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電鋸 - 八問收視調查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若然沒有陳百祥的豪情壯語，沒有人會重新關注收視調查的潛在問題。碰巧我今年起在大學當助教，教的科目是向未來的記者灌輸統計學知識，讓他們日後好好報道統計調查。收視調查與各大學、政黨、NGO甚至商業機構發放的統計調查其實無異。報紙只刊登「某某節目有廿九點收視」，沒有報道統計數據的來源、數據收集、統計學上的誤差等等，是有可能誤導公眾。根據美國民意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的指引，在報道統計調查時，應該要問十二條問題。減去四條只與問卷調查有關的問題，本文以八條問題去探討香港收視調查。

Q：誰人資助此調查及進行此調查的動機？

Q：誰人進行此調查？

當政黨以「街頭問卷」調查指觀塘有超過一半人支持興建音樂噴泉、大學調查指只有24%家長為子女接種流感疫苗、銀行調查指超過八成人不會理財。到底這些數字為何會出現？如果細心調查誰人贊助此類調查及調查的目的，可能會有出人意表的結論。例如某政黨是否在「成功爭取」在觀塘興建音樂噴泉，如此街頭調查會否是為此舉造勢？細看大學調查的資助者，是一個由藥廠贊助成立的醫療組織，那調查是否有宣傳作用？銀行調查指八成人不會理財，你又會否考慮一下使用本銀行的個人理財服務？外國有研究指出，就算醫生只是接受藥廠所贊助一支原子筆贈品，都會影響醫生開藥的決定。更何况現在是外在機構財力贊助調查，合理懷疑贊助商的調查動機，也是人之常情。

香港的收視調查，很少人會想到底是誰人贊助調查，也沒有太多人理會為何要進行調查。香港的收視調查今年一月一日起由國際市場調查公司A去進行，資助收視調查的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和廣告商，目的並不是單純了解某節目有幾多人觀看。收視調查本質上是市場調查，用作調查電視台節目的市場佔有率。廣告商當然也想知道收視結果，他們要藉此證明有如燒銀紙的黃金時間廣告時段是否物有所值。

Q：調查如何進行？

A公司的收視調查方法，是在香港一部分家庭的電視機搖控器安裝收視紀錄儀器（people metre），記錄電視選台資料。數據會定時經電話網絡傳送到A公司分析，計算節目收視點。

對比電話問卷調查，如此調查方法本來是不錯的。但最大問題是，受查人士要手動操作收視紀錄儀，基本上是人手輸入收視資料。若然忘記輸入轉台資料，那就會計錯收視結果。科技發達，現時電視機高清解碼器能收集比人手操作的收視紀錄儀更準確的收視資料。我認為A公司應該比較高清解碼器和收視紀錄儀的數據，用以證明收視紀錄儀數據具正確度和可靠度。

Q：樣本數及抽樣誤差範圍為幾多？

Q：樣本是如何抽取的？

Q：樣本是從哪一區域或哪一組群抽取的？

Q：調查結果是建基於全部樣本還是只以部分樣本計算？

Q：調查結果有否加權？若有，是以何種方法加權？

現時收視調查是以800個隨機抽取的家庭中的2400名家庭成員為樣本，再以該樣本去推算出全港整體四歲以上過六百萬人口的收視情况。這是建基於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作出的推算。此定理成立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樣本必須為隨機選取及具有代表性。舉個例，街頭調查所收集的樣本並不是隨機選取，也沒有任何代表性，故此該樣本所計算出來的結果無法用作推算整體結果，故此那類調查根本毫無參考價值。

收視調查公司沒有交代如何抽取800家庭樣本，他們只強調抽取方法是隨機的。但到底隨機的意旨如何，沒有清楚向公眾交代。以上的五題，最少三題無法清楚回答。另外，那800家庭的狀况又是否與人口普查的人口構成數據脗合，用以證明其樣本具代表性，又是另一疑問。

800戶一定全家看電視？

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就假定那800家庭及2400成員真的具有代表性。在公布收視時除了要公布廿九點收視之外，亦應公布抽樣誤差範圍。由於樣本結果未必準確代表全港整體情况，統計學上稱為抽樣誤差。若果樣本數愈大，抽樣誤差就愈細，樣本所計算出來的結果愈能代表香港整體。此類誤差可以統計學量化，方法是計算95%信任周間（confidence interval）。以今年無綫台慶平均廿九點收視為例，代表有29%的樣本成員有收看該節目。以2400樣本數來計算，95%信任周間為27%至31%。去年的台慶平均收視點為34點，95%信任周間為32%至36%。（註：當時的收視調查樣本數是2000人）由於兩年台慶收視的95%信任周間無重疊，我們只有在這個情况下才能指出今年收視下降的幅度具有統計學意義。這一點一般讀者可能較難理解，唯一重點是收視點的增減要多於兩點才具統計學上的意義。

同樣，就算樣本具代表性，以家庭作為研究單位的抽樣方法，也未必合時宜。此抽樣方法假定香港人在家看電視，而且觀看時又一定是全家觀賞。現代人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電視，例如在酒吧看球賽、在工作的地方看新聞、在鐵路上用手機App收看網上節目等等，這類收視習慣是難以用現時的收視調查錄取。由於現時的調查法完全忽略以上收視習慣，故此，現在收視調查獲得的數據一定是低估了實質的觀眾人數。

樣本每次一樣

收視調查亦與滾筒式的電話問卷調查不同。滾筒式調查的樣本每次都會轉變，但是收視調查的八百家庭基於成本理由是很少轉變的。故此，收視調查長遠而言只會變成那八百家庭的習慣調查，隨機抽樣的效果會慢慢消失，更可怕的是心理學上稱之為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的影響。當一個人知道他是研究當中被觀察對象，他會因此而轉變自己的行為，變得與他原來的行為不一樣。最要命的是，此類轉變的行為會被記錄下來，成為實驗結果的一部分。觀察時間愈長，霍桑效應出現的機會愈高。幻想一下，假設你自己突然被電視訪問，可能你的行為亦會與你平常不一樣。可能平時粗口爛舌的你，會因為要上電視，有很多人會見到，而變得溫文爾雅，為免有失斯文。電視拍下了你溫文的一面，別人因此而認識你，但那是原來的你嗎？

那2400個被調查收視習慣的人，會否因為知道自己的收視習慣會用於推算收視點，繼而改變收視習慣？甚至有沒可能那2400人當中有人知道自己所參與的調查是與某電視台有關，繼而多看某台的節目？對比以上的任何一個批評，我最在意的反而是這兩個問題。但當然，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馬傑偉 - 家香港

明報   2013年11月23日

我家大裝修。幾個月前搬出家門，後悔得心痛呢！人家都在說移民，我也心郁郁多次到台灣搵屋，還裝修什麼呢！血汗錢付出了，才想到，香港還是我的家嗎？維港依舊，人面全非，留在這裡為乜？我的愛人比我還決絕，她竟說，儘管親人朋友都在香港，但一覺醒來遍地紅，還留戀什麼！唉，紅就紅吧，就當偷生於廣州、上海；香港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城市，又如何？

為我家裝修的設計師是個老朋友，他比我更肉緊，幾乎使出生平絕學，希望他所做出來的dream house，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模樣。這幾個星期是個奇幻旅程。我猶豫要不要移民，朋友就陪住我，在舊屋一邊端詳、一邊拆牆。若不是他，我不會如此勇猛，把舊屋幾乎拆成廢墟。然後一步一步的，選購地磚、家具。意大利仿木材料，把大廳改造成郊野公園。我們一面在打造夢幻之家，一邊盤算香港還可以留守多久就會曲終人散。

昨天黃昏，一伙人齊集舊居，水泥地剛鋪好，黃昏已盡，華燈初上，我們在臨時燈泡的昏黃燈光下，熱情地討論開放式廚房可以如何弄得更開放、狹窄走廊如何改建得寬闊像畫廊、露台如何把室外的空間引入室內，設計師比身為主人的我更興奮，彷彿他在設計自己的居所。我們都屬豬，他比我小十二歲。奇妙的是，施工大師傅也屬豬，與我同年，生日只差數天。他，也是萬分投入，一邊討論工程，一邊和我數算幾十年前的歐美艷星。這個家，不止是一個家，同代人的過去，互通你我的品味和記憶。我們這幾個中年漢，回想香港，五味翻騰，心裡在問，何處是吾家？

賀越明 - 傅雷之殤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3日

悲愴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響起，傅雷、朱梅馥骨灰遷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開始……這是上月杪，出現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的一幕，距這對夫婦棄世整整四十七年！陵園位於浦東，傅雷生在南匯縣傅家宅，是當地人，可謂「葉落歸根」。他未過花甲，無「福」無「壽」，尤其人生的最後階段，恰似大陸一代文化人的命運縮影，而他的悲劇更令人唏噓。

有關傅雷的傳記已出了好幾種，寫到傳主六十年代中陷入困境，無不引用他給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的一封長信，其中苦歎連連，「邇來文藝翻譯困難重重，巴爾扎克作品除已譯者外，其餘大半與吾國國情及讀者需要多所抵觸」；「五八年春交稿之《皮羅多》，六一年校樣改訖後，迄未付印；六四年八月交稿之《幻滅》三部曲，約五十萬字，至今亦無消息：更可見出版社也拿不定主意」；「按停止翻譯作品，僅僅從事巴爾扎克研究，亦可作為終身事業；所恨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着落」；「最近半年個人情況又大有變化，除多年宿疾如關節炎、偏頭疼、過敏性鼻炎等輪流作祟外，六月下旬又每晚頭腦發熱如焚，思考能力幾等於零，醫生堅囑立即休息」；「而雷不比在大學任教之人，長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給可支。萬一日後殘廢，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獲退休待遇。故雖停止工作，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安，甚難安心靜養……」

寫於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這封信，所歎之苦經，攸關這位翻譯家、藝術批評家的生存。他早年留學巴黎，修讀藝術理論，酷愛音樂，也浸染了法蘭西人浪漫不羈的習性，歸國後僅短暫供職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長年靠譯著為生，新政權建立後依然如故，是自由職業者。起初還過得去，但至此時已難以為繼，他不得不寫信求告：「目前如何渡過難關，想吾公及各方領導必有妥善辦法賜予協助。」沒有獲得回音。傳記作者分析，文化部在「文革」前奏中首當其衝，石西民已自身難保。

這分析合情合理，但想深一層，即使石西民還可伸出援手，傅雷又能獲得多大幫助？他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均為虛職，既不領薪水也無醫保。他出席這兩個單位的大會小會，參加多次政治運動，結果自己也被劃成「右派」。他從未沐浴體制內的春風春雨，卻躲不過那裏頭的寒雪冷霜。所有的「右派」都有冤屈，可他比任何人都冤。人在體制外，竟又入了另冊，生存空間本已逼仄，加上呼救未果，不久紅衛兵上門抄家批鬥，迫得他和妻子棄絕了殘喘的欲望。

譯過《貝多芬傳》的傅雷，末年「壯烈的悲劇」，終結於體制註定的命運。

李怡 - 儘管只是一杯水，也要相信水能勝火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3日

李飛抵港第一天就說，他長期負責《基本法》工作，而香港的政改是《基本法》的重大問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與李飛會談後，表示政改「絕對冇大家擔心嘅框架」，政改唯一框架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但一天之後，李飛已提出了政改的框架，就是普選特首的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

首先，這框架既不是法律語言，在《基本法》中也遍尋不獲，是袁國強講的「唯一框架」中不存在的東西。其次，何謂「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也定義模糊。1984年6月鄧小平在與鍾士元談話中，說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擁護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他沒有提到「不與中央對抗」，但特別指出「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中央不就是在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嗎？因此，「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基本上屬於中共不同時期的領導人的自由心證。所有要角逐特首之位的人，包括激進泛民在內，沒有人是不符合鄧所說的愛國標準的，但他們若不贊成中國的制度，或批評中央有「心魔」，是否就等同與中央對抗？

袁國強說，政改的唯一框架是《基本法》。《基本法》有關政改的框架是甚麼，就特首產生來說，一是第45條關於最終由普選產生的規定，二是附件一所稱：「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啟動修改之前，中央是沒有角色的。把這三部曲改為五部曲，完全是中央違反《基本法》而擅自作出的釋法決定，是一次違憲的釋法。

《基本法》剛頒佈時，當時的法工委副主任（與這次來港的張榮順同一職位）的項淳一在文匯報出版的《基本法的誕生》一書中說，《基本法》政制「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

若真按《基本法》和20多年前中央權威人士的說法，這次李飛來港實在不值得媒體和政界如此關注；如果按照回歸以來中共對港政策的霸道來看，泛民想要跟中央溝通，要說服中共接受真普選，也是白費工夫。

香港真是變得很快，變到我們這些熟悉香港的人都快認不得了。前天TVB發聲明，下令即時封殺壹傳媒旗下刊物，拒絕其記者進入電視城及一切採訪。這種事怎麼可能在香港發生？怎麼會是TVB？一個龐然大物的傳媒，怎會畏懼另一傳媒的所謂「醜化抹黑」？你手上有強大的傳媒工具可作反擊呀。《蘋果日報》向TVB查詢有何報道屬失實，卻未獲回覆。TVB是講不出道理兼不得人心，終於惱羞成怒，其效果是進一步自我醜化。講不出的道理是甚麼，不就是給政府幫腔硬撐電視發牌決定嗎？而政府也說不出何以會作出這樣白癡的發牌決定，其實背後是中共授意，這已是路人皆見的事。

商台對李慧玲的調動，也有跡可尋。去年於數碼廣播停播風波中，就有一聲帶提及黃楚標指中聯辦對李慧玲非常反感。今年10月底《信報》引述消息稱，商台近日已就續牌初步接觸政府，但政府以踢走李慧玲作為續牌交換條件。商台縱使出於續牌的考慮，也會圓滑一些，比如與李商量，適當減少她的主持時段，慢慢才讓她退出，而不會迫不及待地以自己的行動去證實傳聞。顯然是背後的政治勢力沒有耐性，或認為不需要耐性。

自行騙長官上台後，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已迅速滑向一個中國城市。一位讀友對筆者說：是非曲直顛倒得很恐怖，照現時趨勢，香港快要融掉了。

你不可能相信李飛同袁國強談了兩個小時政改，居然沒有談到有超過60%支持的公民提名；你也不能想像，林鄭月娥不請所有按《基本法》在政改中有角色的立法會議員出席與李飛會晤，是因為座位不夠；你也肯定知道李飛來港是與政府即將推出的政改諮詢有關，而中央定下的框架不但香港市民沒有角色，特區政府也沒有角色。

香港人求見李飛無意義，爭取真普選需要的是強大的民意動員。香港人只能靠自己了。筆者周前文章題目的英文是："If you'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比中文的意思更清晰。有讀者用孟子的話作回應：「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說法比不行仁政更為嚴重）。」

儘管你只是一杯水，也一定要相信水能勝火。周二有人問：熄電視，有用嗎？

怎麼沒有？你看TVB慌成這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蔡子強 - 我也曾是商台人

2013年11月21日

【明報專訊】「 黑格爾曾經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會重複出現兩次。但他卻忘記了補充一點：就是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而第二次卻是作為鬧劇出現的。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馬克思的歷史觀察

馬克思的真正意思，當然不是着眼於歷史是否只會簡單出現兩次，而是當事件第一次出現時，因為體諒到當事人還沒有經驗，於是大家還會寄以同情，但問題是，正如黑格爾的另一名句所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於是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重蹈覆轍時，除了同情之外，難免覺得可笑。

電台風雲再起，商台宣布把李慧玲從早晨王牌時評和「烽煙」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調走，改為於黃昏時段與黃潔慧主持另一節目《左右大局》；早上則改由陳志雲自己親自掛帥。陳說這是純粹節目策略性調動，當中並無政治考慮，對不起，我絕對不信。

10年前的電台風雲

事件讓我想起10年前的另一次電台風雲，當時自己也牽涉其中。話說那時因為董建華的劣政，而讓港人叫苦連天，社會氣氛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但當權者不懂得自我檢討，相反，電台名嘴卻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罪魁禍首，又或者代罪羔羊，務求除之而後快。結果，先是商台的兩大名嘴鄭經翰和黃毓民封咪，接着頂替王牌早晨節目《風波裡的茶杯》的李鵬飛，也因為那個著名的「午夜凶鈴」電話，因而請辭，接着便由梁文道，以及我自己捱義氣頂上。

當時商台的CEO蔡東豪和台長梁文道，受到俞琤這位幕後掌舵人的不斷施壓，要求除掉鄭經翰，但兩人卻拒絕執行，結果俞琤唯有硬着頭皮自己赤膊上陣，在梁文道和我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中，與大班公開直接對質，但傳說中牙尖嘴利的俞琤，卻在我們的質問中，顯得詞窮理屈，最後甚至手忙腳亂和狼狽到自己眼鏡都得差點跌了落地，結果這個經典鏡頭在全日電視新聞的滾動式播放中，播了不下百次，成了公眾記憶中，可能是俞琤一生人中最大的一道瘡疤（順帶一提，大家終於明白為何陳志雲拒絕與李慧玲公開對質了吧）。

結果，不知道是因為這道瘡疤，還是因為其他的政治壓力，結果蔡東豪、梁文道和我，事後都被請離商台。那是比起今天對李慧玲還要粗暴的一種方式，我只記得約是晚上10時，被電話通知明天早上不用再返商台做節目了，亦沒有被告知任何原因。要怪的只能怪自己不識時務，當不上俊傑或電台達人。

當時我確是對商台曾經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相信它真的是伸張正義，為民喉舌，結果理想幻滅，自己也得黯然離開。在意興闌珊之餘，過去10年，不止一次有媒體情商我擔任早上時評和「烽煙」節目主持，但我都婉言謝過，寧願以報章雜誌專欄，繼續針砭時政。

商台早晨節目主持的詛咒

從此之後，商台的早晨節目主持便像遭到詛咒一樣，沒有一個做得長，如施南生、張楚勇、黃偉文、黃永、李慧玲等，都成了短暫的過客，10年來每隔一兩年便換一次，不似得黃昏時段般比較穩定，先後只有李慧玲和黃潔慧兩人。這些早晨主持，不少是被商台逼走，黯然離開。無他，早晨節目影響力大，主持也因此處於風眼，如果是唯唯諾諾、庸庸碌碌之輩，你會被聽眾和收聽率所淘汰，相反，如果敢言和對政府、權貴敢於批判，就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除之而後快。

說來諷刺，每次當商台早晨節目有新主持履新，當這些新人接受報章訪問時，都大讚商台的領導層如何有理想，如何有誠意，如何保證讓他們暢所欲言，伸張正義，為民請命，是自己的伯樂，但結果卻一個個先後黯然離開。

