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
- 萌芽與開花
明報 2013年1月17日
在香港遇見一群內地來的年輕記者，旁聽他們坐在茶餐廳聊天吹水，主題當然主要是《南周》事件。在茶餐廳的燈下影下，這群小朋友臉容焦慮，眉頭緊繃，可見關注之急之切。
其中不少發問者是內地記者，或報紙，或雜誌，或電視台，都笑說，「馬老師，放心，只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不會報道，報了也出不了街」。
我可沒有半點擔心啊，小朋友們。我回答。擔心的應該是你們。祝你們喝茶快樂。
《南周》之事，足以觀足以察的角度當然甚多，既然提問的是異城記者，不如先從該事之「擴散作用」和「可複製性」談起。於是我說——
《南周》抗爭，理所當然對其他城市的傳媒工作者有了示範作用，或至少，有了精神上的鼓舞作用，再一次顯示，原來網上泄密具有如此巨大的動員威力，原來挺身抗爭並不是不可能收到具體效果，有紙筆在手，有微博在手，就有對荒謬荒唐有了反抗的希望。網上不是早就有了這句段子嗎？「你有官威，我有微博，誰怕誰？」跟所有百姓一樣，記者編輯都是有微博的人，禁了一帖，再發一帖；禁了一個帳戶，再開一個帳戶，能禁於一時，難禁於永久，視乎你敢不敢動用這工具，要不要動用這工具。
《南周》的人終於敢了，終於用了，於是有了這場熱鬧。其他城市的傳媒工作者看在眼裡，即使暫時未敢挺而撐之、倣而效之，如果不是徹底地窩囊或麻木或放棄，理應或多或少對什麼叫做「新聞自由」和「自由抗爭」增添了認識、了解，以及志氣，日後或下筆或組稿，理應把尺度稍稍開寬，而他們的管控上司說不定亦由此稍稍提高了戒慎恐懼之心，不敢過於放肆地指令殺稿刪稿。這便是《南周》抗爭的隱性擴散作用。
別忘了，坐在宣傳部辦公桌前的主管有權在手可以亂殺亂刪，坐在報社辦公桌前的編輯和記者同樣有權在手可以亂殺亂刪，在內地發表過文章的人都明白，傳媒封鎖，層層相扣，層層落實，上有上封，下有下鎖，前線編輯記者的自我檢查極度嚴重，或基於無知，或基於怕事，總之手起刀落，留情少而狠心多，即連號稱勇敢的《南周》亦常有此事，更何況他城他報？
所以，當《南周》勇於公開抗爭，不管結局如何，對他城他報的編輯記者都是一場震撼教育和頭腦教育。抗爭之事，萌芽於廣州，卻或開花於全國，這是樂觀的看法。（一）
馬家輝
- 春天仍沒有來
明報 2013年1月18日
《南周》復刊了，初步抗爭算是成功，儘管其所謂成功亦只是回復原先狀態，例如出報前不必送審，又如不秋後算帳相關人員，充其量，再過一陣子，闖出大禍的鹵莽官員會被調職，就是如此了。其所念茲在茲的解除報禁之類宏偉訴求恐怕仍難成事，大家看看，大家想想，望梅止渴，畫餅充飢，大氣候保守封鎖不變，只不過，日後刪稿改稿，理應不會太過分、太難看、太粗暴。
但如果《南周》抗爭能夠引發他城他報的倣效呢？如果各城各報都有人罷工不編不採，都有人挺身站到報社門外吶喊聲援，會否真的催化報禁解除，如八十年代的台灣，眾聲爭鳴，中國之春，老百姓從此得享言論自由？
非常困難。
理由之一是，台灣當年解除報禁是在解嚴的大環境下進行，是解嚴大動作裡的其中一個關鍵環節，伴隨報刊解禁而來的環節，尚有黨禁之棄除，尚有國會之改選，尚有國企之下放，諸如此類，而台灣之變又是八十年代世界局勢之變的其中一個關鍵部分，南韓變了，菲律賓變了，印尼變了，加上蔣經國自知命不久矣，其子又或早死或顢頇或低智，根本無從接班，而對岸又有仍然充滿敵意卻亦出現胡趙新政的中國大陸，天時地利人和，諸因碰撞，台灣的開放遂成氣候。
中國大陸此時此刻有此條件嗎？看不出來吧？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結構下，中國大陸成為地球主角，權力牢牢掌握於黨，即使溫家寶曾經含淚慨嘆「政令不出中南海」，那些違反或不理睬他的政令的地方高官亦是黨員呀，黨商合體如萬能金剛，憑藉的是國家機器手裡的諸種武器，報禁正是其一，我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會因為一份報紙的抗爭以及一群人的撐持而令北京領導把武器放在地上，然後舉手投降。
回看世界各國各城的民主化進程，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罷，報禁都跟黨禁緊緊相扣，信息控制向來是一黨獨大的操作基礎，有如視窗系統的關鍵配件，放開了這配件，系統即難運作。北京高官都是讀過歷史的聰明人，這簡淺道理，他們都懂，報禁與黨禁，要開就會全開，絕難開一閉一。言論政策之微調，或許是會有的，但通常也只限於短期，風聲過後，立即加大力度唸咒，把孫悟空頭上的金剛圈收緊。
羅大佑有句歌詞是「野百合也有春天」，是良好願望。李宗盛有句歌詞是「我的春天還沒有來」，是當下現實。從現實看願望，我們唯有繼續等下去。（二）
馬家輝
- 複製《南周》？
明報 2013年1月19日
《南周》發難抗爭之事，有沒有可能在他城他報出現？
