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燁 - 老師台上講課，學生台下做啥？──內地洗腦教育實況憶述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9月11日

編按：上周六，特區政府宣布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的開展期，交由學校自行處理，並希望公眾人士不要干涉個別學校事務。可是，坊間各傳媒機構早已有媒體採訪學校，探討「紅色之旅」有沒有影響學生成長。梁正燁是《陽光時務》編輯，並且不時出外採訪；最近，他完成關於國教科的採訪後，有感而發，寫了這篇文章，分享他自己如何在洗腦教育的環境下成長，或可為撤回國教科的訴求提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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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推行的這段時間正是城中熱話。早前得知一位任職中學老師的朋友，在暑假剛從官辦的國情交流團帶隊回來，所以專門去找他聊了一下。

這名老師帶領中四、中五的學生到北京進行七天交流。他很坦白跟我說，交流團裏面確實有一些講座，有坊間所說的「洗腦」成分，大概就是唱好國家發展、呼籲愛國愛港等等。但是，他也認為整體來看，交流團對學生並未帶來什麼太壞的影響。一方面他認為中四、中五的學生已經形成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就算聽完「洗腦」講座，也不會全盤接受；另一方面，交流團除了講座，大部分是遊覽名勝的內容，官方提供這樣的低價旅遊，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關於「洗腦」無效一說，其實我很贊同。事實上，狹義的洗腦都需要在特定的信息封閉的環境才能實現，在資訊自由、發達的香港，真正的「洗腦」，其實很難實現。只要學生的資訊未被封閉，即便被「灌輸」了某些信息，學生很快能從接觸其他資訊的過程中「解毒」。

沒被洗腦的紅色之旅

但是對於交流團可以當作廉價旅遊的說法，聽上去是合情合理。參加這些國情交流團，只要忍受一下這麼一兩個無聊的粉飾太平講座，就能取得低價的旅遊，這樣算下來其實是相當「着數」，何樂而不為呢？

我是很理解這樣的看法，但是由於成長的背景不同，我對此有很不一樣的想法。我認為在這個灌輸的過程中出現的利誘，以及在利誘之下的忍受，還有忍受成為習慣的麻木和犬儒，比「洗腦」更能摧毀一個人。正因為灌輸式的教育和無底線的功利主義，犬儒病在內地已經病入膏肓，人們或許還能分清是非黑白，但是常年忍受着各種扭曲價值的他們，卻更願意熟視無睹。

我從小在內地珠三角地區念書，大學才到香港。內地的中學有一課必修科教叫「思想政治」，課程主要是介紹一些國家架構、政策、國情知識，還有歷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核心思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等等。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打個比喻，「思想政治」科的課本，就差不多是那本臭名昭著的《中國模式國情教育教學指引》加強版，不用多說，當中當然有不少類似「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的口號，而且往往都會是考試的標準答案。

珠三角地區在19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快，接觸跟多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我們小時候都是看香港的電視長大，在某個程度上，香港甚至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的文化母體。雖然資訊未有如香港開放，我們的中學同學也未必能像上面所說參加交流團的香港學生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是，對於這種灌輸式的思想政治科課堂的內容，大部分學生其實並不信任，至少缺乏例子和思辨的灌輸型「標準答案」並不足以讓人信服。換言之，即便是在內地珠三角一帶，這種所謂的「洗腦」教育的「洗腦」效果其實也是不甚有效。

在思想政治課看漫畫

每次思想政治的課堂，總是有這樣的有趣景象。以講台為分界線，老師在上面忙着講課，下面卻是一片另一種的忙亂，有在做其他科的作業的，有在看小說漫畫的，有在聽課的也只是用螢光筆畫下需要背記的考試重點。科目的形式無論在內容上，還是教學形式上，都是單純的灌輸，沒有交流，沒有辯論，沒有思考。

這個思想政治科是要考試的，且是算入升學分數的重要科目，大家對它的關注通常都只是考試前的一段時間，拿起課本快速記憶它的考試內容。我也相信，這種記憶，在考試後不久，大家很快就會忘掉。

情況有點像上面提到的香港學生參加國情交流團，背下的答案或者聽過的講座，學生其實不一定相信，但是大家都為了某些「利益」去忍受它──例如取得分數升學，例如低廉的費用的旅遊。