到今天我仍十分懷念當年在商台並肩作戰的兄弟姊妹，畢竟大家當年曾經年輕過，也曾並肩作戰、敵愾同仇過，但對於商台的領導層，請恕我沒有絲毫的幻想，因為我曾親身經歷過那場「悲劇」，而當見到歷史不斷重複，每次有人「夤夜趕科場」，在訪問中為這些領導層臉上貼金時，我只能報以苦笑。

告訴讀者一個小秘密：其實，2004年當我在商台暫代《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主持時，當時的商台CEO蔡東豪和台長梁文道，曾詢問我能否離開中大，轉當這個王牌節目的全職主持，待遇儘可以商量。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實在是很大的誘惑，但我卻還是更喜歡中大，喜歡學院裏的教研工作，於是縱然兩人盛意拳拳，但我還是想也沒有多想，便婉拒了他們的一番好意。

就這樣，10年過去，事情也因有了距離而看得比較清楚，我相信，這也是我人生中，最明智的其中一個決定。

希望他們能夠留守崗位

當權者以至內地官員，常常誤以為香港政府今天的弱勢，是因為那些專「搞風搞雨」的媒體和名嘴所造成，而沒有反思政府施政的背離民意，失道寡助，反而想盡辦法把這些電台主持滅聲。結果10年來，由鄭經翰、黃毓民，再到梁文道和我，再到吳志森，以至今次的李慧玲，陸續被請離電台上的崗位，但政局卻絲毫沒有好轉，甚至是每况愈下，特首的民望也低處未算低。

最後，我還是希望李慧玲、黃潔慧、潘小濤等能夠繼續留守崗位，不在於商台可敬，更不在於其領導層正直可信，而是在於，比較起10年前，今天大陸和香港左風更盛，言論空間更為收窄，媒體也逐漸失陷，甚至成為維穩機器的一部分，他們這樣敢言的電台主持，已經買少見少，全港山河一片紅，指日可望。所以，還望這些敢言的主持，能夠大局為重，互諒互讓，不要遭人離間，堅守崗位，為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和公義，繼續發聲。只要能夠多留一天，便能夠為香港多做一點事。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李慧玲 - 我的自白
am730   2013年11月20日  

2004年我加入商台，有人問我想在商台做多久，我說：「十年吧！」

自董建華到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我在商台直播室過了九年多。過去一年，我常常在想，是否應該離開、休息，然後重新出發。幾個月前我在閒談間向高層表達過這種想法，建議他物色適合接班人選，我希望可以打破宿命，烽煙節目主持人更替不必不歡而散。對方當時說：「當我冇聽過！」

但公司今次節目調動，事前完全沒有和我討論。既然我曾經表達過想順利交接，為甚麼公司事前不和我商量一下？

我認為這並不尋常。我加入公司後，有過兩次調動。兩次事前我都有被諮詢，其間我提過意見，有些被接納、有些沒有。

最近一個月，種種風吹草動，令我對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更加憂心。上星期五，我獲悉調動安排，我詢問高層我能否說不，對方說不可以，並提出當日下午四時舉行記者會，發布消息。

後來我透過同事向高層表明，我狀態不佳，不出席記者會。但對方以電話短訊要我親自聯絡他，否則我不出席記者會，就當作我不接受調動安排，要解僱我。於是我覆了短訊，說我星期一會如常上班。

傳媒說高層「威脅」我、「警告」我，這不是我用字眼，我只是向大家陳述了上述事實。究竟哪一個形容詞適合，公眾判斷。

星期五，我獲悉調職安排離開公司後，我當日確實不想再和高層見面、通話。我對整件事很失望，對香港情況感到悲涼。曾經，我這樣信任過一些人。沒有人可以或者應該在同一崗位一輩子，但如果察覺事不尋常，守護平台是每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

陳文敏 - 只有更壞？

明報   2013年11月20日

最近一班舊同學敘舊，當中各人均是商界翹楚或專業界別的精英，各有各獨領風騷。然而，談到香港的未來，大家均搖頭嘆息，不少人覺得香港已非久留之地。最近一項調查亦顯示，近八成有能力移民的人均有移民的打算，更諷刺的是連台灣這個過往較少人會考慮移民的地方也成為移民熱點之一，皆因台灣始終仍是華人社會，還有一點自由的氣息。

朋友打算移民的因由不盡相同，但大家均感覺到香港正慢慢地變質。九七前的移民是出於對未來的不可知，現在的移民卻是出於對未來的可知。政治上梁振英上台後，新班子醜聞不絕。由獲選後隨即往中聯辦謝票，到國教風波和近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中央的干預愈來愈明目張膽。社會愈來愈分化，當日特首當選後謂今後再沒有梁營或唐營，只有香港營。一年下來，梁營依舊，香港營沒有了。政府用人唯親，漠視民意。當日說拿一支筆一本簿落街聽民意，今天不但施政遠離民意，甚至無法容下異己。言論自由一直是香港仍能引以自豪的一環，然而對政府稍為尖銳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瀚、吳志森，到最近李慧玲，一個一個給調走了。正常的節目調動？這是小學生也不會相信的藉口。發牌事件和李慧玲被調，在朋友間引來極大的迴響。就如周梁淑怡所說，政府不能發牌給王維基是因為他不受控制！或如張敏儀所慨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民生方面，樓價高企，政府辣招成效有限，一個普通單位呎價動輒也在萬元以上，中環、銅鑼灣不少店舖已相繼倒閉，或是丟空，或是由一些名店進駐，商場變得愈來愈單調。北區小學報名要通宵輪候，前廉政專員變成貪專員，連芭蕾舞表演中較敏感的場景也遭刪減，香港人最珍惜的廉潔和言論自由已慢慢消失，這已不再是我們熟悉的社會，但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李怡 - 從無到有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0日

本土派、香港人優先、新移民、新香港人等話題在社會沸騰，有人提出一些基本觀念的問題：何謂本土？何謂本土派？香港人優先是否排斥歧視新移民？筆者嘗試就此話題作些釐清。

從公民權利來說，本土或香港人的定義很簡單，就是居住在香港的人，包括居港七年的移民，所有香港永久居民所享權利都是平等的。對於居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沒有申請綜援、公屋、應徵公務員等權利，這是世界通行的慣例。社區組織協會早前說這是政府帶頭歧視新移民，只能說他們沒有搞清楚何謂歧視。若新移民與永久居民享有同等權利，實際上是對於在香港交稅（包括間接稅）多年的永久居民的不公平。

香港人的定義，與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當地人定義相同，當然包括不同種族和膚色。本土論述的興起，講的不是本土人的定義，而是講本土意識。本土人、本土派，指的是具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本土意識除了以香港為家之外，還包括是否以維護香港人的權益為優先，而不是願意犧牲香港人的利益去牽就香港以外地區的人的利益，或任憑外部地區對香港的侵凌。本土意識還包括守護香港百年來形成的法治自由公平競爭的核心價值，香港人的文化習俗。後者所指是以華人為主體的香港文化習俗。非華裔人士有他們的習俗，受法律保障，但沒有遭到侵蝕的問題。

本土意識在殖民地時代以至回歸初期都是不存在的。講到香港的社會意識，市民除了享受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競爭和安居樂業之外，生活則保留着中國古遠傳統的文化、習俗和南方人的語言和生活方式。過去香港人沒有政治意識，若有，也都是關心大中華（兩岸）的政治嬗變，支援革命、抗日、新中國建設等等，而極少爭取本土利益的政治意識。筆者以及當年為中國、為香港爭民主的人士，也是從關懷大中華的情懷走過來的。這幾十年從大陸移民香港的人，若仍有政治意識的話，也是關懷大中華的意識，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融入香港社會，充份認同這裏的法治自由和生活方式，包括使用粵語甚至俚語，也學英文。

但是，這幾十年來，中國大陸有了極大變化，不但沒有建立法治，而且專權政治加上改革開放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人的面貌。去年大陸青年作家韓寒短暫訪問台灣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從台灣而引起的「一直以來的感受」。他說：「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然後他寫到香港：「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從韓寒的文章，就知道為甚麼香港會興起本土意識，為甚麼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要守護香港。新移民儘管不是全數，但他們「骨子裏被埋下」的「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他們的賴權力生存和獲利的心態，順理成章地成為愛字堆打手，蛇齋餅糭的「群眾」，建制派的票倉。在中共權大財大氣粗的淫威下，香港民主人士有何能力去改變他們？

本土意識的重點是守護香港，除了核心價值，還有韓寒所珍貴的中華文化和習性。能不能影響大陸免被「繼續的摧毀下去」，已離開多數本土派的考慮範圍了。「源頭減人」、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是本土派力爭避免香港淪陷的要點。

有網民在筆者文章後留言說：他在家事法庭登記處觀察許久，每天都大排長龍申請離婚，一雙雙男女（女的多數講普通話）填寫表格時有商有量，言談舉止絕不像要離婚的夫妻，特區政府和議員為何還相信有那麼多家庭團聚？

本土派中有意見分歧，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擁抱守護香港的本土意識。即使你是大中華派，也該明白韓寒所說能把中華「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下來」的只有香港和台灣。除了保住香港，香港人優先，力拒行騙長官一切媚共惡政，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古德明 - 標點符號

am730  中華正聲   2013年11月20日

「梁振英政權猜忌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這一句，今天香港人閱讀，當然都知道「香港電視網絡」是一家公司的名稱；但外地人以至二十年之後的香港人，未必不會以為「香港電視網絡」是指全港的電視網絡，而王維基則是香港各電視臺選出的主席。

這是因為現代中文沒有專名號。

《朝野僉載》卷四有一個故事：唐中宗景龍年間，權龍襄任瀛州刺史，時值新歲，收到京師故人來信說：「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新年換舊年，感慨殊多，想吾兄也有同感)。」權龍襄誤解了「改年多感」四字，持信示手下說：「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一時傳為笑談。假如文字有專名號，權龍襄不見「多感」二字用專名號標出，就應不會鬧這笑話。

又《東坡志林》卷二載：《僧伽傳》有「和尚，何國人也」一語，世人於是說，僧伽這個唐朝來華的西域高僧，「不知何國人也」。蘇東坡有一次讀《隋史‧西域傳》，見到「何國，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的紀載，才恍然大悟：西域「乃有何國」。假如文字有專名號，「何國人」就不會給誤解。

從前，中文缺乏標點符號，閱讀困難，還往往因標點不同而有不同解釋，典型例子是《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分明主張愚民；有人於是改易句讀，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意思就變成「要啓迪民智」。

《智囊》卷九富民張老臨終，把庶出的四歲兒子張一飛託女婿撫養，說遺產都給女婿，還寫下券書一紙為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張一飛長大後，官府卻說張老遺產應由他繼承，因為券書明明是說：「張一非(飛)，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

文字沒有標點符號，意思往往就模稜兩可。中國古文或用「Ｏ」、「、」作句讀，也有在人名、地名旁邊加一豎，作專名號，但多數文字還是不用標點。一九一九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從此中文才有一套完備的標點符號。但是，一九五零年至今，書名號由﹏﹏﹏變成《》，十分礙眼，只是聊勝於無；專名號更遭完全廢棄，據說是方便排版印刷。新中國文字不進反退，在標點符號使用上，也可見端倪。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賴中強 - 保得住阿宅反抗軍嗎

台灣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9日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新作《殺佛》，揭發中共高層涉入十世班禪暗殺陰謀，誠品書店拒絕上架，只願提供代購服務。此事是否涉及中共直接或間接的壓力外界不得而知，但此例，讓我們看到通路商在市場的巨大影響力，也讓我們看到通路商的自我審查，將對文化界帶來之傷害。

三個多月前，就在兩岸服貿協議沸沸揚揚之際，經濟部投審會發布新聞稿表示，北京國資委控股的中國書店申請來台經營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因具政治、社會、文化的敏感性，依「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不予同意。投審會並特別說明，發布新聞的目的，是要「消除外界疑慮，澄清外界對政府開放陸資的誤解與誤導」。投審會的官員顯然太天真了，就算不是國資委控股的中資書局，只要據點夠多、通路夠廣，就足以威脅台灣的出版自由；就算是「台灣人」開的書局，只要他對廣大中國服務業內需市場起心動念，開始自我審查，開始擔心自己架上的書會不會害了西進大業，就足以傷害文創產業賴以存續的自由精神。

電子商務令人擔憂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開放的通路不只是書局，所有的批發零售業除了1.藥局、2.軍火、3.法定農產品批發市場外，全部對中資開放，產品再好，只要通路商拒絕鋪貨，也只能孤芳自賞。

或許稻米只有好壞，沒有政治顏色，但是，政府可曾評估中資來台經營劇場、音樂廳對藝人言論自由的影響？政府說批發零售業試辦開放中資四年，沒出大問題，但政府可曾認真評估當中資取得類似四大超商的市場地位時，那會是什麼樣的力量？

最令人憂心的通路商叫做「電子商務」，他的正式名稱可以是「入口網站經營業」、「無店面零售業」、「資料處理服務業」，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說只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台灣的業者就可以到福建經營電子商務網站，分享光棍節的巨大商機。由於兩岸服貿協議開放模式的不對等，台灣是網路自由國家而且開放跨境提供服務，所以台灣的消費者可以向淘寶網下單購物，然而，中國不開放跨境提供服務而且封鎖台灣的購物網站，中國的消費者不能向台灣的PChome購物，因此，志在四方的業者未來只有西進一途。

網路環境更像中國

西進意味著要在嚴格網路管制的國度裏取得ICP許可證，意味著每年必須通過政治部門的年檢制審查，也意味著業者要像誠品的老闆一樣，開始自我審查，擔心架上每一本書，不對，擔心網站上每一件賣出的產品、每一則商品評論、每一則留言，是否政治正確，以免得罪「領導」，無法通過年檢。

所以，不可以有「阿宅反抗軍」、不可以「官逼民反」、不可以「拆政府」，當然更不可以「恁祖母是台灣人」，那會是什麼樣的網路環境？最後，在大數法則與成本效應下，台灣消費者所能連結的網站內容，會跟中國消費者越來越像。台灣人，迎接兩岸服貿的商機，您準備好要上路了嗎？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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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到奴役之路

台灣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9日

自由是怎麼喪失的？先是對少數個人的悄悄剝奪，發現沒有人在意，進而剝奪多數人的非重點自由，發現反對聲音微弱，遂進一步剝奪少數人的重點自由，最後剝奪全體的自由與權利。

「服貿未過已變糟」

如果連我們非常尊敬的誠品書店，萬一都成為剝奪台灣人民自由的共犯結構，那麼最後全體人民的自由遭到剝奪（包括誠品老闆），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完成剝奪全民自由總目標的整個過程，現在正在台灣悄悄推進，主謀是中國，共犯是台灣政府和媚共商家，包括知識的平台：出版商和書店。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前天在演講中控訴，他寫的新書《殺佛》在台出版後無法在誠品上架，理由疑是「太敏感」，只賣給網路訂購者。袁說他相信背後有中國政府的影子，「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還沒生效，就已經糟成這樣」，實在太可悲。

《殺佛》的出版商「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發行人陶延生說，現在已不用警總伺候，書店通路自動揣摩「上意」（中國），比戒嚴時代更有效率，服貿協議還沒簽就已經如此，一旦通過，台灣圖書出版還有自由嗎？

大塊文化發行人郝明義曾警告政府，服貿協議簽訂後，圖書發行的正常通路只能銷售「上面」認可的書，「其實服貿尚未簽訂的現在，已瀰漫戒嚴氣氛，通路內心自己有個小警總。」這正是「到奴役之路」！

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如果為做生意而奴顏婢膝地諂媚北京，自甘墮落下去，今天的西藏、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商人內心有小警總

北京或許沒有管到那麼細節，更多是台灣相關商人心中的小警總，給自己畫地自限，自我制約，向主子搖尾表功。沒有出版自由，知識就會偏狹而一面倒，嚴重影響我們的思想和判斷。

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艾普斯坦在《自由社會之原則》的名著中，引述1843年《愛丁堡評論》講得精闢透徹的一段話：「無可置疑的，貿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行動自由，都是同一基本真理的各面向，全部都要受到捍衛，否則全部都受到危害。它們一起挺立，也一起倒塌。」亦即，我們若不捍衛出版自由，也將失去言論、思想、學術和行動自由。


顏擇雅facebook評論：
1. 誠品拒上架《殺佛》一書的新聞，我看到許多出版界人士的反應是質疑出版社炒作，並取笑對方是小出版社不解業界行規。我很驚訝這些同業分不清「一個禮拜退書」與「一開始就拒上架」之間的差別。身為小出版社，看到小出版社被取笑我是滿難過的。

2. 有人質疑這新聞怎能硬扯上服貿。的確，誠品這麼做與服貿無關。但不要忘了，今天我們在博客來、金石堂還買得到那本書，是因為這兩家尚無中資，但服貿卻會打開中資入主這兩家的可能性。有人說統一在中國也有投資，為什麼博客來也能賣《殺佛》，那我只能說你你不解不同業別在中國需要揣摩上意的不同程度。誠品今在中國要做的不是統一在做的食品、零售、物流，誠品要做的甚至不是開方所那樣的書店，誠品想做的是地產開發。

3. 有出版業者以自己有出過維權、六四、中共高層權鬥之類的書籍，誠品照樣大擺特擺，因此來質疑這則新聞。講這種話只讓我覺得你對中國的了解很幼稚，竟然不知藏獨與人權在北京眼中的差別。我很慶幸我沒加你為臉友。

4. 最壞狀況就是台灣以後沒人敢出藏獨、疆獨、台獨、法輪功這四類書了。對我們有差嗎？的確，除非你是死桿台獨，應該是沒差。法輪功有他們自己的大紀元與唐人電視台，也沒有差。真正吃虧的，應該是中國自己。講清楚就是中國的西藏政策老早已徹底失敗了。當年中國以政府之力，去綁架一個六歲小孩，如今已整整十八年，這小孩至今生死未卜。中國以為這樣做有助它治理西藏，這是很可笑的，但中國至今不願意承認失敗，只想方設法嚴禁死守言論禁區，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中國自己。

另一段：

在言論自由的社會，一本政治內容的書無法在連鎖書店上架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誠品公關人員的發言太打馬虎眼、太傲慢了。色情書尚且可以包收縮膜、貼十八禁標示上架，政治書為什麼連上架都不行？最諷刺的是，誠品老闆最信藏傳佛教了。只不過五年前，跟達賴喇嘛有關的書都可以在誠品擺到最好位置，連林照真的《喇嘛殺人》有關達賴政治主張的那些書，誠品都大擺特擺。但曾幾何時，一切都變了、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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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雜感：《築巢人》不熱血，更震撼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台灣紀錄片發展蓬勃，還有凌駕劇情片的趨勢。這兩天的消息，一部叫《看見台灣》的新片公映才十天，全台累計票房已超越3500萬台幣，趕過去年的《不老騎士》，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賣座紀錄片，看來票房還會一直攀升。

