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琇莹訪問林超英：有限觀發展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退休後的林超英，搞作多多，自言「忙過返工」。

生活是忙，但並不亂。

訪問前記者頭痕問他什麼才好——人人都知他愛觀天、觀鳥；退休後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自己動筆寫文章搞定，文章隔不久見報之餘，四年來幾乎一兩星期寫一篇blog，還有經營自己的facebook（他會親自回覆留言）……這樣開誠布公，還有什麼好問他呢？

於是從他的新書說起。《天地不說話》內，是他撰寫的一系列輕鬆易讀但有深意的科普散文。

醉心科學，閱書博雜、不時開竅的林超英，以人文的筆觸，說起天地的故事：說藍天白雲，會說到去「緣生緣滅」、說火山爆發，又可扯到「禍兮福所倚」這道理……說着說着，相信除了因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隨時到達三千億，除了會對香港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除了他在一九七九年已開始跟機場這個project以外，重中之重是他真正悟到「有限」這個道理。

思考方法：從「看」到「觀」到「亂想」再到「啪一聲」

「做人要開心呢，一定要訓練自己感應四周的東西。開心就係要打開自己，打開對眼。眼，除了視覺以外係要『見』；耳仔，聽到以外要『聞』。看見東西有時要好奇想一想，問一問。」他的「見」，不只視覺，還要綜合思考和其他感覺。例如他落巴士嗅到一陣香氣，其他人低頭默默走過，獨他抬頭，看見了白蘭樹。

天空其實不是「天」 只是一個空間

他在書中提到很多自然現象，來說明肉眼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例如「藍天」、「彩虹」，單憑肉眼，其實看不見他們出現的「真相」。「你問天是藍色還有假？其實你看到的只是一個『障』。天空其實不是『天』來的，只是一個空間。我十幾歲時發現，原來天唔係黑色，只係一個空間！𠵱家諗返轉頭都覺得當時好勁。後來認識了其他鍾意天文的人，原來好多天文愛好者都經過這個感覺。」他說這種頓悟，有如腦袋「啪」的一聲。所謂「好勁」，也不是自誇，而是那種開竅的感覺，令他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發現自己渺小係一件好事」。

自此，他的腦袋大大小小的「啪」過很多聲。又一次，他因為觀鳥而「開眼」。他說以前成天係飛鳥，他視而不見。直至有次師傅帶他到墳場觀鳥，他才發現「嘩！原來周圍都係雀！於是每日返工放工都見到有雀！」是為開眼界。

開竅 看清表象背後的真實

開了眼，如何才能找到物件背後的「真相」？他說：「首先要周圍望，望吓望吓，互相參照。睇的時候不要有預設的成見。」留意身邊事物，是一種鍛煉，是通向開竅的第一步。「周圍望的時候，要多望幾眼，將物體由視覺變成一個影像，即要『看』。例如，我看見一隻朱頸斑鳩，認得它，這是一個層次。進一步，就是看什麼東西也好，要花多一點時間看，漸漸你會看到這些東西是有動感的、有變化的。這些變化的總和，才是那一件東西。來到這個階段，才是『觀』。觀的時候，你會對那樣東西理解多一些，心也會安靜下來。」

當能夠進入「觀」的境界，便可到另一階段——「亂想」。「其實即係聯想，只係我叫作『亂想』。即係將看過的東西聯想起來，不是一件一件獨立記住的。獨立記住的那些不是知識，只是資訊。經過這個階段，你會發現你所見到的只是很多東西之中的一部分。再之後一步，就是你會突然間見到這樣東西與其他所有東西是相連，搞搞吓呢，突然間便會『啪』一聲，哦，原來一些從來都看不到的關係，突然間走了出來！英文都有個字『epiphany』，即開竅，突然間諗通一啲嘢。所謂諗『通』，即係呢樣駁通嗰樣之嘛。」一言以蔽之，即要看清真相，還是要累積經驗、識見，融匯貫通，才能窺得一角。

他常以「彩虹」為例，說明在美麗的表象下，還有十分複雜的構成過程：看的人要背向陽光，陽光經過水點內部幾次折射和反射，才分拆出七種顏色。若只直視彩虹的表象，便不能理解表象背後的真實。

崩壞道vs.意志

目下，不少人都說香港的情勢「亂七八糟」，這是表象，還是什麼呢？開了竅，懂得看背後真象的人，又如何看當下的形勢？

「你覺得當下世界好紛亂，但其實紛亂是一些大趨勢，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堆人的意志，嚮度郁緊、互動緊。我們身在其中，難以自覺我們是站在哪裏、幹什麼？但這些群體之間的互動，不會只向一方傾斜。因為天道不是這樣的，天道永遠有調節，回復平衡。世道有時會失衡，但任何一方過籠，天係會收佢嘅。（笑）因為如果天唔收過籠的，我哋𠵱家唔會存在。」但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幾時才是「過籠」，天道幾時才會「收」那些「過籠」的事。但見世道崩壞，難道我們就只能望天打卦，「等天收」？

「如果世界只有這一條天道，即所有物質都會消失，那所有人、動物都不會存在。所以天道有兩樣，一樣是『崩壞道』，另一樣係抵抗崩壞的『意志』，即人會去找食物，將從食物中得到的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抵消崩壞的部分，所以『生命』是逆着崩壞的趨勢而存在的。即是說，宇宙中有兩條路，一條路要你崩壞，另一條路就是堅持唔好崩壞。」也許有形的生命最終免不了老去、崩壞、消失，而抗逆崩壞根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來自生命自主的意志，「呢樣嘢，梗係宇宙一出現時便存在。否則，我們為何仍可以坐在這裏？」

知道「有限」 反對建三跑

或者，他忙這忙那，寫文又做訪問反對機場第三跑道（下稱三跑）的興建，就是無法坐定定等個天來收復「過籠」的事物，而要間中「抗逆」一下。問他是否從大自然中領悟到什麼，於是要去翻出一大堆數字跟機管局論證興建三跑之沒必要，他想了一想，說是因為他知道資源是「有限」的，而我們應該是在「有限」之中做得更好，而非想着無止境的擴張。

「大家忘記了，香港因為歷史原因而被框在一個圈裏。跟其他城市不同，上海、廣州、成都可以變大，北京更可以變大至連接天津，他們有地方。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她被『框住』了，我們的每呎地，一mark出去便是永久的沒有了。如填海，你不會想像有人可以將填海土地重新掘出來。這些叫不可逆轉的改變。」土地有限因而填海，發展基建是一路以來我們的發展模式，於是我們相信經濟發展一定愈來愈好，將來出入香港的人一定會愈來愈多。殊不知這種「發展觀」未必趕得及地緣政治的發展，還透支了香港以後的土地及自然資源的使用權。

機場選址赤鱲角 「勉強」的選擇

他說，其實他自一九七九年起便「黐住」這個「新機場」，「起初還未定在赤鱲角的，不過其實全香港也沒有幾個位置適合建機場，所以很快便決定在這裏興建。」赤鱲角機場的選址，旁邊有一大山，其實是很「勉強」之下的選擇，這也可見香港地方的「有限」，「因為那座大山，結果天文台要花很多錢去搞那套『風切變系統』，告知機師風向是否適宜降落。所以當時天文台是要揹很大的『飛』」。

他仍然覺得，機場的所謂客運的擠迫問題，是可以通過管理手法騰出空間來改善的。「現在全球經濟疲乏不堪，新的金融風暴如箭在弦，過去的高增長率未必能持續。另外，隨着內地開放和設施進步，到中國的訪客不一定需要經過香港赤鱲角機場，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現實。所以說，二○三○年赤鱲角機場預計乘客人流，連九千七百萬都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九千七百萬也只比原設計乘客容量多11%，現在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加上管理新思維，原設計的機場完全足以處理。乘客人流實在不足以構成興建三跑的理據。」

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

更別說龐大工程開支的前車之鑑。正在進行中的高鐵工程，之前說要六百多億，隨着工程延誤，最後納稅人埋單要付多少仍是未知之數。興建三跑，究竟要幾多錢？「機管局起初說千幾億，後來漏了口風說二千億，現在連提都不敢提。看來需要三千億。」他嘗試量化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現在中國嚮尼加拉瓜興建一條新運河，若四百億美金，即約三千二百億。為何興建一條機場跑道，使費會接近一條差不多一百公里、連接中美洲的運河？中間是否有問題？」機管局說他們會「融資」。「但融資之後責任誰負？一定係香港市民找數。因為機管局就是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現在他們連幾錢都講唔出，還要我們去同意興建？」

填海建地，對下一代公平？

建三跑，要填海，而這片海，雖不在維港，也不應任意填。「填了海，即透支了我們後代做事的彈性。現在我們開始講跨代的公平。機管局只是一間商業公司。作為受薪總裁，一定千方百計想將生意變大。生意大，收入也大。但現在建三跑，他們是拎了大眾資源，變作他們的生財工具。」天然資源，即我們的海洋。

他最近讀了本叫Cheaponomics - The High Cost of Low Prices的書，順便將書名譯為「平嘢的代價」。「點解啲嘢會平？因為大司拎唔使錢的天然資源，然後將之變成商品，叫你去買。𠵱家機場呢度呢，就係拎咗個海變做地。他們以公眾損失來津貼他們的生意。他們在帳面賺錢，但香港人便付出了一片海作為代價。所以若要與他們計數，他們是否要畀錢同香港政府買地？根據地價買吖？現在興講『跨代的公平』﹙Interperiod equity﹚，政府其實也要代表未來的市民，跟他去拿回那幅地。」三千億，市民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平嘢」，但到生意人之手便是以小博大的籌碼，甚至是「無得輸」——因為無論一千二千還是三千億，付鈔的是香港市民。

填海「發展」，真的有需要？

繼而，林超英說到填海得地對海洋及其中生物，尤其是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特別緊張：「我認真起來便要問，填海出來的地，你用幾多錢同香港人租借？就算填海工程係你責任，但那片海是『我』的！」說到我字，不無肉緊。「為了興建這個機場，香港社會已犧牲了很多地，還犧牲了很多沒有人留意的東西。」然後他動手畫了一幅圖，解說填海工程的影響。

「以前這個海跟出面的海是通的，以前任何生物，包括赤𩶘，都可以游得過。而珠江口的水係從這邊出去，又或從那邊入來，所以這裏的海底挖得很深，去廣州黃埔的大船係行過呢度。海豚、魚都在這裏自出自入，但起機場時已將海封了一半，變成了一個內海。現在再起多一嚿，還有個人工島，還有條公路由海底過去的，而原來公路不是在這裏『潛水』，會伸出一部分才落水。你話係咪同以前完全唔同咗樣？呢度係澳門來回之處，如海豚出入便跟這些基建與船擦身而過。其實唔使科學家都知，這裏將有大變。但機管局稱只有這一部分的影響。你看海豚要在這個行船的空間出出入入，那牠們是不會入來的了。」

有人會問，海豚有咩緊要？緊要得過香港發展？「這不是有善心的人的思考方法，動這個念有問題。」他說，現在機管局常提議興建海岸公園，補償給海豚，但這裏本身明明是海豚的家呀。「等於你有間屋，突然有人同你講為咗香港人的利益，要用你一半屋起嘢，跟住宣布將剩下的一半，建作『保護區』，咁邊係『補償』？連補償的概念都錯。」在香港，莫說是海洋生物，即便是人，當「發展」突然站在你家屋前，你也是執好家當與包袱離開。近年所謂的「亂」，便是因為愈來愈多人醒覺到所謂「發展」，是否真的有需要？而我們是否仍要抱守這樣的發展觀？

文 蔡琇莹

圖 余俊亮

編輯 蔡曉彤

早在1999年，當時的九廣鐵路曾提出落馬洲支線要橫跨塱原濕地興建高架橋，林超英跟其所屬的香港觀鳥會，加上環保團體長春社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帶頭，以「保育濕地」為理由，反對興建高架鐵路。「說起來，三跑與當年落馬洲支線相似，又話係飽和，又話有需求，但起的時候又破壞自然環境，造成傷害。而且這些發展是否有效益呢？係存疑嘅。落馬洲支線工程，那些錢是浪費的，因為之前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沒有一個論證過程。」關於大型基建，林超英翻出數字，說來說去，問的不過「是否真的有需要建？」，以及當中的「論證過程」。他不滿機管局只以「超過七成民意支持興建第三跑道」來作護盾。2000年，當時的環保署長否決了九鐵提交有關落馬洲支線塱原濕地的環評報告，結果高架橋要改由從塱原的地下經過隧道，成香港環境保育史上一重要先例。（資料圖片）

家明雜感：《公民不服從》他山之石──台北電影節現場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過去一周去了台北電影節湊熱鬧。這電影節每年以不同城市為題，今年到了「華沙」，波蘭乃電影大國也。某個晚上，接連看了華意達《灰燼與鑽石》（Ashes and Diamonds）及贊努西《寂靜太陽年》（A Year of the Quiet Sun）的數碼修復放映。一部五十年代一部八十年代，兩個波蘭大導不約而同重塑二戰往事，着墨與調子大不相同，但蕭條與悲涼如出一轍。《灰燼》的黑白攝影，高反差的光影在銀幕上份外奪目。

《餘生》華語紀錄片的精耕細作

電影節另一焦點是「百萬首獎」的競賽片（7月19日晚揭曉）。幾年下來，該獎項成了台灣同年電影的較量平台，難得是劇情片、紀錄片不分類別競逐（去年得獎就是沈可尚的《築巢人》）。於是這趟旅程多看了幾部入選的台灣紀錄片。湯湘竹的《餘生－賽德克巴萊》拍得很好，攝影與音效一流（攝影師姚宏易也是著名紀錄片導演），技術一絲不苟，華語紀錄片中少見的精心、圓滿製作。《餘生》由魏德聖監製，副題是「賽德克．巴萊」，但跟年前劇情片《賽德克．巴萊》沒有直接關係，不是為了宣傳而拍的（《餘》沒半個《賽德克》鏡頭，沒有魏德聖的訪問）。兩個半小時的《餘生》可以獨立欣賞，原住民的題材拍來十分體面。影片由霧社事件作引子，談日治時期賽德克族差點被滅族的故事，倖存幾代人的辛酸（片名「餘生」所指）。受訪的是原住民及學者，包括《賽德克》的顧問郭明正及莫那魯道的孫女魯比馬哈。《餘生》敘事蠻豐富的，其中一條支線，攝影隊跟着三個原住民父子，登上海拔三千尺高山找傳說的神石。霧鎖群山，景色壯麗，父子對土地謙卑虔敬，身為族人而自豪。夜裏，野鹿悄悄靠近，人跟自然的平和狀態，令人悠然神往。

《餘生》據說早已拍完，奈何因版權問題一直未有公映。去年曾在金馬獎亮相，紀錄片獎輸給了更熱門、更哄動的《看見台灣》，然後便是這次台北電影節的放映。這樣好的紀錄片在台灣竟沒正式發行，難怪當天映後談有觀眾希望影片快點推出DVD。《餘生》將在香港稍後舉行的華語紀錄片節中放映，有興趣的不妨留意。

年輕母親記錄警民衝突

《餘生》放映的同一天，還看到另一部台灣紀錄片《公民不服從》，導演是位年輕的母親陳育青。2008年兩岸的海基、海協會在台灣會談，俗稱「江陳會」。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入住圓山飯店。飯店引來不少示威民眾，台灣警方嚴陣以待。陳育青當時在飯店，她拿起隨身的DV機拍攝，旋即被警察粗野干涉，無理扣留。陳育青對陳雲林頗嗤之以鼻，說他講話肉麻，又因應他的髮型戲稱他為「蓬蓬頭」。不過這非《公民》的重點，陳育青憤怒的是警察違憲執法，他們的職責不是保護特定人士。其後，她陸續接觸到這次抗爭事件的受害者，用攝影機記錄他們遭遇、跟政府對簿公堂的過程，稱為「我控訴」運動，《公民不服從》就是這樣出來。香港近期不停討論「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公民不服從》可看作「他山之石」。在大國淫威之下，台、港目前的狀况互為參照，兩地愈來愈像政治命運共同體。

我們看《公民不服從》，或會為香港感到慶幸。警察把陳育青抓到派出所，一干人等對着她指手畫腳。一個警員說：「警察不用聽你的，是你聽警察的。」另一個拿着DV不停拍的向她破口大罵：「這是機關，不是你家！」過程完全被她的攝影機拍下來了，顯然警員對這毫不在乎。《公民》另一幕，示威者跟警察在街頭對峙，大概覺得封鎖得不合理，有女人不斷向警員詢問名字，警員充滿不屑的回應：「大爺。」香港的警察再卑劣，在鏡頭前還不至於如此明目張膽吧？論暴力程度，《公民不服從》的街頭抗爭比香港厲害。女示威者舉起雪山獅子旗向中共代表抗議，有警察在背後強搶，害她右手中指脫臼。她當天有來現場分享，提到了傷勢。她說手指經治療後仍不能屈曲，右手永遠無法握拳。《公民》中另一男示威者被盾牌打爆了頭，印有「台灣」英文字樣的T恤，留下斑斑血迹。他說受傷後一個月內經常暈眩，那是腦震盪的後遺症。

揭示當地法治靠不住

單從暴力事件看，「昨日台灣」可是「明天香港」？香港警察的警權無限擴大、公權力不停被濫用，干涉示威遊行愈來愈粗暴，相信假以時日，將步《公民不服從》台灣的後塵。台港政府都強調不能錯失時機，「發展」、「經濟」乃王道。政策強硬推行，漠視民眾反應；動員官方宣傳管道、國家機器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公民》有段台灣政府的愚民廣告，活像香港刻下的政改電視宣傳，以各式各樣的修辭與詭辯，和顏悅色的美學、故作可愛的動畫包裝魔鬼細節。《公民》台灣警察把示威區劃到老遠，以確保貴賓聽不見反對聲音，這些我們其實都不陌生了。然後《公民》揭示更可怕的是，當地的法治早已不可靠，民眾對法官信任度很低，跟政府打官司屢戰屢敗。眾多案件中，只有上述被打爆頭的個案勝訴，政府得向傷者賠償。打官司費時，甚至懷疑官方故意拖沓，對訴訟的平民百姓造成心理壓力。《公民》拍不到審案片段，陳育青乾脆用劇場方法，找演員演繹法官的傲慢，在法庭上打嗑睡。諷刺的是，訴訟雖不可靠，贏輸毫無把握，但不爭取又不行，那已經示威者的最後法門。《公民》不止一次受訪的抗爭者說，要不然，只能搞革命了。

