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 - 佔中要在考驗中成長

2013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沈旭暉教授8月16日發表的〈簡論甘地、馬丁路德金與佔領中環〉，合時而精警地指出佔中運動目前仍未得到充分討論的弱點。支持及關注這個運動的人若能認真探索，尋找對策，我相信會將佔中推進重大的一步。

沈旭暉指出，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同樣是以公民抗命作為爭取公義的手段，但與佔中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屬「公義型的公民抗命」，而佔中則屬「政策型的公民抗命」。簡要而言，甘地或馬丁路德金違反的是令當事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法律，目的是直接改變那條法律或相關的制度；但「政策型的公民抗命」，所違反的法律，跟要改變的法律或制度沒有直接關係。舉例說，佔中違反的法律，可能是「非法集會」、「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一類的法例，但佔中要爭取改變的並非這些法例，而是不民主的選舉法例和制度。

佔中運動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發展，因為它要香港人摒棄過去習慣了的請願心態政治（petition politics），代之以每個公民自覺自主地參與民主過程，這是建立民主政治關鍵的一步。民主普選，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權或專職，不再企望由政府恩賜，而是由每個公民親身爭取，共同承擔。為了能喚醒社會廣泛關注、投入而採取公民抗命的途徑，並不是違反法治，反而是肯定法治。

違反的法律與要改變的制度無直接關係，並不影響公民抗命的正義。但學者的分析，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模式的公民抗命會遇到的問題。

要是違反的法律本身並非不公義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社會對這個運動的支持。違反不公義的法律（例如種族隔離的法律），比較容易獲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這些法律一天不廢除，而抗命者不斷地被合法但不公義地懲處，在社會上喚起的義憤就會愈來愈大，終於令這些法律倒下。但要是違反的法律本身並非不公義，甚至是一般情况之下為市民所認同的法例（例如阻塞交通），違法的行動愈久，市民付出的代價愈大，開始時凝聚了的社會支持就有愈大的危機渙散。同時，這種公民抗命，在加強迫使政府回應的同時，也會變成迫使社會面對付出代價與放棄民主之間的兩難。情况就有點像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工業行動那樣，令佔中運動面對極大的壓力。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反對一條不公義的法律（例如2003年的23條立法），或反對一項不公義的決策（例如反國教），目的是單一而清晰明確的，相對容易凝聚力量，23條和反國教都是這類型的成功例子。但要迫出一個普選的民主政制，則複雜和廣泛得多。因此，佔中應爭取怎樣的「普選方案」，很容易成為喧賓奪主的議題；「普選」的理想是凝聚共識的力量，但「方案」的具體細節則傾向分化。佔中參與者適宜商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序，避免這些情况出現。

和平佔中是一個有思想、重理性而歡迎不同意見的運動，所以提出批評與質疑，絕對是符合運動的精神的。但我曾經建議，光是提出疑難不夠，提出問題的人也應盡量提出自己的「答案」，以供討論。所以我也就上述的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答案。

將不便減至最低 積極向市民解釋

首先，我認為佔中既然無可避免對一些人造成不便，參與者就要預先利用更多時間，公平地衡量這些不便，以期將不便減至最低限度，同時積極向市民解釋，這場運動為什麼符合社會的利益，會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令市民能夠考慮一時的不便是否值得接受。即使不完全認同，也會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參與者的真誠和對他們的尊重，因而願意給予更大的容忍。

例如，批評佔中的人認為，癱瘓中環會對全港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參與者應該心平氣和地分析理據，同時也應提出事實根據，讓公眾能看到政制的落後，是否已經造成了香港長期的經濟和競爭力方面的損害。這個討論，不只有助理解佔中，本身就十分值得全民商討。

最好佔領遮打花園？

第二，我認為，「政策型的公民抗命」，抗命的手段目標既然是喚起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認同，佔領中環的具體計劃就必須顧及社會的反應。林行止先生在《信報》專欄建議，不宜佔領私人物業範圍，只可佔領公共空間。此中的法律問題十分有趣味，值得改天詳細探討，但林行止建議最好佔領遮打花園，我覺得很有道理。此外，也可以探討短期、多次、愈來愈大規模的佔領，不但令佔領行動更有秩序和尊嚴的內在exit plan，同時也能收將運動推上高潮之效。

這些都是實際、具體安排上的商討，但我認為這些地方處理得體，會為佔中增強普世可見的莊嚴和感召力。

blessing in disguise

周融三子發起「幫港出聲」反佔中，實在是blessing in disguise，一來趁早考驗和平佔中在無理攻擊之下的耐力，就像如何「打不還手」的訓練一樣有用。二來佔中最大的危險是因冷對待而無疾而終，回想當年「五區公投」，中央指揮之下最高的一招，是下令建制派高掛免戰牌，全部不派人參選，大大減低市民對投票的興趣，甚至對為何辭職又出選莫名其妙。這次，只要「香港」真的「出聲」，佔中運動一定會如野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