怎不教我們在香港汗顏、艷羨？香港電影市場相對單一，紀錄片沒位置，本地出品少之又少。口碑再好的《音樂人生》也只有百多萬港元收入，但已很令人欣慰了。關於台灣電影，兩個問題這兩年我一直在問：（一）全世界都輸給荷李活，台灣八十年代開始也是美片天下，為何今天影院觀眾，甚至年輕一代愈來愈愛看國片？（二）香港紀錄片受冷待，能作首輪公映的屈指可數，台灣的紀錄片憑什麼闖出一片天，愈映愈旺？我們常說「香港電影」要找出路，台灣經驗如何值得借鏡？

只有台灣最能做到

台片市道暢旺，背後多少有「本土」因素，尤其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密、大陸旅客漸多情况下，電影中的「台灣故事、風土、情懷」似乎更能聚眾，贏得台灣人的國民身分認同。我們印象中，台灣紀錄片正氣、熱血、大愛，具人文視野及關懷，總說一幫人努力成就一件事，眾志成城；影像記下血汗與淚水，非常勵志，不獨台灣觀眾，我們在香港看一樣受落。《不老騎士》的公公婆婆騎電單車環島遊，既頌揚台灣沿岸風光，亦突出地方的人味，強調老有所養、人老心不老的精神。說實話，一個地方要文明到什麼程度，才能在賣座電影中呈現對老小的關顧？今天兩岸三地，大概只有台灣最能做到。《看見台灣》是在直升機高空拍攝的優美景象，以不一樣的角度看寶島，預告片中吳念真的旁白便是「去看台灣，去理解台灣，甚至去愛台灣」；由認知到愛，風光片亦貴乎台灣精神。

紀錄片生態健康觀眾入場支持

當然國族認同並非一切，一系列成功的紀錄片要拍得好才行。這不得不歸功於大環境，台灣紀錄片的生態絕對比香港健全，觀眾愈來愈不抗拒；創作者多，他們對紀實各有想像。資深電影人也拍紀錄片，劇情與紀錄並行不悖，虛實互為參照，不像香港電影工業的涇渭分明。年前台灣的跨界合作「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由知名、年輕導演拍著名作家，在中港台都蔚為佳話。台灣不少基金會、電視台資助紀錄片拍攝，有大小影展的放映及競賽機會。「紀錄片雙年展」及「台北電影節」都在1998年創立——九十年代台灣電影最不景氣，但最壞亦是最好的時代。台北電影節的「台北電影獎」尤要一提，當一般電影獎的「短片」、「紀錄片」、「動畫」聊備一格，2010年起台北電影獎的「百萬大獎」卻不分類別，讓不同風貌的電影同台競逐。最有趣的是，四年下來竟全頒給紀錄片：2010年的《乘著光影旅行》到今年的《築巢人》（在香港先後入選華語紀錄片節及亞洲電影節）。《築巢人》篇幅是四年大獎中最短，一個小時不到，但在評審的眼中（今年主席是陳可辛），好戲既無分虛實，篇幅長短亦無關重要。

《築巢人》的確短小精悍，它是我近期看過電影中最難忘的。尤其結尾的影像及聲音，心有餘悸，在腦裏一直牽纏不退。

影片導演是沈可尚，正是跨界別影像創作的年輕代表。他不獨拍紀錄片及劇情片，同時也拍廣告、當電影攝影師（2007年的《流浪神狗人》及2009年的《一席之地》由他掌鏡）。紀錄片方面，他幾年前拍過《野球孩子》，講小學棒球隊及教練，側記幾個小孩成長中稍縱即逝的燦爛時光，以文字作結（「童年流水，潺潺若止……」），委婉動人。沈的紀錄片有獨到的視點，他跟人物長時間相處，走進他們生活，到攝製時不渲染不濫情，又適度的加入配樂及訪問，不拘一格。

《築巢人》自閉症的父子故事

《築巢人》以自閉症為題。主角是三十歲患有自閉症的陳立夫，他有個姐姐，姐弟跟父親相依為命。父親在影片中的訪問有點感慨，十年前的日子不想提（電影沒說明母親存歿），好像他是幾年前才跟兒女重聚，舉家搬回台北。那時起，他過着日間上班，晚上及假日照顧陳立夫的日子。陳立夫情緒不穩定，經常自言自語，脾性暴躁時，會責罵父親。立夫高頭大馬，身形比父親魁梧，影片開始時，先來幾下刺耳的鋼琴音，我們再聽到家庭爭執、疑是陳立夫發怒打人的畫外音，沒有影像令人好奇。估計在這個三人家庭內，父親除了要看立夫臉色、萬事順他意，還要迎抗他的暴力宣泄，給陳父的身心帶來無比壓力。

影片展現出陳父的幾面：他是對兒子循循善誘的父親。陳立夫有收藏癖好，愛檢破爛回家，尤其喜歡舊蜂巢，弄得一屋雜物，陳父只能遷就，餘暇還繼續帶他看蜜蜂、找蜂巢。立夫喜愛畫畫，可以執迷地不停畫蜜蜂，家中雜物也包括他的作品，父親於是為他張羅搞展覽，呼朋引伴來參觀。父親帶立夫打保齡球，帶他去動物園，帶他到海邊捉寄居蟹……父子走在街上永遠形影不離，反而姐姐只出現在家居環境。然而儘管父親如此周到，立夫也有不可理喻的時候，一次父親為他慶祝生日，他不知何故大動肝火，以髒話罵父親。父親被他氣半死，但敢怒不敢言，怕再挑起他的神經，只能狠狠盯着他，眼神充滿恨意，小客廳的氣氛繃得隨時爆炸。這個父親很努力，但面對不懂性兒子，經常左右為難，永遠愛恨交纏。

然後我們看到陳父在旅行社的工作，在那邊他太自在了。訪問中他直認不諱，出國反而是休息。《築巢人》兩段慶祝生日的段落，一段在家裏另一在國外，氣氛差天共地，陳父在外頭比在家裏開朗、隨和。影片拍他最寫意一幕，是他出差時在游泳池暢泳，應該是黃昏時分，陽光不猛烈，逆光映照優美，鏡頭還跟他下水，看他浮沉舒展。然後鏡頭一剪是什麼？他在家裏沒好氣的一再跟立夫對峙，立夫不知怎的又胡言亂語了，這前後兩幕，一動一靜又是強力的對比！《築巢人》表面談自閉症，但它其實聚焦自閉症病人的家屬。要「循循善誘」、有「愛心耐性」，我們都說得太容易、把世界看得太簡化。放在陳父跟前實實在在、日復一日的，卻是了無止境的乏力感、低落、沮喪。

父親的希望與絕望

所以電影最犀利是拍出陳父絕望一面。沈可尚跟他的訪談故意側拍，而且只用了兩段。重點不是他談話的內容，顯然鏡頭前他有所迴避，重要反而是他的身體語言，很不安、不自然的弄這弄那，不停搓手的焦慮。他說自己不是偉大性格的人，像要為一旦放棄兒子找理由。電影充滿詩意但絕望的結局，呼應了他這份疲憊：他跟立夫上陽明山，霧色昏沉，他把兒子遠遠甩在後面。立夫開始在吼叫，鏡頭拍着陳父背影，他一直往上爬，但吼叫的回聲如鬼魅般纏擾他。聲音是他的獨白：「我可以放棄嘛？有時候，一刀給他，一了百了。」那個上斜的畫面，吼叫的回音，我至今仍歷歷在目。事實上，那種希望到失望的落差，想過離開但每天起來還是老樣子活着的矛盾，亦人之常情。從某角度看，人生就如薛西佛斯推石上山般宿命、徒勞無功。

沈可尚之前拍過另一部關於自閉症的紀錄片《遙遠星球的孩子》，差不多四小時，沈親自配旁白，資訊性的談自閉症兒童，態度比較正面。《築巢人》可說是他對類似題材的反思，瞥見藝術家的自省。陳父是個複雜人物，言行甚或自相矛盾，但正是複雜才貼近真實。《築》讓人看得很不爽，不夠勵志、熱血，但更震撼，它示範了紀錄片即使探討社會議題的另一可能性。它應該不會很賣座，但確實把「台灣紀錄片」帶到另一境界了。

溫曉連 - 中國改革顛覆世界

盛世顯微鏡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三中全會閉幕翌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畫面，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百多名穿著得花枝招展的小學生，列隊歡迎也門領導人來訪，旁邊當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學生不但展露着機械式的笑容，還要不停地一邊蹦跳、一邊高喊着歡迎辭，對這群連也門在地球哪一個角落也不知道的小學生來說，他們這類異常亢奮的動作，是否出自內心，筆者十分懷疑。

這類「人為」的歡樂氣氛，在中央層面，早已絕迹了多年，但習近平上場後，差不多每次接待外賓或隆重儀式，都得動員數百個小學生充作布景版。這種舊共產國家沉醉的排場，在上世紀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北韓外，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過去半年的政治氣氛，就跟京城上空揮之不去的霧霾天氣一樣，令到很多人感到異常的沉重，難怪有一名北京大學教授早在半年前，就用了天氣比喻當前的政局：

「你們如果關注社會動態，就能看到天邊在積聚着烏雲，就能聽到烏雲中醞釀的風暴。敏銳的人都能看到，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

在今年年中時，還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對習、李新政仍然充滿着期盼，但到今天，不要說異見人士和知識分子，連京城裏一般的中產白領階層，還有腰纏萬貫的土豪商賈，都已切身感受到一股實實在在的政治寒流在四處竄動，精神上的壓抑遠超過過去廿四年任何一段時期。

每天在官媒裏看到的，是中共的槍桿子與筆桿子無時無刻「亮劍」，畫面與用字殺氣騰騰，無怪乎文革再起之說甚囂塵上。

政治全面倒退

習近平究竟把中國帶往何處？三中全會後，已漸見明朗，就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全面收緊。習近平對毛澤東的崇拜，看來比起他對父親習仲勳的敬仰更深更徹底。毛澤東出身農民，在深山裏從殘酷鬥爭裏成長起來，他遵從馬克思主義，崇尚理想主義，天不怕地不怕，喜歡無法無天，信奉鬥爭哲學，精通帝王之術，如果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那未來十年的施政，必離不開毛的鬥爭特質。

習近平班子在上台之前一段時間裏，致力研究了兩個課題，一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二是前蘇共倒台崩潰的成因，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正邁向「亡黨亡國」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於既倒，唯有汲取蘇共倒台前的經驗，一方面要牢牢控制武裝力量與官員的意識形態，一方面要保持經濟活力，給統治機器提供最基本的養分。

由此可以預見，未來十年，政治上的全面收緊可謂毫無懸念，中共的統治模式，會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寡頭壟斷，即黨內派系間有限度制衡，倒退回半世紀前的權力高度集中，近乎極權統治的原始模式。習近平打着改革的旗幟，超越憲法，在人大、政協、國務院，甚至是中共體制，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正顯示了他對權力的無窮慾望。

普世價值vs.中國模式

前蘇聯崩潰後，全世界人民基本上達成了一種共識，就是極權統治必定會覆亡，唯有歐美的民主憲政體制，才可確保國家民族長治久安，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基礎元素。

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改革藍圖，目的就是要顛覆普世價值，證明人民只需要金錢、物質，與及虛幻的民族自尊，其他人權、自由、民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可以視作無關痛癢的擺設。這一套改革模式，既可以用物慾來麻醉人民，又可以保持統治階層長久的執政地位，可以說是最符合中共的利益。

今次中國改革的成敗，受影響的已不單單是國內十四億人，還有其他經濟還未起步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獨裁者野心家正虎視眈眈，靜候着這套改革理論的成功經驗，時機一到，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廣大蟻民灌輸一種概念——財富與民主自由，只能任選其一。

這套觀念成形後，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未必是幾千公里外的芸芸小國，而是中國大陸邊陲的香港特區。

前文所述的那名北京大學教授，最後還向即將踏入社會的畢業生，作了以下的叮囑：「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果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不少香港人還以為我們在一國兩制的保護下，內地的政治離我們仍然很遠，但筆者幾可肯定，這名北京教授提出的囑咐，不久將來也可適用於香港了。

劉波 - 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6日

劉紹銘先生寫文章《The Knight of Sorrowful Countenance（憂容武士）》追憶徐訏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初次見面，徐先生忽然問，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什麼沒有討論他的作品。劉先生是書的中文譯者之一，被這樣追問，感到很窘，「徐先生問我為什麼他榜上無名，想是隨便問問而已，因為他應該知道譯者對作者的選材，無權過問。」

徐訏向譯者發問，未必是隨便問問，實有難言之隱。這要追溯到十年前，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林語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了題為〈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的演講。演講稿為英文，香港美國新聞處主編的《今日世界》雜誌請史東翻譯刊出，譯文對原作進行了刪節甚至修改。徐訏毫不客氣地指出：「在這篇演講中，語堂先生有兩處提到我，一處談到詩的，他說：One exception is Hsu Yu, who now lives in Hong Kong. His lines, instinct with rhythm, come naturally.而譯文變成了：『徐訏的詩尚可讀，他的詩句鏗鏘成章，節奏自然。』一處是談到短篇小說的：Of the writers of short stories, the works of Lu Hsun, Shen Ts'ung-wen, Feng Wen-ping (less well-known) and Hsu Yu are the best. 而譯文則變成了：『短篇小說家中，魯迅、沈從文、馮文炳（廢名）則是最好的』（刪去了徐訏）。我自然不會管譯者史東先生對我怎麼一種看法，但篡改語堂先生對我的意見則實在是低能的手段。」林語堂對徐訏詩歌的評價原意如此：「最糟的是，這些詩人不用多變化的節奏，卻要用押韻。只要兩句話的末字勉強成韻，他們便以之為詩了。現居香港的徐訏是一個例外，他的詩充滿了節奏，達到自然。」譯文改成『徐訏的詩尚可讀』，意義大變。至於把徐訏的名字從中國最好的短篇小說家名單中抹去，則實屬惡意了。何以至此無從考證，但徐訏對翻譯家的「信」，終究是打了折扣，於是就有了前述劉紹銘先生的尷尬。

夏志清不提徐訏，不見得就是對他文學成就的否定。徐訏鵲起文壇，始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重慶《掃蕩報》連載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而《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一九三七~一九五七）」指出，抗戰時期國民黨內地的文壇情況極難評價，因為許多戰時出版物和書刊並沒有保存下來，台灣、香港和美國都沒有。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料，在夏志清的視野裏，那些寄居大後方的作家群一片模糊，遠沒有留在上海淪陷區的作家鮮活，所以他說戰時最有才氣的新作家不產生在重慶或延安，而產生在上海，尤指張愛玲、錢鍾書、師陀三人，也就不奇怪了。問題是，徐訏瞧不上張愛玲，他說她的「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範圍極小，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主題又是大同小異，筆觸上信口堆砌，拉雜拉扯處有時偶見才華，但低級幼稚耍文筆處太多。」對徐訏而言，夏志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抬舉張愛玲，卻隻字不提當年知名度更高的他，難免心態失衡。

縱觀徐訏的命運，大紅大紫後黯然褪色，半生熱鬧半生寂寞，有政治的原因，也與他孤傲的個性有關。董橋先生說得絕：「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給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個情節，一個布局，結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說。」文壇忘記了徐訏，不是徐訏的悲哀，是文壇的悲哀，但，「沒辦法了──同樣寫作，金庸當了財主，蕭銅和徐訏，就窮死了。」香港作家陶傑感嘆，「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

林夕 - 鵝頸橋底的紅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6日

從愚人之仁角度看，那批被罵為狗官奴才港賊的官啦議員啦，為忠於主子，連累老母日夜慘遭問候，忠孝兩難全，日子也不知是如何熬過的。若非心如鐵石無動於衷，也不知道是如何睡得香甜的。縱然都是自找，也不能不悲憫一下。這又是何故呢？何必呢？

若如俗語說，為名為利，這幫人早已衣食無憂，貪欲雖然可以無止盡，但比起他們的身家，那份皇糧俸祿實是小菜一碟，這零食的代價，卻是日夜在火上烤的日子，嚴重者會致癌的，算盡心機者何以就算不出這買賣划不來？至於名，別開玩笑了，連民建聯中人也早早發過離騷式的千古一嘆：幹這等事，有辱無榮。

什麼，吃得這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有機會成為人大政協？恕我不懂世務，又要交際應酬又要低着頭躬着腰又要捱睏開會，就為了在名片上多個頭銜，以便轉個頭來對香港的鄉里炫耀，久不久扮代傳聖旨的公公，這算威風？值得嗎？對發展國內生意有幫助？這些錢賺來有命享，夾着尾巴做人，怕也沒心情用。何必呢？

權力是鴉片會上癮？像乞丐一樣討來的那點權力，倒不如向自家的狗狗發號施令來得痛快，那才叫權力。投個票都不能自主，不嫌丟臉就算了，權從何來。

都是上了岸的，何必再濕這個身，即使居然有心為民，也要找對地方。共綁在一條賊船上，想做無間道，暗中做好事，期盼從內部改變？來不及改變大廈的結構，怕已在迷宮中找不到自己了。如此為民服務，不如歸去，為家人服務好了，為安樂茶飯順心日子服務好了。

所謂人生功業，若不能造福於人，過好自己的日子，不出來當反面教材，就是社會之福。想當大人物，結果反成小人，鵝頸橋底的紅人，人生不是這樣給浪費的。

不惑之年仍甘心幹着令人困惑的蠢勾當，實乃千古疑團。權貴們，光陰可貴，去日苦多，來日無常，不如集體投一次棄權票吧。

李怡 - 你不是答案一部份，就是問題一部份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6日

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而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眾所周知，你要去世界任何地方跟家人團聚，須由當地親人申請，當地審批。香港的畸形是要來港團聚的大陸親人在大陸申請，在大陸審批。每天150名單程證是由大陸公安把關，其中涉及多少貪腐、多少中共的派遣人員，香港都無法知悉。藉口「反排外」而一國意識上身的「反排內」，才是放棄港人利益、令港人蒙羞也不利家庭團聚的主張。

回歸後，數達八十多萬新移民來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陶傑周二在《信報》的訪問中說：「我已經悲觀到不再相信普選會令香港得救，太遲了，too late！猛放那些沒有腦子的人下來，投票一定輸，你有信心能改變他們？十年前或者還有希望，但現在不肯定，因為太多香港本身的人主動出賣香港。」

香港的自由法治逐步褪色，政府專權政治附身，行政機關胡作非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聽命西環，中共對香港內部事務的干預已從暗到明。中共喉舌大剌剌地說：「試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家之天下?!」把反對派稱為「賤骨頭」，說對「賤骨頭就要強硬、強硬、再強硬！」