女性的抗爭形象

2008年的「陳雲林事件」後，大學師生聲援，在中正紀念堂集會，要求政府修改集會遊行法例，掀起了「野草莓學運」。《公民》後面陳育青的旁白說，失去公義像傳染病似的在各地蔓延，發生了一系列的強拆風波（大埔、華光社區），甚至高中學生報《烢報》被打壓事件。但樂觀點看，這些不公義事件也把人喚醒了，公民社會漸次成形。無論什麼階層、職業，陳育青說走上街頭的民眾愈來愈多；大學講師在街頭聲嘶力竭地呼喊地被警察強行拖走；還有逾千律師站出來表達不滿。《公民不服從》鏡下，婦女站在運動最前線，有勇有謀，極有號召力。她們嬌小、溫文爾雅，跟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比懸殊，力量卻不容小覷。女性的抗爭形象，在《公民不服從》非常鮮明，同時極堪細味。陳育青甚至帶同襁褓的孩子上街、到法院聽判案。看上去有點怪，細想又正常不過，她作為母親抗爭，憂心他們成長的未來，希望他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影片雖以抗爭、公民抗命為題，陳育青拍來不拘一格、技術性無關宏旨。她以個人回應時代，拿着DV機單打獨鬥，以簡單的器具控訴體制之不公。這個母親有型有格，敢作敢為，電影又拍得好看，對她肅然起敬！

謹以《公民不服從》一段訪談的內容作結。政大教授徐世榮此說斬釘截鐵，當下的香港也非常受用：「警察隨意的逮捕，透過我們一次一次的挑戰，把警察的力量推回去。公民社會空間是自己創造出來，這是基本人權。跟他們說，你已經跨越了這條紅線，請你把你的手收回去。」

這句話，有沒有一點像《賽德克．巴萊》那句名言？「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由《賽德克》到《餘生》到《公民不服從》，台灣電影告訴我們，做人無分種族階層性別，要有起碼的尊嚴跟信念。即使從電影藝術的角度看，這幾部片又何嘗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值得我們好好借鏡呢？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成名 - 白皮書——香港人不能承受之重

2014年7月19日

【明報專訊】白皮書——撕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國務院6月以7種語言向全世界公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加深港人憂慮司法獨立與「一國兩制」不保，促使1800法律界人士黑衣上街；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網上發起聯署，反對白皮書及反對將白皮書納入「國民教育」課程，9天內收到6268名市民簽名。 而由23位大專教員在6月28日啟動的簽名活動，在6天內已獲得130名大專教職員及超過900名非學術界市民網上聯署聲明，齊聲反對白皮書，聲明內容有四大點：

（一） 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等於把《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面撕毁，影響遠不止於法官判案的獨立性。

白皮書強調：「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一份報告，便想乘機推翻在《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的承諾，隨時收回已賦予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權力和港人的權利，而違背承諾，是赤裸裸的霸權表現。

白皮書篡改《基本法》：

中央要全面控制香港

（二） 就政制而言，《基本法》附件二清楚規定，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最終只需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for the record）。白皮書改寫《基本法》，變成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擁有「決定權」（power of decision）。《基本法》承諾港人有普選，白皮書莫非要食言？

立法權方面，《基本法》第17條清楚規定特區享有立法權：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白皮書卻寫成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那是否容許人大可隨意干預特區立法會？

（三）《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均沒有「愛國」一詞。白皮書強調「治港者」必須「愛國」，「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意圖明顯，是要按當權者的主觀準則，控制行政長官人選及選舉結果，踐踏港人意願，推行假普選。

（四） 白皮書令人憤怒的宣示涵蓋香港法官。白皮書提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包括……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要求法官從「愛國」角度履行司法職能，要政治理解法律，要司法為政府服務，等同要香港法官背棄其誓辭﹕「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摧毁香港司法獨立，令法庭化成受中國共產黨指揮的內地法律機構一樣。

白皮書成為香港政治和經濟黑洞

一言以蔽之，白皮書揭示中央政府咄咄進逼，予取予攜，全面控制香港的意圖。衝着港人而來的，不只是中央政府背棄普選承諾，還有人權、法治等各方面以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岌岌可危。

見證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及1990年頒布《基本法》的人不少仍健在，這兩份協約若然未到50年便貨不對辦，世人仍會信任中國政府是一個有誠信的政府嗎？

今年七一遊行可見，不少參加者是為反對白皮書而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節節減退，感到一向享有的權利和生活方式未必保得住，促使大家冒着風雨耐心苦候都要上街。《明報》的七一問卷民調，問及遊行主要原因，72%受訪者稱因不滿白皮書內容，僅次於為爭取真普選的82%。

白皮書突顯中央政府背信棄義及特區政府唯命是從，只會激發更多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奮力為自己及香港的未來而行動。而那些原本不熱中民主的人，不少今年七一第一次上街。 香港人是時候醒覺今非昔比，每個人都再不能置身事外，或坐享其成，因為不主動關心政治，政治都會找上門。 可悲是有些人消極放棄，對香港現狀失望而考慮移民。

繼前國務院港澳辦正、副主任魯平和陳佐洱，兩年前指沒有內地的支持，香港就會變成一座死城，白皮書花上整整一節談及中央向香港供應包括淡水、蔬菜和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資，明顯是一種威脅。 白皮書是一記當頭棒喝，提醒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與社會融合若不煞停和適度減少，港人的權利、司法獨立、「高度自治」和生活方式，會很容易受到一個獨裁政權透過經濟、政治和文化手段全面侵蝕。

經濟一環，瑞信董事總經理和前瑞銀首席經濟學家都認為，外國投資者對白皮書造成有關司法獨立和「一國兩制」的疑慮，遠超對佔中的擔憂，因佔中不太可能對股市和經濟有長遠實質影響。在國際具影響力的彭博資訊、《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亦先後有評論文章，強調白皮書對香港繁榮、法治，或一國兩制的威脅。

總括而言，白皮書把中央全面控制香港的意圖活靈活現呈現港人眼前，公然違反《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兩份協約。對白皮書沉默，等於縱容中央政府霸王硬上弓，足於令香港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釀成災難。

註：23位簽名活動大專界發起人及網上仍在進行的聯署聲明（http://goo.gl/g0e9Cb）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民主教室創辦人

李怡 - 決不能確認謊言基礎的選舉制度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9日

林鄭月娥撰文，為政改諮詢報告辯護，講了幾個角度，但就沒有回答報告發佈後受到的最大質疑，即這份名為「公眾諮詢報告」實際上是強姦公眾意見的報告，所謂主流意見根本就是喬曉陽一年多前所傳達的中共意見，而有確實市民量化的公投意見變成無足輕重的「一些意見」。

且略析林鄭的幾個角度。

歷史角度。林鄭和早前梁振英都強調，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目標，來自《基本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在《基本法》諮詢期間，魯平曾在一個飯局中說，聯合聲明附件一所列中方對香港的方針政策，都是中方提出的；筆者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也是中方提出的嗎？魯平支吾說，當然也不是都那麼細。實際上就意味這套行政立法關係，不是中方提出了。聯合聲明說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說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英方（實際上所有文明國家）對選舉理所當然地認為就是普選，沒有人認為是中國「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種扭曲的欽點選舉。

憲制角度。林鄭說，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和發展，必須遵循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的規定。若遵循憲法，是否就要實行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呢？香港體制只能是遵循《基本法》的規定，當然可以補充說《基本法》是根據憲法31條而定出的。林鄭說，《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經普選產生後，須由中央任命。說這是中央明確而實質的角色。中央有權，但普選的意義就是由選民來選出執政者，全世界有普選的政體都尊重選民意志。英國選出執政黨，女王縱使有權但可以不任命選出的首相嗎？

法律角度。林鄭說，像《基本法》一類憲制性法律，是不能任意演繹的，更不能輕率背棄。但《基本法》規定須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才釋法，中共不是任意演繹和輕率背棄嗎？《基本法》規定普選行政長官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林鄭據此強調，一些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不符合《基本法》規定。但大律師公會特別指出，公民提名儘管在技術上不符《基本法》，但建議背後的目標和理念是為了確保提名過程有最高限度的選民參與，這目標和理念完完全全可在《基本法》下的「提名委員會」的概念之內落實。因此，若讓提名委員會所有委員都由選民在分區直選產生，就可以既符合《基本法》又讓選民在提名程序中參與了。何以諮詢報告絕口不提改革提名委員會？而仍然要遵循已在上次特首選舉中發臭了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香港人早已深知道中共的「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是甚麼假貨了，所以才會有六七成市民支持公民提名。

政治角度。那就是向立法會掌三分一以上的民主派議員乞票了。林鄭要議員們「心存大我」，「為着實現普選的目標，大家多走一步，嘗試化解分歧，甚至放下一些原有的堅持，共識並不是遙不可及的」。但是自去年喬老爺定下方案以來，中共和港共為甚麼就不能放下一些堅持、多走一步呢？何以溫和民主派提出一些調和方案，中共港共全不理睬而且寸步不讓呢？何以林鄭視中共意見為「一錘定音」而不是「大家多走一步」呢？而且何謂「心存大我」？大我是指最廣大的市民意見嗎？還是中共宣稱它可以代表的13億中國人民的意見？議員若依從林鄭的大我，採取親「共」之「識」，那麼他們在2016的選舉中，是由13億人去選還是由香港選民去選？他們要向哪一個大我交代？

最後林鄭提出要向前看。她說不要把2017年的普選看成是政制發展的終局，實行普選後，相關制度仍可作出完善。意思是叫市民「袋住先」。只是，一旦這個被《基本法》定為「最終達至」的普選制度確立後，還有機會對「最終」作「更終」的改動嗎？更重要的是，如果讓這個經強姦民意諮詢的政改過關，那就意味香港人向全世界表示我們心甘情願去做專制政權之下假普選的橡皮圖章，我們心甘情願用我們的稅金去養活這批不向我們負責卻向北京跪拜的奴才。

我們希望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但絕不能接受一個讓香港市民蓋橡皮圖章的假普選。當年余若薇與曾蔭權辯論時說：寧可原地踏步，也不能行差踏錯。原地踏步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爭取，而且至少我們沒有確認建築於謊言普選的基礎上的制度。謹記捷克維權總統哈維爾的名言：「（一旦）人們確認了這個（謊言）制度，（就會）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馬傑偉 - 鄉關何處

明報   2014年7月18日

世侄女在台灣打工換宿多月，昨晚Facetime閒聊，她拋出一句：「如果可以，一定不回香港。」我心無端一陣哀愁，以港為家的她，很是艱難才說出決絕的話來。我反而這樣想：「如果可以，我很想留在香港。」但這個「如果」，愈來愈不容易。

面書讀到一篇文章，題為〈香港是我家〉，作者在台灣生活多年，最後還是回歸香港。與太太分享這個故事，她又竟然說：「我已經不覺得香港是家了。」家，你不能抽象的談；家，就是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可惜香港每天發生不少令人厭惡的事，家不像家，變得陌生了。收買臨時演員扮演示威者，把爭普選說成是哭喊的孩子討飯吃，facebook充斥各種尖刻惡毒的言語、良心竟是難以破解的密碼、民主變成了十三億鬥七百萬的拗手瓜角力……

鄉關何處？你我的家是怎樣的歸宿？薩依德的自傳式回憶錄Out of Place，中譯「鄉關何處」，是神來之筆。他，自小離開家鄉巴勒斯坦，在美國受教育；家鄉只存在於記憶，因為現實中的家，風風火火，美國與巴國，已是格格不入。上月在台南，到訪一家香港家庭開設的餐館，懷舊的香港氛圍，八十年代的地磚，以前流行過的書刊……他們把香港的家，搬到台南的尋常小巷。對，這是我的家了，我熟悉的港式生活，卻以遺民遠走的方式，飄落另一個海島，企盼可以偷安於邊陲，不受強人政治的同化。他們移民台南一年有多，生活尚可，遠離香港的沸沸揚揚。

我的家，仍在香港；這個黃昏，在書房外望翠綠的城門河岸，想到遠走他鄉的世侄女，想到自己的何去何從，心頭淡然的一陣涼意，這正是你和我身陷其中的新時代。

葉健民 - 原來，這就是你所謂的「有商有量」

2014年7月18日

【明報專訊】對於關心政制發展的人來說，這個多月以來如何保持一份冷靜，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原本對於政制諮詢的報告，也沒有什麼期望，只求政府以四平八穩的方式處理，輕輕走過場啟動政改五部曲，不要引起太大爭端便是。是否應押後提交報告，其實也意義不大，因為一日未有具體的方案出台，雙方只會繼續在原則性問題上糾纏，民意也難以聚焦，泛民也不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忽然讓步。况且，從2012年的政改經驗來看，中央要是作出妥協，往往是在死線臨近表決前夕的一刻提出，不會給予泛民充分時間去「還價」。所以若是天方夜譚地中央忽然願意接受泛民要求，按現時的日程，也是可行的。但是，卻真的沒有想到這份報告會如此粗暴地玩弄民意，特區政府竟然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去剝奪市民爭取立法會進一步民主發展的權利。

報告陳述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部分，本來是尚可接受的。它沒有使用強硬的用詞如「違法違憲」去直接否定公民提名，報告中也肯定市民普遍對普選的殷切期望，和正面肯定普選對維持繁榮安定、促進管治和發展的作用。但對立法會選舉的部分，政府卻來個180度轉變，指民意認為注意力應放在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問題上，所以得出來的結論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不用作出重大修改。政府向人大建議不用就此修改《基本法》附件二，意思就是來屆立法會的組成辦法不會有任何改變，功能組別議席不會減少，而一直為人詬病的分組點票也會繼續存在。

立會不改革 非民心所向

政府說這個決定合乎民意，這種說法是對港人徹底的侮辱。盡快取消功能組別、取消分組點票，這些要求多年來從無間斷，而這些聲音在諮詢期間也多不勝數。各界可能對如何改革選舉辦法立論不一建議迥異，但求變的心態卻是一致。輿論的關注的而且確是聚焦了在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問題上，公眾對立法會問題關注較少也是實情，但說立法會應停在2016年原封不動，肯定不是民心所向。在討論公民提名時，政府一直強調不能只看民情單看數字，政府也要負責任地做應做之事。那麼，在處理立法會問題時，又何以能夠單以民情為由，而不顧推動政制全面邁向普選的歷史任務？《基本法》早已承諾立法會最終全面由普選產生，就是說傳統功能組別必須退場。因此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以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推動立法會改革，尋求辦法在每屆立法會提高直選議席比例，積極改革選舉辦法，讓功能組別在2020年完成歷史任務，退下舞台。這個當然是燙手山芋，甚難處理，但前任政府至少作出過努力，嘗試以不同辦法去突破缺口，甚至以偷天換日的「超級區議員」辦法，以「類直選」議席去代替傳統功能組別議席。但梁振英的選擇，就是徹底迴避問題，拒絕作任何努力，粗暴地把市民的民主訴求壓下去。

如何說服泛民政改食住先？

但從政治上而言，這又是否一着高招？有人可能說，只是處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問題已經十分困難，再加上立法會爭議便會更大，政改成功機會更小。坦白說，我看不到這個論點如何成立，因為對泛民而言，一直爭取的始終是雙普選，要求行政立法機關同步民主化，這也是全港市民長期以來的訴求。立法會原地踏步，只會令泛民更難妥協，也難以向支持者交代。有些意見要求泛民要以「食住先」的心態面對政改，就是應先接受一個行政長官選舉的次優方案，以期日後再作進一步完善。但假如立法會在2016年時完全沒有進一步民主化，立法會內功能組別影響力沒有減少，又何以說服泛民在下屆立法會中有更大機會取得三分之二支持以推行下一步的改革？特區政府這種自動棄權，不作爭取令立法會原封不動的做法，實際上只會令泛民在特首選舉問題上更堅持原有立場，寸步不能讓。更何况，今天政府以2012年立法會已作大改動為理由，說明何以2016年不用再改，更令「食住先」的講法全無說服力。原來當年接受了妥協，反而會成為了今天阻礙進一步改革的「理由」，這又叫泛民如何讓步，怎可能再接受任何中間落墨的安排？

沒有人相信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有「一錘定音」的能耐，這份報告的建議也沒有可能在未有取得中央政府首肯前便公布。這種粗暴地剝奪港人的權利，實際上再一次反映出中央對特區管治的憂心。在北京眼中，特區管治失效不單在於抗爭不斷、街頭暴力增加，還在於立法機構未有與行政機關全面配合。特首選舉不能讓，立法會組成也不能放。對中央而言，要穩住立法會，必須做兩件事，既要穩住建制派，要阻止泛民在議會擴張勢力。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作修改，一則可以向建制派送上定心丸，確定他們的功能組別議席可保住，二則也可較有把握令泛民在議席上沒有明顯增長。北京的煩惱，在於人大當年決定立法會內功能與直選比例必須對等的決議，只限於2012年一屆，中央也不想自己出手打破昔日承諾，特區政府自然心領神會自動獻身，願作「醜人」以玉成其事，「主動」建議立法會組成不用修改。也許，中央就是要示範一次，何謂特區權力完全在於中央願意給多少。觸怒天庭，就可以連發言的機會、爭取的可能也可以一筆抹走。問題是，香港的群眾真的就只會默默接受，就此罷休嗎？中央對此可能成竹在胸，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任何反彈和亂局。這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卻進一步把矛盾推向爆發點。中央步步進逼，擺明車馬只會以自己一套行事，梁振英只顧私利，早已背棄港人，激進力量枕戈待發，蓄勢以待。特區政局崩壞，政治衝突洶湧激盪的日子，相信不遠了。

新力量網絡網址 :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黎廣德 - 環評報告預示 「三跑」壽終正寢

2014年7月18日

【明報專訊】對於渴望用公帑興建赤鱲角機場第三條跑道而坐享免費午餐的航運業，機管局公布的環評報告無疑是當頭棒喝。雖然幾百頁的報告正文只得英文版，一般市民難以消化，但經過環保專業團體抽絲剝繭的分析，能以事實支撐的結論只得一個：香港境內的生態環境已經超出負荷，倚靠大型基建帶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採納低排放、高增值的新發展模式。香港人要提升生活質素而非自毁家園，放棄三跑是唯一出路。

對任何不戴有色眼鏡的官員或企業，這份報告有很大參考價值。報告由機管局聘請的顧問撰寫，自然想方設法把問題淡化，把好話說盡。所以令人吃驚的並非「項目可行」的結論，而是在碰到環境制約時採取「已盡全力、別無他法」的取態，正好反映出問題嚴峻，專家也無計可施。

環境死結 難符法例

試看幾項環境數據，便明白機管局沒有能力解決「三跑」造成的死結：

空氣污染——報告內最離奇的測算，莫過於對2031年空氣污染的預測。這項預測倚賴一套污染擴散模型（PATH model），但預測的結果取決於輸入的假設數據，包括三跑引致的額外排放，其他新建工程的影響以及廣東省的區域性排放等等。以二氧化氮的年平均濃度為例，幾年前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用同一套模型預測2031年數據，已經超出今天採用的空氣質素指標（只因當時的指標較今天寬鬆才能過關），但三跑報告的預測比當年更低：屯門是38微克/立方米，香港口岸是39，剛好低於指標要求的40。這種有違常理卻又難以核實的預測，只會給市民「大膽假設、小心篤數」的印象。

