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1日
2006年,高瑜在一篇文章裏寫道:「六四時期我和一批記者被追捕,那是國家在抓我們。後來又發生高勤榮、姜維平案件,那是省裏的大員要治他們的『罪』。現在令人吃驚到,一個縣的書記就可以把北京的記者抓走。」八年之後,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她再次由「國家」抓捕、第三次入獄,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高瑜比較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個時代迫害記者的區別,認為打壓輿論的權力下放,低級官員肆意為之,新聞自由變得越來越糟糕。分析她這一次的牢獄之災,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時代的變化。習近平一個明顯的統治術就是再次收權,以反腐敗的名義讓各級官員噤若寒蟬。然而,大權回收之後並沒有變得謹小慎微,而是更加肆無忌憚。
正如江澤民在2000年怒斥香港記者時的語態一樣,他的統治有些神經質,偶爾會情緒失控,但是渴望得到西方社會的承認(連接受採訪都以回答西方名記者華萊士提問為榮)。更嚴格地控制媒體輿論,是在中共六四鎮壓之後,從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得出的「歷史教訓」。自那後,媒體輿論和學校教育都進行大規模改造,一個典型的特徵是,從虛偽的正義教育到無恥的去正義化教育,對新一代人灌輸唯利是圖觀念。
正是在這個時代,勇敢的記者高瑜兩次失去新聞自由。第一次是因為直接參與六四運動,第二次是「洩露國家機密罪」。在此期間,高瑜的貢獻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先後獲得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頒發的「自由金筆獎」、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記者無國界新聞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及「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這些國際獎勵對江澤民政府構成一定壓力,高瑜一次被無罪釋放,三次被「保外就醫」。
人們對江澤民的神經質極度厭煩之際,聽到了新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字正腔圓、有板有眼的講話,頓時覺得如沐春風。但是,掩藏在這種毫無個性的語態背後的,是十年間機械化一般系統性的維穩體制的建成。胡錦濤對西方的在意減弱了,甚至提出「向朝鮮學習」的要求。在周永康幫助下,這種維穩體制周密細緻,無微不至。高瑜所指「下放抓人權」,即是這種體制的一個佈局。
習時代文革幽靈浮現
2012年11月,習近平用輕鬆自如的口氣發表了簡短「就職演說」。與胡錦濤的刻板無趣相比,習的講話簡直說得上生動幽默了,一度傳出他組織了特別的語言顧問班子,改革就從字詞開始。習近平的確比前兩任多了「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擁有更多的政治野心(實現「中國夢」)。然而人們很快發現,這些自信和野心為中國帶來更加可怕的政治高壓,文革幽靈浮現在社會各個方面。
2013年初,很多人還迷倒在習近平語言新風之下時,高瑜就在文章中指出:「習近平不僅要力挽中共政權於不倒,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運,而且要重整朝綱,以期恢復毛澤東建國初期的權威性和合法性。那才是他『復興之路』的宗旨和目標」。今天回讀高瑜這些話,不得不佩服她的觀察之敏銳深刻。在胡錦濤時代暫時避禍的高瑜,進入七十高齡之後,被關進習近平政府的監獄。
我無意比較三任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優劣,而是想要指出,無論是放權還是收權,這套維穩及輿論控制的機器持續運動,就注定它將越來越緊,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是甚麼「日益開放」。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2015年4月2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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