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 李波啟示錄

2016年3月29日

李波來去自如，旋風式回港20小時，只接受大陸半官方媒體訪問，到警署銷案時，警方本應把他扣留調查，而警方自然不會這樣做。一般人不信有「自願被綁架」這樣離奇的事，但不足20小時，他又要回到不能自由說話的地方，相信那是不得不接受的「自願」。

與敵人的共生關係

人其實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之中，李波也不例外。在他生活圈子之中既有中國人，也有香港人、英國人，他有辦法得到眾多中共高層人物的資料，以此出書謀生，他就算不是黨員，也一定與共產黨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是一般出版人和寫作人不會有的圈子。

共產黨的運作有着類似黑社會的倫理關係，李波就算不是其中一員，也關係密切；明白了這種關係之後，對李波回到自由地區也不敢行使自由權利，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李波與桂民海事件的最大問題是，強國公安居然跑到境外拉人綁架，即是侵犯泰國的主權；綁架英國和瑞典的公民，自然也侵犯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主權，這才是港人最介懷的地方，也是中共最難處理的地方。

這又到「港奸」出場發揮作用的時刻。親中這口飯已愈來愈難吃，食相也愈來愈難看。李波的新聞片是給國內人看的，不是給耳聰眼明的香港人看的，「港奸」硬是要為中共解畫，說些連自己也不信的話，情何以堪？

更重要的是，最受影響的群體其實正是他們中共視為自己人的港人。有朝一日，中共懷疑他們不忠、吃裏扒外之時，李波就是他們的樣辦，中共給你好處之後，視你為自己人之時，要對付自己人的反叛自然特別不會手軟，也特別不會得到港人的同情。

說李波是「被迫的自願」，人人皆明白。極權政體扭曲人性，中國自己就有文革的經驗，人人都失去自願說話的權利。斯大林在清洗政敵之時，哪怕有戰功的將領、國家英雄，都要自願公開認錯，要求蘇共像殺狗一樣把自己殺掉，而斯大林也真的這樣做，背後的運作不外乎是有親人的性命在蘇共手上。

今天手段比較文明，也比較多元，包括送大筆金錢予李波，他因而會快樂地回國生活，事件不了了之；如果他突然投奔自由，在西方出現充當民運人士，港人也不必奇怪。

李波對從事政治或是評論政治的港人會否產生寒蟬效應？筆者就完全沒有任何危機感覺，但建議傳媒工作者若然害怕，便不要留在這一行。正如前述，怕的人只應是中共自己人，從來站在敵對立場的人沒有什麼好怕的，又怕又要反共的人未免太廉價了。

泛民政客倒是最清楚這一與敵人的共生關係，中共不是沒曾關押香港人或台灣人，那是早年的事。近年泛民有一批沒有回鄉卡的人，時時闖關賣新聞，也只是給趕回來算了。

銅鑼灣書店五人事件會否引申到他們身上，筆者不敢代言，只是可以估算，只要有些風聲，泛民的正義人物就會先行逃到外國，他們的勇敢反共不外如是，2004年已經有過絕佳先例，誰是勇者、誰是裝模作樣混飯吃，中共一清二楚，也從來善於利用。

李波對本土派和港獨倡議者有何啟示？要不要先尋找英國或美國領事的保護？筆者也不能替別人作決定，只能說一怕你便輸了，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就只能當個混飯吃的人物了。

所謂自己香港自己救，是認真並要付出代價的事。在我們的社會裏，誇誇其談的人多着，功利計算更是常態，反映到政治上，這幾十年來便生產一批又一批的廉價反共民主派。這一切都隨新世代的出現而畫上休止符。今後「愛港建港是要付出代價」是基本常識。新世代對此十分清楚，先是「雨傘革命」時的佔領，再見「魚蛋革命」時的年輕人勇敢地掟出第一批磚頭。

自己保衞自己

不願面對新世代的舊政客會說年輕人是受黃洋達、黃毓民和陳雲的妖言所煽動；而筆者看到的是，新世代肯站起來犧牲自己前途去冒險救香港的勇敢。

由李國章到李波，給予年輕人的啟示已很清楚，是舊有的「和理非非」抗爭完全無效。香港人從此對新香港有新認識，要麼逆來順受，做個大陸人化的港人，要麼就要人人起動，自己保衞自己。再有強國公安在港活動，不再報警求助，應隨手拿起武器保衞自己，也保護其他港人，人人都要有自救的意識，港人已無退路。

自救的意識對新世代的港人尤其重要，而且會愈來愈重要。李波事件之後突然掀起一陣換領BNO的熱潮，但很快又沉寂下來。別說李波拿的是正式英籍全不管用，吹噓BNO是太平門也是自私和不負責任的。今年入大學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擁有領取BNO的資格，難道老師教授有面目自己拿BNO，逃遁留下新世代的年輕人抗共嗎？

新世代的人無樓無前途連BNO也沒有，有的只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地，以及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如果我們失敗的上一代人還有少少自省能力，不想新世代活在李波式的自由之中，對年輕人抗命不認命，只應支持，不應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