噪音影響——報告內另一避重就輕的傑作，是採用一套與市民感受脫節的「噪音預測等量線」（NEF）作為評估噪音影響的標準。根據這套標準，全港只有大嶼山沙螺灣的飛機噪音超標。但上月運房局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首次公開了政府監察飛機噪音的數據。原來多區市民均已承受超出70分貝的噪音，單在去年6月，馬灣、青衣、荃灣，東涌有幾十至幾百次，但這些影響並未反映在環評報告內；按照推算，三跑運作後屯門和黃金海岸也不能倖免。最不可思議的緩解噪音措施，是三跑建成後須於晚間停止使用現有的南跑道。由於環境因素而令新基建的效益大打折扣，正是本地環境承載量「爆燈」的有力證據。

海洋生態——報告承認因項目施工期間會損失981公頃開放水域，直接影響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機管局明知這些生態損失無法在香港境內補償，竟然耍出一招移形換影：海豚會游出港境外棲息，7年工程完成後再回來。這猶如發展商要把你家居的大廈拆缷重建，但現不作任何補償，要求你自生自滅，7年後回來碰運氣。你跑到外面發現全區每幢大廈都已被發展商圍板（因為珠海、東莞、澳門等地也在珠江口填海），才驚覺無處容身。機管局的邏輯不僅不道德，更沒有科學依據，亦違反環評條例要求項目倡議人承擔補償責任的基本原則。

玩弄程序 失信於民

機管局是公營機構，市民對它的誠信有很高期望。但事實證明，管理層急於求成，屢次失信於民，並在程序上鑽空子。例如機管局早已承諾為三跑進行碳排放審計，以評估項目對加劇氣候變化的影響，但一直拖延不表。

上月本港3個民間團體聯同英國智庫完成了全港首例《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量化分析社會及環境成本，確認在基本情景下三跑的社會環境總代價為3900億元，在悲觀情景下為6700億元，比機管局預測的5400億元效益還高，意味三跑有可能成為負資產。機管局盡可不同意研究結果，但有責任提出客觀數據，令真相愈辯愈明。

可惜機管局迴避討論，反向傳媒放風說項目成本勢增至2000億元，又不肯更新經濟分析的數據，令社會無法聚焦討論三跑是否物有所值。路人皆見，機管局的如意算盤是硬闖環評，只待環保署長簽發環境許可證，便可大打「遲建一天損失多少千萬」的偽經濟牌。最近田北辰議員提出興建三跑必須同時興建連接深圳機場的鐵路，意味着項目總成本達三四千億元，究竟政府有何盤算？是否刻意把公眾蒙在鼓裏？

機管局工程副總監潘嘉宏早於兩年前承認，機場運作的效率一直低於原設計標準，而且愈做愈差，大型客機的比例從八成多跌至六成多，民間剛發表的研究更證實近年飛往內地三四線城市的航班愈來愈多，與深圳機場的角色重疊。如此下去，興建三跑猶如在中環起國金三期用來賣奶粉尿片，得益者是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剛發表了一份《深度減碳路徑》報告，確認15個全球碳排量最高的國家（以中國為首）可以減碳45％而經濟總量繼續增長3倍。因此沒有三跑的香港，依然可以是生龍活虎的永續城市。2000億元公帑，難道不能更好地投資在香港人和下一代身上嗎？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尊子 - 政改諮詢報告濃縮版

明報   2014年7月17日

香港市民對2017特首選舉的主流意見與北京領導人意見竟然完全吻合。〔完〕

李怡 - 政改諮詢報告是自導自演的活劇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6日

政改諮詢報告和特首向人大提交的報告，是以「主流意見」、「多數意見」包裝，向人大提供中共屬意的政改意見，以便人大常委再以此為根據作出決定。諮詢報告的「整體意見」，包括特首人選要「愛國愛港」，提名權不能直接間接削弱或繞過提委會，提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提委會以「少數服從多數」產生特首候選人，實際上都是去年3月喬曉陽推出的意見，也是這一年多來港人抗爭的焦點。因此，這是由中共授意、港府假諮詢之後提出供人大拍板的報告。

報告藐視香港人通過公投和遊行所表達的要求公民提名的訴求，斷章取義地引述大律師公會說公民提名不符基本法，卻沒有提及大律師公會認為公民提名建議「背後的目標和理念是為了確保提名過程有最高限度的選民參與，這目標和理念完完全全可在《基本法》下的『提名委員會』的概念之內落實」；報告強調提委會照過去選委會的方式組成，而不顧大律師公會聲明重複強調的一點：「提名委員會的功能只限於提名，它不能決定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這不是提名委員會的職能和目的」。報告正正是要由提委會決定選舉的結果，也就是把選民的一人一票當成橡皮圖章。

後續的如意算盤是報告經人大拍板後再由政府提出方案。倘若立法會對這樣產生的方案予以否決，恐怕算是較好的後果；倘若通過則將激起更大民憤，與政府對抗的民情越趨激烈，更使政府施政困難重重。

前天文憑試放榜，大部份新科狀元都表示支持沒有篩選的普選，有的支持佔中，有的對佔中有保留但支持其理念。狀元之一的楊志聰認為特首選舉必須有公民提名，他對佔中理念表示贊同，對白皮書反感，說香港人不是那麼蠢，香港人是聰明的，不會你說甚麼就相信，他認為白皮書有反效果。

白皮書有反效果，難道中共不知道嗎？2000年台灣大選，中共發佈了關於台灣問題的白皮書，公開威脅「台獨沒有出路」，結果刺激台灣選民票投陳水扁當選。香港6.22公投，佔中三子原先認為有10萬人投票就收貨了，結果白皮書出籠，刺激了近80萬人投票，也促使51萬人參加7.1遊行。

白皮書和這次的諮詢報告必然產生反效果。草擬白皮書和寫諮詢報告的人不會不知道，但這不是他們要考慮的。白皮書和政改報告，是寫給中共高層看的，最重要是按照中共的意思去寫，迎合上意。那麼中共高層要不要考慮效果呢？也不需要，他們只是自己看了過癮。從政改諮詢報告到將來推出的政改方案，「八九不離十」就是一年多前的喬老爺方案，兜兜轉轉其實是中共港共自導自演的活劇。

白皮書粗疏到連講到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時，也誤指「主要官員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稍有法律常識的人，怎會支持這樣狗屁不通的白皮書？除了有中共政協名銜的人，沒有任何一個大律師支持；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去網上看他的檔案，就知道他有多少大陸的職務；為白皮書辯護的四大會計師樓，都是在大陸有業務有利益的公司。1,800法律界人士包括許多大律師，沉默遊行抗議法治的墮落，而只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類人認為與《基本法》不矛盾，沒有新意，但既說沒有新意又說極重要，真是不知所云。正常的香港人都覺得很奇怪，大家都在香港長大，大家都了解和享受過香港的自由法治的滋味，都知道文明的價值取向，怎麼會有人如此扭曲事理呢？

答案是他們這些話，不是說給香港人聽，而是給北京聽的。或基於自己的利益，或基於「接近權力的亢奮」的奴性。

至於追隨的所謂「群眾」，就是在「反佔中」遊行中，說出「反中央」、「撐張融」這樣胡話的人。在歷年的7.1數十萬人的遊行中，每次都有記者對遊行者作訪問，幾曾見過有人說過與他們的遊行訴求相反的話？因為抗議政府的民眾都發自真心，而支持政府的許多都是受命追隨、不明目的的人。

香港人不蠢，但許多香港人太聰明了，聰明到可以出賣自己長期形成的價值觀去說些扭曲事實的話，聰明到連女兒割腕自殘也不會着急痛心趕去安慰，而是把女兒拉出來做公關騷，聰明到懂得怎樣把中央意圖內轉外再轉內處理。

太聰明的香港人都是成年人。因此我們特別珍愛黃之鋒和他代表的年輕一代，我們也特別欣賞新科狀元們就佔中表態。不要說佔中目標參與人都是成年人，沒有年輕人的參與，一切抗爭都會有氣無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主流意見．尊子．蘋果．20140716

古德明 - 發表講話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7月16日

七月七日，中共舉辦抗日戰爭爆發七十七周年紀念，大陸中評社報道：「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句句先黨後國，充分發揮了肥黨瘦國的統治精神。而「發表講話」四字，當然也是中共話，不是國語。

李白有《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自我開解說：「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蔡東藩《前漢通俗演義》第八回秦二世要處死公子將閭等兄弟三人：「因遣使致辭道：『公子不臣，罪當死。』」李白不會說：「問我心中事，我發表講話。」蔡東藩筆下，也沒有「因遣使發表講話」那樣下流的寫法。

「講話」中文從來不作名詞用，其中「講」是動詞，「話」才是名詞。湯顯祖《牡丹亭》第十齣柳夢梅對杜麗娘說：「小姐，和你那答兒(那邊)講話去。」《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高翰林邀萬中書吃飯，飯後同遊花園：「高翰林同萬中書攜着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中文的「講話」，怎麼變成「發表講話」？

查第二版《朗文當代高級英漢雙解辭典》，就可找到「發表講話」的詞源。辭典deliver條下，有to deliver a speech這說法，而deliver譯作「發表」，speech的動詞speak則譯做「講話」。現代漢語人於是把「發表講話」當作to deliver a speech的方塊字寫法，只求符合英文句式，那裏管他合不合中文規矩。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臺灣《中國時報》有《臺獨絕無前途》一文，說有個丘宏達教授向來反對臺灣獨立：「馬英九總統曾多次發表講話，肯定其貢獻。」二零一三年一月六日，香港《星島日報》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舉辦酒會，和三百 支持者歡聚：「梁振英發表講話後，就與各界人士交談及拍照。」說「發表講話」而不說「致辭」，對現代漢語人而言，有兩大好處。第一，這證明他們不懂中文，身分因此比中國人高一等；第二，「發表講話」比「致辭」用字多一倍，符合冗長原則。

現代漢語以冗長為貴，讀者假如不明白，不妨看看習近平七月七日「發表」的兩句「講話」：「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三十二字，等於中文十七字：「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空前覺醒，空前團結。」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馬傑偉 - 沉默的羔羊

明報   2014年7月15日

主教訓勉信眾，乖乖做隻羔羊，默不作聲，以內心平安，面對紛亂世情。聽一聽他的幽默、想一想他的言行，沒有倒抽涼氣的感慨，也沒有太多的憤怒，反而有種怪異的墮落感；宗教本應出污泥而不染，如今主教自陷於污泥，與俗世權貴廝混，更把十分混帳的歪論，算到耶穌身上。主教竟說，信耶穌，效法祂的沉默，在殺羊屠夫手下，不吭一聲。

我年輕時好辯，常把教徒駁倒。最後還是受洗加入教會，吸引我的，不是耶穌的沉默，反而是耶穌不畏強權的骨氣，祂敢於挑戰當時的政權與宗教領袖，不貪生不怕死，最後堅強就義，死在十字架上。發聲在先，沉默在後。敢於批判不義，是勇氣與堅持；沉默面對酷刑，是承擔與意志。如今主教把前後脈絡斬斷，單叫人收聲，平平安安做個安靜的信徒，這不正是斷章取義、歪曲信仰。貴為主教，讀了多年聖經，講了千百次教理，竟可以把耶穌的生平與身教，切割成沉默的麻醉藥。

行公義、好憐憫，一剛一柔，是基督教的神韻。愛心與犧牲精神，不是溺愛不是愚忠。同情心背後有強烈的是非對錯價值。主教的羔羊論，保留柔弱，切斷正直，強調內心平安，不理外在社會的不平不義；剩下來的，是一個怎樣的基督信仰？

主教並沒有預先撰寫講章，似是「爆肚」直言，是他的真心話。如果沉默的羔羊，真的要被殺被宰，反倒是惹人同情的犧牲。但恐怕今天不少教會領袖，站在有權有勢的一方，自我犧牲談不上；反而真正被犧牲掉的，是信仰的最核心。

吳靄儀 - 猛力奪取的民主

明報   2014年7月14日

我曾說過，香港要有民主，香港民運須先從請願式政治走出來，走進參與式政治。香港人普遍意識到，71．14之後，香港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其實就是由於511人集體被捕的事件，正式拋掉請願（抗議只不過是請願的另一個模式），揭開了參與式政治的序幕。這個變化至為重大，這個炎夏，香港民運要加深對這個變化的認識，進而作出有力的推動與承擔。

請願和參與之間的分別在於承擔，在於前者（請願）默認支配一切的權力和責任都在於他人（政府、權貴、政黨等），我們只能溫和地或激烈地以種種方式和渠道表達們的訴求和意見，交付與這些人去解決問題，我們的跟進，限於在這些人沒能解決問題的時候表達不滿，或以更強烈的方式重複我們的訴求。

後者（參與）的特徵是承擔責任：都是認為我有權利參與決策，是治港的一分子，於是我有責任承擔，我的宣示承擔，同時就是我的宣示權利——「香港我主場」、「我衛我城」——我有權有責，我是主人，不是請願者，我遊行不是要「讓中央／特首」看得見香港人的訴求，而是對全世界、對彼此宣示：香港我主場。由被剝奪了權力的人宣示權利，始於奪權。陳日君樞機深明此義，一語中的：「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這就是「democracy is never given, only taken」的意思：「民主是以猛力奪取的。」

「猛力奪取」不等於「暴力奪取」；剛相反，在暴力的面前，最大的力量是堅定、持續、不住擴大的非暴力行動。7月2日凌晨以始的511被捕人士，可能是這場非暴力奪取民主的先鋒，但關鍵在於會不會有一浪接一浪的跟進，如果沒有，那麼他們勇敢的接受拘捕，就只是曇花一現的風采。

從表達意見，從「民意」走到「民主」的一個階段，是如何以適合的行動，令意見發揮力量，影響事態的發展，政改諮詢報告來得正好！

林夕 - 因為騎呢，所以合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4日

「幫港出聲」不聽大主教勸世，係都要出聲，誓與之前的全民公投鬥人數，夥同八十多個團體發起簽名運動，目標八十萬人簽名，人家十日，他攤長一個月。如果夠數，佔中三子要尊重這條數，公投那筆反而就算了，因為，就因為中央港府不認數？

你以為大多數都是無聲勝有聲，做經紀的很難追這條數？首先，這大聯盟相比起公投派，屬於有組織及嚴密紀律團體，有無窮能量動員誘惑威嚇旗下成員索取簽名。至於集體意志以外的鬆散街人，也不愁客路。他們的字頭叫「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學足梁特，公投之人何嘗不想保住普選，除了那些陰聲細氣說普選不是萬靈丹的高人，誰敢大大聲說我不要普選？保普選三個字才是飲地溝油止渴，誘人簽名的萬靈丹罷了。

宣傳板所見，如樓盤廣告，全人類通殺：反暴力、反佔中、保和平、保普選簽名運動。看，願景如此美好、視野如此廣泛、配套如此齊備，還不是所有真假愛港人士的上車盤？我敢講，有份投過「公投」的人，除了反佔中一項，再投保和平保普選一票，也無愧於良心。除反佔中一項，關於反暴力，那些真的暴躁過的何嘗想一味暴力下去，靜坐中被不必要武力給弄回警校的學生，簽這個名，也可說問心無愧。
此外，這批沈默之聲，一係啞嘅，一出聲，只須出示身份證核實頭四個字，之後重複又重複又重複，何止以一敵百，一個頂千個？他們不會叫市民簽兩次，卻沒防範多簽一次，相信市民不會弄虛作假，卻不打算驗證真假，變相鼓勵一人多票。一心為港的小孩，不分國籍不知就裏的遊客與己無關的菲傭過客，都歡迎來簽，總之見好即收埋入袋。周融經紀追這數，沒問題。

唯一問題，大家都是所謂「旨在表達意願」，收集民意手法差不多，一如全民選視帝視后，何以全民公投就是非法的？既然沒法律地位，則公投也只是個虛名，怎麼起哄之人就要被封被喊打喊殺？

莫非，只因為這簽名運動的程序機制夠騎呢兒戲，作不得準，所以合法；搞得太嚴謹的民意收集活動，民意反映得太真實，太血淋淋了，反而便非法了？

易汶健 - 揭密改革社會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13日

【明報專訊】沒有格倫．格連沃爾德（Glenn Greenwald）、《衛報》，以及紀錄片製作人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斯諾登難以用一己之力，去年踢爆美國國家安全局大規模監聽民眾通訊。

格連沃爾德是位記者、專欄作家、也曾於美國當律師。斯諾登看中他，因為他一直追訪國安局非法監聽的醜聞，相信此人會不畏壓力，如實報道稜鏡計劃。

格連沃爾德起初不大理會斯諾登的電郵及其小量機密文件，直至普瓦特拉斯也收到了，並迅速找他商量。最後，他們不負所托，格連沃爾德在《衛報》報道，波依特拉斯就拍攝了斯諾登的訪問。

這記者早前寫了新書《政府正在監控你》（No Place to Hide），詳述揭密過程。

無差別的監控

整本書分開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揭密的內容。第三章是講述美國監控的項目、規模和對象，證據全部來自斯諾登取自國安局的文件。例如，國安局在2012年中期，每天處理全世界多達200多億筆的通訊，包括互聯網和電話。「稜鏡」計劃讓國安局與臉書、雅虎、蘋果、谷歌、微軟等網絡商的伺服器蒐集資料。此外，美國跟加拿大、新西蘭、澳洲和英國分享情報活動。

近乎無差別的監察，既引導大筆公帑於國防工業，又可以利用竊聽（例如監聽巴西石油公司）取得貿易談判優勢。泄密帶來國家利益損失，可以十分實際，難怪美國這麼着緊。當巴西領導人和公司得知被監聽，他們取消向美國購買飛機。當德國總理默克爾知道被監聽，她換了加密技術更高的手機，並提議建立歐洲通訊網路，以免電子郵件和其他資料自動傳送給美國。

作者在第四章批評政府，不應為了國家和人的實質安全，犧牲私隱和打壓異己。政府以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國家安全為名，一併標籤和監視政治異見分子，例如環保人士、反戰人士以及穆斯林社群。政府透過無盡的監察使人守規矩，從而控制大眾行為。

揭密改變了美國。去年6月的一個法庭裁決，指國安局大規模收集元資料（metadata）違反憲法。多項民意調查指出，支持和反對斯諾登受審的美國人分歧，沒有絕對多數，顯示民眾並非全部認為反恐可凌駕一切。上月初，斯諾登揭密一周年，多個團體和應用服務供應商舉行Reset the Net運動，教導網民安裝電郵加密軟件，在網頁使用https阻隔監控等。

