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麟 - 最難說的道歉

2015年6月23日

【明報專訊】上周四立法會的鬧劇，執筆時仍未見落幕之期。筆者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立法會資深議員，一位在電台哭成淚人，一位在記者會上哽咽，一位在專訪時面如死灰地訴說因果等等。一個共通點：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公眾致歉。

然而，從一些報道中可見，議員們的道歉，他們的支持者未必全盤接受，因為有議辦工作人員透露，有支持者打電話去議辦投訴其議員之表現，仍然語帶憤怒，炒蝦拆蟹兼之。建制粉絲餘怒未消，可以理解，因為一句道歉，不足以將時光倒流，讓他們的議員可以轉頭再投過。但筆者卻發覺，道歉也好，哽咽也好，「甩轆」之30多位民意代表，直至今日，仍在互相指摘。即使他們均同意事件有錯，但罪不在己。相信他們的擁躉，看在眼裏，可能更加眼火爆也。

既然議員已公開道歉，但為何其粉絲仍餘怒未消呢？

現代意義的道歉始於16世紀

查道歉之英語為apology，與希臘語apologia有密切關係。在古希臘的法律體系之中，最著名的一章，可算是柏拉圖撰寫的〈蘇格拉底的申辯〉（The Apology of Socrates）。從柏拉圖版本的記載，此篇應該是蘇格拉底關於其被控腐化青年等指控的自辯（apologia），而非現代意義的apology，即是道歉。學者Nick Smith考證，具有現代意義的道歉一詞，應從16世紀開始使用，例如在莎士比亞之《李察三世》的作品可見，apology已有regret（此處可譯作懊悔之意）之含意。其後，有關apology之語義發展，已非單純的道德論述，而是走進了司法系統的場域。Nick Smith提出，一方面，在法院裏，律師會不斷利用apology作為申辯的策略，為其當事人尋求最大的利益。這些利益就是，在刑事上，能夠讓其當事人得到較低的刑罰，而在民事上，即使輸了官司，可以付出較少之賠償。

但在法庭以外，apology在公共場域方面，已慢慢發展為，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負上道德責任的詞語，具有濃厚的宗教意味，其含意包括悔悟（repentance）、認罪（confession，有譯作自首）、悔恨（remorse）、責備（blame）以至道德上無可爭辯的事（moral defensivelessness，用現代說法可以是，「在道德上說不過去或講唔通」）。這些道德含意已慢慢進入了法院，讓律師、法官在處理刑事及民事糾紛時，若有被告向受害者提出道歉時，法官不知不覺就會用了以上的道德規範，來審視其道歉是否真誠可信，即是這位被告所說的道歉，是否真的有懺悔（contrition）之意味。當然，究竟被告表達道歉之意，受害人會否接受其懺悔之說，卻是另一回事。

從道歉詞語的歷史發展及司法實踐，學者Nick Smith提出了「絕對及毫無保留的道歉」（Categorical Apology）的標準，來審視一個人，在法律上有沒有做到真正的道歉。他的分類相當仔細，但簡單而言，假如一個政客A做錯了事（例如說謊、隱瞞其貪污行為等），首先，他有沒有如實透露事實的全部及真相呢？他有沒有承擔做錯事的道德責任呢？他有沒有仔細分析及識別，其做錯之事，如何對無辜者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加害？他有沒有在道德上，尊重受害者為一個對話者（interlocutor），而不是當受害者是一個仇人，目的是要破壞受害者的名譽？他有沒有向受害者作出毫無保留的致歉（regret）呢？他有沒有真誠地向受害者作出道歉（在此，受害者有權不接受其懺悔，甚至可以選擇交由公眾決定是否接受）呢？他有沒有提出如何改善的做法呢？他有沒有向受害人提出補救（redress）呢？他是否有真心及全心全意地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提出道歉，抑或是為了自保而道歉呢？他有沒有情感上感到因為其錯事而難過及內疚呢？

行貨式道歉 難獲法官認同

當然，Nick Smith的論述，可能對於一般做錯事的政客，期望過高。但先不談這些標準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在美國法院，的確有一個程序讓被告作最後的陳述（allocution）。在此，往往就是被告的機會，借機在法院向受害者作出道歉。學者M. Catherine Gruber的實證研究指出，被告如何準備及做好此道歉陳述，相當重要。因為假如能夠做得情理兼備，發自內心的「真誠」致歉，超越行貨式的I am sorry/I apologise的陳述（例如我向受害人道歉，對受害人家庭作出種種傷害作出道歉），對於爭取減刑，好得多。她指出，一般行貨式的道歉，難以得到法官認同，部分原因是，受制於法庭的設計及制度的問題，被告一般只能向第三者，如法官作出道歉，但法官既非當事人，亦非事件的參與者，也非受害人，他會以什麼心態去審視及量度，被告的道歉是否真誠呢？他又能否代表受害人，接受被告的道歉呢？美國一年有幾萬宗聯邦刑事案件，每年至少有幾萬人say sorry，法官會否也聽到麻木呢？

難怪最近，香港有關道歉法的諮詢，也列出了反對為道歉立法的人士之意見，當中包括，「或會助長言不由衷和經盤算的道歉」以及「有為訴訟程序增添不必要複雜性之虞」。像我這些平民百姓，比較關心的倒是那些言不由衷和經盤算的道歉。舉例，在一宗案件內，被告說到道歉時，面容扭曲，語帶哽咽，而且說到某幾個關節點時，身體還有些少震動，假如我是受害者，看見被告如此向法官申述及道歉，我憑什麼可以判定被告的道歉是真誠的，是毫無保留的，還是被告的陳述策略，希望博取法官的好感，影響訴訟結果呢？

建制議員向誰道歉？

我不是這些建制派議員的選民，我無從判斷，究竟這幾天，他們在鏡頭前的表現是否做到真正道歉，抑或是虛情假意。但是，我卻看到，他們除了道歉之外，至今還沒有針對此事，提出改善方法，以至懲罰的方法。至於外界會否接受他們的道歉，原諒他們的作為，就應由他們的粉絲決定，但我作為旁觀者，假如有他們的擁躉不滿意其民意代表解釋，不接受其道歉，可以理解，因為部分議員在提出道歉之前後，均稱會向中聯辦解釋，讓人感覺，究竟這些所謂的「道歉」，是對選民說的，還是說給西環聽的？究竟這些議員的真老闆，是投票給他們的選民，還是西環的某幾位高層呢？

坦白說，一些言不由衷、沒有同理心的道歉，難道受害者會接受嗎？

◆延伸閱讀：
．M. Catherine Gruber（2014）, I'm Sorry for What I've Done: The Language of Courtroom Apolog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ck Smith（2014）, Justice Through Apologies: Remorse, Reform and Punish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