儘管筆者對中共喉舌這種公然破壞一國兩制，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叫囂極反感，但對它把泛民稱之為「賤骨頭」，倒有幾分同意。不僅泛民是「賤骨頭」，而且多數香港市民其實也是「賤骨頭」。他們面對中共的「強硬」不敢抗爭，稍獲甜頭就妥協。這是「賤骨頭」本色。他們不登記做選民，不去投票，不遊行，不示威，社會不公、中共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侵蝕，多數人置若罔聞。他們對香港在原有體制中逐步沉淪，覺得與自己直接利益無關或覺得使不上勁。最新民調顯示，支持以佔中爭取真普選的市民，下跌至25%，而反對的則躍升至55%。不爭取民主，不爭取普選，等於放棄建立一個保護香港的防火牆，縱容惡勢力入侵。不要只會罵中共，罵政府，罵梁振英，你難道對香港今天的問題叢生沒有責任嗎？

想到1968年法國學運的一句著名口號：「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份，你就是問題的一部份！」

答案是甚麼？是建立以民主普選去保障自由法治的制度。問題是甚麼？是現在香港出現的大量衰敗問題。你不是促成答案的一部份，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份。不要說製造問題的是梁振英和港共政權，你也有份製造問題。今天，你不掌握仍有的自由去投票、遊行、參與抗爭，只想有人幫你講話、為你的利益出頭，你就是問題的一部份。今天，你仍然幻想已經形成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它的領導人會發善心搞政治改革，或幻想中共會賜予香港真普選，中共會發現梁振英不濟把他撤換，你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問題的一部份。

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一切發展都是本地優先的發展，一切自治都不可能是讓外人優先的自治。21歲中大學生鄧敏琳是硬骨頭，她是答案的一部份，那些為了一些政治經濟利益出賣退讓或面對香港沉淪而不作為的人是賤骨頭，你們都是問題的一部份。

蘇賡哲 - 菲律賓和日本的一個比較

溫哥華星島   2013年11月12日

    菲律賓馬尼拉黎剎公園的香港遊客血案發生至今已過了三年，以總統阿基諾三世為首的菲律賓政府，仍不肯向遭難者遺屬及傷者道歉及賠償。阿基諾三世所持理由是，他們不能為別人犯的錯道歉。並且表示如果香港人有不同看法，那是文化上的差別。

    香港人當中，除聲稱菲方沒錯的成龍外，沒有人認同這推搪的理由。

    菲律賓警方在營救人質中表現無能，是政府行為的失誤，不是「別人的錯誤」。槍手門多薩是因為和菲律賓警方有人事糾紛才挾持人質的，即使退一步來說，菲律賓警方未趕到現場前，香港遊客已遭害，菲律賓政府也應該為他們的公民殺害無辜的外國人而道歉及賠償。何況情況並不如此。

    中國在晚清時期，發生過很多平民傷害外國傳教士的教案，雖不是清廷官方所為，政府也要向該國道歉和賠償。在古老封閉的帝國，已經要遵守國際規矩，何況百多年後的今天。

    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的海軍一敗於大東溝，再敗於威海，傾三十年國家財力營建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陸軍更從朝鮮半島開始，以摧枯拉朽之勢直逼北京。清廷在沒頂之險中，派李鴻章到日本求和。

    李鴻章在馬關簽下屈辱的和約，並因此被國人罵為漢奸賣國賊。其實，日本軍隊已佔盡優勢，對中國完全可以予取予攜，中方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在日本要求的，極端苛刻的割地賠款條件前，李鴻章以古稀老臣，只能苦苦哀求日方略減賠款數目，甚至說稍微減低一些，好讓他作為回國的旅費。

    即使這樣卑躬屈膝，也遭受伊藤博文峻拒。不過，日本後來開出的條件和開始時比較，是有相當讓步的，因為李鴻章在談判過程中，被日本無業青年小山豐太郎槍擊，傷了左眼下頰骨。

    李鴻章雖然沒有性命危險，但日本天皇不曾說這是別人犯的錯，而是立即發布御旨承擔責任，表示中日兵爭尚未結束，兩國委派重臣進行談判，按照萬國通例，日本有責任保護中國使臣不受傷害，方與國家體制相符。現在竟然發生這樣的事，實在下賤已極。他並派御醫為李鴻章療傷，日本皇后也為李親製繃帶。不只皇室反應強烈，一般日本國民也為這種野蠻行徑深感痛苦，公私團體和個人，紛紛絡繹不絕，到李鴻章的行館慰問和致贈禮品，遠地民眾也以電報或書信表示慰問，李鴻章行館前車水馬龍，門限為穿。

    日本人常被指斥為不肯認罪的民族，但在槍擊李鴻章案件中，雖然槍手是個平民，卻上自天皇下至一般民眾，都感到內疚，有所承擔。對中國的苛索也讓出一大步。

    比較起來，香港和菲律賓的關係，完全不等同於昔年中日關係。香港在僱用菲律賓家傭、在雙方貿易、在旅遊利益上，堪稱都處於優越地位，和甲午中日態勢剛好相反，但菲方自總統以至平民，對香港遊客被殺被傷的反應相當冷淡，沒有類似昔年日本人那種攬上身的承擔感。

    更沒有百多年前日本天皇對「萬國通例」的認識，使人懷疑這菲律賓是不是個文明國家。

    最近，馬尼拉市議會通過議案，將在市的層面向港方道歉及賠償。但當年日本並不只是由馬關地方官來承擔責任。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Vic - 無聊筆記：《快思慢想》的簡體中譯版

2013年11月12日

今早在大陸亞馬遜網站上，偶然看到針對《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簡體中譯版《思考，快與慢》的一段評論。這位署名「yesir」的讀者看簡體版覺得不順，找來英文版一看，發現譯錯了：

「原文為

This short example illustrates a broad story: people expect to have stronger emotional reactions (including regret) to an outcome that is produced by action than to the same outcome when it is produced by inaction.

書中為：人們對於不採取行動而導致的結果，會比因行動而產生的結果有更為強烈的情緒反應(包括後悔)意思竟然反過來了！！！

緊接著的一句話更讓我無語了，原文

The default option when you own a stock is not to sell it, but the default option when you meet your colleague in the moring is to greet him. Selling a stock and failing to greet your coworker are both departures from the default option and natural candidates for regret or blame.

書中為：當你持有一隻股票時，你默認的選擇不是賣，但當你早上遇到某個同事時，你默認的選擇又變成了同意他的觀點，即賣掉股票。出手一隻股票與違背你同事醫院都市對默認選擇的違背，也都可能讓你後悔或招來責駡。」

這種錯誤只能說是一塌糊塗，誤解原意不在話下，譯文本身就很彆扭。「The default option when you own a stock is not to sell it」譯為「……你默認的選擇不是賣」很不順，較佳的譯法是「……你的預設選擇是不賣」。

Yesir說得對：「還是希望翻譯者能多點職業道德，認真對待這份文化傳播的使命。誤人子弟真是可惡。」（真希望台灣版譯者洪蘭有這樣的覺悟。）

這條評論引發熱烈迴響，共有69條回應。有不少讀者感謝yesir的評論，還有一條令人看了稍感欣慰的回應：

「您好，我是這本書的編輯，看了您提到的兩處問題，確實翻譯有誤，我們在重印時已作更正。非常感謝您指出的錯誤，也讓我們深知自身工作的不足。這本書是一本經典之作，可是翻譯的瑕疵確實影響閱讀。

我們也和譯者溝通過了，再仔細核對一下是否還有其他翻譯錯誤，以在重印時更正。感謝您的批評指正，向您和關注本書的其他讀者致歉！」

（這位編輯至少願意認錯，不像台灣那間出版社，竟然敢說洪蘭的翻譯是消化原文後的結果，字眼與原文有出入，但意思是對的。）

好玩的是，也有一些令人無語的弱智回應，例如：

「greet確有“打招呼”之意，但是在這裡翻譯成打招呼就很奇怪，上下文邏輯不通。譯者的翻譯一步到位，更準確。沒學過翻譯，就不要指指點點，自以為是，謙虛點更好。更糟糕的是，你有可能誤導大眾。」

「greet him翻譯成同意他的觀點感覺很恰當呀，英文轉換到中文很多很微妙的意思沒法直譯，難道greet只能打招呼？」

以下這句評論則透露出鄉愿的味道：「雖說yesir的評論在措辭上並不很是友善，但我們可以理解……」

更好玩的是，我還看到不少對繁體中文版譯者洪蘭的溢美之辭：

「香港誠品花了150多港元買了台灣版的《快思慢想》，看得很舒服，無論是紙質、字體大小、繁體字這些硬件，還是翻譯者的語言。在香港買的時候。特意看了一下原版，知道以自己的英語水平比較難舒服地看，而且本書的內容本身就不會像很多暢銷書那樣非常易讀（詞彙、句子）。所以就買了台灣版。折算127塊左右的價錢（注：廣州的話太古匯裏面的“方所”書店有賣，132元），比國內的貴，但是如果想看好的譯本和暢快的閱讀體驗，這個錢還是在其他地方省吧。

特意到書店找了簡體版的《思考，快與慢》。差異很大。首先書背面的那些"名家推薦"變成了國內的知名人士，然後在內文翻譯者沒有作序，也沒有相關學術界知名人士對本書的推薦文字。字體比台灣版的小，讀起來累一點，紙質很薄。到了正文部分，差異就明顯得很了，基本上是直譯，也就是字面義。一堆沒有生氣的文字，死氣沉沉的譯本。更不用說出錯的高可能性了。

其實買書時沒聽說過台灣版譯者洪蘭，維基上有大家可以查查。看洪蘭女士的譯本，可以看出她的用心：一、本身就是心理學的專家；二、對原書有愛；三、對讀者有心。因此翻譯得精準、易讀。」

「關於kahneman的這本書，中信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一出，我第一時間就買了一本，可是看的過程並不愉快。總覺得有些隔靴搔癢的感覺。後來買來英文版一看才知道譯得實在太差了連graduate student（研究生）都翻譯成了“畢業生”（見序言XVI第一行），是可忍孰不可忍。後來看到台版由洪蘭翻譯，就憑這一點就非買不可了。我讀過其翻譯的《語言本能》，十分流暢（要知道Pinker的書旁徵博引，而且好多例子都源於美國人日常生活，能翻譯成那樣實屬不易。足見譯者功底深厚）。最近又讀了洪蘭新出的《好孩子——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教育》對其本人的學識和為人又有了進一步了解。而她為了翻譯kahneman的這本書，竟然“六親不認”，這才是一個譯者（或者說學者）對大師及其作品的態度。現在拿著這本書才真正體會到古人說的“愛不釋手”四字的真正含義。」

「推薦大家去買台版或者英文原版《Thinking，Fast and Slow》的吧。台版的可能是繁體字，但是，由於台灣出版社對書的態度相對還是嚴謹很多，再個，台灣人在英語和中文之間的轉換已經非常熟練了，可以較好將原意呈現出來，所以，大家看不懂英文的可以去買台版，叫做《快思.慢想》，個人覺得這個名字的翻譯就非常出色，價格也才100多點，不貴」

「慎重推薦買台灣出版，由知名的洪蘭教授親自翻譯的這本書」

洪蘭的翻譯，最近在台港都被人罵到臭頭，想不到原來她在大陸有不少知音。這令我想起幾年前有一本講投資的書，同樣是兩岸各有不同譯者翻譯，簡體版在大陸同樣遭狂批，然後同樣有人說台灣的繁體版好多了。可惜那個台灣版我曾仔細看過，幾乎每一段都有錯。這種事說來令人慨嘆。我自己也譯書，不想常講看到不好的翻譯書這種話，但劣譯充斥是不爭的事實。對於翻譯書的品質，我們不能不設定較高的標準，因為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對品質沒有嚴格的要求，出現次貨劣譯幾乎是必然的事。

有些大陸人看到簡體版翻譯差劣，會一廂情願地以為台灣的版本好得多。我看到這種兩岸譯者和出版社共同糟蹋重要英文著作的事，也會好奇地想：做事普遍比較認真的日本人，在翻譯上會不會嚴謹得多？（我不懂日文，自己是無法去驗證了。）

前匯豐控股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曾寫過一本頗受好評的Good Value，台灣繁體版叫《美好價值》，大陸簡體版叫《金融的王道》。葛霖自稱「非常高興我的書能在中國出版，與廣大的中國讀者見面」，而他還將簡體版送贈大陸一些銀行界人士。只是他可能不知道，簡體版譯者是如何糟塌了他重視的著作。書中誤譯觸目皆是，在此舉一個特別好笑的，以饗看我這篇無聊筆記的讀者（出自該書第三章）：

原文：Well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Kirghiz of the Russian steppes used horses as their main monetary unit. (Small change was given in lambskins).

簡體版翻譯：在進入20世紀後很長時間，俄國大草原上的吉爾吉斯人還在使用馬作為他們的主要貨幣單位（在交換羔羊皮上有小的變化）。

正確的意思：二十世紀開始很久之後，俄羅斯大草原上的吉爾吉斯人還是以馬匹作為他們的主要貨幣單位（找零錢則用小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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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 - 洪蘭憑什麼做翻譯？

路透記者Paul Mooney遭中國拒發簽證

疑報導惹禍 陸拒發路透記者簽證
2013年11月10日

（中央社台北10日電）紐約時報今天報導，路透社表示，中國大陸政府拒絕路透1名美國老牌記者更新駐點簽證的申請。這名記者懷疑，大陸方面是為了懲罰他長期報導中國侵犯人權情事，才拒發簽證。

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記者穆尼（Paul Mooney）表示，中國外交部8日告訴路透社，不會發給他駐點記者簽證，且拒絕說明原因。

穆尼先前為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工作，去年記者簽證到期後返美。

穆尼簽證被拒，正逢大陸政府與外國新聞組織緊張關係升高之際。大陸利用經濟影響力、簽證核發與網路控制，對他們認為沒說好話的報導表達不悅。

穆尼報導亞洲新聞長達30年，過去18年長駐北京。他昨天接受紐約時報電話訪問時表示：「中國一直是我的職業生涯所在地，我從沒想過會以這種方式結束。我很難過，也很失望。」

彭博社（Bloomberg News）與紐約時報網站去年報導大陸高層的家屬聚斂龐大家產之後，網站被大陸封鎖至今。在那之後，彭博社與紐約時報的員工都在等候大陸當局重新核發駐點簽證。

大陸的封鎖政策似乎也收到效果。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彭博社花了一年多探討大陸一名富豪與政府高官家族祕而不宣的金錢關係，但調查報告最後壓下未發。彭博社員工表示，總編輯溫克勒（Matthew Winkler）捍衛壓稿決定，稱此舉就好比納粹德國時代，外國公司為了繼續工作，不得不自我審查一樣。

溫克勒與彭博社一名資深編輯否認封殺報導，表示報導終會刊登。

許多駐大陸的外國記者抱怨，在大陸報導時，網路攻擊、警方干預與恫嚇屢見不鮮，特別是每年此時更新簽證期間，外交部官員或公安人員約談時，而現在大陸政府拒發穆尼簽證，勢必會讓外國記者更加惶惶不安。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在聲明中說：「這種延後發放與缺乏透明度之舉，徒增簽證核發程序被當局用以恫嚇記者與媒體組織的印象。」

穆尼表示，他懷疑中國政府拒發簽證，是要懲罰他持續報導中國侵犯人權情事。他4月間在舊金山的中國領事館提出簽證申請，被叫去面談時，領事館人員詢問他過去的報導，並要求他解釋對西藏等敏感議題的立場。最後面談跟恫嚇沒兩樣地結束。穆尼說：「他們說，『如果你要拿到簽證，我們希望你報導平衡一點。』」

63歲的穆尼現居加州柏克萊，他表示，路透社告訴他，不會針對此事對中國施壓。

而路透社在紐約的發言人表示：「我們正在考慮，讓保羅（穆尼）擔任社裡的其他職務。」

紐約時報打給中國外交部的電話並未獲得回應。（譯者：中央社鄭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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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無知精英

梁文道 - 文革是禁忌？
2013年11月8日

【蘋果日報】好端端一齣芭蕾舞劇，居然也能釀成一樁再度證明本地表達自由漸漸淪喪的政治事件，這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了。這台可大可小的鬧劇，的確足以充當範本，折射出香港社會的一個側面；而且還是個很重要的側面。

香港芭蕾舞團為什麼要些從德國華人編舞家的那齣創作裏頭拿掉涉及文革的片段呢？它給出的理由要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什麼來不及製作字幕；或者就是藝術判斷的抉擇，所謂的「擔心觀眾看不懂」。總之沒有一個站得住腳，也沒有一條能讓專業人士信服，甚至便連從來不看舞蹈演出的外行人也都會覺得可笑。由於他們的說辭如此脆弱，又由於那些被弄掉的東西和文革有關，所以我們就只能往政治上頭聯想了。

偏巧中聯辦主任又曾大駕光臨，欣賞過這台演出；偏巧又有人聽見舞團董事局成員為了那些「問題」大發雷霆，於是這件事的政治疑點就更加怎麼吹都吹不掉了。

問題在於那段，它到底在講甚麼？又說了些甚麼關於文革的禁忌呢？老實講我沒看過。但從新聞所得，再加上現代芭蕾的抽象表達，那段讓某些人覺得非去之而後快的環節，實在也不會刺激到哪裏去。再放大點看，文革真的算是禁忌嗎？要知道過去三十年來，光是大陸生產出來的文革的文化產品，就已多如恒河沙數了。即便是官方支持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寫過太多太多追憶文革的故事，甚至還相當辛辣。更不必提那些能夠開列成一冊書目的電影、劇作，以及大大小小的史述、傳記、散文和小說了。為什麼？因為文革是連政府自己都帶頭否定過的「過激運動」。直到今天，許多反對中國走上西式民主「邪路」的真心保守派，他們懷疑民主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還在害怕當年文革所謂的「大民主」。

換句話說，文革根本不是個禁忌。儘管有部份人今天想為它平反，儘管還有部份試着從文革挖斷共產黨老根的作品被禁；但那段觸及文革的芭蕾演出也不太可能讓保守派感到礙眼，說不定它還能在內地上演呢（且先撇開原作者背景不論）。所以，身為內地駐港最高代表的中聯辦主任，不太可能會為了麼一件小事動氣。尤其這還是個發生在香港的演出；一個所有眼睛都在盯着你的地方。那麼，究竟是誰？又為了什麼理由去下這個荒謬的決定呢？（無知精英之一）


梁文道 - 阿太與阿伯
2013年11月9日

【蘋果日報】練乙錚先生在他的專欄文章〈赤色芭蕾〉裏頭分析得好，香港芭蕾舞團的「文革禁忌」多半離不開它的董事局構成。他認為那群富太太貴千金和中共交往的「錢權格局」，特別容易形成港芭被「赤化」的路徑。既然路徑已在，鬧出如此一樁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想追問的則是更加具體的「赤化」機制：那到底是董事局受命行事呢？還是他們主動避忌（或者獻媚）？如果昨天我的推論沒錯的話，那多半不是中聯辦主任主動要求刪戲，因為文革實在沒什麼大不了，越是內地官員越是見怪不怪。於是合理的猜想便只剩下董事局太太團自我審查這一條了。然而正如昨日所言，在大陸談文革甚至反文革都不算犯禁，一幫港澳同胞又怎麼會怕那些紅彤彤的文革影像氣壞了內地貴客呢？