遭支持政府的媒體抨擊

其實第二部分更吸引我，即是揭密的過程，以及揭密後，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媒體，大肆攻擊斯諾登和格連沃爾德。該書的一個重點，是抨擊媒體放棄監察政府的職責，不時表現效忠政府的立場。這是新書的第一、二及五章的內容。

原來，格來沃爾德和斯諾登一直反對放料給《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因為它們跟美國政府太密切，後者更支持美軍攻打伊拉克，同時有意貶抑或排斥反戰人士。只是普瓦特拉斯曾經交部分文件給《華郵》一位記者，所以《華郵》一同報道。

在斯諾登留港期間，格連沃爾德催促《衛報》能盡早刊登4篇報道，至少要比《華郵》快。《衛報》要徵詢律師意見，以及找國安局等部門回應。格連沃爾德不耐煩，甚至考慮辭職，另設網站，獨立報道。《衛報》最終在去年6月6日，上載第一篇報道，指國安局每天蒐集數百萬美國電訊商Verizon通話紀錄。

不過，他最後也離開《衛報》，現在跟其他人經營新聞網站。說是和平分手，其實有點客氣。《衛報》即使頂住英國政府，如實報道故事，也頂不住政府通訊總部要求報社交出泄密的文件，最後官員陪着報社總編輯等人銷毀硬碟。在書中，他表示諒解報社要保住員工和基業，但屈從政府命令，以及在未獲知會下，把資料檔案備份及交給《紐約時報》，教他懊惱。

被污名化的風險

監聽風波後，格連沃爾德面對排山倒海的抹黑。政府官員和不少媒體（包括《紐約時報》）稱他為「活躍分子」（activist）而非「記者」或「新聞工作者」，甚至有人直斥他叛國。他認為這個標籤會置他於危險境地，因為「拿掉『新聞工作者』的標籤會減低報道的合法性……若是以其他任何身分揭密則未必合法」。他很憤怒，因為英國政府濫權，扣留其伴侶大衛米蘭達，電腦和隨行物品也被搜查，原因是犯了恐怖主義法。他後來得知，英國政府很認真試圖堵住泄密。

特區政府又如何？

相信大部分國家和地方政府，也從事監聽活動，問題是有沒有合理規限。特區政府截取通訊和向互聯網供應商（ISP）索取用戶資料，時有所聞。《東周刊》年前有一篇報道，指警方通常提供目標人物的IP地址或網址，然後要求ISP披露用戶姓名，電話，地址和身分證號碼，或者上網習慣，而且並非每次由警隊互聯網聯絡主任加簽申請。2013年2月至2014年2月，政府部門共提出至少5507次索取用戶資料的要求。其中以警務處申請的資料數目最多，只有部分獲法庭命令，網絡機構也受理部分申請。網民無從得知各供應商的內部指引，在什麼情况下會滿足政府部門的要求。網民和ISP關注有關權力會否被濫用。

改革社會，由自己做起

在這個時空下，當吹哨者需要無比勇氣。本地近期最震撼的事例，莫過於報章連續爆料，指高鐵和港鐵新線工程滯後，以及港府有意在南沙租地。擁有這些密件的人士，估計只有港鐵和政府極高層官員。讀者看到猛料，在稱頌吹哨者之餘，別遺忘記者和編輯的功勞。他們正在用自己擅長的方法，改革社會。

文 易汶健

編輯 譚詠欣

林喜兒 - 做好音樂：寫一首關於他的歌——李志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13日

【明報專訊】「我在大陸是很紅的！」

的確，李志在大陸很紅，這個人，10年來出了6張專輯，從來沒有簽唱片公司，不宣傳，不接受媒體訪問，完全以獨立的方式做音樂。歌曲在網上發售，然後不停巡迴演唱，從借錢做音樂到今天得到無數歌迷的追隨，依舊堅持獨立的路線。他說獨立是迫不得已，也沒所謂的堅持，只有喜歡與不喜歡。

獨立不是姿態，而是生存方式。

「媒體說假話」不願受訪

李志出現在文藝復興夏令營，面對來自中港台三地的年輕人，拿起結他唱歌，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便興奮尖叫，或者是因為香港人對李志很陌生，他對大家說自己在大陸很紅，也真夠坦白直接，「只是想輕鬆一點！」李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不接受傳媒專訪，你以為他擺什麼架子，或對傳媒不友善，偏偏很多大陸記者都是他的粉絲，他也有很多記者朋友，在夏令營找機會跟他聊天，他也不抗拒，原來他也不是由始至終不接受傳媒訪問，「曾經有一名記者找我，只問我政治的問題，並不是我害怕什麼，而是不願意被拉往那一方面，我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我覺得中國大陸特別糟糕的是媒體非但不說真話，還說假話。大陸媒體跟娛樂圈很相似，不說真話，而且不關心音樂。我想說的事都可以透過互聯網發表，我也有很多記者朋友，所以跟人沒關係，是大環境的問題，况且媒體智商低，不能理解我的說話。」

看似囂張、自以為是，然而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底話，只是不想或不敢說出來，李志一直掛在口邊的是真實，以獨立方式做音樂，也是因為面對不了虛偽的娛樂圈，他會說「我在大陸很紅」而不會說「大家好，我愛你們！」，所以他說獨立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誰都想做輕鬆的事情，在大陸是沒有辦法，主流的音樂團很虛偽，只懂炒作，我認為這些做法很惡心」。因為沒有模仿對象，唯有自己揣摩。

出第一張唱片為記綠

2004年，26歲的李志希望把自己一直以來寫下的歌記錄下來，不過既沒有錢也不認識任何人，不知怎樣去做。當時主流唱片行業也被互聯網衝擊，要讓別人聽你的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幸好他一心只想作記錄，於是問朋友借了500元人民幣，印了200張CD，在南京的一些小店以20元發售。2005年再問朋友借了2萬元，白天睡，晚上在廣告公司錄音。之後繼續借朋友錢做第三張唱片，都是沒有方法，想到就做，也發現自己欠了很多錢，又沒有收入，於是在南京做了兩年白領掙錢。到了第四張唱片，用了半年時間，花了30多萬，同時在北京南京兩地製作，用了唱片工業的標準去製作，專業的錄音和樂隊，「那是我最辛苦的一次經驗，一天要來回北京南京，真的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回想起來也不知道當時是怎樣捱過去。由於專輯比預期的出版日期延遲推出，必須通知已預訂唱片的人，我在家裏打了140個電話，跟他們說對不起，也要問他們要退錢還是繼續等，最後只有一個人要退，因為他即將要出國。當時的我已經29歲，好像看不到希望，也不知以後怎樣做，除了唱歌，不知道自己可做什麼。」

2009年，李志在70天走了30多個城市，從秋天到冬天，做了30場演出，「唱歌然後拿錢離開，是純粹為金錢而演出，因為想把30萬還給朋友，感覺很差，也沒辦法。」難怪他說做獨立音樂看似是很光鮮的事，實情卻是迫不得已。李志在2009已經是比較紅的獨立音樂人，可是巡演能賺30多萬也殊不容易。

自由定價賣票不斷賠本

當年那張賣20元、只印了200張的專輯，今天在淘實賣2800元，沒想到的是他會把自己的專輯全都燒毁，「家裏積存了很多CD，都沒賣出，看到就很生氣，又佔用空間，反正我也不期望這些CD能帶給我什麼」。這個年代賣CD不能賺錢，李志也早已把精力都放到互聯網上，在他的官方網頁及其他音樂網站發售，他更曾經以「自由下載，自由定價」的形式發售專輯，又試過以自由定價的方式售賣演出門票，「很多人說喜歡音樂，說喜歡我的音樂，但真正讓他們自行設定價錢時，你只會值$10，這跟大陸人的消費文化有關，他們可以花$200吃一頓飯，要花錢買唱片卻很難。而且大陸人很在乎面子，流行送票，我很不理解這種文化，很想打破規律，所以我一直堅持不送票，最初很多朋友不明白，後來也漸漸理解。自由定價近乎是一種行為藝術，有一次演出有300多人，卻只收到$70，很慘淡。」

摸着石頭過河，邊做邊試，李志一直在探索獨立音樂的生存方式，「既然唱片不賣錢，當然沒有人會找我這種人拍廣告拍戲，就只有做演出。」今天李志的專輯在不同的音樂網站發售，一年也有10多萬的收入，而他的巡迴演出更是經常爆滿，特別是一年一度的跨年演唱會，每次也唱到凌晨三四時，不過每年也是賠本的。「我這種不按常規的做法，不依靠任何人或公司，最感謝的是互聯網。」在內地不能登陸李志的官方網站，必須要翻牆，因為這樣很多李志的歌迷因為要到他的網站要學習翻牆，也因此而接觸了外面的世界，一個沒有界限，資訊自由流通的世界。

「音樂就是要表達真實」

大概很多人認為主流和非主流音樂的分別在於商業和非商業，這種不止是過度簡單化，甚至是錯誤的概念，「任何涉及金錢的活動就是商業，並沒有好與壞的分別，反而公平才是最重要。在大陸的非主流和搖滾樂圈就是不夠商業，沒有完完全全將音樂的價值表達出來然後讓人接受」。李志找到了一個做獨立音樂的方法，然而獨立音樂更在乎的是音樂本身，「就是要表達真實的想法，不理會我的想法是否為人接受，是否賺到錢，簡單舉個例子，有些人生活很好，但唱歌時總要表達痛苦哀傷，但他真是這樣嗎？是否很作狀，這也是我非常不喜歡流行音樂的原因。獨立音樂還是藝術也好，就是不用理會市場，即使你所表達的東西是所有人也應為是不對，重要的是能否正確表達你的想法，藝術最打動人之處在於真實，其他一切只是工具，正同槍如何厲害，子彈才是真實的。」

李志認為不止做音樂，任何職業也是一樣，真實才是最重要，可是今天不論是大陸還是香港，都是不真實的，「活着就是一種表達，在乎的是你的態度」。在滿佈謊言，在假話連篇、甚至埋沒良心的年代，大概也會明白為何那麼多人喜歡李志，李志就等於他的音樂，沒有任何包裝和修飾，有話直說，忠於自己，《梵高先生》、《人民不需要自由》、《春末的南方城市》，《廣場》，你看，他在寫什麼，你認為值多少？

10年做了6張專輯，無數的巡演，借錢打工，都是為了做音樂，「我的概念裏沒有堅持這個詞，只有喜歡與不喜歡，如果喜歡便會繼續，不喜歡也不用談堅持」。李志笑說，假若自己在英國便不會成功，因為有才華的人多的是，「我的天分不高，但是我比較勤奮，大陸很多人就是太懶惰，不過我覺得香港的藝人真的很勤奮，這點大陸藝人要多學習」。李志出生農民家庭，小時候家境貧窮，經常為金錢煩惱，沒飯吃，沒乾淨衣服穿，「可能是出身的關係，居住的地方也在一樓，有花園，接近土地，所謂的接地氣，就是指普通一點，真實一點，不是很光鮮很華麗」。他在文藝復興夏令營中，就是穿著短T恤波鞋，拿着結他唱歌，然後與學員一起談音樂玩音樂。

文 林喜兒

編輯 胡可欣

李志 - 廣場

李志 - 春末的南方城市

李志 - 蒼井空

李志 - 被禁忌的遊戲 (2009搖滾版)

李志 - 尋找

李怡 - 異議是愛港的最高形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2日

下周二，林鄭月娥將交代政改諮詢報告以及梁振英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改報告，有關報告很可能是作為提供8月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作決定的依據。其中，否決公民提名和提出特首須愛國愛港，最受關注。學聯準備發起大專生罷課並號召罷工的公民抗命行動。

對專制政權和奴才政權嗆聲，使筆者想起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一句話：「異議是愛國主義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儘管有人說，在傑弗遜的講話和文字中都找不到這句話的出處，但這句話歷來已被廣泛引用，在越戰期間更被大眾文化吸納。不管傑弗遜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在西方已沒有爭議性。

異議，Dissent，是指對執政者的異見。為甚麼說異議是愛國呢？因為若不愛這個國家，就不會提出與掌權者逆反的意見，就會明哲保身，甚或為個人利益去逢迎權勢。為甚麼說是「最高形式」呢？因為提出異議需要勇氣。如果不是深愛這個國家，就不會提出異議。正如任何人都不會不犯錯誤，任何國家也是不會不犯錯誤的。有沒有能力去修正錯誤，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進步或衰敗的關鍵。修正錯誤首要發現錯誤，而異議的提出，正可以讓執政者去思考是否犯錯。

此前政改三人組及中共官員的種種言談，其實已很清楚，就是政改報告將會以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為理由而予以否定，至於基本法不存在而是被白皮書僭建的「愛國愛港」，就會以特首就職誓詞中的「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來解釋這就意味着愛國愛港。

三天前，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金融時報》發文表示，「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更以美國總統就職誓詞也講「效忠國家」來證明要求特首效忠國家也是符合國際標準的。

但實際上美國總統的就職誓詞沒有「效忠國家」，誓詞是「我必忠實執行合眾國總統職務，竭盡全力，恪守、維護和捍衞合眾國憲法」，要點是捍衞憲法。其實所有法治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的總統就職誓詞，都是首先提到要遵守及維護憲法。香港特首的就職誓詞第一句就是「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沒有效忠中國憲法的句子，因此不存在《人民日報》所指的香港法庭「只講基本法不講憲法的傾向必須糾正」的問題。香港特首誓詞的效忠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作為香港小憲法的體現。

現代文明國家所講的愛國，就是遵守憲法，愛護憲法。美國有一位律師說：如果我們的憲法不能保護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那麼這國家的存在又有何意義？

中共的愛國，是愛中共國的中央政府，效忠的是共產黨永久執政的中央政府。照法治觀念，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來自基本法。照中共的人治觀念，香港的權力來源就是中央政府。《中英聯合聲明》聲稱「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到了白皮書，就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這句去掉，變成中央有「全面管理權」啦。

大律師公會昨天發表聲明，指出儘管公民提名在技術上不符基本法，但基於公眾期望，政府應考慮吸納公提背後的理念，看看能否將方案內容置於《基本法》框架之下，確保公眾在提名過程中有最大程度的參與，否則法律只變成管治者用來挫敗公眾期望，而非用來尊重、推動和滿足公民期望的手段。
公民期望的，就是維護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不是把普選中的公民投票當成橡皮圖章。

近年隨着愛國的宣傳，大陸網民也就有了「愛國賊」這個詞。網民周小羊一句名言是：「愛國而不愛自己的人民是愛國賊，愛國而不愛自己的權利是愛國奴！」

在愛國已被專制政權騎劫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愛國與愛港必須如連體嬰那樣分割才能存活。如果愛國就等於愛專制政權而不是愛香港人民的話，你繼續愛國就是愛國賊。愛港如果不是維護香港市民政治權利的話，你就是拜倒在一個絕對權力之下的愛港奴。因為誠如胡適所言：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敢於向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的政權發聲，敢於起而抗爭的異議者、反對派，就是愛港的最高形式。（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談勾結外國勢力

溫哥華星島   2014年7月8日

看了韓國很賣座的電影《逆權大狀》。這是根據事實拍攝的作品，反映南韓軍政府時代，平民在國家安全法壓迫下的悲情和反抗。

片中男主角宋律師本來對政治毫無興趣，一心只求多賺錢養家活兒，意外地因為恩人之子遭受國安法迫害，被捕後慘遭酷刑，苦打成招，他毅然放棄得來不易的財路，肩負起辯護責任；並由於深入研究案情，瞭解威權政治的黑暗，醒覺不能讓下一代生活在如此荒唐的社會，終於成為一位出色的、領導公民抗命的人權律師。

香港目前的政治形勢日趨嚴峻，這部電影能給港人很多啟示。例如勾結外國勢力問題。電影中的學生遭受酷刑，施刑者在法庭上否認，說是學生自虐所致。

宋律師找到一位目睹施刑過程的軍醫願意出庭作證，因為這一來，學生苦打成招的供詞就可以推翻，偏袒軍政府的法官當然予以拒絕。無可奈何之下，宋律師只好出動外國勢力要脅法官，邀請西方記者到庭旁聽，在這壓力下，法官不得不讓軍醫出庭作證，軍政府的醜惡面目自此曝光。中共是勾結外國勢力起家的，沒有外國勢力就沒有這個政黨。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運組織出錢出人，支持中共的奪權活動，以致中共有「盧布黨」之稱。在「中東路事件」中，他們甚至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和當年中國合法政府為敵。因此，中共奪權成功，建立政權後，最害怕的是人民向他們學習，勾結外國勢力來反抗他們。他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沒有道理的，是作為中共的反對者，在中共長期宣傳洗腦下，竟然認同這種害怕。

中共宣傳洗腦，當然不會用他們自己勾結外國，推翻本國政府的歷史來做對比，而是鼓吹民族主義，先講西方列強在近代如何侵略中國，到了現代又如何亡華之心不死，把和西方國家有聯繫的異議者打成漢奸賣國賊。這方面他們做得非常成功。香港的李柱銘，因為曾經去過美國，和美國領導人會面，談過香港民主運動情況，就一直被香港一些人譏為「李漢奸」。

得到同樣待遇的，還有陳方安生。黎智英和退休了的美國官員在香港遊艇上敘舊，也沒有逃過同樣的鞭撻。至於天主教的陳日君，當然勾結的就是梵蒂岡。他們近年更變成部分批評者心目中的「漢奸四人幫」。

其實李柱銘他們只是向美國反映香港現狀，如果有所要求，只是希望美國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歷來美國所做的也只是這樣。即使中共和美國有所衝突，他們決不可能像中共那樣喊「武裝保衛美國」，所以，誰才是漢奸、誰才是賊喊捉賊，事實擺得很清楚。

香港人為了追求真正無候選人被事先篩選的特首普選，將發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中共和港共已經表示將以武力對付。他們口中的武力，包括亞洲第一的香港警力和亞洲第一的中國軍力。所要對付的，都是手無寸鐵的香港人。

為了使對付行動合理化，他們就說佔中者勾結外國勢力，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一個環節。這當然是誣陷，自1989年至今，美國從來不曾像昔年蘇聯支援中共那樣，支援過中國及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如果有，中共現在還不拿出人證物證嗎？

要求西方國家提供道義支持是有利香港民主發展的。正如《逆權大狀》的宋律師邀請外國記者上法庭，也是有利無害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應該有此認識，不要和中共唱同一個調子。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蘇賡哲 - 獨裁者的分別

都市風   太陽報   2014年

朝廷聲稱讓香港普選特首，卻又要鐵定可以選出一個聽話的「自己友」。有人說，這是掌權者「人之常情」。不過，也有掌權者能克服自己的「常情」，這人就是曾被朝廷長期咒罵為獨夫民賊的蔣介石。

