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上周四晚，我們在立法會大樓旁的停車場席地而座看《大風暴》（Z），一部1969年關於希臘的電影。似遠還近的，銀幕的虛擬與周遭的真實，彷彿融為一體。
戲放不到一半，添馬公園那邊愈來愈人聲頂沸，「開路！開路！」之聲不絕於耳。我們當時不知道，原來因為警察刁難，阻塞遊行通道，遊行者發出怒吼。這邊的小屏幕上，人民同樣怒不可遏，戲裏戲外的人聲夾雜。電影此刻說到，一個左翼陣營的政治領袖、國會代表，某夜在公眾場合被襲擊致死了，警察完全袖手旁觀。翌日，擁護他的群眾舉起領袖的巨幅遺照，上街示威。群眾一出來旋即被警察驅趕、毆打；有長頭髮的青年，甚至被捉到一旁強行剪髮。
《大風暴》導演是哥斯達加華斯（Costa-Gavras），他擅拍政治題材，電影關乎公義。《大風暴》拍於1969年，說的卻是1963年的希臘。二戰後，希臘的內戰持續了幾年。在冷戰的陰影下，政府軍得到美國中情局幫助，戰勝了共黨分子，此後左右翼勢力在希臘不斷拉鋸。六十年代初，左派漸漸受到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擁戴；人民渴求和平，他們對裁軍及廢除國內美軍基地的訴求愈來愈大。其中，以希臘民主左翼黨（內戰後國內唯一合法左派力量）名義競選的Gregory Lambrakis，在1961年成功當選為國會議員。Lambrakis一直是國內風雲人物，年輕時是國家級田徑選手，後來成了雅典大學的醫學教授。來到六十年代，他變成了反政府的進步分子。《大風暴》被殺的政治領袖正是Lambrakis，電影的角色由當時著名法國演員伊芙蒙丹扮演。Lambrakis在片中特別高大英俊，風度翩翩，甫下飛機即吸引幾個少年注目，他們像看到明星一樣，足見受歡迎程度。
揭露希臘法西斯管治
1963年5月下旬，Lambrakis剛從倫敦回國，受邀到塞薩洛尼基（希臘第二大城市）演說。他到埗前已收到死亡恐嚇，但他孤注一擲，想不到真踏上不歸路。Lambrakis一直受到形形色色的打壓。該年4月，他籌辦了一次和平遊行，抗議希臘安裝北極星導彈。遊行被當局禁止，因為打壓猛烈，竟然只有他一人完成行程！《大風暴》有個很短的flashback鏡頭，伊芙蒙丹拿着示威布條前行，描述的正是這次遊行。在事件中，不少知識分子、詩人、藝術家及作家遭到圍捕。逾二千人被抓，包括了希臘著名音樂家、異見分子Mikis Theodorakis。Theodorakis正是《大風暴》的配樂家。電影拍攝的時候，Theodorakis被政府軟禁在荒僻村落，樂譜需要偷運出境。他很多年後來才看到自己配樂的成果。
於是你可以想像，《大風暴》絕不可能是部「希臘電影」。它出來時候，希臘因為1965年的政變，已淪為軍政府統治。《大風暴》是部法國電影，它說法語，外景在阿爾及利亞拍攝，出演的主要是法國明星及演員。《大風暴》片在希臘被禁多年，牽涉的創作成員若有來自希臘的，要不是像配樂家被幽禁，就是流亡海外（如原著小說作者Vassilis Vassilikos）。至於哥斯達加華斯本人，由念電影到拍電影，早已視法國為另一個家了。
「本故事如有雷同，純屬故意」
為什麼加華斯要拍祖國一件幾年前的政治刺殺案？《大風暴》以戲論戲不過時，作為「政治驚慄片」，它節奏非常明快，剪接利落（奪奧斯卡最佳剪接獎），攝影機充滿動感（而不是濫用手搖攝影）。這僅是形式上的，主題上呢？加華斯希望透過法國電影發行體制，揭露希臘的法西斯管治、刺殺陰謀，Lambrakis案因為電影而舉世知名。Lambrakis受襲重傷，官方很快斷定為交通意外，說是兩個醉酒漢開車橫衝直撞的結果（後來證明兩人跟軍方有關聯），叫人想起同樣是1963年的甘迺迪被刺案，美國官方的說法同樣的站不住腳。加華斯在《大風暴》片首與編劇共同聯署聲明：「本故事如有雷同，純屬故意。」足見他們要挑戰軍政府的勇氣。
