老師終於在記者面前哭了。

事件發生至今差不多一個月，林老師道歉了，學校口頭警告也發了，但對她的攻擊依然沒完沒了。繼早前有人致電學校大罵，把其他老師弄哭之後，昨日竟有愛國組織人士聲言以個人名義，在開學當日到學校聲討林老師，還會播放粗口片段。

在小學生面前，播放粗口片段，居心何在？這些人既指粗口教壞學生，但此類滋擾行為，實在看不出他們對學生有何愛護保護之心。去年反對洗腦教育遊行，有一句「唔好搞我個仔」，說盡爸媽心聲；今天，也敬請各位說一句「別搞小學生」，還培靈學校的小學生一個正常的開學日。

無休止攻擊可鄙

一句粗口，引發旺角集會謾罵、特首要教育局交報告、重案組要查，到有人公然要去騷擾學校、騷擾小學生，要在小學生面前羞辱他們的老師。既要毀你校譽，又要令學校、家長和學生煩不勝煩，務求迫使各方與林老師割席，令林老師不能再在校內任教，甚至不能再在教育界立足。事到如今，我相信即使是最反對講粗口的人，只要稍明是非，薄有良知，都會覺得這些無休止的攻擊既過份又可鄙。

社會各界應表明，不能容忍所有騷擾學生的行為。教協、天主教教區更有責任高調表態，確保培靈學校所有師生能正常上課。至於培靈校長、老師們，希望你們可以在謾罵和攻擊當中，緊守公義。沒有人會認為，說一句粗口就要重案組介入、需要不停被羞辱、以致賠上一生事業的，你們的校譽沒有因此而被毀掉。只要你們緊守專業，愛護、保護每一位同學、每一位老師，你們將贏得社會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