國府遷台後不久，蔣介石雖然實行威權統治，卻要在台中市舉行市長選舉。當時的國民黨推出林姓候選人，非國民黨候選人是台中世家望族的楊基先，他有大量本土支持者，贏面很高。因而不少人向蔣介石說，台中是中部第一大市，選出個和黨作對的市長，國民黨還能混下去嗎？於是蔣要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向楊基先施壓，着他自行退選。

楊基先屈服，同意退選。倒是吳國楨在勸退成功之後，跑去跟蔣介石說，這樣做似乎不大妥當。難得的是，蔣介石雖然獨裁，覺得吳國楨太囉嗦，卻能自我反省說：「余有錯，只好忍耐其囉嗦。」並且叫吳國楨去通知楊基先，請他恢復參選，楊也同意了。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了此事始末，他說恢復楊的被選權，「余心稍可慰也」，「即使本黨失去選舉，余心亦無愧也」。後來楊基先果然以高票當選。接着台北市長選舉，蔣介石仍堅持不對候選人進行篩選，結果是本土人士吳三連當選。天沒有因此塌下來，反而很多台灣人看到蔣介石有此胸襟，紛紛要求加入國民黨。獨裁者還是有分別的。

蘇賡哲 評論員

陶傑 - 又見「歧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1日

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香港七十年代，麥理浩推行清潔運動，一名旅居香港的白人設計師，設計了「垃圾蟲」的漫畫形象。「驅除垃圾蟲」為什麼無人認為是「歧視」？因為亂拋垃圾，是一種可以改變的生活行為，你做垃圾蟲，才被人歧視，而且「港英」那時從來沒有說過日本人、美國人、印度人從來不亂丟垃圾。

種族、性別、膚色，與生俱來，而且一生都無法改變（變性人例外），因生來無法改變的特徵而受嘲辱，才有得立法防止「歧視」。有一天你學會了排隊、不喧嘩、不隨地大小便，不管你是哪國人，你都不再是「蝗蟲」。

反而「強國人」或有諷刺（sarcastic）意味，平機會卻認為不算歧視。真的嗎？那就太好了。所謂「港人治港」，缺乏邏輯訓練和人文學，終必是蠢人治港。蠢人在全世界，其實都受歧視，尤其以為做了主人者。

蔡子強 - 無力正乾坤

2014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這幾天，內心十分沉重，但跟大家以為的理由無關，真正的原因，是看到7月2日凌晨有很多學生因在中環通宵靜坐而被捕，當中有很多是中大的學生，而且有些是我教過的學生。當然，有人會說這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學生應有被捕的心理準備，我同意，所以雖然難過，但只能感到無奈。

讓我真正感到憤怒的，是在周五再看到，民陣舉辦了10多年的七一遊行，過去就算有50萬人上街，也一直相安無事，但今年竟然首次被秋後算帳，有5名成員被捕，包括召集人、大會司儀和司機，當中包括兩位政政系舊生楊政賢和陳倩瑩，罪名是涉嫌違反「不反對通知書」、阻差辦公，甚至落車無熄匙這樣「莫須有」的罪名。

更讓人反感的是，他們竟然罕有地沒收了被捕者的手提電話！究竟有何道理要沒收電話？是否要審查他們的電郵和WhatsApp通話紀錄？又不是殺人放火，也不是打家劫舍，更不是策劃什麼驚天恐怖行動，為什麼要把他們的手機都沒收，讓他們的私隱也得不到保障？

最大的遺憾是分散了大家注意力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件，本來理應為香港警權問題敲響警號，讓公眾和輿論警覺，但可惜，卻在當日和翌日的媒體新聞報道中沒有得到足夠的篇幅和重視。

如果你問我對於上周五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場風波有沒有感到遺憾的話，我會說，最大的遺憾，就是它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讓大家忽略了民陣五子被捕這單新聞，忽略了更嚴肅的議題。

近日，有中大同事促狹的在網絡上留post取笑我，說：「竟然因為這樣而走到人生事業高峰。」我想十分嚴肅和認真的說，如果別人真的這樣看，那實在是十分悲哀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位老師，人生中遠遠有更多值得高興和驕傲的事，例如，當你發現你的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甚至有一些學生為了公義，而挺身而出，不惜自我犧牲，作為一個老師，這才是真的不枉。

作為一個溫和派，愈來愈感到無能為力

近日，常常想起杜甫的那兩句詩：「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個溫和派，曾經在2010年支持過普選聯和中央政府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而被人批評是投降派，已經被招安；我又試過如朋友呂大樂一樣，呼籲過大家不要輕易全盤否定議會，而被人批評對議會政治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我又曾經提出過，抗爭要考慮到是否過於超越群眾的經驗、感情和認知，不要走得太極端，而被批評為反動派，拖着抗爭的後腿；我往往是被網民揶揄為「和理非非」的那些「秀才」。

其實，我一直都只不過是想，從一個中間派的角度出發，看看民主運動如何才可以立足於最大公約數，爭取到最多的群眾支持；從一個中港博弈的角度出發，想出一個可以讓香港付出最小代價的民主運動策略；從歷史經驗出發，指出當抗爭和群眾運動過激時，會產生何種的後遺症。

當大家對制度已喪失最後一點good faith

但在最近的局勢發展中，我只感到愈來愈無能為力。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在議會中的拙劣表現，讓很多人對議會失去最後一點耐性，遂可以振振有辭的說，今天的議會已經變成有強權冇公理，是時候向議會全面開戰。我不贊成有理冇理的都拉布，但當大家對議會已經喪失了最後一點good faith之後，我還可以再說些什麼？

‧我不贊成把警隊視為「朝廷的鷹犬」，更認為把他們完全推向運動誓不兩立的對立面，是十分危險的。但曾偉雄任內，警隊又確是出現了太多太具爭議的做法，今次七一秋後算帳，更讓我十分失望。之後，更陸續發生了，警察員佐級協會撐前線警員的聲明，當中用上了「尋釁滋事」這個大陸發明用來打壓異見人士的用語；海關人員總會發表「撐警察」聲明，但卻被發現全文竟有約三分之二篇幅，照搬《文匯報》社評，有些更是整段照抄，這些都讓紀律部隊的中立性成疑，讓那些嘗試呼籲大家不要輕易全盤否定警隊的民主派，被人批評為愚忠。擱筆之際，更傳來最新港大民研發布的調查數據，警務處的滿意淨值只錄得36%，大跌15個百分點，是1997年7月以來的新低……

‧當再多人上街，再多人舉牌，再多記者追問，特首梁振英也可以視而不見，直行直過時，我還可以如何說服別人，不要用上激烈的抗爭手段？

公民社會與政府開戰已瀕臨一觸即發

我真的十分擔心，公民社會與政府開戰，已經瀕臨一觸即發，但又再想不到可以用什麼理由，叫大家，尤其是年輕人，再給這個政府多一點good faith 和耐性。

最近，我在不同場合和朋友聚會時，都不約而同聽到，說他們手機上都有不同的WhatsApp群組，近日都為社會上的政治爭拗爭辯到臉紅耳赤，幾乎要到割蓆絕交的地步，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撕裂的狀態。劉兆佳說，兩大陣營都傾力宣傳自己的立場，進入一個「competitive mobilization」（競爭性動員）的狀態。

我不知道，我還可以當一個溫和派多久，還能夠有多久可以如此苦口婆心的寫下去……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馬傑偉 - 兩個香港

明報   2014年7月9日

香港分裂，血淋淋的一撕兩段；遊行佔中的一邊，和諧愛國的另一邊，大西瓜斬開兩半，這條血與淚的裂痕深入骨肉，香港前所未見。台灣藍綠對立，深入家庭朋輩，父子因台獨與否而反目，朋友因馬英九而斷交。這種深層次撕裂，開始在香港蔓延。

今年七一遊行、七二佔中抗命，多少家庭出現跨代緊張；和諧父母面對上街兒女，世紀大戰就發生在家中的飯桌之上。我的facebook有兩類友朋，一大群青年學生，反建制反梁反白皮書，同情佔中義士，看見學生被抬走隨時潸然淚下。這一幫，佔多數。在眾多嘲笑梁太air quote的留言中，突如其來，竟出現反佔中反學生的兇猛status，殺得我措手不及。而且上載者都是我的兒時好友！

對，我已是年近退休的young old，我的中學死黨，有銀行家、商界豪客，近年在facebook重遇，熱情分享往事，想不到，當中有周融的粉絲，恭請大家聯署反佔中反學生。這些老同學，都是開明醒目有情有義的香港人。有一個post更叫我驚訝，老同學轉發YouTube，展示紐約警員如何對付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撻生魚、拳打腳踢、向坐在地上不動的青年人狂噴胡椒……然後老同學留言，香港應學紐警……在分裂的這一方，不要以為另一方只有愛字頭的爛頭卒；支持強硬行使中央主權的，還有一些不折不扣的香港人。以前獅子山下同舟共濟，搵食大過天，港人齊心寫下香江名句。如今香港變天，變出兩個香港，我與他，那條非我族類的分界線，剖開了家庭與朋友；和而不同的老話，今天已成絕唱。

區家麟 - 紅螞蟻鬥黑螞蟻，誰在笑？

2014年7月9日

【明報專訊】一位老報人，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故事。

小時候，他是野孩子，有一次在後山，看到兩群螞蟻，一群紅、一群黑；牠們各自忙碌，相安無事。每群螞蟻，都有些大頭的，他相信是首領，小孩把大頭紅螞蟻搬到黑螞蟻的穴裏，又把大頭黑螞蟻搬到紅螞蟻的穴裏；大頭螞蟻很警覺，連忙離開，沒有打起來。小孩深入觀察後，把大頭螞蟻捉住，拔掉牠的觸鬚，各自放到對家巢穴，大頭螞蟻迷失方向，不懂覓路離開，結果，紅黑兩族螞蟻互相廝殺，死傷慘烈。

小孩旁觀，樂透了。他長大後豁然大悟，自己半生，都是被玩弄的螻蟻。

權貴樂觀其成在旁暗笑

這位小孩，後來是《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他的口述自傳《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記了這個螞蟻故事，當中深意，貫徹全書。

他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為報日軍殺父之仇，立志從軍救國，參與百萬志願軍「抗美援朝」；他抱着建立烏托邦理想，文革期間是廣州「東風派」頭目。文革後反思，才深刻覺醒，每次蟻民激昂互鬥，背後操控的，是一群野心家陰謀家。權力用謊言欺騙人民，操控傳媒輿論，拔掉人民的觸覺，令蟻民自殘，權貴樂觀其成，借勢鞏固權力，在旁暗笑。

權謀無變過，歷史在重演，看今天的香港，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最近直接談到中央「由亂而治這樣的干預是好事」。毛澤東擅長挑動鬥爭，大破大立，信奉天下大亂，則形勢大好。挑撥離間，「由大亂到大治」的文革遺毒，正在香港蔓延。

權謀的無形之手，平民百姓不易觀察，矛盾爆發點，往往是站在你面前那些不順眼的人。前線警員不停被教育：示威者不可理喻、英雄主義、破壞安定；抗爭的平民則目睹警員雙重標準、有權用盡、部署重兵規格驚人。違諾的白皮書，千挑萬選要在敏感時期推出，加上赤裸得毫不掩飾的黑客攻擊，幕後黑手絕不擔心挑起眾怒。

群眾對決，則見「愛字堆」湧現，勇武泛民迎戰，街頭口角無日無之；警民關係緊張之際，更有尊貴議員提出設立「志願軍」協助警方云云，企圖把武鬥常規化平民化，唯恐天下不亂。

輿論層面，則頻頻點火，觸動民眾「怕亂」心理，把和平抗爭等同混亂、混亂等同癱瘓香港、等同「無啖好食」。近日網絡世界，多位名人遭冒名發表文章，於姨媽姑爹的WhatsApp群組散播不實信息，造假挑撥的文化，降臨香港。

這個時勢，左方的螞蟻故事告訴我們，野心家不需要大動作，只需蒙蔽一小撮人，拔掉他們的觸鬚，在適當時間放置他們於適當地方，挑起互鬥，坐享其成。

無論是前線警員、前線記者、或準備犧牲前途的抗爭者，本是同根生，大部分人都和平理性，願意為我們的土地付出，為我們珍重的價值而奮鬥。我們要留意，自己觸鬚有沒有被拔掉，有沒有被仇恨與激憤掩蓋理智。

不站在自己一邊的人，不一定是敵人。批判對象，應是擁權擁槍的權貴一哥，不是平民百姓前線警員；紅螞蟻與黑螞蟻，都要時刻警惕，留意那些躲在暗處偷笑的人。

吳志森 - 鷹犬文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9日

七一遊行後，香港警察的表現備受各界評論，受建制讚譽有加，被反對者強烈批評。本來這就是香港，公職人員面對不同意見，只能虛心聆聽，有則改之。

自從鷹派的處長曾偉雄上台，香港警隊非但毫無胸襟接受任何批評，更用盡各種歪理進行反駁，但每次都表現得詞窮理屈，笑話成籮——「黑影論」，「攝錄機卡手論」，已成為如何防止公關災難的經典教材。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特首梁振英如是，警務處長曾偉雄如是，屬下的警務人員，由高層到員佐級，無一不處於戰鬥狀態，不論有理無理，反擊來自市民的任何批評。

日前，警察員佐級協會發表聲明，回應坊間對警察處理七一遊行的批評，左右開弓橫掃一切。先是反駁民陣組織者對警察拖慢遊行的指控，再回應記者團體「有人亂講警察打壓新聞自由」，然後又回擊「立法會和監警會成員在事件未查清楚前，批評我們濫用職權、濫用武力」，是「偏頗鹵莽」……令人驚訝的是，這聲明竟然採用大陸公安慣用的字眼來形容示威者——「希望將尋釁滋事者和破壞治安者」繩之於法。

在中國大陸，「尋釁滋事」是刑法罪名，可處五年以下徒刑，但定義模糊，屬莫須有，拿來對異見者隨便入罪，已成慣例。在家裏舉行六四小型研討會，出席者把照片放上網，都被控以「尋釁滋事」，其欲加之罪濫用程度，可見一斑。

槍桿子裏出政權，北京對香港紀律部隊特別重視，由高層到基層都有專門對口單位負責統戰，經年累月，香港警隊早有公安化的趨勢。員佐級協會的聲明，用了「尋釁滋事」這個大陸名詞，可能是故意的，目的是要向外說明香港警隊與大陸公安的文化，連氣同枝，早已化為一體，也可能是說漏了嘴，在潛意識上與大陸公安一致。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香港警隊大陸化公安化，從回歸後對付示威者的手法看，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大陸公安檢察法院一家，是黨的鎮壓性機器，自覺地為政權服務，對危害黨管治權的反對者，即使不除之而後快，也要牢牢控制。公檢法這類鎮壓性機器，要體現黨的意志，要為黨服務，說得白一點，就是要甘為黨的鷹犬。無論對異見者如何殘暴，他們都可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愛國」。

近期熱爆「運動界」的《逆權大狀》，虐打學生的車東英，就是政權鷹犬的典型例子。車東英在韓國國歌響起時肅立致敬一臉莊嚴，把國家掛在口邊：「你應該感謝我們，正是因為有我們這些人，你們才能安享和平的生活。」說得理直氣壯。車東英用愛國，用社會穩定，來合理化濫捕虐打嫌疑赤色分子的殘暴，在任何獨裁政權都曾經出現過，幾十年前的台灣、韓國、南美政權，今天的中國大陸，莫不如此無論左派右派政權，幾乎是同一個倒模出來。

香港員佐級警察的反擊聲明，仔細讀來，都能看到車東英作為全斗煥獨裁政權鷹犬影子。香港警隊鷹犬化，是香港沉淪墮落最有力的鐵證。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沛敏 - 鄺保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9日

一場政改，一次佔中，如同照妖鏡，令很多人露了底。而且，露的尺度，套用近日梁太唐青儀真人示範並活化成潮語的用句，就是不禁讓人倒抽了N口涼氣。

這些人當中，有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的海關人員，出聲明撐警察維穩，卻hea抄《文匯報》社評交貨；有出動「尋釁滋事」欲加之罪的警察員佐級協會，執法者竟照搬內地打壓維權人士的罪名來形容香港的示威者；當然，還有近日最「紅」的鄺保羅。

昨日大部份報道介紹鄺保羅的職銜，是「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但聽完他的講道錄音，首先你會疑惑，其實他是否「身兼香港聖公會大主教的全國政協委員」。理應是神的僕人，卻當上了無神論共產黨的僕人，本來就很錯亂。

然後，你又會驚訝，他親建制不出奇，反佔中不要緊，反正他已說過「普選非靈丹妙藥」一類的言論，但為何這次連常識、道理、邏輯都拋棄，層次、水平之低，恍如維園阿伯踩場，而且內容之涼薄、刻毒，不像在主的聖殿講道，而是像在聖殿外的市集罵街，批評爭取普選的市民「唔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啞㗎啦咁」；嘲諷佔中被捕後投訴警方的學生「不如叫佢帶埋菲傭去囉」。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話不是說給教眾聽，更不是說給香港人聽，而是說給阿爺聽的。那不是耶穌的道，而是向阿爺示忠的道。

那番言論犯眾憎，激起很多教徒和非教徒的義憤，問題已不在於其立場親建制或反建制，而在於堂堂主教，公然扭曲《聖經》、「騎劫」耶穌（《聖經》記載耶穌在聖殿「反枱」的事迹已是眾所周知），只為討好當權者。對待無權者，他沒有彰顯基督大愛，反極盡蔑視、不屑之能事。當他對着當權者，例如內地打壓宗教自由，他又會否以同一口吻直斥其非，抑或以另一個嘴臉，附庸奉迎？

以前在這裏引述過女牧師李清詞的一席話，如今更覺是醒世金句：「今日我們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在教會裏，指手劃腳，耶穌最憎這些人。」

陳沛敏
記者

李怡 - 中國香港特首的國寶級笑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9日

儘管已經引用過，本文還是要重複，就是大陸作家韓寒的話：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香港1800名資深法律界人士用邏輯去閱讀和理解中國的白皮書，梁愛詩認為他們都錯讀了，她以中國邏輯解讀白皮書。

韓寒的話可以引申：世界上有兩種奶粉，一種是奶粉，一種是中國奶粉；世界上有兩種人權，一種是人權，一種是中國人權；世界上也有兩種公民權利，兩種司法獨立……。近年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世界上有兩種普選，一種是普選，一種是中國普選。而歸根結柢是：世界上有兩個香港，一個是香港，一個是中國香港。回歸的最大變化，就是香港已變成中國香港也。

