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讀了上周四維出世的〈給林超賢的公開信〉。關於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獎」的醜聞，我也是評審小組的成員，亦不吐不快。
姑且提出三問：
1.總評審團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發展獎資料寫明的「評審流程」，總評審團負責「通過」評審小組的結果。「通過」原來不止「是」或「否」？而是可由你任意詮釋的？現在藝發局有個突然的說法是，評審小組提的只是「參考意見」！對不起，我參與了藝術發展獎的評選五年，這四字沒在文件上讀到，也從來沒聽局方說過。如果當評審只是「意見小組」，末了淪為你的橡皮圖章，請白字黑字列明吧，我不來自討沒趣了。
發展獎有九個藝術界別這麼多，尊貴的總評審團不可能每項演出都看過吧？在我看來，「評審小組」及「總評審團」各有分工，小組就專業選出結果，總評審負責「守尾門」。至於「守尾門」有沒意義？「總評審團」最初為何設立？有沒有外行領導內行、架牀疊屋之嫌？這是後話，制度已定，暫不質疑。但總評審團的權力到底多大？評審小組今年決定「年度藝術家」「從缺」，我之前參與的四年，兩年都是這結果。憑什麼今年就把它否決呢（2014公認是香港電影極疲弱一年）？否定也沒關係，總評審團憑什麼另定得獎人？其「合法性」（legitimacy）在哪？
說來荒謬，總評審團決定頒獎的基礎，只是我們評審小組的「第一輪評分」！而且第一名「林超賢」跟第二名只差「0.1」分，這對第二名太不公平了吧？况且那只是第一輪分，是五個人會面前的初步評分。知道什麼是「評審團機制」的，都明白討論及投票之重要吧？首輪分數往往只作參考，討論過程中，評審或被說服、發現新觀點而改變分數或投票意向。按理，我們的投票結果才是最重要的數據，偏偏總評審團置之不理。好比，評審小組五個人參與了是年藝術發展獎，「不幸」給局方留下一些raw data，最後這堆data給局方及總評審團任意詮釋了，隨便定出得獎人。我們投票的結果是，五個人中，三人投「從缺」，一人投「陳果」，主席沒投票，「林超賢」的「賽果」真是莫名其妙。堂堂「年度藝術家」的名銜是這樣出來的，藝發局不臉紅乎？！
是「電影」特別好欺負吧，在別的藝術面前我們自謙外行，只有在電影跟前，誰都誇誇其談。電影是大眾媒體，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悲哀，悲哀在鑒別的標準更莫衷一是。現在，我們五個評審已請辭，並且把分數撤銷，藝發局再沒有我們評獎的「raw data」，連上面說的「0.1」差距也不存在。敢問局方，「年度藝術家獎」及「藝術新秀獎」發獎的基礎是什麼？！尊貴的總評審團對所有的候選人了解有多詳，有沒有把所有電影看過？小組及總評審團本來各司其職，你硬要霸王上弓做我們的份，當然讓給你。尊貴的總評審們，九個組別也當專業評選去吧，記着提醒你的秘書安排時間，在密密麻麻的會議、酒會、飯局、典禮及動土儀式中每天擠出一兩小時，把一年下來香港的電影看遍，才好說三道四。
2.藝發局為何罔顧程序？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2008年開始替藝發局當審批員，一直稱許（尤其跟大陸的朋友）藝發局程序明確、申報機制健全。這次獎項評選，卻有幾個令我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憤怒的經驗，不得不慨嘆，藝發局跟特區政府一道淪落了。
話說我們的1月28日會議定出「從缺」後，某周三下午收到局方電話，行政同事用試探的口風，說總評審團開會（2月28日），對「年度藝術家獎」「從缺」有意見，問可不可把獎項頒出去。我當下說不，因為結果是開會一起定出來的，怎可能憑這一問改變？後來我們知道，這「鬼祟」的電話似乎不是試口風，而是真的在問意向，甚至疑似透過電話再投票！3月16日，我們收到局方電郵，內文說「由於評審小組各成員對獎項的得獎者未有一致的意見，故總評審團決定按首輪評分結果，將『年度藝術家』電影界別頒予首輪評分獲最高分數的候選人林超賢先生」。首先，請告訴我，因為「沒有一致結果」而「頒獎」，這哪門子的獨步「邏輯」？其次，藝發局一直處事嚴謹、講程序，我們的會議都有錄音、評審到齊才開始，為何這次憑個電話，而且是沒有一致性結果的，便把賽果完全推翻？
