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樂士 - 大憲章：800年後依然歷久常新

2015年6月15日

【明報專訊】800年前的今日——1215年6月15日，英格蘭國王約翰（King John）在倫敦泰晤士河附近的蘭尼米德（Runnymede）為著名的《大憲章》（Magna Carta）蓋璽。

王室權力在約翰父親亨利二世及兄長理查一世統治時期大大擴張。英王在歐洲戰爭和十字軍東征的支出浩大，資金大多來自轄下貴族，他們面對國王隨心所欲徵收高得過分的稅款。到1215年，他們終於受夠了。這些貴族向約翰提出最後通牒：接受大憲章，限制您的權力，或面對後果。最終約翰勉強答允。

大憲章限制了英王利用封建權力對抗貴族的能力，亦遏制了他隨意向貴族徵稅的權力。憲章承認只有人們在決策時得到代表，才可以被徵稅。5個世紀以後，這一點在1770年代的美國延續，殖民者反對在未獲諮詢下向英國政府繳稅。

大憲章共有約4000個單詞，分為63段條文。它並未制訂權利，而是訂明英國子民的基本自由，以及宣布即使是英王亦不會高於法律，這在那時候是嶄新的想法。

大憲章內容出人意料地寬廣，包羅像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宗教自由以及官員操守等不同範疇。第39條是其最著名的條文，列明除非「經其同儕之合法審判，或按當地法律」，沒有自由人（free man）可以被拘捕、囚禁、沒收財產、奴役、放逐或予以其他起訴。第20條更呼應公平審訊的現代概念，列明「除非經具聲望人士宣誓」，否則刑事制裁不會實施。執法官員——例如法官、警察和郡長（郡法官）按規定須熟悉當地法律，並要「注重維繫」，這承認了司法系統必須由合資格的人掌控。

大憲章深刻影響全世界

雖然部分人聲稱視大憲章為許多現代權利的來源，包括疑犯事先知悉所面對控罪的權利、審訊時享有「權利平等」（equality of arms）甚至是擁有法律代表，但是這有點扯得太遠。不過，我們可以說，大憲章確認疑犯應該得到更公平的對待，就刑事法而言，過去數百年許多概念皆源於此。

數百年以來，大憲章在全世界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例如在英格蘭，查理一世的反對者在1640年代依靠大憲章譴責君主的專橫手段，時任首席法官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宣布「大憲章就是這樣的人，他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Magna Ch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在美國，一眾開國元勳在18世紀末撰寫《獨立宣言》和《人權法案》時，亦受大憲章啟發。《世界人權宣言》1946年起草時，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的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編按：二戰時美國總統小羅斯福遺孀），形容宣言是「全人類的大憲章」。

大憲章深刻影響了許多司法系統的發展，包括我們自己的司法系統，而其影響仍然持續。去年12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形容「大憲章的根本原則永不過時，今時今日的意義仍與在800年前一樣」。部分大憲章的原則反映於香港《基本法》，包括對在刑事案件中隨意拘捕和扣留疑犯之限制，以及市民向法院申訴之權利。

在英國，大憲章信託基金會（Magna Carta Trust）形容大憲章為英國最偉大的出口，更稱「過了800年，大憲章最好的日子仍在前方」，如果真如此，對全球司法制度前景而言無疑是重大喜訊，即使是暴政正充斥世界。

作者江樂士教授是前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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