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 Daniel - 貧窮，或特區敗政的一點背景——讀顧汝德《富中之貧》雜感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1900年4月15日，巴黎舉辦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在展出的嶄新宮殿裏，除了當時令人好奇的種種發明以外，近五千萬訪客還被逼觀看或直視一些描摹都會貧窮的油畫，窮人衰落的健康，憂鬱的街道。這些油畫多少被理解為當代歐洲他日慢慢發展成福利國家的歷史見證。

所以當過渡期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在百多年後的今天以貧窮為題，發表其新作《富中之貧——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之際，筆者無法理解，究竟應把這本書視作對現代主義理性的諷刺，對資本主義的修正與維護，抑或是香港人對疾病的強烈麻木。

「新舊」貧窮之區分

香港，貧窮一點不陌生。按照顧氏，所謂「新舊」，不止是時間上的區分，而是結構上的差異：舊的貧窮是指社會整體資源匱乏，新的貧窮則是資源嚴重傾斜的不義。當然，如今貧富不均已是老問題了，堅尼系數早就沒人關心。但顧汝德的新作還是十分可讀。此作詳細分析了回歸以來三朝特首的連番施政失誤，旁及醫療、教育、福利及房屋各範疇在政策上的嚴重失衡，以致造就今天的惡果。即使你未必同意其個別政經立場，但箇中的推進緊密，政治判斷也有獨具慧眼之處，最重要的是，顧氏的分析不靠「爆料」，而是大量引用公開的新舊政府文件作為佐證，註釋可供最有耐性的讀者進一步索引。相信對議會政治的公共政策研究員而言，這是本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然而，順水推舟，筆者還是希望提出幾段粗糙思路，作為閱讀的註腳，如果不是質疑的話。第一，貧富懸殊，是地區問題還是全球問題呢？顧氏1962年來港，到他於政權交接時退任中策組之職務，歷三十餘年，他對香港固然有相當深刻的體會與分析。但事實上這種小政府、零福利、外判公共服務的管治文化自世紀末越見流行於世界各國：這純然是香港的問題嗎？直如顧氏自己指出，以商業模式運作政府，連今天聲譽甚佳的彭定康也是其中一員推手，因為彭氏實乃戴卓爾夫人麾下的保守黨前內閣大臣。而戴卓爾夫人、列根、鄧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同時崛起，正是策動新自由主義浪潮橫掃全球的聯盟要員。換句話說：什麼香港主權回歸，其實不過是由資訊相對開放的極權新自由主義政府，變成資訊更封鎖、人事群帶更卑鄙的另一個極權新自由主義政府而已。筆者無意提倡香港沒有自主的宿命論，但也實在不能特別投入顧氏對三朝特首施政失效、董先生一再犯錯的唏噓——全球政經結構如是，沒有董先生，沒有孫九招，一樣會有別人，把香港帶往今天的貧富懸殊的地獄。

政治問題還是政策問題？

第二，貧富懸殊，是政治問題還是政策問題呢？這其實幾乎是上述第一個問題的微型版本。貧富懸殊，當然是政治問題，遠先於政策問題。顧氏一方面承認這點，卻仍舊是一個老練如禿鷹的英國人——所謂深諳政治智慧——在政治問題上他是既坦白，又如此曖昧，以致最後一章竟然出現「內地近年唯經濟增長為先的施政理念已經改變」、「內地當局可能將是迫使特區政府為社會提供更多福祉的最大動力」等幾近維穩的結論。任誰也知道，「北京」二字從來只是集體權力的借喻，並不等如習李二人，無論是「北京救港」的論調，或覺得香港的政治極權正正需要以福利來紓緩民眾不滿的想像，其實都不過空中樓閣，無法從現實的群黨勾結中找到任何令人樂觀的證據。直接點說，筆者還是傾向保守地認定：如果政治不能變，政策也無法改變。

低稅制造成貧富不均

第三，低稅制及其與地價政策的複雜關係，其實一直是香港備受資本全面操控、造成貧富不均的關鍵引擎。顧氏雖然對此採取開明及進步的立場，直言稅制一直保護富商，但着墨也算較少；因為怎說他也是大半個右派，而這個結構性問題，也是英國人的遺產或遺害。

明乎此，回到現實，見到這位介乎不左不右乃至中間偏右的英國前朝香港高官撰書，輕易登上不少港聞版，甚至被認為是良心，或者就明白，媒體或顧汝德的議程，其實也只是不幸成為推導反對特區政府（而非反資本）的其中一種資源。可顧汝德真正的洞見——政治問題，其實是要用來解決政策問題、福利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安老問題——卻沒有太多人正視。

書中第二章引述2005年新鴻基郭炳聯接受《遠東經濟評論》訪問時，其實提出過觸目驚心、又語重心長的一句話：「世界是不公平的，而我們希望確保這項優勢變得更加不公平。這就是遊戲的本質」。——這難道不正正就是十九世紀以貧窮為題的油畫的caption嗎？香港的人對手其實不止北京，不止林鄭三人組，而同時是資本：香港的資本、北京的資本、全球流竄的資本。便宜的學費、可以呼吸的居住空間、有病可以順利看醫生（不用排三年專科不用借錢買標靶藥）、尊嚴的晚年——爭取真普選，其實不為抽空談論自由與民主，不為一個鄉愁得發黃的過去，而是為了資源分配正義的一線未來。

文 Tam Daniel
編輯 高卓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