《大風暴》除了批判當時的極權政府，今天回看還有什麼意義？上周談的《烈火暴潮》（The Strawberry
Statement）與《大風暴》屬於同年代電影，那年頭教觀眾看得義憤填膺（《大風暴》在法國及意大利每場放映之後均掌聲如雷），也令左翼青年趨之若騖。幾十年後溫故知新，這些電影像面鏡子，仍具參考意義。過去一星期，我參加了《烈火暴潮》及《大風暴》的放映會，聽觀眾及同學映後分享。有人看完慨嘆，覺得香港的公民抗命、學生運動，警察的國家機器角色，跟電影裏頭的愈來愈像。有人看完害怕，擔心10月1日不知發生什麼事；積極參與運動，還有什麼想像不到的風險。慣了香港的長治久安，很難想像一周後的事無法估計，原來是如此複雜、難受滋味。《大風暴》的設定令我們更似曾相識吧，政府動用國家機器，或明或暗對民主運動、團體打壓：租借場地百般阻撓，場地管理人亦不想得罪當局；以利益攏絡地方勢力，以群眾抵銷群眾；控制媒體管道，發放虛假信息，妄用政治修辭；警察、軍方貌似中立，實則非常偏倚。我們的「大風暴」，其實近在咫尺了。
我在運動中什麼位置？
除了境况相像，我覺得還可以問問自己，電影之中哪個角色為我代言了，我在運動中什麼位置。《烈火暴潮》有學生領袖及組織者，但主角是個為了泡妞而加入的游離分子。那沒關係，長久苦戰若不離隊，總會在不斷否定與懷疑之中確立自己。《大風暴》呢？那個風度翩翩的政治領袖Lambrakis出場不久死了，運動的重頭戲不在「救世主」肩上（世上沒完人，伊芙蒙丹的角色亦有不光采處），故事焦點反是「交通意外」的調查細節。於是，《大風暴》呈現的，不是左翼分子的抗爭經過，倒是體制內的專業人士，如何盲打誤撞揭露國家陰謀。別小看個別人物的「盡己本分」、「秉公辦理」的力量。比如片中的醫生，他們解剖便知道，Lambrakis腦部傷口不是跌倒做成。又比如記者（Jacques Perrin），他厭倦官方安排的沉悶採訪，好奇心加上不恥下問，把他一部部帶近真相，他的相片是重要的證據。還有最重要的地方檢察官（由當紅的Jean-Louis
Trintignant飾演），他才是《大風暴》的主角。慶幸他初出茅廬，未受貪腐之害；亦知程序公義重要，比唯唯諾諾國家的檢控官（就像我們的律政司）更有良知，活得更像個人。Trintignant冷靜沉着的角色（眼神躲在茶色鏡片後是導演主意，令人猜不透他），是1963年事件中的Christos Sartzetakis。Sartzetakis後來坐過牢，在軍政府倒台後，他在八十年代當上了希臘的民選總統。所以《大風暴》也是個「逆權大狀」故事。
極權政府禁用「Z」字母
還有不少路見不平的坊眾。也許我們都不是政治領袖、不是專業人士，只是一介莽夫。加華斯雖生於憂患，對人性卻滿有希望。別小看任何人的力量，《大風暴》即使一個普通的棺材店老闆，一個路過的消防員，只要願意不平則鳴。《大風暴》的極權政府其實很脆弱的，怕得連「Z」這個字母（意思是「他活着」）也要禁用。我們積點滴成江河，一定可以把極權扳倒。
《大風暴》最後幾分鐘急轉直下，說明了真實往往比電影複雜及殘酷。但希臘的民主運動，沒有因為Lambrakis的死而結束。他被刺殺後的兩星期（6月4日），知識分子、學生、作家及工會分子，聯合組成了以Lambrakis為名的憲政青年運動組織，是後來擁有超過五萬會員的強大政治組織。組織的首任會長，無巧不成話，就是前文提到的《大風暴》配樂家Mikis Theodorakis了。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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