恰好港芭董事局成員之中有澳門首富家族的成員，這就讓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了。

那年澳門一個半官方主辦的文化活動邀我過去演講，我也如常用功準備了一番。怎料到了快要接近演講的那一天，對方來了一通急電，很不好意思的告訴我這場演講去不成了。支支吾吾地，他們說這是因為「上頭」有人覺得我是大陸當局眼中的敏感人物，而那個「上頭」正正就是澳門首富家族的一員。許多駡我「投共」的朋友都知道我一年裏頭起碼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泡在大陸，公開演講的場合從黨性最強的學校一直去到官方主辦的文化節。為什麼他們都不怕我「敏感」，反而一個澳門權貴要擔憂我在澳門演說會讓內地難看呢？

於是我又想起九七年前更老的一件舊事。當年灣仔一家半藝術影院決定公映名震一時的紀錄片《天安門》，結果卻引得院中一些帶位人員的不滿，甚至辭職避禍。他們對記者表示，那是怕這部片子太過敏感，將來秋後算賬算到自己頭上。明明九七未到，明明片商和院線的高層都不害怕，一群小小帶位員居然就要恐懼自己的政治災禍了。正當大家都在恥笑這些中老年人的時候，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先生的一句話點醒了我：「越是有知識的人，越能掌握分寸，所以就越不害怕。相反地，越是無知無權的底層，才越會憂慮那些他們搞不懂也掌握不了的宏大政治」。

簡單地講，這些坐在文化機構頂層的掌權貴人，他們的知識水平（至少是政治知識水平），並不比當年那群因為害怕為一套敏感電影帶位而遭殃的阿伯高明。（無知精英之二）


梁文道 - 港式精英
2013年11月10日

堂堂香港芭蕾舞團的董事，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見解怎能拿來和一群沒有受過高深教育的戲院帶位阿叔相比呢？這不是故意駡人的文字矯飾，因為我從不喜歡用言語輕侮別人，而是我真的相信這種可能。

怎麼說呢？那大概就像幾個月前當另一樁藝術遇上政治審查的鬧劇。一家大型發展商立意突顯自己的文化形像，找來一批藝術家展覽作品，以示它對「城鄉發展」的情懷。結果有些藝術家的作品只不過是稍稍觸及了鄉郊失落的議題，便碰到了主辦者的心理紅線，覺得他們在「搞政治」，最後便把一個文化包裝商業的溫情活動變成了為富不仁的發展商氣量狹小的又一明證。後來不少論者都把矛頭指向操控其事的企業公關，認為他們可能是這些蠢事背後的大腦。

在這兩件事的後頭，我都能在腦海之中想像出一組人物的影像。這些人平常打扮得身光頸靚，多半還泡過鹹水，講起英文真係誇啦啦。他們手持名牌袋包，出入高級場合，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副精英的模樣。有趣的是，他們文化素養的成分卻有嚴重失衡的問題，一方面懂得字正腔圓地唸出所有名牌及酒莊的原文發音，並且以此為身份標記；另一面則和你我一樣，以暢銷八卦週刊當作日用精神食糧。就算他們會看《金融時報》，看得最熟的多半卻是那份每周隨報附贈的《How to spend it》。如果這裏頭居然有人會翻優皮高級扮嘢雜誌《Monocle》，並且還能耐住性子讀完幾篇豆腐膶咁大的國際時事報道，那簡直就是精英中的知識份子了。

這類人我們都曾見過，其中當然不乏真有文化的貴族，學過好幾年鋼琴，還能欣賞芭蕾，甚至會去俄羅斯出錢坐最貴的包廂。然而，他們最大的盲點卻是政治，尤其是中國政治。可別看是大企業的公關，就以為他們見多識廣，一看到藝術家關心菜園村，他就馬上嚇得不知所措，叫你「唔好搞政治」。可別以為更高級的那些權貴和不少中國大員吃過飯，好像很內行的樣子；你一跟他提起文革，他立刻就要反應「哇！呢啲咁敏感嘅嘢最好都係唔好掂啦」，雖然他可能連四人幫的名字都數不全。

這種精英遍佈各個領域，掌握了不少資源。他們的無知，以及由無知而生的恐懼和自我審查，往往正是香港自由淪喪的終南捷徑。北大人什麼都不必說，他們自己就能把自己嚇垮，還要以為自己很識大體，出得場面。（無知精英之三） 

張圭陽 - 兩根窮骨頭

明報   2013年11月10日

昨天（11月8日）是內地的記者節，記者節前兩天，有機會與幾位內地的新聞同行暢論國內外新聞界的種種現象，少不免會問在「陳永洲事件」的陰影下過記者節的心情。

「陳永洲事件」是指《新快報》記者在去年至今年中發表了多篇新聞報道，指控內地一家上市公司有種種不法行徑，上月下旬長沙警方以「損害商業信譽罪」到廣州拘捕陳永洲。陳永洲被捕後，《新快報》連續兩天以頭版發出「請放人」、「再請放人」的報道，支持記者。

「請放人」的標題還有副題：「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那麼兩根的」。10月27日，事件急轉直下，中央電視台播出陳永洲向警方的招供，直認收人50萬，替人做事。《新快報》管理層受到整頓，社長、總編輯被撤職。

「如果陳永洲真的是收人錢財，替人做事，那他的兩根窮骨頭也真是太軟了。」我這句評語剛下，內地一位卓越記者馬上反駁：「內地記者哪有不收錢的？企業開記者會，媒體記者人人拿500、1000元的，你的報社記者不拿，就會被人孤立了。可是我們也有底線，突發死傷現場負責單位向採訪記者派封口費，我們是堅決不要的。其他媒體要，我們也不招惹他們。」「不招惹他們」，也許是害群之馬得以生存的原因。

「收紅包小事一樁！」另一位卓越記者說：「好幾家報社（筆者按：姑隱其名）的主要業務就是向地方政府及企業勒索，要脅披露企業嚴重污染超標及地方施政混亂，換取數以百萬、千萬元的贊助費。」「記者聲譽低得快趕上警察了，還有什麼要慶祝的？」

我無言。

李怡 -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9日

立法會表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免費電視發牌文件，投反對票的部份建制派議員，都吞吞吐吐地表示曾經被中聯辦約見。其中石禮謙在發言中指投支持票的人屬「良心投票」，形容自己心情沉重（暗指不能按良心投票），說今次事件是香港走向計劃經濟、行政干預的開始。謝偉俊從原來公開支持特權法，轉軚為棄權，事後承認中聯辦在表決前曾與他聯繫。

幾乎所有反對動議的建制派議員都指摘政府處事不公，違反市民意願，手法粗糙，而以各種荒誕理由去反對特權法動議。實際上他們都知道，政府要硬生生把香港電視從名單中刷掉，也同他們被迫違背個人意願投反對票的處境是一樣的，就是中央的意旨難違。曾蔭權為甚麼遲遲不處理增發牌照的事，就是因為既不能違背上意，又不能否定政府早前文件中明確表示的決策原則。曾政權在兩難中把發牌的事擱置，而以秉承上意為所有施政依歸的梁振英上場，於是上馬了。

昨天，中共喉舌《大公》《文匯》分別刊出同一調調的文章，宣稱「中聯辦出手」是「天經地義」。理由是：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中央賦予中聯辦的重大任務。而約談立會議員等都是出於「捍衞行政主導」。並表示：「反對派利用特權法想公開行政會議文件，……中聯辦如果不管不問，那就是失職。因此中聯辦必須管！」更兇狠地說：「對那些反中亂港的賤骨頭就要強硬、強硬、再強硬！天能塌下來嗎？」最後以大地在我腳下的口吻說：「試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家之天下？！」

習慣法治的香港人實在不知道中共的「依法施政」依的是甚麼法。《基本法》有訂明「行政主導」嗎？《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所定的都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這如果不是意味法治社會的「立法主導」，至少也是行政立法相互制衡。《基本法》有規定中央政府要「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嗎？只有規定除國防外交之外，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第22條更規定中央各部門「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難道電視發牌屬國防外交，或不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Vic：中共黨國一體，國防就是捍衛政權；因此，凡是對中共政權構成潛在威脅之事，便都不是香港的自治事務了。電視關乎意識形態，而中共深知控制意識形態之重要，又怎會讓你自決電視牌照？香港人本來寄望可以憑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在中共黨國下獨善其身，如今現實告訴我們，這實在是天真幼稚的妄想。〕

從梁振英不惜冒大不韙，在發牌事件中硬把香港電視刷掉，從中聯辦赤裸裸的干預，從中共喉舌公開揚言「中聯辦必須管」，就知道發牌事件的性質，就是中共黨意與香港民意的矛盾。

昨日《蘋果》報道：有泛民議員相信，今次發牌事件凸顯梁無能、行政會議四分五裂、只求自保，中央看在眼內，必重新考慮是否再硬挺梁。這位泛民議員，顯然仍寄望中央英明，不再挺梁。但種種事實，不是表明所有與民為敵的動作，背後都是中央在發功嗎？梁是中共抬上來的，對中共言聽計從，為甚麼要重新考慮？而且中共喉舌已宣稱「明人不做暗事」，意思是，日後這些暗事都要明做了。喉舌還表示，香港市民的賤骨頭「慢慢習慣吧」。

香港電視的員工製作了一條短片，叫做《11月6日，拯救香港未來》，內容說到從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照起，到十二萬人上街抗議，之後就是虛擬事件，包括立法會否決特權法追查發牌真相，梁振英宣佈永遠不解釋行會任何決定，人大宣佈推翻普選，梁振英自動連任，基本法23條獲得通過，港鐵壟斷全港公共交通業務，國民教育成為中小學必修科，全港電視台合併為中央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中港邊境關卡撤除，香港人口突破一千五百萬，普通話成為香港唯一合法語言，廢除基本法，梁振英七度連任香港市委書記。

今天，誰說這些事不會發生？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絕非小事，而是中共公開、明白、毫不諱言要踩進香港自治事務、踐踏港人治港的里程碑。梁振英上台後的種種作為，對此已作出密切配合。

中共造反時代一直說：壓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強。這是至理名言。最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市民對普選特首方案的意見，結果顯示62%的市民贊成透過公民提名產生特首候選人。但一年前並非如此，當時市民多認為只要提名門檻不低於過去兩屆而又有全民投票，就收貨了。為甚麼激進化？是喬曉陽到深圳的訓示催化了市民的激進。周三晚，黃毓民在發言中，直斥「梁匪振英」和「港共政權」，號召示威市民衝進政總和立法會。雖言辭激烈，但獲廣場群眾歡呼。說明民眾憤怒已接近臨界點。市民奮起，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如魯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吳靄儀 - 顛覆立法會憲制地位的「秘道」

主場新聞   2013年11月8日

十一月八日《明報》報道，立法會辯論以特權法迫政府交待發牌事件，當晚20多名建制派議員藉通往政府總部的「秘道」駕車離開，避過包圍立法會的萬人集會。  這條「秘道」的設計與存在，充分說明了立法機關的憲制地位，在多方合作之下已被顛覆。

回歸前後，憲制已保障議員不受阻撓，自由直達會議廰的特權，但所防範的是政府侵權，武力 (包括以逮捕方式) 阻止議員進入會議廳行使其憲制之下的言論自由及相關職能制衡政府，而不是防範人民接觸議員表達意見。  這次「秘道」的曝光，正好曝露了新大樓設施，顛覆憲制，變成防範的是人民，方便的是議員與政府當局暗渡陳倉而不必面對民意。  更甚者，秘道的存在容許行政機關秘密直入立法大樓，把關的只是聽命於立法會主席的秘書處。

議員不受阻撓，自由直達立法會會議廳的憲制保障，源自英國憲制史上國會與君權之間的鬥爭，所以防範的對象是手握軍警大權的政府當局。  香港自1985年辯論制訂特權法以來，這項憲制保障一直受到重視，不但為防止政府以武力阻撓議員出席會議的非常情況，亦同時更為經常凸顯立法機關獨立自主，不受行政機關牽制干預的重要憲制地位。  在《基本法》的架構之下，這點尤為值得強調。

這項憲制保障，須體現於法律條文及實際的行政安排及建築設計。  在我任立法局/立法會議員的17年間，立法局／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對於這項保障也曾十分認真，對於何謂「會議廳範圍」(precincts of the [Legco] Chamber)的法律界定有過多次討論。  在行政安排上，所有在該範圍內的事宜，均由立法機關自主，警方「非請勿進」，大樓的議員入口及其外的停車場，均屬「會議廳範圍」，是以能保障議員自由直達，官員以至行政長官，均是在立法會邀請之下進入大樓(這也是為何立法會有責任保障官員在大樓內的安全) ，在該範圍內的民眾集會，由立法當局准許，所採的尺度，須是符合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尺度。  這個尺度的實施是否過寬或過嚴，在行管會時有爭議，爭議有時激烈，但議員一般不能無視社會民意期望。

立法會添馬大樓的設計，在行管會討論經年，其間我特別留意追問的是如何落實議員自由直達會議廳的憲制保障，但政府當局長久支吾以對，可是，議員少有真正關心甚至明白這方面的設施的重大憲制意義，直至米以成炊，出來的結果，就是豪華的議員專用入口，以及為這條連結政府總部的「秘道」！  立法會大樓一方的出口由立法會秘書處把關，成為難以服人的補救辦法。  建制派的尊貴議員，以為這是大人物在超級私人會所應有的特權享受，其實這是濫權瀆職，背棄人民，議會墮落。  香港人需要的是以憲制原則與精神改革議會，讓這樣的議員無法當選！

呂秉權 - 一個謊言的誕生

2013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相傳，王維基失卻免費電視牌照跟政治無關。

相傳，很多事情都跟政治無關，事例有：

體育並非政治化——中國運動員奪得奧運金牌後，如果不首先感謝國家感謝黨，而是先感謝自己的娘親，那麼祖國母親就會不高興，記恨你政治不正確。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就曾經批評不懂認祖歸宗的奪金運動員。

薄熙來只是經濟犯罪，不涉政治權力鬥爭——四人幫以來中共最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薄熙來拉幫結派聯同軍方將領、政法委維穩機器密謀奪權，威脅習近平權威。這種生死權鬥被大幅收窄，描繪成只是一個家庭的芝麻綠豆經濟、男女桃色臭屎問題，不涉政治，清楚演繹了中共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的慣用伎倆。

前特首董建華下台只是健康問題，無關政治——2005年，董建華腳痛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請辭，獲得接納。話說多年後，董建華仍健步如飛，跟隨習近平出訪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腳痛報國。

一個個與政治無關的謊言，就是如此誕生和複製，港人和中國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受騙。

在王維基有牌變無牌的事件上，特首梁振英在一次解畫，短短的句式重複了四次「絕對無政治考慮」、「無政治考慮」，極之哽耳。

免費電視發牌到底有沒有政治考慮，筆者為大家提供一些觀點，以供參考。

1. 內地左風橫行，香港不能獨善其身。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大搞意識形態鬥爭、輿論鬥爭，將意識形態工作提升至極端重要的層次，字眼重返毛澤東年代。有報道指，習近平在「8．19」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老師對此亦憂心忡忡，他認為內地左風橫行，香港是不能倖免的，而他的一些研究已經受到影響了。

大家再看看習近平以下的講話，再對應香港近期舞蹈劇被刪文革內容、免費電視發牌風波，一定會發現習近平的講話和香港的事態發展竟有驚人的相似。

「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一切報刊雜誌、講台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台、舞台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

2. 中央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

一直以來，中央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反共基地，而隨着「佔中」等運動的發生，中央的擔心正在增加，這見諸於國防大學的紀錄片《較量無聲》，入面提到英、美駐港總領事館長期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反國教」、「佔中」等活動都有它們的身影。

另外，習近平起草的十八大報告中的香港篇幅，用上歷來最強硬的字眼，將國家主權、安全提升至最高的層次，強調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並堅信港人能共享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中共四號人物、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曾說：「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香港有沒有人顛覆？有呀！」

眾所周知，北京已將佔中列為頭號打擊目標，對陳健民、黎智英等人十分忌諱。為了打擊王維基，有人將他與陳健民、黎智英等人混為一談，向上打小報告。

未知讀者們有沒有留意《東張西望》「一個電視台的誕生」裏一句很有骨的對白，入面談到香港電視計劃發展12至30條頻道，旁白說：「如果照計劃書所講，有兩條自製頻道，其他頻道又會點樣處理呢？定係啲頻道會有其他用途？咁就不得而知啦。」

這些多餘的頻道，正是有關方面的擔心所在。

再看看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在最新一期《亞洲週刊》〈港視不獲發牌的真正原因〉的文章。文章說，「97年王維基找陳健民加入自己的電訊公司當獨立非執行董事，今年7月才終止。這段關係不可能不令『有關方面』起戒心……陳健民是佔中搞手，急需要媒體為其宣傳，以陳和王的深厚關係，王若拿到牌照，會否為陳利用？」文章又進一步質疑，香港電視會否變成類似劉細良的另一個「主場新聞」？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早已強調，會採取相應措施，更有效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對港澳事務的干預。未知陳健民等人是不是跟外部勢力有關連？未知什麼是中聯辦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的相應措施呢？

3. 北京統戰傳媒趨緊，新牌不會例外。

多個北京的消息曾對筆者表示，中央不滿香港的傳媒生態，而香港免費電視發牌，北京是有話語權的。多年來，北京對香港傳媒加大統戰、滲透和染紅，不少輿論陣地紛紛失守，河蟹正在壓境。對現有傳媒的統戰、管控北京尚且如此緊張，滴水不漏，那麼對一個新的免費電視台，中央會否偏離固有的意識形態控制方針，突然變得慷慨大方，隨便發牌，來者不拒？

聽說，發牌事件跟政治無關。

聽說，有一天可能連「政治」都會跟「政治」無關。 

明報社評 - 自殘制度不改 香港必殘

2013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風波，除了反映梁班子管治能力弱並與民意脫節，更暴露了中聯辦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動員建制派議員，否決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文件的議案；另外，建制派議員齊心投票，服從「組織紀律」程度之高，甚為少見，若此乃反映中聯辦強力操作有以致之，則這些議員接受中聯辦領導、損害高度自治的取態，使人迷惘而不安。香港政局發展至禮崩樂壞，完全是畸形政治體制的結果，若體制不調整至合理化，「京官治港」浮現，兩制趨向一國化，則香港前景將會陰霾密布。

