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明 - 政治教育是什麼？

評台   2015年6月28日

什麼是政治

要談政治教育，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是政治。如果我們認為政治就是黑漆漆的權力鬥爭，那麼也真的不要學生談什麼政治，因為那根本無事可教，難道教學生爭權奪利，不擇手段嗎？香港社會由政治冷感到廣泛的政治參與，不少人仍未能適應。他們會覺得這樣是「紅衞兵」之類的非理性群眾運動，覺得年輕人談政治是將複雜、污穢不堪的東西放在他們康莊的大道前。他們甚至會覺得他們定必受人操弄、愚弄，成為政客棋子，或受人政治灌輸。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極權社會裏正正是這種情況。可是，如果老師樂意作政治教育，必然是因為他/她覺得有價值在其中。政治學者Jeremy Waldron就指出政治哲學關注德性（virtue）、制度（institution）和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An Inaugural Lecture,’）。這就點出了政治教育，除了讓學生了解各類政治知識、制度事實以外，還有規範性，即對與錯，是與非的向度，也就是價值教育。

筆者最近聽到一個學生說香港核心價值受衝擊時應採「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在這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教」或如何回應？客觀中立，不予置評？這樣做的話豈非等同默許？如果說不的話，背後的理由是什麼？這當然反映了老師的一些看法和價值︰政治理想是要堅守和爭取的。我們要對於有價值的東西要有一份堅持。這表示老師不可能中立，也不該中立。而是，要堅守價值。所以，我在課堂前結束前，「我對你的看法不予苟同，但尊重你的言論」。

可見，政治教育得以發生，本身就要有一定的價值持守。如果教師不尊重言論自由，不尊重個體，學生根本不用作小組報告或回應，教師「一言堂」即可。如果教師不是進行教育，他大可讓各種言論隨意在課堂出現，管它是反智或歧視的言論。如果教師不是進行教育，那麼他/她也大可作政治灌輸，用行政手段或施壓，迫學生至少在言論和行動上接受某種觀點。這也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這顯然和我們如何看教育有關。如何看教育，也是價值持守和塑造的行為。

什麼是教育？

政治哲學學者Amy Gutmann在《民主的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一書指出了社會再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 和有意識的社會複製（conscious social reproduction）。前者是指教育只是將社會階級鞏固重製，下一代無法逃離上一代處身的階級。後者則是培養社會成員有能力參與和創造彼此共享的社會，而政治參與的能力和參與政治正是與此密切相關。我們也可以將參與政治事務、理解政治事件的能力稱為政治素養（political literacy）。有政治素養的人，應能明白重要的政治概念，包括民主、正義、法治、權利和義務等。他們知道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知道它們的缺陷和優點——但並不止於此。他們願意用自己的智慧和心力，去讓這些制度變得更好，因為他們有政治理想，而不只把政治視為私利場、鬥獸場。他們會關注自己的社群，有情、有智。

我們希望下一代有的，就是這種政治素養，而不是一言堂的政治灌輸。政治教育不就正是做這工作嗎？讓年輕一代認識香港的核心價值，也讓他們探究不同政治參與的代價和成效。最終，也是為了他們有能力去在將來回應社會問題，讓香港變得更好。今天，有人要干預通識，說「青年的基本法教育不足」，不是更值得我們恐懼的「政治灌輸」嗎？

最後，教育就是培養只說不做的人？如果不是的話，行動面向必然是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自由、權利和民主如果受到壓制，受到干犯，難道師生只是沉默、漠視才算和平理性？我們清楚明白這種「只說不做」並不是政治教育的目標和理想，更會是一種反教育，因為那只培育了一群偽善的人。

但是，行動需要學和教嗎？我們該如何行動？我們該根據什麼行動？通識科的社會政治參與部份，其實已有討論影響參與程度和形式的因素，例如預期的代價與成效，但是更具體而微的案例，「如應不應該罷課？」卻是學生比起抽象探討更能讓學生作更合宜的行動。佔中這種公民抗命形式是否爭取普選的方式？行動時，該和其他人合作或尊重對方？行動向自己負責還是向同行者和社會人士負責？雨傘世代，更要探討、直面這種問題。

這些討論卻一直被「壓制」。但是，如果有人以為在學校不談就等於能製造順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網絡社會，卻會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會出現的只會是更極端、更欠反思的想法在青年人心中流傳。因為這些想法從來沒有經過在學校的「公共」討論，更沒有經過「教育」洗禮。這看來不會是我們樂見的「公民」，一如我們不樂見沒情沒智的「順民」。

節錄自《「學校教育與政治：學校的公民使命」研討會暨圓卓論壇研討文集》（2015年5月試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