最近網上流傳一段前警務處長李明逵在仍是香港時的談話，他說：九七後，我們可能會被迫執行我們不願執行的任務。以控制人群為例，現在我們只須維持法紀和秩序，九七後或會要求使用不必要的武力，我們會被迫幹違反意願的事。我是本地專業訓練出來的警官，當然要站起來說不。（你會違抗命令嗎？）被迫幹不道德或錯誤的事，我會抗命。我會留下來到最後一分鐘，因為這是我的家。我生於斯長於斯，是香港把我教育成才的，我要留下來服務港人。這段談話可從以下網頁看到：http://www.youtube.com/watch?v=Cwg53Put-hk&feature=youtu.be。

現在是另一個香港即中國香港了。現時警員已經採用不必要暴力對待和平示威者，更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組織示威的人士。警察員佐級協會用大陸語言將和平示威者說成「尋釁滋事」。中國香港的警察還是李明逵時代「專業訓練出來」的香港警察嗎？小朋友的長大後志願還會像香港時那樣以當警察為榮嗎？

從香港變成中國香港，當初中共說只是「換一面旗，換一個總督」，然而從總督換成行政長官後，社會就隨着這個最高行政首長的施政以至言行而起變化。當中國香港的味道越變越濃時，行政長官的個人修為也鬧出了國寶級的笑話。

上周特首在答問會上，說他對青少年衝擊立法會十分擔心，又說立法會的語言和肢體暴力，在我們青少年當中起了甚麼作用？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做好表率。

那是一個抗爭的表率。然而特首本人和他家庭則做了虛偽的「表率」。

689家庭的鬧劇揭示了他本人的虛偽個性，和以私人利益凌駕治港重任的醜惡德行。自他次女齊昕的割腕照放上facebook後，他一直要求傳媒給女兒安寧，但他們家卻沒有給傳媒安寧。689即時飛到倫敦拍公關照。其後，齊昕接受《信報》網站訪問，肯定了割腕的事，並說，對這事「我母親需要負上最大責任」，「我母親在公眾眼中和私底下是截然不同的」，「我沒那麼幼稚，因為母親嚴格和關心自己將來或前途，就說出憎恨母親的話」。至於公園的照片，「我是被操控下到海德公園，玩父親建議的『開心家庭』蹩腳『公關伎倆』。」

對這些話，還需要甚麼解讀嗎？學者蔡子強只不過作一些顯而易見的分析。

事情本來已慢慢淡化，但特首夫人突然「發爛渣」又把公眾的關注抓回來。很明顯，梁齊昕談話受到最大傷害的是梁太，但她不能公開批評女兒，於是拿一個學者的文章來出氣。她和689的虛偽、小氣、不講理、諉過於人，簡直是天生一對。有人說，一個成功男人背後，有一個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最近的事態則顯示，一個失敗男人背後也會有一個跟他襯絕的女人。這一家子的事，真可以編成一部充滿荒謬、矛盾、嘲諷的人間鬧劇。可嘆的是，他是中國香港的特首，而香港人則為此蒙上不白的恥辱。

青少年的成長，父母的身教起最大作用。當689侃侃而談加強青少年教育時，他認為立法會內外為伸張正義而抗爭的人，給了青少年壞榜樣；但在富裕的689家庭長大的孩子，獲得甚麼榜樣呢？一位母親在facebook寫道：「兒子有佔中，沒有白養他，老懷安慰！」黃之鋒說他的父母支持他投入社會運動。我們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香港的黃之鋒，還是在父母的虛飾陰影下中國香港的可憐的梁齊昕？

香港人面前的責任是，要極力維護香港的自由、法治、正直、誠實、見義勇為的傳統，力抗在中國香港下這些價值的崩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問責制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7月09日

二零零二年，香港長官董建華以「實行高官問責制」為名，給親信加薪百分之一百。這種刮民肥官手段以及「問責」一詞，都是從中共官場借來；而中共詞語，十九仿效英文，「問責」當然不例外。

「問責制」者，accountability system是也。但「高官問責」，是不是說低級官員不負責，就大可不問？假如不是，「高官問責」為甚麼要獨樹一幟？

其實accountability說的不只是責任。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accountable條下注釋是：「responsible for your decisions or actions and expected to explain them when you are asked對自己的決定、行為負有責任，有說明義務。」可見accountability除了指「負責任」，還有「須說明其決策原因、行為得失」含義。然則accountability system與其譯做「問責制」，不如譯做「述職制」。

「述職」就是述說履行職務的詳情。《孟子》卷一引述晏子的話：「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從前，諸侯須向天子述職；今天，民選政府須向百姓述職，這也就是accountability system的意思。

大陸和香港政權，都不是百姓選出，統治全靠暴力，卻硬借民主國家用語，自行貼金臉上。只是accountability的真義，現代漢語人不懂；甚至「問責」的意思，他們也不懂。

二零一三年四月，大陸《江蘇高教》雜誌發表《大學需要問責》一文說：「問責制是西方社會早已實施的人事管理制度。當選的國家首腦，如果失誤過於嚴重，便須下臺，向市民問責。」同年六月二十四日，香港民主黨網頁發表《梁振英上任一週年評價》一文說：「政府應盡快檢討其用人方針，並向市民問責。」現代漢語人顯然不知道，「向市民問責」即「追究市民的責任」。

「問」有「追究」的意思。例如《漢書》卷八十一元帝認為司隸校尉王尊詆毀大臣匡衡，安慰匡衡說：「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已把王尊付有司，追究情狀)。」《隋書》卷四煬帝用兵遼東，自比作周武王姬發之伐商朝：「商郊問罪(在商朝郊野聲討、追究紂王之罪)，周發成文王之志(姬發成就父親文王遺願)。」今天，香港民主黨、大陸《江蘇高教》編輯部等，要統治者「向市民問責」，這固然完全符合新中國獨裁政治的精神，但請不要說他們鼓吹的，是民主國家的accountability system。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林夕 - 為鄺政協我倒抽了17口涼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9日

鄺保羅政協大人，你在聖殿裏講道：唔知出咁多聲做乜？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啞㗎啦咁。那麼你呢？只准政協傳道，港人唔出聲冇人話佢哋啞嘅？你說參與遊行要求有得揀的人，完全唔知自己講緊乜嘢，都是羊群心理。應該學耶穌，做隻沈默羔羊，有時唔一定要出聲嘅，無聲勝有聲。

鄺政協，其實你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出得嚟行嘅人都預咗要還，他們沒有選擇在你所描述的「咁靚嘅聖堂」裏面扮羔羊為當權者祈禱，反而圍坐中環然後給逮捕，難道都只是政客的腦殘粉？在你這牧者手下的羔羊，冇得揀，眼見你擺耶穌上枱狂抽其水，（我非教徒，但自有教徒跟你依經辯論），也不知他們是你的粉絲，還是耶穌的門徒。好似唔出聲就冇機會？尋釁滋事這索命魔咒，終於正式登陸香港了，「唔知出咁多聲做乜」不就是滋事了？坐等警方抬走，不就是尋釁了？你還覺得香港未壞得咁緊要？啊，因為你唔敢出聲時沈默，信眾以至港人該聾啞時要聽你開聲，所以永遠冇壞的是你。

鄺政協你講道：唔發聲怕會啞㗎啦嗰啲人，因為心靈沒平安，個腦完全唔識分析。那你分析給我們看，你以偏概全，輕佻地批評某些被捕學生投訴要排隊去廁所，不如叫佢哋帶埋菲傭去囉。這又有沒有一毫半分像耶穌所為？人家遊行再靜坐了半天，都快憋出膀胱炎了，唉，就當他們是迷途羔羊好了，行公義也就算了，你怎不好一好憐憫，一如你講道，要用像耶穌基督的柔和謙卑的心去體諒他們，反而把他們視作敵基督撒旦魔鬼般死命得戚地嘲諷？你好歹也兼任香港聖公會大主教，何必還兼演吳三桂？

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為怕冤屈了你，我竟然花了十七分半鐘的生命，上去聖公會網站聽你講道。又，居然值得一聽，因為從沒聽過如此涼薄、刻毒、無知、冷血，用維園阿伯的口氣與水平去播道，而你的信眾竟然在你挖苦輕蔑地講耶穌時，毫不謙卑地賠笑，我倒抽了17口涼氣。全港基督徒，不論屬哪堂哪會，為保基督教聲譽，都有責任為你之失見證大大發聲。而你心靈之所以能平安，睡得好，你上天堂而要菲傭陪遊行的非信徒下地獄，本身正是最大的神蹟。

施永青 - 多元世界沒有單一標準

C觀點   2014年07月08日

香港的反建制派，打的雖是民主旗號，但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所鼓吹的理念，其實都與民主背道而馳。

量子力學的不可測理論，最終會在人類的社會發展方式上反映出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當遇到「To be or not to be」的時候，都會作出不同的選擇。由於他們的選擇不可測，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人類才沒有一起走進死胡同。因為總有一部分人作了不一樣的選擇，令人類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詡已找到歷史必由之路的人，大都會變成獨裁者。因為一旦有必由之路，就代表所有其他的路都是錯路，是走不通的。那他們就得加以批評，甚至予以遏制，導致人民別無他選。

香港的反建制派，亦為香港的民主制定了一套「終極方案」。這種想法很危險，若然是「終極」方案，豈不是不容其他方案？企圖以必然性取代不可測性，在本質上抹殺了民主的需要。搞「終極方案」的目的，是要為社會定調，要人民只能用一套標準來思考問題。那豈不是更容易受獨裁者所操控。

其實，世上哪有可能有「終極方案」？如果真的有，那人類達到之後，豈不是要停頓下來，不會再有進一步發展？很難想像，人類一旦發展到那個田地，還可以怎樣過生活！

反建制派令人畏懼的地方是：他們不但早有一套終極方案，而且還想一步到位。他們要求整個社會都得朝著他們指定的終極目標前進，而且在遇到懸崖峽谷時，也不可以選擇行迂迴路線，以減少風險。那豈不是要帶香港人去跳崖？

反建制派認為：他們堅持的那套方案，其實是最符合國際標準的完美方案，他們不會作任何原則上的退讓。然而，只要我們看一看現實世界，就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著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完美方案。把他們的那套拿去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行。即便是英美法等國的現行政制，亦不符合他們的具體要求。

英國的首相沒有經過公民提名，美國總統就非一人一票直接選出，法國的總統選舉亦得先經提名委員會。可見我們的世界是多元的。各國的政制，都只能按自己獨有的時空環境逐步演進，不可能以一套甚麼國際標準，用倒模的方式，一次過複製出來。

香港的政制發展，亦不可能只參照國際標準而不理會時空的局限。香港可不只有反建制派，還有保守派和中間派。此外，中央的取態與商界的利益亦不能置諸不理。只有通過不斷協商、較量才能取得妥協，才能有新的進展。

可惜，香港的反建制派陣營裏，太多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及一些長期與經濟生產脫節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社會的複雜性所知有限，卻要把自己的一套強加在社會身上。香港不應讓這批人主導香港的發展。


Vic：我一直對施永青保有敬意，認為在芸芸香港商人中，他算是見識出眾，而且對員工相當慷慨（他辦am730，會將三分之一的盈利分給員工）。他的C觀點我連續看了數年，雖然知道他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立場傾向保守，但近半年來他的論調已不止是保守，簡直可說是反動和顢頇，令人搖頭嘆息。今日的C觀點便是一個好例子。

我不想猜測施永青散播這種跡近價值虛無的言論有何居心，但實在難以相信他真心相信自己所說的歪理。他將爭取民主政制以保護香港自由的人說成是偏激和獨裁，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數天前才讀到余英時先生說：「民主體制是開放而不是封閉的，一切必要的改變與革新都在和平過程中完成，可以避免傳統改朝換代所必然帶來的暴力。只有民主社會才是長期穩定的真實保證。科學和民主的普遍價值在今天已沒有懷疑的餘地。」只有民主才能維護世界的多元和開放特質，如此淺顯的道理，施永青會不明白嗎？

（施永青對「終極普選」的荒謬批評，其實四年前已寫過了。http://vicsforum.blogspot.tw/2010/06/blog-post_23.html）

李慧玲 - 良知跑光未？

明報   2014年7月7日

　我加入《明報》時，呂家明是採訪主任。論資歷、論年紀我一定不及他老，但總算在這行業有三十年資歷。在悠長歲月裡，我從未試過擔心大新聞發生時，記者都跑光了，我擔心的是良知都跑光了。近日尤甚。

　七一遊行翌日《明報》頭條標題引發爭議，編務董事呂家明半夜三點擅自停機改標題，將標題重點由原本的爭普選遊行人數創新高，改為警方清場。

　呂家明親撰〈改版之夜〉，將事件定性為一個老兵鍥而不捨排除萬難爭取向讀者報道最新最快的消息，驟耳聽來，情理兼備。包括《明報》同事在內的其他人，如果堅持責難，未免好歹不分，好人當賊辦。

　好人和賊，其實不難分辨。

　假設呂家明當日停機改版，是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半夜暴斃，又或者突然收到柯打要下台，大新聞在毫無預兆之下從天而降，必須當機立斷作出取捨，則呂家明的講法勉強講得通——說勉強，因為他不在其位。

　但他當日用作代替原來新聞的，是預演佔中警方清場，重點在一個「預」字，事態發展全部都在記者、編輯早已預計到的劇本之中。細看當日《明報》篡改標題前因後果報道，便知道呂家明早已不滿原來標題有「爭普選」三個字，想除之後快，但不獲總編枱接納。

　任何有新聞工作常識的人亦可以預計，當總編枱考慮標題時，不會沒有將當晚早已預定會出現的佔中預演、警方清場考慮在內。究竟出現什麼情况下要改版、什麼情况不必改版，總編枱一定事前有討論過，根本不必呂家明越俎代庖。《明報》當日清場而不改標題，應是總編枱事前深思熟慮的部署，而不是「記者都跑光了」。

　老兵熟悉行業運作，比其他人更懂得為自己開脫。但我們不是盲的，更加未啞。 

王慧麟 - 司法有曙光？

2014年7月7日

【明報專訊】兩周前，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主演蹩腳秀，強行通過東北前期撥款。在這場投票攻防戰之中，吳亮星算是交足功課，讓議案通過，但過程之粗疏，確實令市民大開眼界。

事後，有議員提到要搞司法覆核云云，亦有議員質疑其有違反議事規則之嫌。後來，事情不了了之。但相信有關議員亦應明白，根據過往判例，如Cheng Kar Shun & Anor v. Honourable Li Fung-ying & Ors [2009] 4 HKC 204，法院基本上不會干預立法會內部事務，除非該等事務違反《基本法》。在Chan Ka Wah v HKSAR （CACV126/2011）的上訴案件裏，上訴法官夏正民同意高院法官的判決，不同意給予申請人的司法覆核申請。其中一個原因，是財委會的決定是立法行為，不能司法覆核。法院的原則如此明確，相信立法會法律顧問相當清楚，而任何早前大喊司法覆核的議員們，相信亦心中有數。所以，在事件發生後叫什麼司法覆核，相信是宣示政治立場居多。

法院不干預立法機關，是英國普通法的傳統。這源於國會至上論，即國會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國會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有民意授權，其立法行為有民意基礎，在權力分立的原則下，不應受法院約束，况且，傳統以來，法官是由大法官推薦委任，缺乏民意授權，在國會至上論之下，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機關之行為，沒有理由要受到沒有民意授權的法院所約束。

這個普通法傳統，及其背後的脈絡，都在香港適用，當然亦有變化。因為1997年之後，香港的政治體制源自基本法，行政、立法、司法系統的權力由基本法賦予，同1997年前的殖民地體制有所不同。像國會至上論這些英國獨有的憲法傳統，理應不適用。但法官在上述Cheng Kar Shun案指出，在有成文憲法的普通法地區如巴哈馬，由於政治體制由憲法賦予，情况與英國不同，但其原則之修正，由彰顯國會至上，轉為彰顯憲法至上，而基本原則，即是司法不干預立法，則不會有轉變。

這個說法，表面上合理。但竊以為其精髓在於民意授權。國會至上論有其獨特之歷史發展而成，但核心的價值是民選國會。同樣，法官援引之巴哈馬案例，其有實權之下議院，都是由民選產生，至於上議院即使是由當地總督委任，而議席分配必須反映下議院的政治分佈，執政黨成員佔多數。換言之，當法官談論普通法原則之時，有沒有花足夠篇幅來討論，香港立法會既然是「半桶水」的民主，議席分佈不能充分反映民意授權，法院引用一些前殖民地獨立後的民主國家案例，以至源自英國國會至上論的原則來處理針對立法會的司法覆核，又是否完全合理呢？

司法覆核權該伸延到哪裏？

這裏指涉更深一層的問題，究竟法官處理司法覆核的時候，其覆核的權力該伸延到哪裏呢？舉例，假如立法會的行為（act）或者決議的過程，雖然表面上符合程序，但議員在基本法下獲得保障之表達意見自由權利受到不合理的剝奪，難道法院就不應干預嗎？又例如，議員在沒有主席按議事規則要求議員離席之下，遭保安抬走，甚至保安不讓他重新進入會場，那麼保安在可能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之同時，又有沒有違反基本法保障之意見表達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權利呢？假如法院採取立法會之行為不受司法覆核的約束，則可能在上述之情况下，議員的發言權及人身自由就受到無理剝奪了。

於是，假如法院認為，既然國會至上論已隨着九七之後而逝，取而代之是基本法至上論，那麼法院是否應體現基本法內，賦予人民之權利（特別是39條之國際人權標準），而不是因為所謂權力分立而自我約束呢？

學者Geary, Jago 及Morrison在其書中提到，英國（嚴格來說是指英格蘭）的司法系統，表面是司法獨立，實際上是相當政治化。按學者Griffith及他們說法，在20世紀初至70年代，所謂法院不干預行政部門的普通法原則，背後更多的是政治理由。其中一個突出的原因，是首相委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時候，往往傾向委任立場親政府，不會對政府的改革方案說三道四的人選。由於大法官操縱法官升遷任命大權，其效果往往是與政權思維接近（或曰保守）之法官擔任，由他們處理針對行政部門之司法覆核案件，往往傾向不干預。

Geary, Jago 及 Morrison 認為，以上傾向，在1998年英國通過人權法之後，出現比較大的變化，主要原因是人權法引入歐洲人權公約，而歐洲人權公約的相關案例，亦引入法院訴訟，加上英國樞密院（實際上是上議院法官兼任），往往亦有處理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的有關的憲法人權保障，於是這些歐洲人權法律，以至國際人權法律的解釋及原則，亦一併帶進法院，令英國法院在處理各類案件，包括司法覆核，慢慢轉變為體現人權作為案件的訴訟主軸。