更好笑的是這封電郵的強詞奪理，它續說，「林超賢多年來積極在電影藝術尋求突破，導演手法不斷提升，既有感官刺激，亦能處理角色的心理描寫」。拜託，「年度藝術家」不是看藝術家該年的表現？為何是「多年來」，再者連具體什麼電影你也說不出，完全含混其詞。然後，「感官刺激」、「角色的心理描寫」？！你隨便去找部首輪電影看看吧，十之八九都在追求這兩個東西的。「感官刺激」最可圈可點，原來香港最大公營藝術機構，對一個電影人的肯定，就是他作品的「感官刺激」。《肉蒲團》及《一路向西》電影的創作者，下年別怠慢了。
這封電郵，只是在例行知會我們五個人，看罷固然憤怒。之前的工夫，給一個強詞奪理、名不正言不順的電郵污蔑了。藝發局的主席說，上星期四維出世的公開信傷害了藝術家感情，笑話！這電郵難道沒傷害評審小組的感情？
還是後來才知道的，3月16日電郵發出的前後，藝發局隨即通知了「得獎人」林超賢。他們大概沒估到我們反應這樣大，設法想安撫，着我們開會再談。3月25日我們再聚首，得出「年度藝術家」獎依舊是「從缺」。我必須說明的是，25日當天第二次會議，局方表面上希望我們就五個候選人「從頭再談」，然而局方在會議上提供的「補充資料」，只對林超賢有利，包括建議我們重新考慮把《激戰》列入討論，會議絕對是有前設的，想把林超賢這硬上弓的「賽果」合理化，對另外四名候選人極不公平。可惜我們不識時務，會上依然堅持「從缺」。總評審團還是執意頒給林超賢，藝發局職員這次「知會」我們不用電郵了，只透過電話口頭說；他們不是愚蠢的，絕對明白之前的電郵何等語理不通。
我小人之心推斷，這根本是藝發局「危機管理」的最差勁示範。2月28日總評審團罔顧程序，亂點鴛鴦的湊出個得獎名單，行政人員沒阻止（也許礙於總評審的顯赫吧），不顧獎項的合理及「合法性」。會後他們急不及待通知林超賢，約他出席4月24日的頒獎禮。評審小組的反應雖讓他們意外，最後在權衡總評審團、林超賢及評審小組三者輕重情况下，把「損害性最低」的持份者犧牲掉。為了怕「孭鑊」、「不好意思」而斷送了獎項的credibility，試問總評審及局方職員，你們於心何忍？文章千古事，藝術跟前我們很微小，說到底不過是短期的代理人而已。
3.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藝術獎項？
拋磚引玉。「電影」的確比較麻煩，因為它跟大眾的距離最接近。真正理想的電影藝術家獎項，除了嘉許創作人，也應肩負起「教育」群眾的使命，要比其他藝術界別做得更多。「年度藝術家獎」不止是決定找哪個名人導演，為他錦上添花，安排他走走紅地氈，給記者媒體拍拍照、登載娛樂版的公關事情。「藝術家獎」除了嘉許導演，還可以讓大眾知道，電影根本上是群策群力的創作，不先入為主的抱持「導演英雄主義論」，向大眾介紹更多傑出的電影藝術工作者，說明每個專業都對電影舉足輕重，除了導演，還有編劇、攝影、剪接、聲音、美術、服裝、演員……當然，這些需要研究的支援，不是兩三個評審在會上說「阿邊個邊個都幾好吖」就算數的兒戲事。局方委託的藝術獎提名小組，可以是個更大甚至跟學院掛鈎的研究單位，專門提供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必須有詳盡的資料及論述作支援，這樣理據才可帶到會議桌上逐項討論。
好的藝術家獎例子一定很多，藝發局從前做的研究應不少，恐怕是走着走着，忘了初衷。不妨參考台灣的「國家文藝獎」，評審方法在網上記之甚詳，評審及決審的分工及流程比藝發局清楚得多。七個藝術項目六個獎，因為不用年年頒、分豬肉，「從缺」便表示該項目該年未達標，足見「從缺」亦有鼓勵界別的作用。國家文藝獎到了2004年才開始頒給電影人，知道它第一個嘉許的是誰麼？是電影聲音設計的杜篤之，之後幾年也頒給了剪接師廖慶松、陳博文，攝影師李屏賓等。當然，杜篤之、李屏賓、廖慶松、陳博文的事迹，他們對電影作品有什麼貢獻，透過台灣電影業界、媒體不斷傳頌，影評人、學者的出版物，早就家傳戶曉。香港的聲音設計、剪接師我們又識幾人？這方面，香港的評論人及電影研究者要加把勁。
永遠記得《乘著光影旅行》的結尾，李屏賓收到國家文藝獎通知的故事，如此隆重的一個榮譽，竟然跟他對母親的掛慮連結在一起，倍覺窩心動人。假以時日，有人去拍關於林超賢的紀錄片，林受訪時，會把年「2014年度藝術家獎」的尷尬故事再講一遍嗎？藝發局及藝術發展獎，你要走的路還多着呢，咱們就此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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