中聯辦干預香港內政
左報文章竟認為天經地義

今次中聯辦介入決議案的投票，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循地區直選晉身立法會的謝偉俊議員，已經承認中聯辦曾就此事與他們討論，梁家騮表示未感到壓力，他按原來立場投票支持決議案；謝偉俊不談是否有壓力，強調是做足功課後才轉軚。謝偉俊當選立法會議員，被視為中聯辦居中協調的結果，他的轉軚有多少自主成分，相信謝偉俊心知肚明，市民大衆則心中有數。至於其他建制派議員，雖然避談中聯辦是否找過他們，不過，以全體建制派議員出席投票的陣勢，相信這是中聯辦發功的結果。

以往，中聯辦被揭露插手香港內部事務，都不會正面回應，僅以一些模稜兩可的言詞，含混過關。不過，今次則不同，被認為一貫反映中聯辦意向的左報，昨日有署名文章，把中聯辦插手發牌風波視為天經地義，認為此乃捍衛行政主導體制。這個說法，意義重大。首先，相對於大多數建制派議員遮遮掩掩，若左報的文章可信，倒是中聯辦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坦然承認、大剌剌地公然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其次，文章說到中聯辦「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反對派無法阻止，要讓他們慢慢地變得習慣，云云。意思是說中聯辦的插手，將陸續有來。

根據文章的說法，中聯辦以捍衛行政主導體制為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準則，性質十分嚴重。因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哪一樣不是行政主導，日後豈非中聯辦隨時動員建制派議員，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這樣的話，究竟是中聯辦抑或特區政府實際管治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分際和界線，到哪裏去了？去年3月25日，梁振英當選特首時，有人在會場舉起「西環治港」標語，當時許多人將信將疑，現在看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事可能已經悄然掩至。香港政局、管治演變至此，使人浩嘆！

香港的管治確實出現問題，原因在於政治體制畸形。特區政府推出的政策，要經立法會審議通過，獲得撥款後才可以推行，但是政府在立法會面對的議員，理論上全部都是反對派，政府在立法會的所謂執政聯盟，並不強固，建制派議員經常基於選票考慮，不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派基於議會結構的不民主、不合理，使政府更不好過。事實上，回歸17年以來，政府按《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實施行政主導，但是因為沒有相應配套（例如政黨政治），政府施政受到阻滯，使行政主導空有其名。即使2017年普選特首，若體制不變，政府在立法會沒有一定數量的支持票，管治困局仍然無法衝破。

香港政制自殘自損
不釜底抽薪只會治絲益棼

目前的政制，給中聯辦提供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空間。中聯辦可以透過協調選舉，分配權力，加上手握其他利益資源，例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委任等，對建制派議員極具吸引力，中聯辦藉着控制建制派議員，便可介入立法會運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2003年50萬人大遊行之後，中央調整了治港方略，中聯辦干政日深，現在更由幕後走到台前，但是10來的情况證明，香港的管治未見改善，朝野惡鬥不絕，繼續內耗空轉，香港各方面發展停滯不前，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

香港目前的政治體制，是自殘自損的制度，回歸十多年的實踐充分說明它無法自我完善，而中聯辦的介入，只起到治絲益棼反效果，對管治是飲鴆止渴，非治本之道。從事態發展看來，令人擔憂中聯辦干政大有「加碼」之勢。權力當局若認為以往介入力度不夠、干預不夠徹底而已，只要實現「西環治港」，由中聯辦直接領導特區政府，就可以打破管治困局。我們認為，這樣只會更偏離香港問題的本質，不可能改善亂局。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除了穩定港人信心，主要是他認為共產黨人管不好香港，要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必須由香港人自行管理。鄧小平構思「一國兩制」偉大實驗的深意，值得權力人士深思。

期望中央好好想一想香港成功之道，改變畸形的政治體制，讓香港有足夠條件自行管治，則屆時香港仍然一團糟，那是港人不爭氣，咎由自取，但是在自殘自損的制度下，卻怪責港人無能力治港，對港人不公平；我們也期望那些掌握權力的港人好好想一想，若不再珍惜香港的獨特性，為了個人名利損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自毁長城，更會成為毁掉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幫兇。

林夕 - 議員發言三選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8日

反對用特權法查發牌事件的議員，都辛苦了委屈了，特別是民選的，既要奉旨投票，又要保住選票，真是恕難得哥情失嫂意。經過此番高難度馬戲，一次又一次被嚇醒的選民，下回把票投給誰，就很容易作決定了。此乃最差結果中撈到的最大收穫。

如果把這次演出當選秀賽，暫時得分最高的，非葉劉莫屬。捍衛廿三條時的橫蠻高傲嘴臉又再回鍋，調查死因，等於往傷口撒鹽論，必會傳誦一時。此論能成立的話，則菲律賓人質事件一再問究竟，原來反而最不人道，還沒討回來公道，原來是鹽造的，會讓傷口更傷。此論雖歪，卻別具維穩精神，合乎建制之情理。一切不平不義不公不明不白之事，全人類絕口不提，意圖查找真相的，撲殺於萌芽階段，受害者恍如沒事一樣，傷口即時癒合，連瘡疤也給屏蔽掉，人間多美滿和諧幸福噢。港島區投葉劉一票的，下次還會往香港傷口上灑鹽嗎？

得分第二的，應數民建聯鍾樹根。他認為市民向議員施壓，要求他們投下良心一票，是政治恐嚇；而市民圍立會阻止議員進場，可能惹上刑事罪行。政治恐嚇？那究竟是誰在嚇誰？阻一阻你，不過像一句粗口，無礙你順利入議事廳講廢話，又刑事？市民好驚慌，樹根哥堂堂雙料議員又太平紳士又港大校董又有民建聯鐵票，沒有識也該有膽。更何況叫你們憑良心投票而已，良心有大有小，有不同形狀，若真按良心真為港為民而依然投反對票，也不失為忠於自己原則的蠢貨一匹，比棄權派違心派略略有趣些。當然，若良心決定跟大部份的選民有別，出來行得直選，票債還是要還的。作為代議士，選民無權無勢，唯一票在手，向你施壓，天經地義得非常無奈，因為，有民建聯在，無論壓與不壓，你們的票依然逆民意而投，無論嚇與不嚇，你們的席位永遠就放在那裏，不動如山。市民都不怕，你怕？

代表體育文化出版演藝界的馬議員，說業界有強烈意向，所以很難投反對票，所以會在反對贊成之外作選擇。此話邏輯及駭人處，其實直逼葉劉，大勝樹根，但我只能三選二，亞軍又變季軍。原因？我是作整體考量，沒有什麼評分表可提供。此文也無一滴見識見解建設可言，僅為個人自娛發洩，一如表決前議事廳內眾多議員的發言。

陳沛敏 - 記住他們 還有他們寄生的宿主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8日

初五日，立冬，意味冬天開始。聖誕燈提早亮起，卻粉飾不了民情的憤慨。

立法會否決引用特權法調查電視發牌黑幕，是意料中事。但那群建制派議員這兩天的嘴臉，卻在挑釁香港人的容忍度。

民建聯議員口罵梁振英政府發牌決定處理差劣，卻全投反對票。逆民意而行，反以受害人自居，進出口界黃定光怒斥遭人「粗言穢語問候娘親」，遭網民揶揄應自省不孝；鍾樹根狠批泛民「特權法上身」，市民圍立法會是政治恐嚇，是非顛倒，近乎語無倫次。

一直避見港視員工的工聯會，陳婉嫻明哲保身，黃國健詭辯議案不能與工人福利混為一談。努力洗底的葉劉淑儀，出身精英、做過高官又放洋留學，居然口出調查發牌等於傷口撒鹽謬論；原來人面對權力利益，理性邏輯可棄之如敝屣。

還有那些投棄權票的，可恥又可憐。曾表態支持議案的謝偉俊，最後關頭以特權法通過也幫不到港視員工，轉軚改投棄權票，事後承認曾與「駐港機構」溝通。掛着演藝、文化界議員頭銜的馬逢國，一臉委屈的不敢支持也不能反對，「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戲碼看得人惡心。但香港人不是儍的，在席棄權客觀效果就是反對票，這種掩眼法早被拆穿。

香港電視藝員艾威一語道破市民心聲。他說，對投票結果不意外，最痛心的是「見到呢一班議員，目睹一個香港災難降臨。」「佢哋質素低劣、人格低劣……但我哋又冇辦法趕佢哋走，真係不幸中嘅大不幸。」

建制派人格醜惡低劣，我們固然要記住，但更要認清的，是他們的出現源於怎樣的制度。今次表決，凸顯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如何粗暴閹割議會，同時反映中聯辦過去操控選舉，關鍵時刻西環扶植的議員就把民意置之不理，只聽阿爺吹雞。

這一次，民意輸了，卻讓我們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爭取普選、抗衡西環干政的目標，更清晰，更堅定。

陳沛敏
記者

陳弘毅 - 關於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的法律問題

2013年11月8日

【明報專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10月15日就3個經營免費電視的牌照申請作出決定，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本文探討作出這個決定的程序的其中兩個很可能構成程序瑕疵的法律問題。

兩個很可能構成程序瑕疵的法律問題

這次關於發牌的決定的法律依據是《廣播條例》（香港法例第562章）第10條，該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下簡稱「特首會同行會」）在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就發牌問題的建議後，可就有關申請作出決定。法律沒有列出特首會同行會作出決定時需考慮的因素，只是要求它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由此可見，在《廣播條例》關於電視發牌的制度設計上，通訊事務管理局享有關鍵的位置。該局的成員包括熟悉通訊事務的專才，該局的成立和功能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香港法例第616章）規定；此條例在2012年才制定，在此以前，就電視發牌事務行使有關職權的機構是「廣播事務管理局」，廣播事務管理局現已解散，其職權由通訊事務管理局繼承。

根據傳媒報道，就這次3個申請者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廣播事務管理局在2011年7月已經完成它對申請的審議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但直至今年10月15日以前，特首會同行會仍然未對有關申請作出決定。就有關申請，政府原來的政策似乎是如果申請者能滿足政府和廣播事務管理局定出的發牌條件和要求，申請便會獲得批准。但是，特首會同行會後來認為，在處理這次申請時應考慮市場是否能承受5間免費電視台同時的存在，因此傾向於在3個申請者中作出選擇。就此，政府似乎也默認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改變，因為政府特別就此事去信3個申請者，並給予它們機會作出陳述；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發牌的政策取向沒有改變，那麼根本就毋須通知申請者政府很可能會在3個申請者中作出挑選、向它們提供有關顧問報告並給予它們作出陳述的機會。

政策改變後 有否諮詢通訊局？

從法律觀點來看，這次發牌決定的其中一個重大程序問題，便是在特首會同行會作出上述政策改變之後，是否有諮詢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意見，讓該局就如何在3個申請者中作出挑選以至應該挑選誰，根據《廣播條例》第9條提出它的建議（並進行第9條所規定的公眾諮詢），然後才由特首會同行會根據該條例第10條，在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後作出決定。目前政府已經披露的資料顯示，特首會同行會在作出上述政策改變（及就此給予3個申請人陳述機會）之後，沒有要求通訊事務管理局在最新的政策的基礎上，重新審議3個申請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這很可能涉及程序違法的問題（即沒有完全按照《廣播條例》第9條和第10條的規定及其背後的原則來處理這些申請），導致特首會同行會這次的決定在司法覆核中被推翻。

此外，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13年5月在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v.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HCAL3/2013）一案的判詞顯示，廣播事務管理局在考慮3個申請人的申請、有關顧問報告及公眾諮詢的結果後，已經在2011年7月13日就發牌問題根據《廣播條例》第9條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它的建議，建議發牌給3個申請者。但是，根據《明報》2013年10月18日的報道，特首會同行會所曾考慮的顧問報告共有4份，日期分別是2010年4月、2011年4月、2012年1月、2012年2月。如果屬實，第3和第4份顧問報告便是在廣播事務管理局根據第9條作出正式建議之後才提交政府的。在這情況下，如果特首會同行會在根據第10條作出最終發牌決定之前，沒有把最新取得的顧問報告交給廣管局或後來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讓它重新考慮它原來的建議，這也很可能構成這次決定過程的程序上的重大瑕疵。

最終發牌決定前
最新顧問報告有否交通訊局？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特首會同行會在10月15日的決定只是「原則上」批准3個申請中的兩個申請，並非正式決定對這兩個申請者發牌，這兩個申請者最終是否獲發牌，還要視乎日後政府與它們作進一步磋商時，它們能否滿足政府的要求和條件。由於特首會同行會還沒有正式根據《廣播條例》第8條和第10條作出「批給牌照」的決定，在現在重新啟動《廣播條例》第9條規定的程序，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根據最新的發牌政策和2011年7月以後獲得的顧問報告）考慮3個申請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可能是處理目前這個社會和政治重大議題的較可行的辦法。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明報社評 - 投票部隊又完成任務 高度自治再一次挫損

2013年11月8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文件的議案，一如所料，未能取得功能組別過半數議員支持下被否決，梁振英政府的管治危機暫時得以紓緩。綜觀此事的發展歷程，除了政府橫柴入灶暴露管治能力差劣之外，中聯辦的影子又浮現出來。就香港內部事務，近年頻繁地看到中聯辦介入和發功，使人質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剩下多少？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正在十字路口徘徊，是成是敗，正處於關鍵時刻，值得關心香港前景的人士關注和思考。

中聯辦接觸議員
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醫學界功能組別的梁家騮議員，投票支持以特權法索取文件，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中聯辦人員曾經就發牌事件與他聯絡，梁家騮形容為「交換吓意見，睇吓睇法問題」，他說中聯辦人員很客氣，並未施壓，他也「唔覺得有壓力」。除了梁家騮之外，中聯辦據稱還接觸過謝偉俊，至於是否還有接觸其他議員，就不得而知，不過，建制派議員就這次投票嚴陣以待，出席率百分之百，齊心以赴的陣勢，較為少見，宛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統合領導；所以，有理由相信，中聯辦就此事接觸的議員，應該不止梁家騮和謝偉俊，只是其他人都不現身向公衆交代而已。

據梁家騮表示，以往就其他事項，中聯辦人員也有與他聯絡，進行游說，反而特區政府就不一定找他，今次發牌事件，梁家騮說政府沒有人游說過他。政府對取態游離的議員，理應盡量游說爭取才對，現在只有中聯辦「做梁家騮的工作」，政府中人對他不瞅不睬，事態使人感到奇怪。這種情况，至少有3個可能：（1）政府官員失職；（2）中聯辦與政府有分工，分別對特定議員做工作；（3）游說議員的工作，政府「外判」給中聯辦「負責」。無論是哪一種情况，都不能接受，特別關於聯絡、游說議員方面，政府與中聯辦之間的關係，耐人尋味。

近年在多次選舉中，中聯辦介入協調，是公開的秘密，若中聯辦對立法會議席的分配，有決定性影響力，則建制派議員成為中聯辦的「子弟兵」，特區政府難以調動他們，也就不奇怪了。因為這樣的議員，若要繼續享受權力的滋味，則接受權力賦予者調度、替權力賦予者服務，他們大概會認為理所當然，而在這樣的權力組合中，客觀上特區政府被邊緣化，就是必然結果。日後，即使特首經由普選產生，只要畸形的政治體制依舊，即：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沒有固定、穩定支持票，中聯辦仍然在選舉擔負決定性作用，特區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是無兵司令，則中聯辦透過建制派議員「領導」特區政府的局面，依然不變。

一些港人為個人原因
協助毁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由」這12個字，是當年使港人歸心，順利收回香港的國策和特殊方針政策，回歸17年之後，這12個字已經漸行漸遠，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似有加深擴闊之勢，令香港變調變味。最使人不安的是，本來應該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港人，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妥協或放棄原則，任由香港被改造，甚至協助權力當局改造香港。

以梁家騮為例，對於中聯辦人員與他的接觸，他視為游說，認為在歐美民主社會，在合法情况下也有游說，云云。梁家騮的混淆，使人震驚。香港內部事務與中聯辦無關，已知中聯辦的做法為《基本法》所不容，梁家騮把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等同歐美民主社會的游說，若只因他的認識不足，情有可原，若認為理所當然，則中聯辦在香港內部事務若隱若現的「領導」，梁家騮的「中聯辦游說正常論」就提供了答案。

1997年回歸之時，港人對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極其敏感，稍有風吹草動，都會鳴笛示警，但是久而久之，時移世易，許多港人如被溫水煮蛙，對香港獨特性之淡化和褪色，不僅滿不在乎，不少人還是使香港與內地趨同的推手和協助者。香港社會就此會否覺醒，難以預估，不過，目前情况的後遺症，已經見到一些負面苗頭，就是：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過渡、港人治港向「京官治港」過渡、高度自治向「低度自治」過渡。設若沿着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必然偏離一國兩制構思的原旨，也必然使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以失敗告終。

昨日立法會辯論援引特權法索取政府文件時，支持議案的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的一些發言內容，很有意思。他說，「政府猶如壞孩子，經常犯事，但是每次回到家（立法會），卻總能獲得這兒的怪獸家長庇護。特區政府以為有這種怪獸家長文化的保護，可以安逸生活自得其樂，不過，這只會令到特區政府永遠長不大、無法自己生存。」他希望政府能汲取教訓，云云。李國麟沒有點出「怪獸家長」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要這樣做？現實上，怪獸家長就是建制派議員，他們經人為組織保護特區政府，客觀效果是使特區政府無法自行治理。所以，中央對香港現况，應該作實事求是的評估，針對管治困局，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况的政治體制，放手讓特區政府高度自治，則香港和特區政府才會真正成長起來，才可以擺脫成為國家包袱和負累的狀態。〔Vic：香港是國家的「包袱和負累」？港共政權或許是，但請不要誣蔑香港。〕

林本利 - 行會顛覆政府 破壞市場規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8日

立法會議員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索取免費電視發牌相關文件，即使有八成市民支持，過半數直選議員投票贊成，最終因在功能組別未有足夠票數而遭到否決。由於不少人曾經接觸過顧問報告及相關文件，相信內容遲早會公諸於世，市民不必太過失望。

政府在立法會開會表決前發放新聞公報，進一步闡釋行會就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的決定。這幾頁紙給人的印象是特首會同行會是先有決定，然後再堆砌藉口去支持他們的決定。

政府重申開放電視市場政策，不為發牌數目設立上限，發牌與否必須先由通訊局（前身廣管局）作出建議，再經由行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作出決定。從已披露的資料顯示，通訊局早已決定發出三個牌照，但因行會有人決意「叮走」港視，便額外提出一些所謂「相關因素」，包括整體免費電視市場的持續經營環境。

法律界人士和大學學者已經指出，行會突然改變遊戲規則，違反既定程序，卻沒有發還給通訊局作出審批和建議，已經失去程序公義。政府一面說要維持行會保密制度，不能透露商業秘密資料，自己則把三份申請書及顧問報告內容向三個申請者披露，讓各公司知道對方的投資策略，顯然已洩露商業秘密，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律。

