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 敢起動 港人可說不

作者網誌   2015年4月14日

筆者兩個月來三次在本欄斷言，中央不敢輕視反水貨活動帶來的社會危機，除修改自由行、為訪港總人數設上限之外，「一簽多行」亦一定要取消。事實上，過去數星期中方邊境早以行政手段大力遏制水貨活動，現時更公開停止「一簽多行」政策，大大出乎一眾「港奸」及建制派意料之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更似全不知情。

這是港人直接行動的勝利，但中央也非輸家，取消「一簽多行」是到位及實事求是的政策，為港中破裂中的關係提供了緩和，是正確的應斷當斷的決定。

事件有許多令人深思的隱喻。梁振英對中央政策的急改動全不知情，反映他全無管治實權可言。上星期四他才跳出來指摘復活節期間旅客人數下降是由於所謂反水貨活動所致，指這類行為嚴重影響香港聲譽，又誇言政府會懲處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云云。

港府要懲處反水貨義士，中央政府卻要買怕，是誰沒有面子？不要忘記，梁振英上京開兩會前才說過要向中央商討這兩項政策，而中央表明政策不易改，他才會有「企硬」的表態；他強硬而中央向反水貨者讓步，這個特首卻全不知情，顏面何存呢？

雖然說新政策不影響已簽證的深圳居民，更不影響香港人作為水貨客的活動，但深圳海關依靠的本來不是政策的改變，而是立刻的行政手段，所以水貨客問題其實早於三星期前、即一天三處反水貨衝擊行動、踢篋弄哭小女孩、推倒阿伯那一天後，就已經受到中國政府行政上的即時干預而得以立時解決，這是筆者在居住的上水所眼見的。

事件的最大教育意義，是港人從實踐中得知「自己香港自己救」不是一句口號一個理論，而是一個須要從自身起動的信念。「直接行動」的最重要信念，是要相信自己個人或頂多是聯同少數同路人起而行動，是有力量改變社會改變命運的！

三十年來，港人把希望寄託在英國人、在民建聯那些所謂「良心左派」政客、在彭定康這類英國政客身上；之後的泛民主派，什麼民主阿伯阿婆、什麼又傾又砌的溫和路線、什麼抬棺材上街的激進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所有這些政治代理人不是志大才疏，就是欺世盜名，專政者嚇一嚇就怕得要死，老了就淪落貪圖政治黑金，表面勇敢叫口號，私下在大小示威協助警方維穩。港人對他們的信任和付託卻遭出賣，成為政客的謀財工具。

「雨傘革命」帶來最重要的覺醒，是港人終於明白「直接行動」的重要性。直接行動最強調的不是計劃理論，而是用最直接的行動帶出訊息，造成壓力；既是直接，就不求人多，但要快、狠、準，以造成最大的社會壓力。

這與政客需要選票的障礙不同，「直接行動」不求大多數人的認同，也不以犯法與否為框框（有案底不能參選），唯一的道德考慮只是不應用上不必要會傷人的暴力。「直接行動」可能是新人類浪漫者的代號，但這非貶詞，而是令人羨慕享有真正生命自主能力的一族義人。

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是敬重有俠義精神的人。俠與盜在文學作品中往往分不開來，但共通之處是懲強扶弱，維持了社會的公義。反水貨客行的是公義，承受的是個人負上刑責的苦難，政客、偽革命家與退步民主派由於自己無能無法反水貨活動，只好把義士抹黑為暴徒，但歷史是公平的，小市民定會因受惠而感恩於義士。

見賢思齊，人人肯起而參與「直接行動」，香港會重現希望。在可見的將來，重大社會議題如反對第三條跑道、爭取切實的民主改革，香港人的希望在什麼人？是自己，不是別人，當然更不是政客及傳統上的社運「左膠」。「直接行動」的希望在於人人肯起動去改變社會。反水貨行動的成功，正正告訴大家命運是可以自主的。

政府的政改很快就會「上枱」，筆者一點也不肉緊，民主A 貨的政治泛民通過後，死路一條，要死就由得他們去死吧，這些政客不是香港的希望，香港的希望在於人民的覺醒，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覺醒；覺醒不是要反共那麼簡單，而是認識到靠反共開飯三十年的民主代理人的真正面目。據黃毓民在網台所說，是梁國雄四處散播消息，說中共願意出一億兩億買他的一票。

這類消息了無新義，反正無人出來否認，只會有人奇怪，連馬克思也可因為一百萬元而出賣的革命家，何用一億元去收買？若然英美勢力背後跟中共達成諒解，對泛民施加壓力要他們接受政改，泛民今天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尋找下台階而已。

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今天的泛民政客了無重要性。人民不接受的政改通過也沒有用，人民會照樣上街抗爭不休；明白到這麼簡單的道理，中共不會白花數億元送給政客，也不介意方案被否決，只須清楚對港人（不是泛民）表明有誠意發展民主，只是要慢慢來，港人暫時還未進化到拿槍上街的，再下去就不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