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飛 - 反抗就是罪名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6日

【明報專訊】今年七．一遊行最大的收穫，就是在其中一個街站買到《反抗就是罪名──政治檢控與盼望》（八十後自我研究青年、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SCM）出版，2013.5）這本書。之前我不知道有這本書，因為在大、小書店都找不到，後來才知道由於題材和內容，書的出版和發行都有困難，就我所知，只有序言書店有售，但是書確實好看，在香港似乎找不到同類書籍。

書要探討的是政治檢控：「針對市民行使言論自由的行動——可能是公民發聲抗議政府政策，抗議中國政府干預，抗議大財團剝削小市民等等——執法機關對行使言論自由的市民，進行反制……反制行為包括由警方選擇性執法，針對特定人士進行抄身分證、圍捕、阻礙行動、禁止離開、大清早上門為幾個月、甚至以年計之前的案件帶返警署落口供、一次或多次脫衣搜身、單人幽禁及各種滋擾性的拘捕行動……當然亦包括釋放當事人回家以後，由檢控機關律政司提出起訴，於是要定時報到，不知幾時被起訴、上庭、聘用法律援助又或是自聘律師、翻看影帶、在法庭受到盤問，經歷漫長的訴訟、判決、上訴的過程，等待、等待與等待……這些動作……必須被理解為政治行為，我們才能洞悉其宰制，從而思考行動。」

探討政治檢控行動者菜譜

書分為三個部分：15篇個案分析、12篇較理論分析、3篇神學反省；此外，還有8個附錄，其中「近來政治檢控總結」和「行動者菜譜」尤為珍貴，後一篇更是群眾行動的新丁手冊，如建議要穿輕便的密頭鞋，方便走動甚至奔跑；要帶背囊或腰包，忌手提包或側肩袋；要帶紙筆，以記下不同資訊，如律師及不同人士的聯絡、行動的經過及重要事件（如警員編號）；要帶毛巾及雨衣；各種「需知」，如胡椒噴霧即時救援方法、被捕需知等。

反思法治得着是感性的

看完這本書，最大的得着是感性的：認識到警方——檢控部門——法庭這個昂貴體系（故名為「法治」體系，正在折磨着走在社會運動前頭或不那麼前頭的行動人士。而這感性的得着，來自書中具體而詳細的描述，有點像看電影《儘管如此，我沒做過》（周防正行導演，2007）後的感覺。

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行動人士面對被拘留、拘捕、保釋、檢控、上庭等繁瑣程序的無奈和困擾。例如：「這一宗政治檢控，困擾了ＸＸＸ整整兩年。事件在二零一一年四月發生，至二零一二年一月才審結，至七月才上訴完畢。其間，最煩擾他的倒不是判監兩星期，而是由被警察拘捕當日起，需要到警署報到、上庭聽審、申請法援等等的程序。『由被捕、上庭、報到、申請法援……前前後後都用了十多個工作天。』」

偏偏在面對行動人士時，這個「法治」體系卻往往並不公正，錯漏百出：

一般來說，不論是不是示威案件，警察打人後就會告那個人襲警。在很久之前我已經聽過，亦有人教我在示威場合受傷的時候千萬不要隨便到醫院驗傷，又或者你去驗傷但不要說因為示威而受傷，因為這樣醫生護士會知會警察，然後警察就會立即來羅織罪名。

警察其實是會創作一個完美的供詞然後合理化整個故事。以我的個案為例，我明明是在前面輕擦了警察的額頭，但警察就指我是在後面大力重擊他的後腦，而警察當時因戴了警帽沒有直接觸碰，所以沒有明顯的紅瘀傷痕。上庭時我的辯護律師指出警察並沒有戴警帽，錄影帶反映他沒有。又如馬仔的上顎已經沒有幾隻牙，但警察指馬仔咬他，而警察有的是完整的有上下排牙齒的咬痕，根本就不可能是馬仔咬出來的。這樣都能成功入罪嗎？可以呀，那個法官不斷ignore（不理會）我們這方的證人。

我們在那兒大概示威了一至兩個小時，但警方竟然有九小時的錄影……因為他們以不同角度攝影，可是片段內容大部分卻是一段段令人莫名其妙的「cult片」——那個警察拍一會兒天空，拍一會兒地下，跟着有人衝擊，聽到一點聲音，他就在拍四周的景色……當值律師服務的主任看到都不禁詫異地問：「呀，你哋係咪睇錯咗片？」