情況不太樂觀，只因《南周》之勇猛精進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總合體，他城他報統統欠奉，實難「複製」。
遠的大氣候是，廣東省從來就是開放改革的先驅試點，深圳只是「經濟特區」，行政制度卻其實跟內陸幾乎一模一樣，廣州雖然沒有特區之名，在書面上的行政制度亦如內陸，但由於有著長遠的開放歷史，政府官員遂有比較包容和進取的「行政性格」，甚至整個城市亦瀰漫強烈的包容氣氛，生猛活潑，廣東人與外省人，誰也不怕誰，誰都不厭誰，如同人有人格，城市亦有她的獨特格調。
《南周》正是包容格調下的產物，多年以來她闖過不少禍，但都得到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最高領導「照顧」，書記們還曾多次親自飛到北京向中宣部老闆替報紙求情，如果沒有官員力挺，《南周》肯定難成《南周》。任何社會的任何改革都需要有願意冒險的先行者在背後撐腰、在台前捧場，大至政權更迭，小至報紙言論，皆如此。
先行者當然不止於官員而更包括《南周》員工。她的編輯記者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是外省的，南來闖蕩江湖，把《南周》視為報界少林寺，既來學藝，亦來明志，希望在此實踐報業理想或打出名堂。熱心既高，反叛性格自然合乎比例地高且大，更重要的是，廣州經濟發展熱切，民間商機甚大，又靠近香港和海外，一旦做得不開心，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跳槽去也，到其他雜誌工作，到企業做公關，到電視台做策劃，自設蚊型公司做行銷顧問，甚至再南去，到深圳，到香港，到新加坡，繼續求財求夢……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必擔心被一份報紙縛死。這便是極關鍵的抗爭本錢，世上畢竟沒有太多人願意做烈士，但因有了後路本錢，即有了抗爭勇氣，就算你不秋後算帳，搞不好老子自己辭職，不幹了，拍拍屁股走人，投身江湖搵真銀，但在離去之前，總會給你回馬一槍，再在微博上爆你一些醜聞秘密，讓某些粗暴官員碰撞個灰頭土臉。
開放的城市背景，人才的江河匯流，經濟的後盾撐持，都是《南周》抗爭的基礎條件，而這些條件皆為他城他報所欠奉，所以他城他報的記者編輯不管如何被「強姦」，都是敢怒不敢言，或只敢於稍稍微言而不敢挺身吶喊。
複製《南周》，只是遙遠的虛幻的美夢。（三）
馬家輝
- 一聲開飯，便會下來
明報 2013年1月20日
生活在香港，有唱高調的空間，可以調侃調侃《南周》報系的老朋友們。譬如說，每回聽他們講到報社自我審查的種種不堪，以及他們如何在飽受委屈後憤然離職，我都愛說這個小故事：
大約五十年前，台灣女作家郭良蕙寫了一部叫做《心鎖》的文藝小說，由於題材觸及亂倫禁忌，理所當然地被國民黨以「有違善良風俗」的理由查禁，郭良蕙亦遭「中國文藝協會」開除黨籍。
當時年僅卅六的郭良蕙心有不甘，向當時六十二歲的「文壇大老」梁實秋哭吐苦水，言談幽默的梁實秋輕輕說了一句：「這件事其實包含兩個錯誤。第一，中國文藝協會不應該開除你；第二，你當初就根本不應該加入這種組織！」
梁實秋顯然與人為善，因為，以其聰明才智，怎可能不知道這件事其實還包含著第三個錯誤：既然當初有眼無珠地加入了「這種組織」，今天遭到開除，高興都應該來不及了，還有甚麼好哭？這樣的爛組織，還有甚麼值得你稀罕、留戀、不服氣？
若從《心鎖》看我的《南周》朋友們，或可嗅到相似味道。你們當初懷抱大志踏入《南周》，後來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那麼，嘆口氣，走就走吧，又不是沒有別的吃飯本事，有啥好哀怨連場？求仁得仁，既然這樣的報社已經不值得你停留，開開心心地離開，不帶半點傷感，豈不才是正道？
其實最怕的不是離開，而是，剛相反，不肯離開，死守原地，最後淪為自我審查制度的合謀者，差別只在於，《南周》的編輯和記者狠狠地刪殺別人的文章，不會內疚，不會手軟，一句「沒法子，過不了上級那關！」便是最有效的擋箭牌，但當自己的文章被官員上級又刪又殺了幾百遍後，終於忍不住發難，挺身抗議，趕走了官員，然後重回自己的編輯和記者崗位，重新對作者的文章又刪又殺。寧可我刪人，不可人刪我，這正是某些《南周》員工的思考邏輯。說穿了，其實大家都是共犯。
張愛玲於四十年代寫過一篇散文〈走！走到樓上去！〉，曾經這樣說：「我編了一齣戲，裡面有個人拖兒帶女去投親，和親戚鬧翻了，他憤然跳起來道：『我受不了這個。走！我們走！』他的妻哀懇道：『走到哪兒去呢？』他把妻兒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樓上去！』開飯的時候，一聲呼喚，他們就會下來的。」
唯望留在《南周》開飯的朋友們，經此一役，多添骨氣，不要再對別人的文章亂刪亂殺，好不好？（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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