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 - 全民退保既不公義也無效益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5日

全民退保的討論裏，左翼最大的盲點，是看不到原來實行全民退保後，窮人的生活並沒有好過，方案不是最有利社會整體效益，他們也無法證明全民派錢效益比針對援助高。

三千元對於一個只有一百元的人，比起一個已有一萬元的人來說，邊際效益（marginal utility）較大，所以某程度的財產重新分配，可以達至社會效益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對於貧窮老人，他們本來就有綜援津貼，總數接近三千元，全民退保實施後情況沒有變好。對於富有老人，他們多了三千元，但如果將這三千元付給貧窮老人，邊際效益會較大。因此坊間的全民退保方案搞完大龍鳳，重新分配財產的效益不大，令生活已經過得好的人有更大優勢亦不公義。

在富裕社會，我同意弱勢不論年齡都應得到幫助，我不同意的是老人不論貧富都自動有錢分，福利着眼的是需要，不是年齡。左翼當真要恪守公義，就應叫有資產的退休人士將錢拿出來分，幫助最弱勢，而不是倒轉要社會出錢給他們。香港的代內（intrageneration）貧窮問題嚴重，老者有人有幾層樓收租，也有人執紙皮；年輕者亦有人飛黃騰達，有人捉襟見肘，因此財富再分配不應以代際（intergeneration）為原則。

全民退保支持者說現在的綜援不能幫助弱勢，所以必須全民派錢。世上總有人有需要但沒有申請或申請不到車船、書簿、上網津貼，解決方法是改善制度，而不是全世界都有津貼。

寧願全民派錢而不作甄別，原因只可以是甄別成本比全民派錢更貴，但這條數從來都沒有人計過，也沒有人證明過。老人很少突然變有錢，一生審查一次，然後就是抽查，成本有多高？假設社會有100個人，找出最貧窮的一個人為甚麼比向100個人派錢成本較高？如果成本高，原因是官僚沒有效率，甄別制度繁複，這點整個政府都要改善。

甄別的另一個成本是誘因扭曲（incentive distortion），造成浪費。如果每人待遇一樣，就不會因應甄別制度作出扭曲行為，社會更有效率。不過，全民退保供款門檻本身也有扭曲行為，也造成浪費。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應該所有打工仔不論收入都交一模一樣的供款額才是。

只有在有充份證據顯示甄別制度社會成本高昂，效益還低過全民退保，而沒有任何辦法改善，全民派錢才合理，但這個成本有多大至今仍不清楚。而因為全民派錢沒有審查，我們不會知道誰是窮人，真正窮人也不能得到多於三千元的援助。如果三千元其實不夠窮人生活，而社會又無法支撐每人派多過三千元，就別無他法了。

有人將全民退保說成權利（rights），其實權利都分好多種。一種是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目的是禁止國家或他人干擾別人的自由。這些權利包括人身安全、不受歧視、私隱權、言論、思想、宗教、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另一種是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推行時必定會強加責任於他者身上並收窄了他們本身的自由。全民退保、教育和醫療這些經濟權利（economic rights）都是積極權利，由於福利必須靠抽稅，因此實行這些權力時是剝奪了他人自由運用私有財產的權利。公民權利（civil rights）並不包括經濟權利，經濟權利也不是與生俱來。

支持者說既然都有12年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為甚麼不能每人有三千元？他們常說香港沒有世界銀行第一支柱，其實第一支柱就是生果金，亦即公共退保，所以第一支柱一早已經有了。教育及醫療是社會投資，對生產力有幫助，生孩子的家庭除了教育還有其他開支和養育孩子的勞力，醫院也是有需要才去，不會日日去。全民退保只是純粹的財產再分配，性質不同，退休人士收錢後生產力不會大大提高，從打工仔身上抽取卻會降低生產動力，對社會生產力有負面影響。再者，支持者也解釋不到為甚麼人人有權利得到三千元，而不是一千元，或者三萬元？口口聲聲的「權利」只是藉口。經濟權利可以去到幾闊幾遠，沒有框架，最後根本不是權利問題，而是政府有幾多錢可以花，對社會整體效益有幾大幫助。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