吳文遠因在（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港預備出席回歸十五年活動）途經路線的天橋，拋下一件李旺陽Tee，而遭警方檢控。……警方用了六個月蒐證，直等到去年十二月底才帶同搜查令衝上吳文遠的家搜查及拘捕。……控方竟在臨開庭的早上，想再加控罪，向法庭申請，要告吳文遠多一條《道路交通條例》中，類似「亂過馬路」的控罪。誰知這個控罪太過簡易，因此有time bar（時限），在事發後六個月內便不能再告。〔編按：原文如此〕由於當時已過了半年，因此未能加罪，大家當場笑死。當時法官見控方甩轆，便主動問過控方是否要改控罪（amend charges），控方非常有型決斷地拒絕。於是開庭，正式審理吳文遠掟Tee，是否已犯上《普通法》中的公眾妨擾罪。……關於「公眾妨擾罪」，就是爭論究竟當時吳文遠是否在「公眾」地方有「妨擾」到人。胡錦濤到訪，不要說普通人，連記者都見不到主席一面，當時何來公眾？……在接近尾聲之際，提出嚇死人的改控罪，指可以將被告所面對普通法下的公眾妨擾罪，改為《簡易治罪條例》下的公眾妨擾罪，而後者最高判罰會比較少，要益吳文遠咁話。吳文遠一方自然反對。因為吳文遠一直集中拗「公眾」元素，而承認了有掟Tee。如果一早知道是告《簡易治罪條例》，吳文遠就會連有掟Tee亦唔認，要由控方負責證明（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prosecutor）。

……當初法官問過控方是否改控罪，控方斷然拒絕，今日又何以再有權一改初衷？而且盤問過程中，控方已得到不少新資料，如今所謂「再來過」，其實不過是砌一次唔入，再砌多次，真正是射波先來搬龍門。

應否抗戰彰顯警方控方不是？

面對這個不公義的「法治」體系，行動人士是否應該抗戰到底，彰顯警方或檢控方的不是？這往往是成本和效益的權衡考慮，而又一定是什麼原則的堅持，因為前面已經講過，這個使用「法治」體系是非常昂貴的。例如，「當Ｘ先生收到被檢控的通知時，另外七名被告聯絡他，協議不承認控罪。Ｘ先生本打算自己聘請律師，若另外七人不聯繫他，他或會承認控罪，因為這樣可以節省長達二十多天的審判時間，而且認罪的判刑亦會較輕，估計只會判罰款或守行為。對一位商人而言，承認控罪可謂是百利而無一害。但Ｘ先生知道若他承認控罪，另外七人的罪名將更難洗脫，案件亦會成為先例，日後被政治檢控的路將更難行。現被另外七人聯繫上，他選擇了與眾人共同進退。站成一線，否認控罪。」「告政府無適當使用胡椒噴霧，令到我個仔受傷。律師話都有風險嘅，即係佢話如果贏可能只是賠償50萬，但係如果輸咗，加上上庭的時間同請律師費用可能要用百幾萬咁樣。咁就仲有呢我就會好曝光咁樣啦，即係變咗我好似媒體焦點。」「告唔入都輸咗啦！判坐14日，程序都搞30日，告唔入又sorry都冇句！」

盼望有驚喜滿足

書中對不少相關問題都有分析，如簽保守行為（binding over）、拒絕保釋（即所謂「踢保」，寧願被警方拘留最多四十八小時，迫使警方決定是否落案起訴）、示威權與他人使用公眾地方的權利的平衡等，對一個法律和社會行動均是門外漢的讀者（如筆者）十分有用。

這本書不單單帶來資料上的滿足，而且也帶來不少驚喜：

其實這幾天所有人問我犯了什麼罪，我都老實說我是遊行示威給屈襲警。而人們最常的反應是：1.問我有沒有錢收。沒錢收就別麼激。2.問我到底是人民力量，社民連還是80後。

香港仔這邊我們約一百人於凌晨二時被捕，至翌日早上七時計算，部分看押我們的女警已當值超過16小時仍未換班。……我問女警為何未能下班，從深水埗來到香港仔警署的她語氣幽幽：「邊有咁多女警丫！」……早上7時，女警們趁早餐空檔，紛紛攤在椅上、甚至地上睡覺；整個警署的警員悶到炸開、iPhone玩到無電、在牆上叉着電也要玩；及至早上10時，坐我後排的女友捲着氈睡得熟，她旁邊的女警伏在椅上向前面同事抱怨：「我好想死呀……」

書還有感動地方：

你問我為何會很投入，我也解釋不了。當然有一個烏托邦的想像，看見一些社會問題，需要改變，就會想去改善。除了回答想世界好一點，我真的想不出其他原因。

我搞社運其實是物化自己，我沒有特定想做的位置，反而是運動缺了哪一部分，我就會投入去。……總之沒有做，我就去做。

大難臨頭出路何在？

如果勉强要在書中「查找不足」的話，就只能說此書沒有解決「大難臨頭，出路何在」的問題（但有誰可以解決？）情况是類似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眞實遊戲》（2001）的分析，警方和檢控部門對行動人士有合法加害權，要抗爭，對抗爭者成本非常大，即使抗爭成功也是如此，只是抗爭失敗時成本更大而已。而即使抗爭成功（即當「屈」和「濫告」不成功時），警方和檢控部門也幾乎沒有任何損失！

當然書裏有如「香港很糟糕，人家示威完是要談的，談不上就『玩真』的。台灣美濃鄉的老人家反對當地興建焚化爐，便一直堵在工地門口不走，香港卻是示威完就走，那還談什麼？」的反省，但是這是否意味香港應該走上更激進的抗爭道路？書的分析是多元而又不確定的。

文 陶飛

編輯 顏澤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