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6日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周三筆者的《蘋論》發表後，居美的作家孔捷生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不要說在一封非出於自由意志的信上簽一個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位，他們還搶着發動甚麼「反佔中」簽名或爭着簽名來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呢。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香港今天多數人不會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當政客、傳媒在攻擊黎智英給民主派捐款的時候，我們大概沒有想過自己也在遊行時向民主派捐款。容忍這種謊言混罵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因為這種輕會使整個社會人人變成犀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犀牛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7日
我在「蘋論」中寫到《犀牛》，那是法語作家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1909-1994）寫於1960年的荒誕劇。六十年代盧景文把它搬上香港舞台，我看後深受震撼。著名的戲劇家毛俊輝在一篇訪問中，也說他年輕時因為看了舞台劇《犀牛》感到震撼而找到人生的出路，這出路就是在迷失的世界裏，人必須掌握自己的未來，並由此而打開他從事戲劇之門。
《犀牛》的故事講一個小公務員貝蘭吉對生活不滿，對未來茫然，常有莫名其妙的恐懼感、孤獨感，但能保持獨立人格。有一天他在街上，發現一個街坊變成了犀牛。他驚訝。到了第二天，他發現另一個鄰居也變成了犀牛，他更吃驚。到第三天，又多一個鄰居變犀牛，他吃驚到極點，同時也很困惑，為甚麼他們會變成犀牛？變犀牛剛在生活出現，人們驚訝，或高談闊論，或覺得事不關己，漠然置之。其後變犀牛蔚然成風，人人都以犀牛為美，追隨者絡繹不絕。面對這種異化的潮流，保持獨立人格的貝蘭吉掙扎、反抗，決不隨波逐流。然而，他的反抗只是孤單的悲鳴和無力的掙扎，無助於扭轉社會的犀牛化。
為什麼選擇犀牛來象徵人類的異化？犀牛尖角，意味着具有攻擊性；犀牛皮厚，意味着麻木；犀牛笨重，對事物反應遲鈍；犀牛眼盲，意味群眾無獨立思考。犀牛化意味獨立人格喪失、精神墮落帶來社會災難。
我幾十年來時刻警惕自己不要變犀牛，但仍然曾經在左傾潮流中目盲。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後，我不斷以《犀牛》故事來呼喚社會警覺。然而，觀乎近年香港的變化，這種呼籲，也許同貝蘭吉一樣，只是無力的掙扎。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周三筆者的《蘋論》發表後，居美的作家孔捷生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不要說在一封非出於自由意志的信上簽一個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位，他們還搶着發動甚麼「反佔中」簽名或爭着簽名來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呢。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香港今天多數人不會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當政客、傳媒在攻擊黎智英給民主派捐款的時候，我們大概沒有想過自己也在遊行時向民主派捐款。容忍這種謊言混罵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因為這種輕會使整個社會人人變成犀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犀牛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27日
我在「蘋論」中寫到《犀牛》，那是法語作家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1909-1994）寫於1960年的荒誕劇。六十年代盧景文把它搬上香港舞台，我看後深受震撼。著名的戲劇家毛俊輝在一篇訪問中，也說他年輕時因為看了舞台劇《犀牛》感到震撼而找到人生的出路，這出路就是在迷失的世界裏，人必須掌握自己的未來，並由此而打開他從事戲劇之門。
《犀牛》的故事講一個小公務員貝蘭吉對生活不滿，對未來茫然，常有莫名其妙的恐懼感、孤獨感，但能保持獨立人格。有一天他在街上，發現一個街坊變成了犀牛。他驚訝。到了第二天，他發現另一個鄰居也變成了犀牛，他更吃驚。到第三天，又多一個鄰居變犀牛，他吃驚到極點，同時也很困惑，為甚麼他們會變成犀牛？變犀牛剛在生活出現，人們驚訝，或高談闊論，或覺得事不關己，漠然置之。其後變犀牛蔚然成風，人人都以犀牛為美，追隨者絡繹不絕。面對這種異化的潮流，保持獨立人格的貝蘭吉掙扎、反抗，決不隨波逐流。然而，他的反抗只是孤單的悲鳴和無力的掙扎，無助於扭轉社會的犀牛化。
為什麼選擇犀牛來象徵人類的異化？犀牛尖角，意味着具有攻擊性；犀牛皮厚，意味着麻木；犀牛笨重，對事物反應遲鈍；犀牛眼盲，意味群眾無獨立思考。犀牛化意味獨立人格喪失、精神墮落帶來社會災難。
我幾十年來時刻警惕自己不要變犀牛，但仍然曾經在左傾潮流中目盲。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後，我不斷以《犀牛》故事來呼喚社會警覺。然而，觀乎近年香港的變化，這種呼籲，也許同貝蘭吉一樣，只是無力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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