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比較政治學和民主化研究近年的一個潮流，是研究威權政治 （authoritarian
politics）。原因之一是民主化的個案已逐漸減少，而混雜型政權和威權政治帶來的一個研究疑惑（research puzzle）：冷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已成為很多地區的普遍價值，並且差不多沒有另一套政制模式在全球的意識形態層面可以跟民主模式抗衡（與冷戰時代蘇聯模式可以抗衡不一樣）。專制政體在沒有民主自由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下，究竟是如何維繫其權力的呢？
獨裁者持續統治的最佳策略
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不少，其中一部頗受談論和引述的，是麥士達和史密夫的《獨裁者手冊》，副題為〈為什麼惡行總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主旨是：獨裁者總希望永遠保持大權在握，什麼才是持續統治最佳的策略？
作者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對所有當權者來說，有3類可能的支持者——名義上的選民（nominal selectorate）、真正的選民（real selectorate），和足以勝出的聯盟（winning coalition）。無論民主政體或專制政權，都要得到關鍵的聯盟支持，才可以繼續掌權。
如果在民主政制，「名義上的選民」包括所有可以投票的選民，但其實每個選民的影響有限；「真正的選民」是令當權者足以獲勝的選民數，最多是僅過半數的投票選民（在各種選舉制度下，其實往往不需要有一半票）。「足勝聯盟」其實範圍更小，可能是指某些政黨及主要團體或社會力量的支持。
專制政權不需要面對民主選舉，因而「足勝聯盟」狹窄得多。當權者並非真的「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必須倚賴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支持才能延續權力，可能包括地主、財閥、武裝力量等。麥士達等的理論是在專制政權下，當權者透過分發利益給各盟友以維繫支持，於是希望維持的聯盟愈小愈好，最好是「僅僅夠贏」（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因為這樣聯盟內的每個單位可分得的利益就最多，也較容易維持盟友的忠誠。獨裁政府往往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而會減少公共投資於教育醫療等項目，因為沒有權投票的人民都不在「足勝聯盟」範圍內。相反民主政體由於「真正選民」眾多，會多作公共投資以收買人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教育和醫療等大眾受益的範圍的資源和水平通常較高。作者就用這框架解釋了現世中不同國家很多不同的社會和外交政策。
「地產霸權」論述解釋不到現狀
這個框架，用來解釋香港一直的政治經濟狀况都很有效。選舉委員會制度，香港700萬人都不是選民（無論是「名義」或「真正」選民），理論上只需要組成一個601人的聯盟，就可以穩操勝券。在現有選委會組成下，只要得到香港最主要的幾個大財閥和中央的支持，親北京政團歸隊，這個「足勝聯盟」就可組成了，民主派和各社會團體或專業界別的利益代表，都可以被摒在「足勝聯盟」之外。這是我們一直用的「地產霸權」論述。
但以近年的政治發展來說，或者說面向2017年特首「選舉」來說吧，這個「地產霸權」論述似乎不大有效，因為城中頂級富豪不支持梁振英，傳統商界如自由黨跟他關係惡劣，皆眾所周知，最近連「藍血貴族」鄧永鏘也出言嘲諷。鄉事派說不滿要組黨，工聯會3年多來「被走數」的政策不在少數。執政者沒有大灑金錢令大量市民受惠以建立支持和公信力，但又令大資本家很不高興。3年多來，電視觀眾、小學家長、領展租戶、魚蛋小販、港大師生校友，都不斷的被趕往反對政府的道路上。雖然理論上說執政者情願「足勝聯盟」愈小愈好，但總不可能不斷的為自己製造敵人吧。
「地產霸權」的論述解釋不到現狀，現况更接近像劉細良等的論述，梁振英一直的策略是挑動社會矛盾分化，把社會推向動亂邊緣，以此合理化自己用強硬手段鎮壓，以及令中央信任其以強硬路線連任。
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制度下，原來香港的執政者甚至不需要拿得香港的政治精英支持，而是只需中央領導人支持便可連任，「足勝聯盟」只是最高領導一個人，或者只是政治局常委（7人），或政治局常委的過半數（4人）。
差不多沒有港人是受益者
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獨裁者延續權力，施政方針可以完全違反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甚至不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支持。問題是：這種方略差不多沒有香港人是受益者。商界不會獲得額外利益，而社會不安一定對其營商不利。特區政府長期民望低下，縱使是親梁政團也要在選舉中「硬食」。新東補選，民建聯周浩鼎被問了多次都不敢答是否支持梁振英，可思過半了。
就以最近的「一帶一路報告書」（亦有人把這叫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標示的路線來說吧，究竟將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否真正符合香港大眾或甚至香港商界的利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帶一路」的經濟成效很多人懷疑，不少投資者都抱觀望態度。香港從來沒有充分討論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突然變成施政主要方針。香港的公共資源運用，竟然完全不是本地的考慮，究竟誰是得益者？
施政方針差不多沒有本地的得益者而可以延續統治，這已經違反所有政治學的邏輯了。只是，香港10多年來算是離開了國際的政治視野，但自雨傘運動到李波事件，被英國史無前例狠批違反聯合聲明，在國際形象和外交上不斷製造麻煩和困難，這樣管治下去，最高領導人也不見得是得益者了。
延伸閱讀：Bruc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方國珊、梁天琦及楊岳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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