最離譜的是行會考慮的所謂四大準則，在財政能力方面竟然包括三個申請者或相關控股公司的市值及盈利收入、現金流、資產負債比率及申請者將會得到的財政支持。上述考慮因素明顯違反《廣播條例》中，關於公司如屬某法團的附屬公司不得獲批給或持有牌照的條款。若以四大準則審視無綫及亞視未來一年的續牌申請，亞視肯定無法續牌。

事實上，政府為免費電視發牌訂下規管架構，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大財團透過操控媒體，影響新聞、言論和創作自由。政府規定電視台必須獨立運作，持牌人、股權和控制權絕不能含糊，就是要避免大財團透過成立附屬公司和關連人士，干預電視台的正常運作。

去年梁振英攻擊唐英年僭建，在最後階段當選特首，不少市民對他持觀望態度，期望他能改變過去十多年董建華及曾蔭權那種依附權貴，偏袒大財團的施政方針。當選後他硬銷發展新界東北，明益囤地的大財團，今次又以避免出現惡性和割喉式競爭為由，保護既得利益者和大財團旗下的免費電視公司，手法的拙劣較董和曾更不堪。

雖然立法會的議案遭到否決，但整個發牌過程暴露梁振英、個別行會成員和立法會議員的醜態，為求政治利益而埋沒良知。以梁為首的行會，罔顧政府過去一直重視的程序公義，企圖以人治方式扭曲制度，破壞整個審批牌照制度的公平性。相信大部份商經局和通訊局的政府官員都不會認同梁振英和行會的做法，亦不排除有人故意在新聞公報中「露出馬腳」，為王維基的司法覆核提供更多彈藥。

梁振英會同行會顛覆政府既定的發牌機制，把開放電視市場政策改為限制進入市場政策，破壞市場規律，以政治特權取代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兼且浪費納稅人及王維基的金錢打官司。行會無理限制港視透過香港寬頻的網絡傳送免費電視節目，亦有侵犯私有產權之嫌。

今次立法會否決動議，暴露現行政制的歪曲悖謬，為港人爭取真普選及和平佔中增添理據，確實亦有其積極意義。

阮穎嫻 - 跨媒體限制名存實亡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7日

三家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者，只有香港電視真正符合《廣播條例》，其餘兩家獲發牌的公司只是用了信託人避過法例限制，有違法例原意。事到如今，政府不能「隻眼開隻眼閉」，必須向公眾解釋。

跨媒體擁有權限制

《廣播條例》（第562章）附表1第2部訂明，持有一種媒體牌照（報章、電視、雜誌、廣告宣傳代理、聲音廣播）人士不能持有第二個同類或不同類的媒體牌照；其東主、其控權人及相聯者，亦不合資格，除非取得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的事先書面批准。該條例在港英時代已經存在，目的是為了避免廣播業及其他相關界別出現利益衝突、媒體壟斷和編輯單一化，以保障公眾利益。

姑勿論這個規定是否合時宜，奇妙電視本為有線電視全資擁有，香港電視娛樂本由Now的母公司電盈擁有，已經觸犯了法例，理論上不應獲發牌。它們只是透過重組公司，將大部份股權轉到所謂的「獨立信託人」或「信託基金」手上，越過《廣播條例》的限制，實際運作上是否真正獨立，可想而知。

銀河衛視的案例

其實過往已有類似案例可以參考。2000年，政府開放收費電視市場，無綫電視旗下的銀河衛視衛星廣播有限公司（下稱銀河衛視）競投收費電視牌照。當時業界和議員擔心發牌給無綫電視，會造成壟斷，而且是給予特權。而無綫電視則反指其優勢來自其競爭力，所以政府不應為了扶助弱者而懲罰有競爭力的市場參與者。

後來，行政會議最終還是以公眾利益為由，將牌照批予銀河衛視（及其他四名申請者），亦即給予無綫電視豁免。不過，行政會議亦對銀河衛視加上「防火牆」附帶條件，包括（1）無綫電視不可擁有銀河衛視多於49％控制權；（2）銀河衛視須獨立運作；（3）銀河衛視不得與無綫相互補貼；（4）銀河衛視須競投無綫電視製作的節目頻道（在獨家情況下），得簽署獨家節目合約。（5）無綫電視自製節目在其免費頻道播放後一年內，不得在收費電視播放。（6）銀河衛視必須在獲准發牌後18個月才能經營收費電視，以免搶佔先機。

兩申請者違反法例本意，政府須解釋　　今次免費電視發牌，政府並無為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設下「防火牆」限制。奇妙電視已表示營運初期將使用有線集團的服務。雖然電盈（PCCW Interactives）只擁有香港電視娛樂不多於15%的股權（廣播條例上限），卻為香港電視娛樂發言，明顯是實質控制人，電盈亦指可以將Now買下播放權的部份英超、西甲賽事放在日後的免費台播放，明顯是互用資源。為甚麼銀河衛視需要防火牆限制，而以上兩者不需要？

香港電視身家最清白，政府須解釋，為何容許有違條例本意的申請人獲得牌照，反而港視打回頭。

阮穎嫻
浸會大學傳播系講師 

陳文敏 - 電視風雲

明報   2013年11月6日

連續兩星期約十萬人上街抗議政府對免費電視發牌的處理，要求政府解釋，人數之多近年罕見，政府卻以解釋會破壞現時制度為由，堅持以司法覆核來解決。

當然，政府有權以司法方法解決紛爭，是否明智則當另論。司法覆核最少拖上兩三年，若政府敗訴，法院不能指令政府發牌給香港電視，唯一能做的是以程序不公為由推翻政府的決定，政府於是得重新考慮發牌申請。重新發牌程序，又要拖上一段日子，亦可能影響已獲發牌者或它們的投資意欲。將這問題拖延數年，只會令問題日益深化，對香港、申請人和政府皆沒有好處，這是港府需要三思的。

政府的盤算可能認為在法院訴訟有一定勝算，而且一旦要披露亦可要求法院對敏感資料保密。然而，從已披露的資料看來，政府這種估算可能是過份樂觀。首先，法院過往已多次指出，行會保密制並不表示行會所有資料和決定均須保密，况且在發牌決定上，行會是執行法例賦予的權力，有公正行使法定權力的責任。其次，資料顯示，直至今年五月，政府仍然沒有對發牌數目設上限，當政府決定改變這政策時，並沒有給予申請者修改申請的機會，這猶如在考試收卷後更改試題，卻不讓考生有機會更改答案。而且，根據《廣播條例》第10條，若政府改變遊戲規則，在發牌前便得再諮詢通訊事務管理局對發牌的建議，這是法定的責任，保證政府在作決定時獲有關的專責機構的意見，政府似乎並未就此要求通訊管理局在新政策下再作建議，有違程序上的規定。最後，政府三中選二，選擇有別於專家報告的建議，表面上有違常理，政府在答辯誓章中須提出充分理由解釋。解釋會遠於法庭開審前曝光，有關方面亦可能向法院尋求政府披露更多文件，未開庭政府已要面對連串的披露訴訟，對保密制的衝擊可能更大。而政府一旦敗訴，政治上亦要付上沉重的代價。政治問題還須政治解決，找一個下台階重新考慮發牌，將遠勝於躲在司法程序背後的龜縮處理。

丘亦生 - 富爸爸有牌玩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6日

梁振英政府昨日就免費電視發牌決定的所謂解釋，不但令人無明火起，而且想深一層，無法不令人深深憂慮，因為此舉無異宣告香港進入經濟維穩年代。尤其是，今次指王維基落敗的原因之一，居然是因為沒有財雄勢大的控股公司撐腰。

我不明白，阿媽夠大，是否就意味經營成功，是否就願意刻苦經營不裁員？當年開放固網市場，有不少地產財團參與，但最後是否他們做得最好？九倉電訊連住宅固網業務也放棄了。2000年政府發出五個無線固網牌照，當時恒基旗下的裕基科技也成功投牌，恒基財力夠大了吧，但搞了兩三年已退出市場，錢多又如何？

財力非經營成功關鍵

就算是亞洲最強的李首富，對旗下子公司也有過經營不善便斷絕關係的往績。幾年前長江基建（1038）任由旗下澳洲公路公司Connector Motorways破產，長建原持有該業務四成股權，但由於通車後車流量一直偏低，長建一路把股權減持至19%並及早全數撥備，為甩身鋪路。無論破產結果如何，也對公司毫無影響。

任你的控股公司今日的市值有多大，如果生意缺乏經營能力，不能做出成績，沒有富豪會願意無限量支持，親生仔不如近身錢，簡單一個道理。用控股公司規模作為發牌考慮因素，除非控股公司承諾注資，或為投牌公司的債務作出擔保，否則毫無意義。

歸根究柢，梁振英與行政會議成員，完全混淆了行業的持續發展，與現有經營商的持續發展，是兩碼子事。前者的持續發展，要靠不斷迸發的創新，節目質素的改善。現有經營者的持續發展，則更倚賴於壟斷，與政府對霸權的保護，所以即使重播又重播的亞視，依然不用面對汰弱留強的挑戰。

創新與公司財力及規模的關係，一直是充滿熱議的題材。有人會說，大財團有能力撥出大筆科研預算，而且有更完善的銷售及推廣渠道，可以把開發的新產品廣泛銷售，攫取回報。當然，大公司善於創新的講法，多年來不斷受到挑戰，微軟及蘋果最創新的階段，都不是在其市值最大的時間，不少現時最強大的科網股，幾年前都不見經傳，甚至未出生。

創新講速度　靈活取勝

在創新方面，大小公司各擅勝場，大公司可能強於「循序漸進」的創新，但小公司基於沒有包袱，往往便能成為顛覆性創新的始作俑者。無論如何，與其說公司的財力大小，會左右創新能力，倒不如說是速度，達者為先，轉數最快、走位最靈活的，就有王者之風。

本來是一個簡單的開放市場鼓勵競爭決策，但給梁振英一搞，竟然變成鞏固霸權、杜絕非財閥進場、充滿政治味道兼犯眾憎的事件，用一點黑色幽默的眼光看，梁振英也確實深諳創造（理由）性破壞之道。

添馬男 - 香港密室謀殺案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6日

梁振英在立會辯論權力及特權法前，再拋出六頁紙聲明，內容全部重複過去三星期公開及背後放料官方言論，對解開維基慘案，冇乜幫助，如果民意代表就此放過政府，實有負市民所託。

聲明開宗名義指開放電視市場自「一九九八年政策至今十五年，沒有改變」。此陳述有問題。

開放市場引入競爭，關鍵不在於「循序漸進」原則，關鍵是從何時開始作出發兩個牌照決定。上屆政府在通訊管理局及工商局層面，從未有作出建議只發兩牌，梁振英需要解釋幾時、由邊個權力機構提出三變二，呢個改變最關鍵，如此重大政策改變，係咪由新一屆政府作出，抑或前朝。若新政府推翻前朝政策，應有一個公開透明程序，而非只由另聘顧問公司，重新寫一份政府「需要」嘅研究報告，便可以「過骨」。至少立法會及公眾從未知悉有此改變，明顯政府在搬龍門，製造密室命案。

第二個關鍵問題係決定發兩個牌政策，與決定批出牌照之間相隔幾耐，若果政策改變與批牌時間距離近，則明顯係為封殺王維基才有此政策改變。公眾目前懷疑政府為咗畀王維基「穿小鞋」，先至修訂發牌數目。而梁目前公佈只有「論述」，而欠事實證明，立法會議員職責，係要搵出現實證據，重組整個發牌政策發展，包括多達11次呈交行會而無法作決定嘅真正原因。

至於第三個關鍵係行會發牌決定否決王維基原因，公佈指行會「根據四大評核準則，行會考慮了各項相關因素，包括顧問的相關評核、以及各申請者對顧問報告作出的所有相關申述等。行會成員的評核是整體性的判斷。行會最終認為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整體上較香港電視網絡優勝」。

「整體性考慮」即毋須評分

魔鬼就在細節中，整體性考慮即係唔用評分作決定，首先當初所謂HKTV評分排第尾被否決乃政府亂放風。一個涉及重要市場開放政策，行會竟然以印象式作決定，實在匪夷所思。若果在四大評審原則中，HKTV包尾，唔發牌畀佢至少仲有得拗，但政府至今仍隱隱晦晦，左閃右避，用「整體性考慮」做理據，就引伸出更大疑問。所謂整體性判斷，擺明又再一次搬龍門。投資者用咗幾十億投資，而你班行會成員可以「乸西」到咁，整體性判斷即係在四大評審原則之外，加上各人不同考慮，咁究竟呢啲整體性考慮包括甚麼？立法會一定要追查。

查呢單密室命案唔係為王維基，政府公佈理據之荒誕猶如當年「胡仙案」，特首加行會可以閉門pick the winner，毋須跟從一套客觀理性、公平公正之表決程序，事後唔需要解釋，唔搞到十幾萬人上街就當「過骨」。此例一開，香港玩完。大家快手快腳巴結定行會梁粉，乜嘢分區大綱圖，更改土地用途申請好快搵到過關門路。

添馬男 - 狡詐林煥光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5日

面對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聆訊維基慘案，政府硬着頭皮再打一場輿論戰，頭炮出場由行會召集人林煥光壓陣，在憲制層面、政策層面及決策層面解釋，意圖在龐大民意壓力下，令建制派有下台階，借頭借路表示政府已解畫，毋須再引用P and P作聆訊。

扮官場清流　衰過梁粉

當然若果林煥光真係解清解楚，釋除公眾疑慮，大家會收貨，但從佢最新言論所見，所有公眾最關心嘅關鍵問題，都冇解答。林煥光貪戀權位，愛扮官場清流，維持中間溫和之公眾形象，其所作之惡，比真小人梁粉們更不堪。

林解釋指政策上發牌數目由三變二，是經政策委員會通過，再呈交行會通過，沒有分歧異議。既然林振振有辭，煩請再解釋：

一）他所指顧問研究報告，是何時進行，幾時呈交政策委員會討論通過，將政策修改為只發兩個牌。若是梁振英當選後新政府才進行修改，明顯就是政治決定。因為所謂顧問報告，大家都明白，政府想個結論點寫，顧問就點寫。仲有政府為此做咗幾多份顧問報告，各份報告對發牌數目有何結論。

二）政策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作召集人，林需要公開解釋在邊一次會議上推翻發三個牌決定。

三）三司及相關局長有參與政策委員會討論，討論有否表決，結果為何。政策委員會不受行會保密制規範，理應可以公開。

在解釋咗發牌三變二後，跟手就要解釋點解王維基落選，若果其他申請者不反對，政府便應公開評選結果，林至今仍冇解釋王落選原因，一味以保密制作擋箭牌。而出面放風隊死王維基之權威人士，所提論據大部份與電視投資計劃、管理無關，多圍繞王個人作風及政治背景。若特首同行會真係冇政治考慮，便應公開評審報告，還自己一個清白。

我估計在阿爺吹雞建制派強力動員下，動用特權法調查可能唔夠票過，但議員不應就此側側膊，應在資訊科技panel下成立調查委員會，即使冇特權法，一樣可以召工商局、通訊局、顧問公司上立法會作供，一如當年調查「葛輝事件」。各人口供好難夾得天衣無縫，一旦出現口供矛盾，互相卸責，便有突破口再動用特權法，搵出真相。此事反映政府內部有好大分歧，要齊心夾口供撐梁振英，好難。

香港人，已經唔會咁容易俾林煥光等人欺騙！

相關評論：區家麟 - 前提超錯，六十頁紙都無用

吳靄儀 - 權力的傲慢

明報   2013年11月4日

我承認，有時我真是對於法治能否繼續在香港維持感到非常灰心。表面上似乎一切如常，但骨子裡法治已經變質。

看得到的是權力的傲慢。發牌不發牌是關乎公眾利益與公平原則的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是行使法律之下的公權力；然而特首竟然可以拒絕向公眾問責、解釋決定的理據與因由。更甚者，這個人居然可以說，我會向法庭解釋。顯然，市民不配要他問責。這已是極度傲慢。更深層次的錯誤，是這個政府視法庭為一個權力機關，政府只向權力負責。其實無論特首或法庭，都須服從法律，須服從的是法律，只不過法庭有獨特的解釋法律和按照法律審理裁斷及制裁的功能。

但法治的作用，不在於法庭有權判政府敗訴，對政府施以制裁，而是在於政府知所止，自動守法，若政府對法律誤解因而行差踏錯，有人提出訴訟，那麼法庭就可以在審理案件的過程加以糾正。政府要是不守法，高傲地挑戰市民「夠膽／有錢就告我！」法治就已處於危險的邊緣。

當受屈的市民不能或不敢提出訴訟，更甚者，當市民感到就算勝訴也毫無用處，因為法庭裁決不能令政府守法的時候，「法治」就失去意義，不再為社會重視。發牌事件，已令愈來愈多社會上「有識之士」表示司法覆核不會有任何作用。

有識之士視法律程序為昂貴而無用之物，絕大多數市民卻期望法庭是一把尚方寶劍，懲治濫權者的更高權力，所以到底信賴的仍然是權，不是法。

如果行政長官以至平民百姓看到的法治不外乎權在法庭，那麼法官的看法又如何？法大，還是法官大？到了法官也以為自己手操生殺大權就可憑一己好惡而行使法庭權限的時候，法庭也會成為破壞法治的工具。我們的法治文化到底賴誰維持？ 

陳雲 - 排拒移民，不是歧視

轉角   am730   2013年11月04日

語言就是戰爭。十一月一日，香港的社民連、工黨、民主派議員、左翼社運人，發表聲明，說香港人不應「歧視」大陸人來港家庭團聚。他們召開記者會，發表《爭取家庭團聚審批權聯署聲明》，十四個維護新移民權利的民間團體及二十二位民主派議員濟濟一堂。

三年來，香港的左翼一直說香港人排拒大陸的雙非人、自由行及走私客是歧視大陸人，甚至要告到平等機會委員會去。即使香港人鄙視那些隨地大小便及喧嘩滋擾的大陸客，左翼也說香港人「歧視」大陸人，說鼓吹蝗蟲論、反雙非的，是「法西斯」(筆者就被左翼誣衊為法西斯)。「歧視」這個觀念，立法會的財閥也懂得用來袒護自由行政策，大陸人也識得用這個觀念來攻擊香港人。

「歧視」是一個法律上有精確意義的詞，不容濫用，否則會擾亂民眾的法理觀念。歧視的定義好顯淺的：本來有同等權利的人，你不給他們權利，或阻止他們實踐權利，就是歧視。香港人不容許外地人隨便移民香港，不是歧視，而是排拒，因為外地人與香港人並非享有同等權利，外地人沒有香港的居留權，更沒有香港人的公民福利。這更不是排外，因為這些外地人並無進入香港定居。排外是指排斥那些定居本地的外來人。

喝罵那些隨地大小便的大陸客，不是歧視，而是譴責、厭惡，因為這些人根本沒有權利在街上大小便(除非是失禁)。這些日用語言屬於常識，是不必說明，大家都知道的，但常識的東西，最容易受到詭辯的干預，因為一旦受到干預，我們是沒有準備如何去防衛的(unprepared to defend)。老實說，如果我不告訴你，你知道如何防衛嗎？

