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席港大法律學院一個法治座談會,講者還有戴耀廷和任劍峰。座談會前幾天,大學的保安建議我們聘請八名保鑣,我說我不用保鑣,法律學院也不是校委會,一個正常的活動,又何需大量保安?亦沒有必要這樣浪費公帑。當晚近二百人出席,座談的氣氛良好,活動順利完成。我在大學執教近三十年,從來沒覺得大學是個危險的地方。倒是近日總有些人覺得港大不安全,連開會也不敢在港大,聞說每次開會均要花上大量時間討論保安和在哪裏開會才能鬼鬼祟祟地避開學生。做校委做得這樣辛苦,那又何苦呢?堂堂大學的最高權力架構,開記招要往銀行會所,開例會的地點成為高度機密,甚至連委員也不知在哪裏開會,要抵達會展後由保安人員帶領前往開會地點!最近一次頒授榮譽學位典禮,聞說更聘請了近百名保安。我曾在港大招待克林頓和以色列首席法官,也用不上這麼多保安!可能我們有些校委實在弱不禁風吧!
這也難怪,近日港大出現一種疑神疑鬼焦慮症候群,患者終日神經緊張,人家和她沒任何接觸,卻說人家恐嚇她,又將水壼當作偷聽器,硬要人家將水倒出來。如果真的有偷聽器,難道會浸在水中嗎?稍有常識者也會知道,今時今日的偷聽器,可以是一支筆、一副眼鏡、一支唇膏,甚至一粒鈕扣,不知下回又要檢查什麼?患者的另一癥狀是思路紊亂,往往語無倫次,例如呼籲學校不要搞辯論,唯恐辯論會令學生反應敏捷,思路清晰,能言善辯,最好大學生個個沒有主見,口齒不靈。物以類聚,用這種思維領導教育,香港的教育又怎會不是「唔得掂」?
另一癥狀則是恐懼學生代表,明明十個學院均有由同學選出來的幹事會,要見學生卻不敢見有代表性的學生代表,而要十個院校各自推薦一名優秀學生,以為見十個學生便等於和學生溝通, 分化和標籤學生不知是哪一門子的教育?港大任命確實有小圈子文化,明明受所有持份者反對也可以當主席,經典政績是口舌招尤;有校委去年超過了六年的任命卸任,卻可繞過來用另一途徑繼續獲任命,這不正就是「圍威喂」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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