法院司法化

如此，法院在體現人權，還提出司法覆核人士一個公道的話，其判決難免衝擊公共政策，例如少數族裔有沒有因宗教理由戴頭巾上學的訴訟，已經影響教育及宗教政策。這些就是二三十年來所謂的「司法化」（judicialisation）之現象。即是說，一批勇進的大法官所帶領下的法院，以司法之名，介入政治以及公共政策，以體現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綜合學者 Kapiszewski , Huneeus, Couso及Sieder所述，司法化大致有指涉3種形態：其一，一些法律的觀念、原則、方法以至術語等，滲入社會各階層，成為公共場域之語言（例如程序公義，基本上一個中學生大概都曉得）； 其二，法院之判辭及決定，體現社會及經濟權利，從而影響公共政策以至政府決策（例如房屋權）；其三，法院之決定影響政治，當然包括高層政治以及一般政治，例如公務以至政治人員委任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亦願意，甚至主動透過法院（例如釋憲）以「插手」，或曰體現憲法內之政治權利。

拉丁美洲經驗看到，遇到行政不彰，政治爭拗導致政局廢弛，國會失救之情况下，人民無法透過正常政治體制來爭取權益，他們主動或者被迫透過法院，伸張正義，以期達到改革經濟及社會政策之目標。但是，這些都需要法官願意承擔此「責任」才成，亦願意改變原有的自我約束，盡量不干預行政及立法機關，只會埋首法律字面解釋的觀念才成。學者Couso就提到，拉丁美洲過往幾十年出現愈來愈多司法化的現象，背後的推手，是有一批法學者提出接近美國的憲法觀念，當然這些外來的憲法觀念亦需要有本土因素及再造，既衝擊固有保守之觀念，亦對改變法官觀念，讓其思想鬆綁，走向勇武進取有莫大關係。

說到這裏，香港終審法院亦有司法化的現象，比如W案件讓跨性別人士有婚姻權（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 [2013] HKCFA 39），亦有案件指出申請綜援的居港7年之限制違反基本法（Kong Yun Ming v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FACV No. 2 of 2013），都是體現經濟及社會權利的比較正面的發展。但是，其他的部分仍然相對保守。近幾個月，立法會財委會會議吳亮星被指「夾硬來」，立法會大主席「剪布」的權限，新界東北發展示威陸續有人被捕，七一預演佔中有511人被扣留部分要負刑責，方方面面都挑戰市民權利的底線。這些案件，假如有議員申請司法覆核，或者有市民因之被控非法集結，按照法律書本上的原則及認知，這些人士打贏官司的機會很低，相信凶多吉少。在市民大眾仍然相信司法的時候，我們至少希望有勇進的法官，站在保障人權的高度，推進司法制衡行政專制及立法專橫之界線，不懼司法化的指控，抵擋正在加速流失的自由，捍衛我城。我不期望個個法官像南非前大法官Albie Sachs那麼勇進，但至少在如此政治高壓及肅殺的社會氣氛下，讓市民看到一點曙光吧！

◆延伸閱讀

1.Adam Geary, Robert Jago and Wayne Morrison (2008), The Politics of Common Law – Perspectives, Rights, Processes, Institution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Javier Couso, Alexandra Huneeus and Rachel Sieder (2006), Cultures of Legality: Judi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皮亞 - 《輝耀姬物語》錢買不到的是什麼？

movie chic，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6日

【明報專訊】高畑勳與宮崎駿一同創立吉卜力工作室，製作多部經典之作，但高畑勳導演的動畫，始終不及宮崎駿的廣受愛戴。不過這一部不同，同樣都被視為大師收山之作，《輝耀姬物語》的故事明顯比《風起了》更吸引，更發人深省。

看荷李活動畫，有時會覺膩，雖然主題意識一般都正面，講公平講愛講自由講夢想，適合一家大細，但有時就太過公式，老是跟着同一套發展方式去走。荷李活動畫的節奏，接近喜劇或動作片，要多要快要密集，怕冷場。這也是美式娛樂的特點，就像長壽電視節目《全美一叮》，參加者在台上只有90秒時間表演，評判又可以隨時叮走你，參加者要做的，就是以密集的才藝來留住評判的耐性。美國觀眾喜歡看籃球比賽，雙方不斷入球，喜歡有近射有罰球又有三分遠射，偶然更有花式入樽，但就嫌英式足球賽事悶，皮球傳來傳去，踢了90分鐘仍然零比零，沒有分勝負的就不算是比賽。而吉卜力工作室發展出來的動畫，就少以這種節奏操作，而是以接近生活的節奏來發展故事，雖然情緒少了一點亢奮，但感覺就多了一份情味。情味，就像一煲老火湯，要慢煮，才夠入味。

高畑勳火候十足之告別作

《輝耀姬物語》絕對是一煲火候十足的老火湯，慢煮而成，是高畑勳數十年人生與功力的結晶。高畑勳上一部導演的長篇動畫，是《隔壁的山田君》（1999），相隔十四年，才再有《輝耀姬物語》（2013），其間他好像停了工，只是偶然參與一些集體企劃，但其實他埋頭苦幹，跟團隊製作《輝耀姬物語》。高畑勳選擇不用傳統塑膠彩，改用水彩，逐個畫面繪畫，聽說花掉的時間，就比過去的製作多了幾倍。人生七十古來稀，更何况高畑勳今年已經七十有八，他把可能是人生最後的一股力量，都投放在這部動畫之上。現在動畫面世了，看過的人都會發現，他並不是要驚天動地震撼視覺，反而想回望人的一生，從降生大地到終結一刻，道出生命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東西。

改編《竹取物語》水彩畫風如豐子愷

日本文學《竹取物語》，像中國民間神話及傳說，透過一個奇妙的故事，帶出警世道理。而《竹取物語》的神話性質，的確很適合改編動畫，故事講以斬竹織藤為生的老伯，在竹林發現了一棵會發亮光的竹樹，他好奇走近，竹樹立即長出一朵巨花，巨花花瓣打開，竟然內藏熟睡的小公主，老伯便用雙手捧着可愛的小公主回家去。這部分故事意境優美，但如果用電腦特技拍成劇情片，肯定又假又怪公主都變妖魔，只有動畫才能呈現溫柔又奇妙的畫面。

高畑勳今次選擇使用的畫風，像中國水墨畫家筆下的兒童畫，甚至還會聯想到豐子愷，風格跟吉卜力工作室過去的製作有很大分別。畫風變了，在看前段的部分時，就有點不習慣，宮崎駿動畫角色造型向來做得英氣十足，靚仔靚女，高畑勳動畫少見這種英氣，而《輝耀姬物語》的老伯夫婦和鄉村小孩造型，亦更很難用美麗來形容。不過愈看下去，就會發現，動畫角色樣子美不美，實屬其次，水墨形式的水彩畫，配合民間傳說故事，一種恰如其分的簡樸味道，就跑了出來。

小公主有笑有淚的成長記

假如只看畫功，也太浪費了原著《竹取物語》，其實《輝耀姬物語》能夠發人深省，很大程度跟故事有關。那位從竹樹誕生的小公主，就是上天派下去，要人類好好反思生命的聖者。究竟我們凡夫俗子，一生要怎麼過才算是美好？高畑勳就花了很大篇幅，描寫老伯夫婦跟小公主在鄉間的生活和成長。其中一幕，小公主肚餓，哇哇大叫，大嬸就不理身在路上，立即脫掉上衣，給懷中的她吮奶，情節頗諧趣，令人感受到母愛的偉大。後來，小公主在家中的榻榻米學行，躺下、轉身、爬行、學企，動作接二連三，雙腳企不穩，跌下來，嚇壞了老伯夫婦，還以為小公主會嚎哭，誰不知她竟在傻笑，生命力驚人。這場戲，時間很長，沒有什麼對白，觀眾一直在看，就好像跟角色一起生活，一同見證她的小成長。觀眾一時間都好像變成了小公主的契爺契媽，禁不住都愛上她。

小公主在鄉間生活，通山跑，跟同齡小孩到處做頑皮事，很百厭，而且還有一個大哥哥保護她，這全都是生活的烙印，成長的記憶。你還記得上星期在辦公室工作的情形嗎？恐怕沒有人想提起，但當問到小時候的生活點滴，就每個人都會刻骨銘心，想起都會微笑。

前段在鄉間發生的故事，其實在訴說生活的美好，只是觀眾不知，連故事中的老伯夫婦也不知。因為，我們很多時對正在擁有的東西，都不會太在意，只有一旦失去，才會猛然醒覺，但後悔已太遲。後半段調子轉換場景改變，故事發生在首都的大宅，老伯追求豐盛的物質，捨棄昔日的樸素，得到歡愉的日子，同時也換來煩燥與空虛的心。看着名字改為「輝耀姬」的公主，就愈看愈心痛，恨不得想趕快帶她離開大宅門。

能令觀眾為了一部動畫的小角色而心急又心痛，《輝耀姬物語》肯定是成功了。更重要的是，這不止是一部動畫而已，而是令人看後，會反思，會改變，會明白生活是什麼、生命該如何的一場旅程。宮崎駿在退休前，要製作一部關於自己成長和國家歷史的《風起了》；而高畑勳則想在人生最後階段，製作一部能感染眾生思考美好生活的《輝耀姬物語》，輝耀姬最後的遭遇，簡直要敲醒裝睡的人們，別窮得只剩下錢，有一種東西，是錢也買不到的，就是自由與快樂。

陸沉 - 記者眼：那些年，警察在笑……

星期日生活   2014年7月6日

【明報專訊】小時候，常聽父母叔伯說警察是「有牌爛仔」，他們這樣想，可能源於他們成長時警察曾經橫行霸道。在我成長的年代，警察的形象已經很不同，街頭暴力犯罪漸少，警察不再講除暴安良，改為強調「專業服務」，小時候教科書教落，警察會捉賊亦會扶阿婆過馬路，「警察」二字後面一定配「叔叔」，不再是有牌爛仔。

我入行之時，是香港新一輪火紅年代之始，入職不久被派往採訪皇后碼頭清場，那天大隊警員開往碼頭，他們組成人鏈開出一條路，逐個抬走示威者。當年，「保育」尚是一個新名詞，示威清場很久才有一次，不少警員相信很少遇上這種場面。那天我站得前，和不少警員有近距離視線接觸，面前幾個年輕警員神情輕鬆，攝記靠近狂拍時，警員更笑笑口地用一把TVB老臨村民般的「頹聲」說「唔好迫啦」，當時的警察只是大男孩。

以激動的態度叫你冷靜

有一次到舊政府總部採訪，舊政總在大斜路上，攝記通常會追着示威隊伍走，文字記者和公共關係科阿sir會走上斜路頂等候。和阿sir聊天之際，突然他指着那些示威者說，「其實我哋有時都幾痛苦」，「呢班𡃁仔，未必係錯架」，那是剛開始政治化的香港。

當差的朋友說，幾年前，警隊內部對很多政治議題都沒有強烈立場，但近年警員普遍憎惡示威者。近期幾次清場行動，警員態度強硬，抬走示威者時一邊叫他自己行，一邊對沒有反抗的人屈手加力。七一佔中其實沒帶來實際衝突，但當晚一眾「大sir」會見傳媒時，面上鐵青，殺氣騰騰，一字一頓。

不止對示威者，警方在清場前其實曾「嗌咪」，限時十分鐘要求記者離開，幸好無人理會。翌日聽到黎棟國局長侃侃而言，說整個清場過程有記者監察，感覺非常諷刺。近年警記關係亦很緊張，以往警員和記者大多互相合作，你不阻我，我不阻你。現時在採訪現場，警員會以激動態度叫你冷靜，跌了支筆想拾回，警員即會惡狠狠地警告不要離開採訪區。

公務員本應該公道處事

在大大小小的示威現場，記者從未成為激烈碰撞的源頭。記者一般冷靜，文字記者沒必要撲到最前，多數在後方觀察，攝記、攝影師也不會激動，因為激動就很難顧得上揸機。是的，警察有責任維持秩序，但基本法都規定香港有採訪自由。就如黎局長所言，記者如果缺席，就不能再監察警方在一個政治敏感的場合執法時手段是否正當。雙方職責有衝突，需要的就是溝通、協調，但近年警方對採訪區限制愈來愈嚴格，而且往往在現場突然宣布一些規定，收緊突然，亦沒有商量，互諒互讓漸漸消失。

警方常強調自己「有法可依」，但「守法」是對警方的最低要求，警隊執法除了合法亦應合情。法律有演繹空間，亦需要有人執行，在「合法」的範圍之內，警察可以選擇用盡法例酌情權和靈活性，差別對待不同對象；甚至乎，警察也可以做事不再在乎是否「合法」，只在乎有沒有把柄，一如港產片情節般用電話簿打犯人心口，驗不到傷就可以。

但這不是我們對警隊的期望。

說一句公道話，近年有些示威者對前線警員不友善，衝突漸多，警隊有些怨氣可以理解。但人同此心，也有些警員不講道理，也有些記者兇神惡煞，但每一種身分都有許多講道理的人，如果對別人以偏概全憤憤不平，哪是人同此心。

聽說，前線警員頗為擁戴現時的一哥曾偉雄，一個重要原因是前任鄧竟成屢次道歉，令他得來「Sorry Sir」的外號，打擊了警隊士氣。每一種事業都有他的職責，記者要報道真相、為弱勢發聲，醫生要仁心仁術，公務員的重要品格應該就是公道處事。沒錯時理直氣壯，那很公道，但該道歉時便應道歉，也是公道。

執法者橫行是制度腐敗

但曾偉雄上台後，僅因穿著「平反六四」外衣，市民就被抬走；警員明目張膽擋鏡頭，曾先生說記者是黑影，警員的手卡在攝影機上；一條很難舉證、廿多年無告過的「落車不熄匙」成為遊行檢控的罪名；警員抬人時，故意弄痛沒有反抗的示威者，曾先生沒有一點表示。如果這位上司受擁戴，只是因為他「攬伙記」，那是非常可惜，因為對警隊的期望，不止於此。

期望這麼高，是因為警察真的很重要。警察橫行不法，和一般人違法，意義完全不同。警察是合法武力的壟斷者。按穴屈手，如果是其他人對警察做，就是襲警，會有沉重的代價，但警察這樣做則是合法，即使被侵犯者有任何不滿，最多也只可投訴。這種追究並非刑事，亦非常不易，因為執法者熟悉法律，而雙方的蒐證資源不成正比，現場往往不留人證物證，絕大多數個案只能查無實證。

一個人的犯法，是一宗罪案，會有法律制裁他，但如果執法者橫行霸道而不能被制裁、監督，這卻是制度的腐敗。

這也是為什麼傳媒要把放大鏡放到警方身上。批評警察，並不是如某些評論所言希望警察消失，而正正是因為警察不會消失，更應該關注警察的作為。不喜歡一份報紙，我可以買另一份；不喜歡警察，我卻沒可能「過主」。在民主制度下，警察從屬政府，市民有選票；在不民主的制度下，除了輿論，警權卻幾乎沒有制約。

希望警隊朋友都明白這些道理，亦寄望我的同行在艱難中，也能緊守崗位。

文 陸沉 新聞工作者

陶傑 - 可憐天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6日

特首夫人護女心切，隔空大罵學者，事情又沸騰起來，成為特區「後七一示威大遊行」時期的一大看點。

中環的圍觀人士，當天議論紛紛，手機WhatsApp，即時向全球親友廣發特首夫人（以下簡稱「特夫」）長達四分鐘、兩隻食指高翹翹、像扮牛魔王的一段狠批學者「冷血」的新聞片段。

民意即刻分成兩派，激辯特夫的「家事論」。

客觀持平的講，特夫發揚母愛，而母愛是偉大的、感性的，也是盲目。中國名女人薄谷開來，因為「保護兒子」而在重慶殺掉一個英國人，香港親中愛國的「新晚報」，社論也歌頌薄谷開來女士迫不得已，護子殺人，體現了母愛之偉大。所以特夫大罵學者，以母愛的大前提，沒有錯。

學者「虎毒不食兒」之說，頗有文學色彩，確實有點戲劇渲染。但學者最大的問題，反而不是文學的結論，而是不加質疑的完全聽信了割手腕的特首女兒痛斥父母之詞。

如果我是那位學者，特首女兒不論在Facebook罵母親還是接受知識份子報紙專訪批判父親屈搞公關，會先想想：女兒的證供，是否可信？父親既被泛指為「大話精」，中國諺語說「虎父無犬女」，女兒也講大話的遺傳系數、風險也相當高，學者和記者，將女兒極有可能的一派天方夜譚，當做真相來演繹，「治學態度」未免不夠嚴謹，當然，報紙編輯沒把關，刊登冷血言論，「知識份子」也有責任。

從中國儒家文化的大視野觀之，百行孝為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有大陸文革的林彪，才會被她的女兒林豆豆大義滅親、公開批鬥的，可見大陸人常常嘲笑的「文革在香港還在上演」之說，確有幾分道理。

至於特首的女兒如果公開割腕照片，是不是「家事」？不妨搬點中國龍門：如果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女兒，有一天忽然服毒，送醫院洗胃途中，又對記者大罵爹哋奧巴馬搞公關的矯屈親情、母親米歇爾人格虛偽，你說CNN、路透社，會不會尊重美國總統的「家事」而不報道、不評論呢？或者中國的環球時報，以及中國網絡毛左，不會興高采烈社論歡呼：「奧巴馬連自己的女兒也管不了，憑什麼想當世界警察？」

這樣討論下去，很有趣地，就不是家事，而是時事、國家、通識事了。願天下子女，不要亂來，身體髮膚，血濃於水，做傻事之前，先想想父母。 

李怡 - 新世代抗爭是香港起死回生之路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5日

7.1前夕，在白皮書的刺激和公投的激勵下，許多市民都準備次日要上街，但也有相當部份人懷疑年年上街究竟有何用，縱使幾十萬人叫喊「梁振英下台」從前年喊到今年，他仍然好官我自為之；上街後，第二天人人照常上班上學，社會向下沉淪的趨勢這些年沒有改變。佔中提出一年多，響應的聲音逐漸減弱。縱有79萬人公投，佔中三子認為7.1仍未是佔中時機。這時候，學民思潮和學聯提出了7.1遊行後即時進行佔中預演，直至翌日上午8時。黃之鋒在facebook上說：「我都好難去說服每一個人同意我/但說到最尾/我都相信一件事/投身民主運動就是應該──忠於自己。時至今日/掛着公民抗命的旗號一年有多/然而我們仍未有行動的決心。/你可能覺得我太冒進/但v煞的一句：『人民從來不應懼怕政府，只有政府應該懼怕人民。』/我想這不是一句口號更是一個信念。/公民抗命是為勢所迫/坦白說風險也不少/很多參與的同學只是中學生/包括我在內也未夠十八歲/你問我心情如何/我也感覺擔憂/但作為行動的發起人/一個負責任的行動者/我決意承擔一切的法律風險……」

