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港大退聯應引發所有民主政團思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8日

如果說，雨傘運動是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的話，那麼香港大學學生會公投退出學聯，則意味着給民主政團的一次體質轉變的契機。一個大學的學生會的投票，表面看來不是那麼重要，但經多日來細想，覺得也許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輕視了。

帶着在雨傘運動中一呼百應的領導光環，學聯的高度矚目，聲望蓋過所有政團，卻突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港大退聯事件，支持民主的市民、政團甚至輿論反應都措手不及，不知事情的背景和意義何在。最直接的反應是擔心出現其他院校紛紛仿效的骨牌效應，以致被中共港共認為最可畏的民主對手的認受性大降。有人說這反映學生組織分裂，在民主陷於危難時互相批鬥是民運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自毀」行動，「中共最高興」，親痛仇快。並由此而推論背後是梁共政權秋後算賬的陰謀。此外，也有人提到學聯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功不可沒，應予珍惜。

多數人對學生組織所知不多，這些論調影響了社會對港大退聯的觀感。筆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要排除「中共最高興」論。除了我們不能以中共高興與否來決定自己對事情的取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我們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希望它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大家高興。

其次，任何背後操作的陰謀論，在沒有證據之下，決不能作為議事的根據或準則。

其三，抱「功不可沒」觀念是不會進步的。邱吉爾挾二次大戰英雄的光環，卻在戰後的選舉中落敗，他引用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的一句話：「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事實上，對有重大功勳的政團無情，是民主政治的標誌。為自己過去的成就而自戀的政團或個人，都是沒有前途的。

排除了以上的思維謬誤，就可回歸對港大退聯的根由作以事論事的正常討論。

就指導思想來說，學聯在綱領列明「建設民主中國」，加上從反高鐵開始，所有爭本土權益的社運，學聯都不見蹤影，雖說只是與學生組織聯繫但其實同其他非本土派的泛民政團也有聯繫，令越來越多持本土意識的同學不滿其主導意識形態。儘管在雨傘運動中掀起街頭抗爭，又標舉「命運自主」，較前大大跨進一步，但越受關注就越多學生質疑學聯的主導意識，相比之下，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犯錯，反而算不得甚麼。

就體制來說，學聯的權力體制絕不民主。根據學聯憲章，學聯最高行政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就是行政首長，不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八大院校的學生都自動是學聯會員，交會費，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卻不是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有權選舉者，是各院校的代表團。以港大的學聯代表團來說，就是由學生會會長加四名港大學聯代表，那些學聯代表也並非民選，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學苑》副總編陳雅明說：「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具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昨天黃世澤的文章還指出，自他在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以來，學聯這麼多年，都有部份已經畢業了的「老鬼」在干預決策，指點江山。當學聯的社會角色突然受注意，它的基本會員也就更有「學聯不代表我」的感覺。

在港大醞釀公投退聯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連忙說要改革體制。但卻沒有即時在學聯常委中討論提出一個改革方案，顯然對港大通過退聯掉以輕心。或許全世界的改革都如此，未迫在眉睫，未形成足夠壓力，是沒有一個掌權力者會自動要改革的。

港大公投通過退聯，對所有泛民組織應有啟示。

一，民主的本土化思潮已不可逆轉，過去對香港或中國民主有過貢獻的政團，縱有歷史光環和累積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若不檢討路向，被淘汰恐怕是遲早的事。

二，民主運動不僅是外在的奮鬥目標，而且也要以民主反求諸己，自身有健全的民主體質，才有力量。否則縱有光環也無法持續。

港大退聯後，如果學聯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港大仍會再加入。因此，如果說雨傘運動帶來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港大退聯就帶來一個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代，所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但所有的進步都要付代價，政團要付代價，支持民主的市民也要付代價。而港大同學則領先潮流，表現出他們不懼社會責難的勇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