愈來愈多這種的事情，久而久之，大家會形成一種想法，認為忍受這種強制「灌輸」，或者認同某些自己並不了解，甚至是不認同的理念，是獲得某種利益的必要前提。而在我看來，這些在內地的「普遍共識」，正是內地社會腐爛的根源。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犬儒的想法在內地已經是嚴重到一個怎樣的程度，或許可以說幾個我身邊的一些例子。

在更前一段時間，一位我認識了十多年的朋友在美國留學回來，飛行途徑香港住在我家。相識十幾年，我可以確定他是一個品格正直的人，他家在珠三角經營一個中小型的外貿加工工廠，他自己在內地讀名牌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正準備回家繼承家業。

入黨有着數

在昏黃的燈光的夜晚，我跟他有一個較長的談話，我們談論到工廠工人工傷的煩惱，和工傷保險的必要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爭得面紅耳赤。雖然朋友也認為，購買工傷保險，善待工人工傷才是正確的方法。但是，和他們競爭的大部分中小企業大都遵從不購買工傷保險的潛規則。如果堅持正確，則會成為異類，會讓自己的競爭力下降。而且，過去的「經驗」也告訴他，所有這些看似已經很正規的大企業，其實他們也是這樣子帶着原罪從小壯大的。他認為隨波逐流，忍受這種潛規則，是企業生存、壯大的唯一途徑，才是「識時務者」之選。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前段時間，讓香港社會又一次掀起了對香港的共產黨員的恐懼。我身邊不少在香港工作的朋友都是共產黨員，雖然我也很擔心香港赤化，但我對這些朋友在香港工作卻沒有絲毫擔心。我很了解，他們黨員的身分和他們政治理念並沒有任何關係。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大部分人入黨，並不是因為他們怎麼認同黨的理念，或者他們根本不了解這個黨，又或沒打算去了解。他們入黨的原始想法，只是為了更容易考進公務員或進入國企工作。

或許香港人對這樣的行為有點難以理解，或者我可以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這些黨員朋友，就像是從來不去教堂禮拜的人，然而在大學畢業臨近，以為天主教徒能更容易取得天主教學校的教職，所以不管自己是否認同，就主動跑去接受洗禮。這在香港來看或許是非常荒誕，但這在內地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上述提到的這些朋友都並不是什麼壞人，他們通過努力讀書，考上名牌大學，出國留學，或者來到香港工作，上面提到的我所不認同的事情或想法，都只不過是希望通過跟隨那些所謂「社會規則」，獲得更好的生活。

在香港的概念，他們應該是中產或者是社會精英。在我看來，他們或許應該是內地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而他們身上存在的那些不問對錯、只看利益的犬儒價值，卻成為是整個社會價值徹底腐爛的側證。

這裏是香港，別讓它沉沒

除了社會制度的因素和父輩一代遭遇的經歷所留下的遺毒，我們這一代人的價值潰敗，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那種不容思辨的灌輸教育所造成的。至少，我們這群所謂的大學生精英在獲得的高分數、高學歷的背後，都同樣經歷過背誦那些不相信、不認同的「標準答案」。某種程度上，在未進入社會前，我們早就養成了這種不問真相、只為利益的扭曲價值。

早前我以內地人的身分接受採訪的時候也有描述過內地思想政治課的內容和情況，當時訪問的記者問了我一句，「當時你們在課堂中，沒有人對這些灌輸的內容提出質疑嗎？」我頓時語塞，然後是陷入深深的自責，其實自己曾經一直都是麻木、啞忍、功利的犬儒者。一位內地作家說得很對，在內地成長的人，其實身體內，或多或少，都流着有毒的血液。

然而不麻木，不忍受，懂得表達，懂得反抗，有底線，有堅定的核心價值，是香港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在香港生活六年，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換血新生的過程。看着深圳河以北的那邊灰暗，怎麼會沒有保護這裏的念頭。

前段時間，為學民思潮的成員做了一組攝影和採訪。和學民思潮的朋友接觸，他們的獨立思考、敢於表達讓我很感動，同時也很是慚愧。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內，無論內地人，還是香港人，都應該向他們學習。我在報道學民思潮成員的攝影手記裏面寫道：「與這幾位學生相遇，總讓我想起《陽光時務》第十五期的封面。這裏是香港，別讓它沉沒。」同事們看後，笑說我感性。其實我不是一個感性的人，如果它看起來很動情，只因它真發自內心。

作者簡介：《陽光時務》編輯。生於廣東，2006年來港上大學，修讀教育專業。不願做香港應試教育機器的齒輪，而選擇當一個「媒體民工」，認為透過媒體表達是另一種更好的傳道授業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