歧視的法律觀念，來自《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四條反歧視條例 ，有嚴密的法律定義，也是香港社會的新觀念，現在左翼將「歧視」這個法學詞彙解構，並將內容無限伸延，變成浮泛的政治修辭，胡亂使用，這是破壞法理，混淆常識的惡行。舉例，女童要深宵到球場玩耍，父母禁止，女童說父母剝奪他的人權，然而，不論根據常識還是《兒童權利公約》，父母保護女童，免她被損友帶壞，才是合乎她的兒童權利。

那些干擾常識的左翼，說我們不容許大陸人來香港，就是歧視，這是好狡猾的思想植入：因為這假設了大陸人與香港人在香港享有同等的權利。這些左翼，干擾常識、植入蠱惑觀念、令港人無法保護自己，任人魚肉。民主派陣營，律師充斥，容許法律觀念用作政治修辭來破壞常識，更是荒唐。遲早，「戴避孕套不算強姦」之論，會在香港法庭出現。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玉峰 - 被人非禮，應如何報案？

2013年11月3日

【明報專訊】最近有位女朋友被非禮，我陪她前往報案。我和女孩先後在兩個警署，花了共9小時，才完成了程序。在此整理經驗，希望不幸的人用得着。

性罪行報案人與一般罪案受害人不同，警方應對她們的需要特別敏感。可惜警隊在此方面仍須進步。以我們為例，報案時被安排到一影印房錄口供，女警連門都沒關，後來更有男警自行入房影印，非常騷擾。非禮、性侵案受害人，最好不要單獨報案，必須請朋友同行協助。以下幾點是陪報人可以注意之處。

事前準備

如朋友被非禮、性侵犯向你求助，應先請她先向你講述一次事發經過，必須詳細，當作預習。對熟人先講一次，也有助她整理、講得安心。請報案人把重要資料（疑犯的地址、全名、電話）先抄下筆記，到時可帶同筆記入警署講。

陪報人充當案情示範

陪報人有個重要功能，就是去「做公仔」，作被非禮的示範。警方會要求報案人把過程講得十分詳細。但只能憑口述，往往在「咁佢即係點樣摸你」這些問題上，不必要地糾纏過久。報案人會感到氣餒沮喪，亦拖長過程。

如果陪報人同意的話，可當場示範。當時我就請報案人，直接以我作「公仔」，向女警示範對方當時如何觸摸她。對比起單作口述，雙方都更易明白。

要求終止不當對待

有人以為陪報案，只是坐坐而已。實際上，當報案人本身已受案件困擾，身心俱疲，往往會意志薄弱、依賴警方，在報案時陷入不利處境。因此陪報人必須有心理準備要做「爛頭蟀」，為報案人堅持她應有的權利。

以我們為例，報案人一開始確是獲安排在獨立房間，由一名女警落口供。不過，女警在初步聽完事發經過後，指「另一個Madam想喺電話問你少少嘢」，要求報案人離開房間，到報案室使用其案頭的電話與Madam對話。

開始時我們不虞有詐，以為真是問「少少嘢」。誰知一問便是10分鐘，內容更是與剛才女警問口供一樣。

到此時，報案人已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極不當處境：她由「與女警面對面、在獨立房間、有人陪同」，變成在報案室這個人來人往的場合，與一個不知名的女警講電話（無錄音、無落簿）。事實上，她面前更坐着兩個在當值的男警，背後有數名輪候報案的市民。

不過，報案人在這時，通常不懂反抗，以為對方只是想問「少少嘢」，會很快掛線，不察覺自己已進入完全不當的處境。

作為陪報人，這時必須敏感，出聲要求警方終止。當時我便請報案人要求電話中的女警，要不立即面對面落口供，要不就改約另一天，不要讓她在大庭廣眾不停講。

對方十分離譜，竟然問報案人「旁邊係咪有人唔畀你講呀？唔怕，你講啦」。陪報人必須堅持。事實上，當時的環境，警員絕對不應要求報案人在大庭廣眾，透過電話多次重複案情，而且又沒落簿做紀錄。

在警署裏可能會有些不快遭遇。我們報案期間，房門外就不時有男警經過，不斷大聲講話而且夾雜大量粗口，可能會令女報案人尷尬難受。如果有需要，便應向警員提出，要求收細音量。

避免多次覆述案情

很多時，報案人會認為，警員要求講述案情是很合理。不過，有時警員可能會為了自己方便，要你「講完一次又一次」。我的報案人在A警署講出第一次，已經累得發慌，女警稱案情嚴重，逕自出去打電話報告上級，回頭卻要求報案人「在電話上答Madam少少嘢」，結果報案人在眾目睽睽下講了第二次，最後正式落案時，再在B警署講了第三次。就我所知，只講三次算好運氣，如果中途我們沒有堅持要「落簿先再講」，可能又會被要求講多幾次。當你覺得不當，可以拒絕覆述，堅持落簿。

做足心理準備各自堅強

非禮、性侵案落口供需時極久。通常先簡單講述事發經過但不落簿（我們在A警署花了兩小時），之後確認了有案，再落仔細的口供、校正（我們在B警署另外再花了6小時）。

連續8個鐘落口供對於一個受害人來說，是極大壓力，因此當時我們便要求中斷，待翌日再改到另一大警署落正式口供。結果翌日晚上10點入內，我們仍凌晨4時才出來。

大家不要小看這點，「時間長」會令報案人受壓，且到後段無法集中精神，也會慢慢消磨報案人一開頭想取回公道的意志，甚至覺得折磨、受到二度傷害。

解決方法是，一開始要向報案人清楚解釋，過程會長、辛苦，要有充分心理準備，而陪報人亦承諾要給予充分的支援。

Ask what next免錯誤期待

警隊的習慣，是通常都不會先給你說明程序。如果你不主動問，警察不會告訴你，下一步做什麼。錄口供要等多久？現在要去哪一間房，見誰？幾時才會完？

如此一來，報案人可能會有錯誤期待，例如以為會很快完成，或者以為會受到警方保護。陪報人這時又要發揮「爛頭蟀」精神，主動代問：「之後會點？今日做唔完，可以約第日再繼續嗎？」。

帶備物品

報案過程悠長，大家都要記得帶備外套，因為室溫過冷，易令人失去注意力，不利記憶和覆述。陪報人有需要可帶備小量糖果巧克力，打氣之餘也緩和氣氛。另外，帶水十分重要，以我們經驗為例，長達6小時的過程，女警是在我們要求下才給我們每人一杯三角紙杯水。手機充好電，帶書去看也是可以的。

寫「警察日記」

開一本簿，記錄與警察交涉的過程——何時何月，哪個警察打過電話給你？對你講了什麼？他的警察編號是什麼？你到哪間警署與警員見面？有助以後有投訴的話有根有據，而抄下對方的名字，亦會令警員知道，你的權利觸覺較高，他要對你負責。

報警當去水務署

以上幾點，不是希望大家對警方懷有敵意。事實上，我認為女警忘了關門、忘了給我們水、叫報案人離開房間在電話講案情、男警講粗口等等，並不是警員有心「玩」我們，而是警隊整體對性/別案件不敏感，也沒有真正做到服務型警隊的心態。

因此大家須小心，你有權報案，但不要有過高期望，尤其女受害人被非禮後，覺得尷尬、驚恐，可能在警員的權威下會更加脆弱，過分仰賴。但警員無法照顧報案人的特別需要，可能更會造成無可挽回的二度傷害。我認為，只需平常心看待報案，當自己只是往拜訪水務處或者入境處就可以了（預備長時間輪候、做繁瑣的行政程序）。

當然，記得要尊重報案人的意願。她有什麼想講，她想如何講，陪報人不要勉強，要給報案人足夠時間考慮，不要逼其當場下決定。陪報人一定要做足準備。當你準備愈足，報案人愈可以依賴你，就愈可以減少對警員的依賴，這樣場面會較平衡，也較能保護報案人的權利。

*特別鳴謝莊耀洸律師和風雨蘭王秀容女士提供協助。也感謝報案人勇敢，願意承受代價站出來指正，以免更多人受害。

文 陳玉峰

編輯 顏澤蓉

蘇賡哲談善良但愚蠢的知識分子

蘇賡哲：林達光與司徒華
溫哥華星島   2013年10月22日

    加拿大人林達光和香港的司徒華的政治心路有很多相同處。在加拿大生長的林達光說：「對於第一代中國移民的痛苦遭遇，我感同身受。加拿大人不瞭解這些華人來自一個歷史悠久而顯赫的國家。他們之所以受歧視，是因為中國被擁有強大軍力的國家掌控、欺凌乃至支離破碎。 我當時希望中國有一天強大起來，讓全世界的華人都重獲尊嚴。這種意念是受了我道德嚴謹又愛國的父親的影響，成為我一生的使命。」因為這個意念，他對國民黨在二戰後的腐敗很失望，支持看來能令中國強大的中共。

    同樣，司徒華也說：「我生於一個國難當前的時代，自小渴望國家富強，人民毋需再受異族欺凌。」他又表示：「一九四九年，共和國誕生了！當聽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句話，我滿含熱淚，彷彿看見了一條在中華民族面前，充滿陽光的、鋪滿鮮花的康莊大道。」

    今天中國相當強大了，沒有外國欺凌，不再支離破碎，然而「站起來了」的只是手中有權、可以把權換利的統治階層。網上調查，超過六成半的人表示「來生不做中國人」，理由是中國人沒有尊嚴，中國人要尋求做人的尊嚴，必須想辦法不做中國人，跑去以前欺凌中國的國家做外國人。

    更可怕的是中國強大的得益者，九成的高官家屬和八成的富豪已經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將會放棄強大了的中國。那些留在中國的人，正如希拉莉所說，他們「過去是權力的奴隸，現在演變為金錢的奴隸，這樣的國家如何贏得尊重和信任？」

    林達光和司徒華的強大觀是有問題的。他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但魯迅看重的是中國人的質素，和他們強大觀不一樣。

    事實上，在中國飽受外國侵略的時代，很多中國人在外國能受到尊重。晚清拖著髮辮的留美學童，極受美國人尊重和愛護；民初徐志摩在英國，何等逍遙自在，他們沒有因為來自積弱的中國而被歧視。林達光的父親林佐然到加拿大後，從三文魚罐頭廠工人、男僕而至當上聖公會牧師，待遇也不斷得到改善，而他的祖國積弱依然。可見海外華人受不受歧視，決定於華人的質素遠大於祖國強大與否。即使中國強大了，有些富起來了的人出國旅遊，仍然會因為行為不檢，在旅遊點或酒店要「獨享」中文標示警告的待遇。

    年輕時的林達光和司徒華也看不到那些欺凌中國的國家的不斷進步，而且這種進步和中國強大與否沒有關係。美國白人不斷改變對黑人的看法，後來甚至選出奧巴馬當總統，這完全不是因為非洲國家強大了所致。

    林達光和司徒華對中共的禍國經過瞭解得很透徹，但仍然不改對中共的支持。林達光在中共建政時遠赴中國，1964年才重返加拿大，他目睹歷次政治運動，知道大躍進餓死千萬人，回加拿大後在大學教書，散播中共美好的毒素，他有一位女學生為其所惑，也去中國參加建設，結果經歷了文革浩劫，回加拿大後成為反極權的傳媒勇士。

    司徒華沒有親身從香港入內地，他只是勸朋友北上。被他動員北上的朋友如葉容枝、黃國興、麥耀基等都遭受迫害，葉幾乎連屍首也找不到，麥僥倖回港，不再和華叔做朋友。

    但林達光和華叔都沒有因此改變對中共的支持，直到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他們在「六四」後同樣譴責過中共，分別是華叔領導了香港支聯會，直到五區公投時和港共妥協，林達光則更早就和中共重歸於好。


蘇賡哲：冷戰並未結束
溫哥華星島   2013年10月29日

    所謂「冷戰」，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和共產極權國家之間沒有硝煙的鬥爭。很多人以為，蘇聯在上世紀90年代初被拖垮了，冷戰就結束了，於是嘲弄反對中共的理論，說是過了時的冷戰思維。 但如果冷戰是自由和極權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雖然蘇聯已經崩潰，中共也放寬了經濟管制，但政治本質卻專制如故，因此冷戰並未結束，冷戰思維應該存在，鬥爭意識不應該鬆懈下來。我倒是覺得，不妨以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崩潰劃分界線，前此稱「冷戰前期」，後此為「冷戰後期」。

    冷戰前期，美國、加拿大剛和中國打過熱戰，對共產中國有足夠警惕。林達光教授生長於加拿大，飽受西方教育，卻矢志為中共效力。他是我所謂「善良但愚蠢」的知識分子。愚蠢的一個例子是他怎樣看中共壟斷資訊。他覺得對老式知識分子，這是一劑最難吞的藥丸。「解放」後的報紙發布一連串編審過的新聞、口號和宣傳，而美國報紙刊載的是離婚、謀殺、共和黨人誹謗民主黨人、民主黨人又如何反擊之類的新聞。比較起來，中共沒有忠誠的反對派。林達光理解，這是中共的新聞控制，但他相信「所有的控制都是為了人民利益」。

    不久前，大陸作家李承鵬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赴美，他一打開美國報紙，發現都在罵政府；打開電視，都在笑奧巴馬，走在街頭，美國人都在抗議稅收，好像一副國將不國的殘樣。但是開車數百公里，見到沿途許多人家的門口都掛著國旗。李承鵬醒覺，所謂愛國主義，原來就是可以對著政府罵娘而不心生恐懼的主義。

    林達光卻覺得，相信「中共所有的控制都是為了人民利益」才是愛國。他和李承鵬一樣，都去過美國，李承鵬的醒覺他完全沒有，比起來他當然愚蠢。

    既然以為中共所有的控制，包括控制新聞，都是為了人民利益，則中共所有的倒行逆施，包括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都是本意為了人民利益，只不過遇上三年（不存在）的自然災害。

    中共最歡迎這種人，因此，在林達光向宋慶齡表示：覺得自己「以一個『中國人民朋友』的身分在加拿大工作會更有用」時，中共就同意他返回加拿大。他所說的「更有用」，當然是對中共更有用，而不是對加拿大。有甚麼用，用在作為中共的傳聲筒，宣傳工具，傳播毒素。

    冷戰前期的加拿大主流社會具備高度警覺，因而林達光返回溫哥華，在卑詩大學「進行工作」時，就受到抵制，不得不轉去滿地可的麥基爾大學。他在班芙世界問題研討會上「帶頭攻擊美國政策」，要求加拿大政府主動和中共建交，「出席者在一星期的會議後大多傾向中國」。 如果中共不放林達光回加拿大，怎能收取這類政治利益？

    事實上，加拿大情報局和警方一直對林達光是有警覺的，後來一位即將退休的情報局官員還主動和林達光會面。

    為甚麼卑詩大學和麥基爾大學會欣賞林達光，邀請他去為中共作宣傳？我認為同樣是善良但愚蠢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在作祟。

    現在已是冷戰後期，中共對加拿大的滲透，其實比以前更猛烈，他們有更多的林達光在加拿大發揮作用，但人們的警覺性比以前低了，加國情報局長一提出警告就噓聲四起，人們以為冷戰已經結束。善良而愚蠢的人太多了。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李純恩 - 溫故知新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日

這天朋友聚會，有一位五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學，那時年紀不到二十歲，學生之間已在搞政治運動，要互相揭發互相批鬥。

於是人人開始言不由衷說假話，有什麼真心話都不敢隨便講。於是語言就有了一種套路，不但開會時大家說的話是一個套路，連平時同學間相處也都用套路話對應。朋友說，假話說多了也變成自然，自自然然假話便脫口而出，真話反倒不會講了。

那時候大學畢業的評語由班裏的學生幹部，也就是共青團小組長寫，這樣的評語可以定人終生，從分配工作的好壞，到日後工作前途發展，這份埋在個人檔案裏的評語都會起很大作用，許多人就因為評語不好幾乎毀了一生。前些日子，朋友去北京參加畢業五十周年的同學會，班裏老同學們都來了，唯獨當年的班幹部缺席，他托人帶來兩句話，一句是向老同學們問好。第二句是說，當年大家的畢業評語，並不是他一個人可以作主的，借此向大家道歉。

這就是共產黨搞的政治手段，美其名曰「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質就讓人們在互鬥的時候，盡情發揮人性醜惡，大家不得安生，大家都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統治者便可以為所欲為。 

林夕 - 佛陀會怎麼做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2日

美國有本叫《耶穌會怎麼做？》的書，光看書名就知道會暢銷，夠方便，一遇疑難雜症，就有簡便配方一則，無須查經引典，有高人代勞，於是便又有一本《佛陀會怎麼做？》。書中引言說，在個人勵志上牽起一股全國性的趨勢。我看的是台灣中譯本，副題標明101個解決生活難題的智慧，若忽略了此點，懶人遇上個人生活難題以外的疑惑，也以此為唯一標準答案，這個志可真勵不起。

比如翻到101份之一條問題：遭人誣陷時，佛陀會怎麼辦？作者找來《拘迦利耶經》一段子以對：侵害無辜者、純潔者、這惡行回報愚者，猶如逆風拋撒灰末。

作者是芝大宗教學博士，博士進一步代佛陀設想：「他知道不採取任何行動，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是最好的策略。」害人者也是愚癡人，因果循環法則下，「惡行有時像逆風揚塵，揚者反蒙其塵。有時則如帝國的淪亡，要經年累月，因緣方得俱足。」

業報有時，因果不爽。這的確會讓受害者一時得不到平反而爽了一爽。時日長了，作惡者若繼續加害他人，不是受害者爽不爽的問題，而是他揚出去的塵，來不及在今生反撲自身，早已讓現世眾生蒙塵。

作惡者會得到自我懲罰，此乃自然法則，萬物皆空，包括不義的力量。我們有時心中不爽，倒不一定是想急於看到報應，我們中武俠小說有仇必報的毒應該沒那麼深。如果只是個人私怨，不忙，不提也罷；但是對自然作惡者，大自然雖會反噬其身，也會傷及眾人，正如對眾人作惡者，眾人如洪水累積到爆發就會水浸其眼眉，這大水亦會淹死許多無辜的人。當事人以至旁觀者，真的就什麼都不做，坐等因緣？

難得作者從個人生活難題說到眾人之事：「如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廿七年漫長的牢獄，可是終究有冤情大白的一天（南非獨立，曼德拉被擁戴為總統）」。這就說到點子上了。曼德拉能成為總統，「不採取任何行動」，事情能順其自然發展成這樣？所謂因緣，正是由有緣人有心人去促成，有了這因，需要等待條件配合才結那果，為順應自然，我們有責任去主動製造那些條件，此謂之因緣。主動，也不一定有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