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 六四晚會 交還學生

作者網誌   2015年5月5日

已出席25年、並年年寫文章呼籲港人務必出席的六四維園晚會，今年決定不去。不過，本文並非呼籲大家不去，只是想說出不去的理由，去不去還請各自決定。不去的主要理由是，當學生也醒覺不肯再受支聯會的政棍利用之時，個人再無任何應去六四晚會的理由了。

筆者不是今天才反支聯會的，25年來批評不斷還是呼籲大家去，希望學生傳承六四的精神〔Vic：六四是屠殺，此處應作「八九民運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原因。六四〔應作「八九民運」〕是學生運動，支聯會不是支援中國民運，司徒華與泛民從不關心中國的民運，在魏京生與港人劉山青為中國民主而要坐牢的整個八十年代，正義朋友屁也沒有放一個；何俊仁身為國際特赦組織香港會員曾經關心劉山青，應該是唯一的例外。

當年的泛民，除了沒有國際視野之外，也並不愛國，只想承接港英留下的政治遺產，自然也不願冒犯中共而關注中國的民運。

六四〔應作「八九民運」〕對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學生，皆有特殊的意義，這意義只應由學生傳承，不應由支聯會的一群政客傳承。以司徒華為首的民主黨一群政客，當年不但包攬了一切六四活動，而且適時組成政黨「港同盟」，參加1991年的首屆立法局地區直選；大家知否當年的18席直選議席中，民主黨前身「港同盟」與「滙點」，還有當時仍是獨立身份的劉慧卿，一共佔去多少席？是15席；其餘3席由民協的馮檢基、穩港協的戴展華、獨立身份的黃宏發奪得。

借六四事件踏上政治舞台的泛民政客，到今天還是泛民主流，可見六四對他們的重要性，泛民控制的支聯會從不敢做真正具有危險性而會顛覆中共政權的支援活動（止於六四後的「黃雀行動」），而只搞悼念活動；悼念不具顛覆性，只是情緒宣洩，而追究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華……只是口號，只是選舉宣傳騙選票的最佳口號，不是行動。

慢慢中共也習慣了，心領神會了。張曉明去年很得意地告訴泛民，支聯會還在悼念六四，就顯示中央很包容香港人的自由了。這就是玄機之所在。泛民說沒有了六四晚會中共最高興，恐怕不是，沒有晚會，中共再無一塊遮擋着中共一直在收緊港人自由人權的遮羞布。

數周前，筆者出席了某大學一個討論尋找六四意義的研討會。筆者準備了一個希望同學深思的問題，說既然六四〔應作「八九民運」〕是學生運動，作為傳承六四〔應作「八九民運」〕最重要的活動的維園晚會，為何25年來皆不是由學生（學聯）主持而是由政客主持？學生為何從不爭取拿回主權？

對沒人回答，也沒人討論不感意外，因為想也沒人想過。革命政黨奪取政權之後，只應代人民保有政權一段過渡時期，然後還政於民；這就是「袋住先」危險之處，一袋下就不再放回給人民。六四晚會已成為泛民的政治資產，想也沒有想過要交還給學生主持。

何俊仁在回應學聯退出支持參與「六四」晚會及支聯會活動之時說得奇怪：「相信學聯缺席對晚會影響不大，『市民不是因學聯而去』，並預料集會人數不會因此跌到昔日低潮的5萬人。」

這說法不但對學聯傲慢，也是對當年天安門的學生傲慢、對死難者傲慢。何俊仁的心態，一如袋實政權的中共對人民要求民主時的傲慢。

就算學聯只餘半數院校，並不代表學界或是學生運動已經終結。學聯面對半數院校的退出，不等於就不能在政改與六四這些關乎全港學生利益的事情不能主動扮演角色。學生固然要重奪未來，市民追隨學生重奪未來還是抱有希望的，對泛民則只餘絕望了。

六四集會不應再是政客搞維園晚會為主，各大院校各自在校園搞些小集會為副，而應回到六四的根本，是以學生為主，其他社會團體為副。

學聯要逃過覆滅之災，馬上幹幾件有力領導學運之事是當務之急，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自然，之後的改革還是必須的。要學生重奪未來困難，要重奪六四晚會的正統，還可以吧？學界要在六四晚上在維園搞集會，支聯會不肯、政府不肯、中共也不會高興，中共最高興自然是由支聯會搞下去。學聯可否在中大搞？支聯會不支援，也不能在六四晚打對台吧？只能早一晚或遲一晚。學生搞的六四晚會，筆者及已經醒覺的市民一定支持的，因為這才是回歸六四〔應作「八九民運」〕的真正意義。

學聯之所以退出六四支聯會集會，與本土思潮有關，起因是學生不滿意再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但學生也強調並非不支持平反六四及追究六四責任。六四晚會若然出現雙胞胎，支聯會說中共最高興，但筆者認為中共比支聯會更害怕。筆者也說過了，若然中共是高興，會因而放鬆對港人民主的打壓，港人沒有理由不讓中共高興一下；反正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從無貢獻，也幫不上忙，今天港人自顧不暇，又何必再精神上自慰呢？

學生要脫離中國，暫時很有爭議，先脫離支聯會，重奪由學生傳承的六四晚會，應該不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