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文學誌
明報 2014年9月23日
黃金時代是怎樣的時代，中國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嗎？或者說，蕭紅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何謂？
蕭紅在日本自我放逐，寫信給蕭軍，說：「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看了電影去查找蕭紅書信集，才看到後面還有一句：「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中過的。」
這難道不正是完美地闡釋了狄更斯「這是最好的時代，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嗎？這句話或許不是並列的結構，而是在最壞中才能逼現出最好的意義來－－在一個講座上，許鞍華說如今是拍攝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最好的時機－－這是最好的時機，因為這是最壞的時代。無論大陸還是香港，我們掙扎於一間間新造的鐵屋，這時回看蕭紅的自由選擇與承擔，我們起碼得以聞見猶如魯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裏敲擊城堡的鐵牆匕首所發出的聲音，可以知道無論什麼時代，懷抱自由的人並不孤單，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終存在。
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
關於時代，魯迅還有這一句話：「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想必蕭紅也熟悉這一句話，魯迅先生說的簡直就是電影《黃金時代》裏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白朗、聶紺弩、蔣錫金、駱賓基等等。時代永遠都是可詛咒的，而恰恰因為這些青春的搏擊把它錘鍊成為黃金時代。
剛看完《黃金時代》時，我頗有無語凝噎之慨，不但為蕭紅耿耿於懷，也為了那個被戰火腰斬了的民國。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個青春的中國如此夭折，蕭紅也是其象徵。縱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淪終無可挽回，《黃金時代》中間有一個鏡頭，也許是從漂泊南下的蕭紅眼中看出去的，一條擠滿了浮冰的大江－－就像蕭紅曾兩次引用的《弔古戰場文》裏那句「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兮，風悲日曛」的景象－－看到這個鏡頭，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強悍的，那個青春的中國與奮力追求自由的蕭紅是偉大的，一部自由的電影，才稱得上兩者的偉大。
許鞍華的電影，是真正的為蕭紅一辯，為被所謂新中國否定了的那個「舊時代」一辯。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一生陷於情感糾紛、死於三十一歲的、「半部紅樓」未能寫完的蕭紅是失敗者，同樣，那一個脆弱的民國也是失敗的。然而在電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機，即使是將要死去的嬰兒也曾伸手證明着生的有理，這也未嘗不是蕭紅的力量，這力量源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裏的草莽與天真，也源自《商市街》裏波希米亞人那樣的任性狂狷。魯迅先生和蕭紅們奮力在這千年鐵屋鑿開了一星星的氣孔，一九四九年以後，鐵屋又以另一種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來的人失敗了。
相攜相呼相聞
蕭紅的文字或者許鞍華的鏡頭裏，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這一兩個場景：晚年的蕭軍或者端木，在典型的中共幹部套間裏，僅以追憶蕭紅為餘生寄託。但電影中更多的是這樣的瞬間：每一個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光中，共赴國難，此間相攜相呼相聞，莫非友聲。驟山驟水，每一地的輾轉都帶來新的聚合，聶紺弩在西安的豁達、蔣錫金在武漢的仗義、駱賓基在香港的忠誠，這些都是蕭紅從那時代得到最溫暖的回饋－－不僅是回饋她的才華，也是回饋她為人的真實坦蕩。
電影強調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相知，也正是強調那個「黃金時代」唯一符合古人為「盛世」設下的條件：「天下朋友皆膠漆」（杜甫《憶昔》）。而鏡頭背後的導演，從一開始訪問式的敘事，也是杜甫「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懇切，那些會突然在故事中停下來進行獨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難者也是最終超離生死場的鬼魂，他們全知全能的敘述和評點，不僅是為了「說此平生」，在他們夢寐一般的神情和語氣之間，可以感到蕭紅的鬼魂也與他們同在，只是最後「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的不是早逝夢回的蕭紅，而是這些在歲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戰士。
蕭紅與民國同齡，逝於亡國前夕，她的傳記注定是一個人擔當起歷史的史詩，但蕭紅向來對現實與歷史有其極其獨特的書寫方法，正如魯迅在《生死場》序言敏銳地指出的，是「越軌的筆致」。許鞍華的電影語言也嘗試秉承這一「越軌的筆致」，自由穿梭於某種相對於主流電影的陌生化間離效果（頗得布萊希特之風）、不使用點與線而是用分岔的網絡來組織時間，這樣下來的三小時絕不冷場，而是在在都有緣起緣滅，就像海上不息的浪頭一樣。
誘人的小說
這樣大手筆，「心窄」（蕭紅語）的觀眾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至於竟然有人認為這樣一部追憶似水流年的電影瑣碎、缺乏所謂的戲劇衝突，此論頗能顯出小時代的小觀眾的眼界。這倒讓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論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為《呼蘭河傳》的風格一辯：「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部小說。他們也許會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這不像極了詬病《黃金時代》的那些小影評嗎？－－茅盾繼而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它於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黃金時代》也像一部敘事詩，不少鏡頭甚至能讓人想起蘇聯時代某些好電影，有嘹亮有沉鬱，有犀利有溫柔，終究超越意識形態的綑綁－－就像蕭紅本人一樣。這是一部真正從風格上呼應蕭紅的寫作風格、呼應《呼蘭河傳》的自由的電影，正如許鞍華自道是「是歲月帶給我了自由。所謂六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蕭紅和她的黃金時代」北京單向空間的講座上的發言），蕭紅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潛意識裏感覺到自身生命與國家命運的急不及待，所以拚命地寫作－－也隨心所欲地實驗語言的自由。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
書寫，這是介乎於沉默與吶喊之間的一種「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駛離臨汾革命根據地的列車上的蕭紅與端木，也包括留下、日後默默記下延安日記的蕭軍。在別人期待她拍攝時代喧囂的時候，許鞍華拍出了大時代的寂寞來，也許亦是蕭紅的啓迪，正是那源自東北漠漠雪原包圍中一個後花園裏的寂寞，使蕭紅始終有別於同時代左翼作家的樂觀好鬥，冷靜地審視人性在極端條件下那些豐富的矛盾。
香港有過一個黃金時代嗎？容留過流亡至此的蕭紅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過黃金時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義者逼入虛無的香港又似乎沒有。黃金時代畢竟是自證的，如此關頭，我們在「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的同時，也正好像蕭紅那樣省察這個時代為什麼可詛咒，而其可詛咒中又有什麼可以被撞擊錘鍊，使我們得以跋涉於我們的自由。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近著包括詩集《八尺雪意》、散文集《有情枝》、雜文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國》等。
文．廖偉棠
編輯 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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