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在燃燒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杜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這個名字,在我腦海中躍動了三次。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發,很快被蘇聯武力鎮壓,當年,深受感染,寫了一首200幾行的長詩《喪鐘》,悼念這個歷史悲劇。就在這個時候,杜麗絲表示退出共產黨,公開嚴重抗議。一個原本追隨史大林思想的知識分子,最後還是要逃離,這個果敢行動,對於自由心靈,必然激起莫大的鼓舞。但,六十年代,對我來說,太多心儀的作家了,書桌上一大堆大師級經典,始終無法有機會閱讀杜麗絲的作品。
第二次的躍動,是在2007年,她獲得諾文學獎,是第十一個女作家有此殊榮。可以說,我仍沒有因這個殊榮而對她馬上傾倒,她得獎後的報道,反給人另眼相看,當她正值搭的士回到倫敦家居門口,下車時記者包圍她,她纔知道得獎的消息。她索性隨便坐在家門前的石級上,接受記者的訪問。當問及她的感受,她卻一邊揮手叫記者不要煩她,一邊這麼回答:「老天爺,有什麼大不了呀。在過去,全歐各大文學獎,哪一個我沒有份?」(「Oh, Christ! I couldn't care less, I've
won all the prizes in Europe, every bloody one.」)她有資格這麼說的,的確,諾獎之前,她起碼獲過15項之多。
一生播著人類文明的種子
她也有過拒接受勳爵的紀錄,「Dame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re is no British
Empire.」(早就沒有大英帝國,何來大英帝國女爵士?)壯哉此言。如此快人快語,實在忍不住翻開買了好幾年的她的成名作《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s),稍後再讀她的處女作《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她的語言結構,簡約而流暢,令讀者如沐春風,卻在出其不意的地方,顯露鋒芒的視角,帶來心靈的激盪。幾乎書中的任何人物,都多多少少隱藏作者的影子。當讀者(至少如我),掩書閉目之後,便自然隱約看見一個勇敢女性面對人生,滔滔不絕地論述己見。
她領獎時發表的講稿,內容如一個短篇,細膩地描述非洲旱災民眾輪水的情景,其中一個年輕母親,懷著孕,身邊還帶著兩名子女,她一邊排隊一邊捧讀蘇聯小說《安娜卡蓮娜》。全篇強調閱讀對人生的重要性。她告訴大家,沒有空間閱讀,就沒有作家。沒有作家,就沒有人類文明。我們應該知道,杜麗絲本身就是非常多產,著作等身,作品超過五十多部,包括長短篇小說,題材多樣,不少是科幻背景,此外,如戲劇,小品,詩歌,還有兩部自傳。她的創作欲驚人,還不時用筆名Jame Somers發表其他作品。如果書籍是人類文明的種子,那麼,杜麗絲的播種工作,就是她的一生。
對俗世反叛的獨特個性
第三次的躍動,當然是周前17號傳來杜麗絲逝世的消息。生於1919年(10月22日),享壽94歲。她雖然生在伊朗(當時還是波斯),但她不是伊朗人,因為父親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離國,在異地結緣,而妻子也是英國人。後在津巴布韋成長,但沒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她的寫作才華明顯是天賦的,她擔當過不同的低微工作,最後記者這一行,讓她更有機會開拓她的文字世界。結過兩次婚,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婚姻,她拋夫棄子,專心寫作,到今仍有人引此為詬病。她的情況令人不禁拿她與John Updike相比,John的婚姻也不愉快,生活不檢點,對兩性的看法,也有偏頗之見,可是,他逝世後,人們已視而不見,只談論他創作的成就,可是,文化界對死後的杜麗絲的評論,多表揚她的獨特個性,對俗世的反叛,而對於她的作品對文壇有什麼影響,彷彿略而不談了。這也許正是英美兩個文化界之別吧。或社會對男女性別不同的看待?若要比較,John無論如何名氣大,生前沒有得過諾獎,看來,杜麗絲幸運得多了。
拒被標籤歸類
從杜麗絲在生時的言論,我們當然可以見出她的不平凡處在於她不肯被歸類,包括她常被標籤為女性主義先鋒。好幾次談及她的《金色筆記》時,她都會強調,那不過是她寫自己的經歷。捍衛什麼女性主義,只是無心插柳吧了。她認為世事不是如此簡單,絕不應拿非黑即白來解釋一切,許多事情都存在彈性,多元化,一個可以自由流動的空間是必需的。看來,這纔是她最可貴的地方。
幾篇悼念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有心重挖昔日名家對杜麗絲的評語,例如1994年杜的自傳,庫切(J.M. Coetzee)就不客氣地說,「虧她還不厭其煩把家事外揚。」而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普立茲獎的評論家)說她「常情不自禁地執迷不悟」,而語氣最重還是來自文學評論大家Harold Bloom,他直指控杜舉起旗幟反對全人類男性。不過,Sody Doyle在In these Times寫的一篇,結尾的幾句話,則較為中肯:「杜麗絲萊辛不是經常令人覺得可愛,但我們無法不得不對她產生敬仰之情。甚至她偶有犯錯,她那與眾不同的的獨立自主之能量,就是鶴立雞群,永垂不朽。」
2008年4月的一篇訪問,應是與杜麗絲有關的最後的一次了。訪問者是代表Telegraph報的Nigel Farndale,當時杜麗絲是88歲。從這篇東西,我們了解多些杜麗絲與父母的關係,她甚至說,「他們早就不應結合。」她對母親感情更非常淡薄,許多時候,來信沒有打開便撕掉了。「我們恨著對方,完全不咬弦。」她的房間堆滿是書,左擺右放,加上其他雜物,她承認連睡覺的空間也沒有。她養了一頭又肥又大的貓。(難怪她有兩本著作都與貓有關聯)在這次訪問,時間事隔一年了,她對於諾獎依然不屑。她稱那些評審為Bloody Swedes。她忿然地說,「全件事都是個玩笑。諾文學獎是由一班終身制委員組成,他們為本身的興趣而選拔,令全世界的出版商跟他們一起跳舞。我知道,得獎者在以後的一年內,什麼也不能做,變相為諾獎諸公服務。眼前,他們正會帶給我煩惱,令我頭痛,你知道嗎?到了今天,還有幾百份文件等著我簽署啊。」
編輯 莊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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