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 中央防止中聯辦坐大——對中聯辦人事變動的蠡測

2013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最近出現的人事調動，反映了兩個可能的動向，頗值得關心香港局勢的人士玩味。

首先，這個機構似乎是降了級；其次，它的前任領導人似乎是降了職。

「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

先說第一點。自從1983年許家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聯辦的前身，下同。當時俗稱「大分社」，以別於真正從事新聞業務的「小分社」）社長以來，這個中共在港最高代表機構就一直由中共中央委員級別的官員出任。許家屯以後的周南（14屆）、姜恩柱（15屆）、高祀仁（16屆）、彭清華（17屆）都是中央委員。可是最近中共派遣張曉明先生來港出任此職，他只有中央候補委員身分，這是30年來的第一次，這意味着中聯辦降了半級。將來張曉明先生會否晉升為中央委員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在他未晉升之前（未來5年），中聯辦將不再能夠與港澳辦「平起平坐」，這是可以肯定的。

再說第二點。中聯辦的兩位正副主任彭清華和李剛分別「平調」到廣西和澳門。表面上看，他們的職務沒有變（分別是廣西區委書記和澳門中聯辦副主任），沒有降級，但實際上是降了級，因為香港地位的重要性，遠非廣西、澳門所可比擬。從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平調」到一個比較不那麼重要的地方，從官場邏輯看，這已經是降職。再加上他們離港倉卒，沒有給予大陸官場最起碼的送別待遇，足見貶職的可能性很大。

為什麼會出現「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這兩個變化？筆者願意提供一些個人的臆測以供讀者參考。上面兩點變化，是基於對事實的分析，那麼下面的推測，則純粹是筆者主觀良好願望下所作的判斷。

中央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

有違「一國兩制」原則

筆者認為，中央是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有違「一國兩制」的原則，因而作出這個調整。

早在回歸前，中央就意識到香港回歸後，如果在特區政府旁邊還存在着一個「新華社」的話，就很容易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從而破壞「一國兩制」。所以在1996年左右就曾經派人來港研究撤銷新華社的可能性。據了解，當時香港新華社向中央官員力陳其繼續存在的必要性，並籲請負責調研的人「手下留情」，總算說服了中央保留新華社。但是中央在同意繼續保留新華社的同時，也規定了將來的新華社（即回歸後的中聯辦）不得與香港特區政府有直接的橫向聯繫，以免發生干擾特區政府的事宜。所以回歸後的中聯辦有人戲稱，跑馬地（當時新華社的所在地）與中環（特區政府的所在地）的地理距離只有幾公里，可是兩者之間的政治距離卻有幾千公里（因為兩者有事商量都必須透過北京進行）。中央除了規定中聯辦不得與特區有直接聯繫外，還規定大陸在港一切政治組織如人大、政協等，都不在港設機構，為的就是防止產生第二個權力中心，而港區的人大、政協每年到北京開會時，也不議論香港事務。從這一點看，中央當時對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是很大的，考慮得也很周全。

2003年50萬人示威後，中央改變了對港政策，當時派來香港做調研的人員，都認為中央需要主導香港發展，否則香港局勢會有失控之虞。2009年7月，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在網路雜誌《Hong Kong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一個新政策的故事）的英文文章，直截了當的承認，中央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開始，就已放棄了對香港的不干預的政策，轉為參與和介入。

這就給中聯辦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逐步介入香港的政治運作。從那時起中聯辦就活躍於香港政壇，無論是發動意識形態的爭論（如2004至05年間發動對什麼是「愛國」、誰是「愛國者」的辯論），或直接指揮各級選舉，中聯辦的手都伸得很長、毫不忌諱。2008年中聯辦研究部負責人曹二寶正式提出要在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2009年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提出與港府達成「十點共識」允許政協在港就港事發表意見。這些都顯示中聯辦逐步坐大到要參與香港管治的企圖心。

對中央政策產生嚴重干擾

最能說明中聯辦坐大的，是今年3月26日，梁振英當選特首翌日，即前往中聯辦「謝票」，一留90多分鐘，比他會見特首曾蔭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時間加起來還要多一倍，即時令到全港輿論嘩然。

中聯辦的坐大，除了構成第二權力中心，威脅香港特區的自治度外，實際上還對中央政策產生嚴重的干擾。就以這次特首選舉為例，中央本來並不屬意梁振英（這是政界人所共知的事，例如在選舉前，梁振英曾經多次求見時任港澳辦主任的廖暉不果，也曾跑到紐約想與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溫家寶總理在紐約「不期而會」，也被告知「無法安排」），但是中聯辦卻力薦他。例如，經常反映中聯辦觀點的周八駿先生在他的專欄裏就吹噓梁振英是特首的「不二之選」，這就有誤導中央之嫌。事實上在特首選舉過程中，中聯辦更赤膊上陣，為抬舉梁振英不惜粗暴橫蠻地干預香港的政治運作，例如主張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曹二寶就儼然以太上皇身分訓斥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沒有盡力阻止立法會對梁振英「西九申報利益事件」的調查。正是中聯辦這種干擾，使中央目前在梁振英問題上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換馬，損了中央的面子，不換馬，則今後因誠信問題而備受市民質疑的梁振英實在無從施政。這些都是中聯辦坐大惹的禍。

假如這個臆測不錯，那麼中央對中聯辦採取「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的處理，就值得我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