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0月23日
「對於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着回答」，余秋雨老師在新作《何謂文化》的自序中如是說道。所謂「誠懇」，所謂「隆重」，指的是余老師將從學理、生命、文明、古典四大方面來「全面解釋文化究竟是什麼」。
不比他人盡精力於文化之一門一目，余老師則專力研究文化本身。或者說得更清楚些，某種意義上，余老師大概覺得自己頗能和文化等同起來，「從四年前開始，台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作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文化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難怪余老師不自覺以為一己之人事遭際也就是文化的當代遭遇，而所謂關於目下文化的「最不留情面的剖析」，讀來讀去竟似一場關於余秋雨的鬥爭與反鬥爭的大戲，「全面剖析」淪為「全面宣泄」。
實話說，我相信余老師對文化虔誠之至。只是他的文化觀處處離不了自己，似乎愛余老師的人，才是愛文化的人，而那些誹謗、誣陷、批評他的人，無疑是十足的文化的傷害者。我不感興趣反余派對他的猛烈批判，但書中幾篇關於文化的講演幾乎處處肩負着名人的牌位鳴鑼開道，忽而點明演講物件是「第一流的科學家」和「聯合國總幹事」，忽而自炫是「唯一受邀的中國演講者」，一位諄諄指導人們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的文化大師，竟如此在意講演的物件和規格，似乎有違「普及」的本義吧？
古人言，智及不能仁守，余老師實亦難免。一邊批評全國各地忙於「惰性耗損」文化，製造近似「樓堂館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一邊欣然為各地古蹟新景題寫碑文；一邊告誡當代人切莫「扮演文化」，寫什麼「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一邊收錄自謂「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的尤甚於「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的獨家中文；一邊在《我等不到了》一書中自陳入股上海某公司，是因為該公司「很多職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實讀者」，他入股，「一定能提升他們的信心，穩定他們的情緒」，於是「冒險入股」，在《何謂文化》中的解釋卻又成了他「早早地發現了這家商店一位能幹的年輕經理，覺得他就是前途，便進行了投資」，以此證明「並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的余老師比很多財經專家都有遠見；一邊指點人們「要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就必須有「量不必太多」的知識的「必要貯存」，一邊自己對名列「必要貯存」的《心經》今譯不乏可商榷處，不知《心經》中的「舍利子」並非人往生火化後的靈骨遺存，而是佛祖十大弟子之一、有「智慧第一」之譽的弟子舍利弗，亦不知《心經》中所謂「空」非否定世間萬物，空之前提恰恰是承認物質世界的真實存在，想來余老師還是犯了望文生義之錯。
不過我們談的這些錯都無關文化，甚或很可能在余老師看來阻礙了文化。昔年他因金文明之「咬嚼」慨嘆「中華文化現在遇到的根本問題是如何擺脫自己身上無數陳腐、無聊的包袱，重新尋找到秦漢雄魂、唐宋風範，激發起巨大的創造力，與國際接軌」。誠哉斯言。
大師吞吐大詞，大詞成就大師。問題是，秦漢雄魂、唐宋風範、何謂文化，這些文化大嗓門與其說令人更了解、熟悉、親近文化本身，毋寧說反倒使一大批原本有心於此的朋友既無考掘文化實務的苦功夫，亦乏探勘瑣細問題的小耐心，念念有詞何謂文化，終不會歸返秦漢再造唐宋。
末了說一句，余老師一直哀怨自己為時代所誤，其實於他而言，他自來與時代相見歡，時代給予他的遠比別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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