在7.1遊行的行列中，明顯看到多了許多十來歲的中學生。有人估計，全港約40萬中學生，參加遊行的可能有10萬。遊行中許多朋友擔心入夜後佔中學生的安全，想去參與及聲援。其後通宵留守的學生中，有人說他們的父母支持他們的抗爭行動。接下來511人被拘留，當他們陸續從警校被釋放時，門外的父母大都表示雖然擔心他們的孩子，但也為有這樣的子女而驕傲。有人問被收柙的城大女生，「你知唔知你有案底好難搵工？」回答是：「香港唔掂，我哋都唔掂！」在被拘留的511人中，許多都是大專和中學生，其中數十人是中大、港大、科大等學生會領袖，包括會長、副會長等人，他們背後支持者是選他們出來的學生選民，這些學生群及家長群，已認識到爭取權益比現實利益更重要。香港人本來是只要「自己掂」，香港掂唔掂是不會關顧的。現在年輕一代的認識提升到「香港唔掂，我哋都唔掂！」的境界了，社會意識有重大改變。

台灣知名作家、現居香港擔任《號外》雜誌總編輯的張鐵志，7.1晚在遊行後的集會中說：「我來香港一年半，最深的感受就是香港正處於死亡與重生交會的歷史時刻。」走向死亡的，是那些小店老舖，是表達自由、法治廉潔、官員信譽，以及香港人所珍惜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這個月，白皮書更正式宣告一國兩制的死亡。The City is dying，但還沒死。過去幾年，我們也看到許多新生的力量、價值正在崛起，改變這個城市：新世代的社會運動，社區保育和土地正義，新的運動如同志運動，以及六月全民投票所展現的，都是這個城市新的生機。這些新生的力量正在和那個讓香港死亡的力量搏鬥。我們不知道最終誰會勝利，但我們知道，不抗爭，香港就會逐漸走向死亡。

新世代的抗爭，是香港起死回生的唯一出路。反國教運動，如果領導者不是學民思潮而是教協，你認為會是甚麼局面？政改若不是學民思潮對公民提名堅定不懈的推動，在真普聯內訌中，會有79萬人投票嗎？佔中的一再延宕，泛民一再分裂，中共港共毫無讓步迹象，卻還有老一輩民主人士呼籲政府盡快與泛民談判，認為真普聯方案並沒說三軌不能缺一，故談判空間還在。她難道不知：對中共來說，你越求它，它越看不起你嗎？香港民主運動繼續由老一輩的泛民去帶領並在不停內耗？還是應該由年輕一代主導，老一輩只去配合就好呢？

新世代在立法會缺乏席位，沒錯。在51萬人遊行和預演佔中後，立法會二十多名議員向梁振英嗆聲，被逐或離席抗議，主席曾鈺成會後說：如果只是一兩個人的行動，可以視為個別事件，但二十多人行動，那就顯示與行政機關、行政長官難以合作，這就值得行政與立法機關都作檢討了。這就是在新生代喚起民眾的情況下，老民主派的配合。如果不配合，那也沒關係。即使保守的政改方案通過，也不過是激發起更激烈的抗爭，新生力量與讓香港死亡的力量的搏鬥會更趨激烈吧了。

我們要相信年輕人，他們熱情，敏銳，具正義感，最沒有個人利害的考慮，初生之犢雖沒有處世經驗，但也因為沒有受到中國政治文化醬缸的浸染，因此最能贏得公眾信任，而他們也確實值得信任。

一位25歲青年第一次參加抗爭並成為511人的一員，他說，那一夜令他對香港重燃希望。

梁振英報警，梁政權逮捕領導遊行的民陣人士。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香港正處於死亡與重生交會的歷史時刻。（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文敏 - 政法不分

明報   2014年7月2日

法律界的靜默遊行，參與人數近1800，為上次靜默遊行人數的兩倍。這是回歸以來法律界第三次的靜默遊行。回歸17年，法律界仍要為法治而遊行，這是值得當權者三思的問題。

中國近年也多強調要走法治的道路，然而，由白皮書至近期中方官員的言論，依然反映了一種相當薄弱的法治觀念，他們仍然停留在政法不分的階段。首先，中方官員指6．22投票是違法，6．22是民間投票，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沒有法律約束力並不等於違法，這只是表達意見的方法，政府不願見到的事並不等於違法，這是政法不分的結果。有些中方官員指出，《基本法》沒明確容許的事情便是違法，但表達意見的自由是《基本法》容許的。况且，稍為對法律有認識的人也知道《基本法》絕不是一部非黑即白的文件，政府的意見，又是另一次將政治取向強加於法律條文上的表現，體現法律為政治服務的思維，只是，這並不是普通法的制度，也不是法治的意義。

法律和道德也並非完全一致，有些道德的規範並不適用於法律，例如孝順父母，相信沒有太多人反對，但法例就不會規定每個人必須孝順父母。孝是出自內心，屬於道德範疇，法例無法強制，因為要執行法律便得清楚界定違法的行為，而道德要求的往往過於空泛籠統，難以界定。那些高唱法官為何不該愛國只是在混淆視聽，將道德要求硬說成法律責任，漠視法律必須能執行而非政治口號，甚至可說，何謂法律也未弄清楚。

有人說，法官是按照法律和《基本法》判案，這些憲制文件，裡面已有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內容，但這就是否等於「愛國」的法律詮釋？香港人擔心愛國，並不是他們反對愛國，而是愛國的定義太主觀，並由一個政治機關作判斷。中國這四十多年來，有多少愛國者被打成階下囚，所謂愛國，往往只是成為順應當權者的稱謂，批鬥異己者的藉口，這是歷史現實，也是為何港人對愛國論如此擔憂！

龐永欣 - 鹹魚與夢想

明報   2014年7月2日

教育界泰斗Maxine Greene上月去世了，終年96歲。Greene是教育哲學家、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學者。她的文章經常以文學、藝術談論教育的意義，探討生命和自由等問題。

去年考評局的報告，曾提及有考生在中文科答卷中把電影對白「做人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沒有分別」誤引為「古語」，惹來一陣訕笑。但究竟夢想是何物？在教育裡為何重要？似乎很少人談及。

Greene在著作裡經常談論夢想。她認為人如果不想埋沒在制度的冷漠（apathy）裡，就要有夢想，一心有所追求。在教育裡，不少教學問題，解決方法還在於質疑一般見識的智慧，打破常規，發揮想像力，從而構思那些似不可為而該為的事。只有這樣，當老師才能看出學生還未發揮的潛力，完成育人的使命。

Greene相信，時代進步還在於大家敢於想像。例如，曾幾何時，我們還認為兒童無知，不可能明白世事，今天卻相信兒童的世界充滿意義，甚至樂於閱讀他們寫的詩歌和故事。這些改變並非由於我們思考技術進步了，而是因為我們願意運用同理心，作易地而處的想像。也是由於敢於夢想，我們才會堅持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必須改變，創造出更合乎人性的處境。例如，從前的白人認為，有色人種都是智力低下的民族，今天這種想法改變了，這是由於我們能想像出這樣的一個新世界：人生而平等，不論膚色宗教都獲得相同尊重。

也可能是由於夢想，六四過去25年後，我們還要上街悼念，堅持平反。沒有夢想跟一條鹹魚沒有分別，這話雖然不是古語，卻充滿哲理。 (pongdidit@gmail.com)

李怡 - 公投與7.1後的政治形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日

佔中自去年3月啟動以來，由於以泛民為骨幹的真普聯現內部分歧，使市民對佔中的熱情逐漸下降。到今年5月6日佔中舉行投票，由支持者選出三個供6.22公投的方案。結果選出方案都含公民提名。建制派的方案被認為不符合國際標準而沒有被列為選項，而沒有公民提名的溫和民主派方案也全部落選。於是，有溫和派泛民認為這是「篩選示範」，民主黨則認為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沒有力推真普聯方案而另起爐灶，難再合作，聲稱要退出真普聯。不少評論認為，在真普聯再現分歧而包括溫和方案都被篩走的情況下，傾向建制派或溫和民主的市民都不會參加6.22公投，佔中三子更低要求地只希望有10萬人投票。

在這樣的悲觀氣氛下，公投數字居然達到79萬。毅行、《問誰未發聲》等動員當然有些效果，但最重要的動員力量則來自白皮書和香港一批政府官員、親共人士對這個違反常識的霸王論述的奴性盲目支持。公民提名並非激進，現有的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也是公民提名，之所以有民主派溫和方案推出，原因是溫和派希望妥協出一個可以被中共接受的方案。但熱面孔貼上冷屁股，中共的頑固惡劣反應把市民推向支持公民提名。提出溫和方案的民主派人士，從曾經說不一定參加6.22公投，轉為呼籲市民公投。過去傾向溫和民主派的民陣，7.1遊行打出「捍衞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的主題。過去一年積極推動溫和政改方案的民主派湯家驊，在79萬民意表達後，決定「無限期擱置推動溫和政改方案的工作」。民意已沸騰，力爭公提和佔中似是不歸路。

今後的政改形勢，野蠻政權和奴才政府的意向不必理會，因為肯定會用盡各種歪理和恐嚇手段壓制公民提名，講到底就是要有一個中共可以預見結果的「中國普選」。昨天在遊行未結束前，張曉明已表示遊行規模不會改變中央立場，而特府也趕緊聲明，直言「公民提名」難以落實。

政改形勢的變數在於手握立會六票的民主黨猶豫取向。有26名泛民議員參與的真普聯，今年1月8日公佈三軌選特首方案，召集人鄭宇碩表明，三軌方案「你拎走任何一個部份，都唔係我哋提出嘅方案」，因而所有傳媒都報道是三軌「缺一不可」，次日民主黨闡明立場，說三軌「非缺一不可」。當晚在電台節目中，當主持人問，假如方案只有提名委員會和政黨提名，而沒有公民提名時，民主黨是否投贊成票，單仲偕答「是」。由此自然讓人想到，三軌「非缺一不可」的缺一是可缺公民提名。

5月6日佔中投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另起爐灶，目的很清楚，就是把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剔走。待選出三方案後，人力即表示會動員支持者投票給真普聯方案。民主黨以社民連和人力沒有在5月6日力推真普聯方案為理由，在6.22後宣稱要退出真普聯。這種反應使人覺得奇怪，因為畢竟在公投時，那兩個政團還是支持真普聯方案的，而且真普聯方案也獲得最多票，而成為佔中的首選方案。除非民主黨指難以合作只是藉口，真正原因是不能接受沒有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

但6.22公投後，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已很難成為佔中爭取真普選的主旋律。中共在79萬人公投和7.1遊行的強大民意壓力下，可能的讓步是讓提名委員會提名一個不可能當選的「不同政見者」。這也是揹着「民主」之名但可以有機會透過提委會被提名參選的政黨覺得可作妥協之處。

79萬人參與的公投中，逾九成人分別支持三個都有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而有88%人支持立法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若根據這個公投結果，民主派在立會否決「中國普選」的方案應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有泛民政黨認為，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也未必不符合國際標準，那麼這政黨就有可能投贊成票。

前天，由民主黨李華明、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等組成「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發表民意調查，反映有54%人認為，即使不滿提名程序都應「食住先」，寧願原地踏步的只有35%。民意調查結果很可能反映部份民主人士的願望。因此，立會能不能以「公民提名」為軸心，實行「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策略，仍是未知數。

但公投和遊行的規模，已反映香港市民的醒覺。香港從暮氣沉沉的民主低潮，而出現目前這種79萬人參與推動真民主的洶湧局面，不能不說這是由於年輕人沒有個人或政黨利益考慮的堅持推動。昨晚學民與學聯更利用這時機提前佔中。筆者昨天穿着學民的T恤遊行，上寫：FOR DEMOCRACY, WE CANT LOSE HOPE。是的，我們不能失去希望。而從這些年輕人身上，我們看到香港還是有希望的。

古德明 - 捕捉神韻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7月2日

香港現代漢語作家顏純鈎有一篇《文字的精靈》，介紹學者劉紹銘：「劉教授寫作家，重在捕捉神韻，而神韻又恰恰是寫人的最高難度。」中國人說的「最難風雨故人來」，今天原來應作「最高難度是風雨故人來」，真是有趣得很。

同樣有趣的，還有「捕捉神韻」。這「捕捉」一詞，當然不是中文，而是英文字capture的化身。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capture條下有兩個解釋：(一)「捕獲：Allied troops captured over 300 enemy soldiers盟軍俘虜了三百多名敵方士兵。」(二) 「(用圖畫、文章、電影等準確地)表達，刻畫，描述：The article captured the mood of the nation這篇文章把國民的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中文的「捕捉」，從來只有capture的第一義；現代漢語的「捕捉」，卻兼有第二義。牛津詞典的例句，看來要改譯如下：「這篇文章捕捉了國民的情緒。」洋奴文字，無下流不有。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大陸《中國日報》網站發表文字，介紹美國攝影師拉雷默爾，標題是：「攝影師捕捉人類表情。」二零零九年二月四日，臺灣《自由時報》有特稿介紹攝影師曾敏雄，標題是：「捕捉名人神情，曾敏雄攝影展。」這「捕捉神情」，中文會怎樣說？

《世說新語‧巧藝》晉朝畫家顧愷之畫人物，或幾年不點睛。人問其故，他解釋說：「四體姸蚩(四肢美醜)，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寫人物要表達神情)，正在阿堵中(正在這雙眼)。」又《書言故事‧傳神類》唐朝畫家韓幹、周昉先後為趙縱畫像，趙縱妻子品評說：「兩畫俱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畫兼得其神氣情性。」然則顏純鈎那段文字，用中文可改寫如下：「劉教授寫作家，重在傳神，而描寫人物，傳神最難。」這「傳神」當然也可作「得其神情」。

《緯畧》卷二唐朝趙顏買美女圖，畫工說只要對圖喚「真真」一百天，圖中美女就會走出來：「神畫也，呼真真百日，即應。」趙顏照辦，果得真真為妻。宋朝蘇軾曾作《郭忠恕畫贊》，稱贊畫家郭忠恕筆下景物活靈活現，就用了這個「呼真真」的典故：「長松攙天………呼之欲出。」然則《自由時報》那標題，也可用中文改寫如下：「所拍名人呼之欲出：曾敏雄攝影展。」

而除了「呼之欲出」，中文還有「維妙維肖」、「栩栩如生」等成語。但現代漢語人不必懂得這許多。他們只要學到英文「捕捉神情」，就心滿意足。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林夕 - 「香港人，你還有沒有家教？」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日

昨天引述了由旅美香港教育學院博士給港人書的選段。其中金句不能盡錄，最甘的是那看似真誠為港的膠心話，內容卻與打手同出一轍。我們不應該把聽不入耳的聲音都視為五毛大作，今再選一節，大家鑑定，我批注。

「香港人，你們已不再是從前的香港人：抱樂觀態度去面對逆境，能逆境自強、求同存異和包容體諒，你們再沒有默默耕耘的勇氣，什麼不怕困難、迎難而上、對未來有信心、團結不分化、和諧共處等九七年前的香港核心價值，已經一下子變成你們今日所講的『大話』：你們不相信別人，就說別人講大話，一句『你呃人』成為你們的口號、口頭禪，動輒叫高官下台，動輒更罵人父母！香港人，你還有沒有家教？你還有沒有資格稱自己為人？」

不同環境時勢養不同人，港人若還是從前的港人，僅憑虛無的樂觀面對逆境，等同坐以待斃。現在要我們包容的不是什麼文化習慣差異，是要生吞毒藥，連糖衣都省了。默默耕耘，被剝削了也不哼一聲？新一代又是替誰去耕耘，為誰去作嫁衣裳？

自強樂觀團結和諧只是各人做人做事的態度，算不上價值觀。香港向來核心價值是自由、法治，而法治精神，是法官不能考慮個人愛惡，並不是只叫你別丟垃圾要奉公守法那麼膚淺。現在最難聽最嚇人的口頭禪不是你呃人你下台；最恐怖的口頭禪是愛國愛港、這個非法那樣不合基本法。求同存異？我們只能同，能不能有異，權不在我們手，你看看陳為廷？

至於家教，有家教如果只是擅於鞠躬握手斯文有禮，但是家長沒有教育孩子成為一個有良知有承擔的人，家教也不過是禮儀訓練罷了，有家教的敗類大把，你要不要再教育一下？昨日七一，許多家長帶小孩遊行，這不是政治騎劫，而是讓他們趁早親身見證這城市最真實而無可迴避的一面，這就是家教。

香港人的確不再是從前的香港人，想做也做不回。香港人正大聲耕耘迎難而上，在逆境中付出史無前例的勇氣，向命運說不，不求人自己的事靠自己做，這才叫自強。這點，和從前的獅子山下精神，倒是一脈相承。


林夕 - 一直住在獅子山洞裏的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日

網搜到一封來自移居美國某教授夫人的信，夫人自己也是香港教育學院名譽博士，轉發者說真心愛港的人請瘋傳。此信很辣，很嚇人，劈頭來一句：「香港人，你還可以『香港人』這稱號為之自豪？」總結寄語是：「我期望未來的香港人會變回理性，有智慧，而不是今天的反智，狂妄，活像個瘋子。」最驚慄的是像這樣天真愛港人很典型，先摘錄一小段，大家一起鑑定，「二○一二年至今，香港人變得失控、似是患有思覺失調，把所有未經正式證實的事件和自我幻想出來的一切可能性變成真實，發生過的事實；香港人視當權者，包括一眾為社會做事的高官為無物，視他們為我們每一個人的殺父仇人……。」我多口，忍不住想回信。

對，是失控了。到立會抗議的人都擠到門縫了，不等議員回坐位投票偷摸偷步表決的會議主持人，想控制投票結果，結果讓抗議的人更失控，有人失控到流下淚來，若你從新聞片一略而過的鏡頭所見，的確像是失心瘋。但正常人看見瘋子，如果沒起碼的好奇心，追問是什麼把人逼瘋，而只一味意圖把失控的人關進瘋人院，以為這就能回到過去美好的香港，那就難怪最可笑的喊亦正常，最悲痛的，笑亦正常。《六月飛霜》歌詞所說的，都中了。眼見這名為吳亮星的真瘋子，憑零票自動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竟然騎劫了議事廳，廢了立會的武功，哭不出來，不怒反笑者，真會以為自己已患上思覺失調了。

眼前發生的事情，誰也想假裝這只是幻想出來的。什麼白皮書，幻覺嚟㗎箒，嚇我哋唔到嘅。反智狂妄的財委會主席，為當權者多於為社會做事的高官，我們沒視為殺父仇人，只當他們是謀殺下一代的幫兇。仇人？這不是有仇必報的武俠年代，我們罵兩罵，就真能讓昧着良心辦事的人失眠了？這仇就報了？你在美國，就沒見過官員捱罵？那你一定沒見識過6月27日那一幕，不了解什麼叫真暴力，你沒瘋，像你這樣的人，不必遠在美國，近在眼前，誰的身邊沒幾個一直住在獅子山洞裏的自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