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 不一樣的法

頭條日報   2015年1月15日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任期屆滿，臨別演講，稱「法治沒有全球同意的定義，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往往是極權社會的特徵。」

中文的「法治」，是對英文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中文的「法」，本身不同於英文的Law。中文的「法」，定義多變，儒家說「法先王」，道家又說「道法自然」，都是效法模仿的意思，後來又出了法家，法家的法，跟儒家、道家一點關係也沒有。

中國的法，從法家開始，就跟刑律掛鈎，為國君服務。管仲、子產都用法來為國庫牟利，當時的「國」，並非現代意義的國家，而是諸侯的封國，法家用行政手段，壓抑自由市場，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法家最出名的人物是秦國的商鞅，商鞅的觀點，完全站在國君的角度，商鞅認為應該讓民，也就是老百姓，畏懼國君：「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民和國君是敵對關係，國民強大，就不會放國君在眼裏，國民如果地位低下弱小，就會尊崇達官貴人，生活貧窮，就會重視金錢獎賞，反過來，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手頭有錢，就不會稀罕國君的賞賜，那麼賞罰這一套手段，就沒有甚麼效果，國君的管治就失效了。

商鞅的這一套，是為兩千年前的奴隸制社會度身訂造，當時其他的諸侯國並沒有完全奉行這一套，但是因為秦國實行嚴刑峻法，譬如告密可以得賞金，逃避兵役株連全家之類，用恐怖統治為秦國訓練出機械人一樣強大的軍隊，秦國終於打敗其他諸侯國，秦國文化的劣幣驅逐良幣，中國的君王從此以後，都對法家這一套篤信不疑。

中國的宋朝，是君王比較寬容的朝代，民間得以發展資本主義，士大夫活得比較有個人尊嚴，宋朝的君王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結果文明的宋朝遭蒙古人的鐵騎踐踏，最後一個小皇帝要跳海自殺，後世的歷史教科書對宋朝的評價不高，指其「積弱」，所以中國人在文化心理上還是嚮往強大的君主，即使君主強大的反面是國民弱小，也不要緊。

但是英國的法治觀念，起源於八百年前的大憲章運動，大憲章的用意是要限制國王的絕對君權，君王不可以為所欲為，大憲章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是用司法來維護人身安全的概念。這個法，不是為了強國弱民，保護君權，而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除非經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此一想法，是今天的法治觀念的血脈源頭。

石永泰大律師說得很對，這個世界並非所有人認同這一法治觀念，許多人口口聲聲「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其實還停留在商鞅那個年代，將刑法用作管束手段而已的層次，是對法治精神的貶低與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