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最近一星期，我發覺香港最厲害的傳染病叫「不說真話」，迅速傳播，好人好姐一當上高官，立即染上，毫無免疫力。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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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大話精 僭建多到數唔清 |
我——不——相——信！！
你彷彿看見這些懷疑犯錯或甚至犯法的官員，在窮盡心力左閃右避保護自己之餘，心底裏在暗笑﹕「你吹我唔脹！你吹我唔脹！」這種話語技術愈是純熟的人，可能愈在官場平步青雲。對的，「我吹你唔脹」，人民可能不能把沒有誠信的官員趕下台，不能把知法犯法的官員繩之於法，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種話語技術，雖然彷彿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鐵布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為官者沒有說真話。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一定不會給你事實的全部，一定不會誠懇的直接答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盤算一套他們覺得最安全的辭令。為什麼梁振英及其班子這麼少朋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沒有說真話。不說真話的人是很難有朋友的，只會有利益關係。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蘋果日報》引述黎智英評論梁振英的說法最傳神﹕「有種人便是這樣﹕他明明上街買麵包，他也會跟你說買豉油。」有些人的本能是不說真話，因為可能他們長期活在一種可能被迫害的恐懼中，自我保護機制極強，覺得講真話是極不安全的。但這種辭令技術只是官僚自我保護的法寶，目的是令大家很難證明他們犯錯，「篤佢唔死」，但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建立信任，民主理論便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是social trust。這種話語方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你們這群人的。
3月25日以來，梁振英班子一直在燃燒公眾的信任。像僭建風波，梁振英和高永文都左支右絀，講一大堆辭令什麼玻璃棚花棚葡萄架，有沒有找專業人士之類，都是不重要的。現在不是要在法庭定你有沒有罪，很多小市民「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一眼就知道。」他們就知道你們不是在說真話。
沒人信的話為什麼要講？
林鄭月娥說﹕「中聯辦是出於關心香港……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好了，我知道你升了官你要搵食，但能不能不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智慧？在「西環治港」這個問題上，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否定答案是這樣﹕「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因為發哥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那是西營盤和石塘嘴交界！」
做過幾年民主黨副主席的人當上局長後，突然說要多了解六四的事實。〔Vic：講你啊，張炳良！〕23年來大家還了解不夠？好了，這樣說，你是否贊成要求中央徹查六四真相？
教育局長說不應該迴避六四問題，但你問他應不應該平反他又不回答，又講什麼一生人喊過四次什麼的。這不就是迴避了？
警方說七一有55,000人從維園出發，高峰期有63,000人，因為很多人插隊所以走得很慢。原來8000人插隊就可以令幾萬人塞在維園幾小時？助理處長說不同體積的胡椒噴霧是「同等武力」。不同口徑的手槍是不是「同等武力」？是同等武力為什麼要用這麼大支？貪重？準備噴很多？
多年來我常常疑惑﹕明知沒有人相信的大話，政府為什麼還要講？
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像屯門那種落區騷，明明是找了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鄉事的支持者出席的選舉造勢活動和執政聯盟內部諮詢，要包裝成民意過程，但一見到反對聲音便要大量警察保護離場。這算是哪門子的聽民意？落區聽民意如果只聽支持者意見，只會得到錯誤的印象，誤導決策過程。明知沒人信為什麼要做？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捷克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曾這樣形容後極權的捷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現在、偽造未來。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迫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來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政府官員活在一堆虛假的辭令建構出來的秩序當中。他們只能活在這個comfort zone當中，假裝一切都沒事，結果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蘋果日報記者高聲提問平反六四的問題，絕對是破壞「秩序」。他破壞了那個煞有介事、虛與委蛇、冠冕堂皇、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的「秩序」，令政府的代理非常不安，覺得要把記者帶走才能恢復他們的秩序。
這種說話方法繼續下去，我有理由相信香港真的會到「臨界點」，因為很多誠實正直的人會被這種說話方法逼到發瘋。
哈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living in truth，面對這個虛假辭令織成的秩序，人民更要真誠地生活，真誠地思考和說話，大聲地說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且要繼續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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