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發展局長陳茂波在劏房、醉駕、囤地後，於會議廳臉不紅氣不喘以新亞校歌回應學妹質詢，口中吐出「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以「明志」。絕俗的精神，超世的價值，皆不能言說，必須委身實踐。空口陳詞，以先賢精神往己身貼金，不免讓人聞而撫掌，見而陋之，更污衊了先賢昔日的奮進經歷。
新亞精神，不可言說，只能身現。
手空無一物 餓我體膚勞我精
新亞生於憂患時。一九四九年，中國風雲色變，內地儒士紛紛四散，逃難來港。當年遷教廣州華僑大學的錢穆與唐君毅，還有經濟學家張丕介，三名學人在港應張其昀之邀，在佐敦道偉晴街華南中學三樓成立亞洲文商專科夜校，由錢穆出任校長。次年得商人王岳峰資助，改組易名為新亞書院，並遷至深水埗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號三、四樓。自此，在這兩個樓層中發生的點滴辛酸逸事，時而偶露，多半沉積，在歲月的波瀾下，默默銘刻着一個時代的精神遺思。
在一九五四至五六年間的桂林街校舍，若以今人的標準，也可算是劏房；然而劏房不為斂財，卻因生活清苦。校舍四樓安設四個課室以作講課之用，而約一千呎的三樓則間隔成六個部分，錢穆、唐君毅夫婦、張丕介夫婦和數十學生便同吃同睡。當時新亞全校學生不到百人，這些學子多屬由內地投奔香港的難民，孑然孤身舉目無親，當中不少人寄居調景嶺難民營，一個月六元的飯票，早上幹採礦修路的苦活，傍晚趕回學校聽課，夜裏便臥睡在天台上、樓梯間。這些學子，從沒想到四年大學後要飛黃騰達往上爬，他們只渴望讀書增長學問，探求真理。人生路遙，運道難測，當日的莘莘學子離校後各自奔程，有些成為名震知識界的學術泰斗，更多的散落世途各處，與生活周旋，默默把當年的新亞歲月，安藏心底。
葉龍是後者。在那個洶湧翻騰的年代，高中畢業的他往南京工作，怎料共產黨令國家變色；被白耗一年後，他來港就讀教會學校，以飯票為生，一九五三年入讀新亞書院當工讀生，後再進讀新亞研究院，自此追隨錢穆學習；現年八十有餘的他，仍未敢忘先師教誨。
艱苦奮進 困乏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
「不是錢穆，新亞書院是辦不成的。」葉龍說，經年以來記憶細節已淡，但賓四老師從不自滿居功的品性形象，入骨入血。錢穆是江蘇無錫人，與「還看今朝風流人物」的毛澤東實屬同代。辛亥革命年間輟學後刻苦自修，一九三○年以《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震動學術界，因而成名。一九四九年離鄉來港，以延續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為任。新亞的創立，發動自一種理想：「中國民族當時的處境，無論多黑暗艱苦，在不久將來必然有復興之前途。」然而這一前途，好不容易。
葉龍憶述，在辦學初期，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漢學家林仰山（Frederick Sequier Drake）曾力邀錢穆到港大任教。原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身在集中營的林仰山讀了錢師的《先秦諸子繫年》而極為拜服，故特邀錢師擔任教授，月薪達數百元，遠高於任職新亞的一、二百元。然而，錢穆拒絕「跳槽」向上攀，以「新亞在艱困，不能離去」為由推辭。後林仰山又請他兼課，又以「不容在校外兼課分心」推拒，「他自己不去，要專心在新亞教學，苦撐着新亞，卻先後推薦劉百閔和羅香林教授到港大任教。」葉龍說。
錢穆在課堂上曾引孔子所言：所謂「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負道義之人，不以惡衣惡食為恥，他自是奉行不二。新亞幾年中，盡是苦日。在「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的日子，錢穆把私蓄奉獻，張丕介妻子更要拿首飾典當，以繳付房租和水電費，「真是窮得連天花板光管的電費也交不出來！」葉龍笑道。即便貧極，但新亞開校以來，從沒有學生因為欠付學費而被退學。昔日，每年學費為四百八十元，獲免學費的學生竟達八成。
由於書院內盡是孤苦無依的學生，因此老師們不單要培育學生的學問，更要為他們的生活張羅。錢穆從沒請假或遲到，早於課堂前已為講課準備妥當；課餘時又會與學生圍聚縱談，還會與學生們分食。「錢老師經常去台灣講學，講學的錢就拿回來新亞幫忙。」一九五二年，錢穆到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演講，天花板跌了下來，一個聽他演說的立法委員被屋頂跌下來的泥塊壓死，錢穆則被擊中頭部壓至重傷，在台灣養病三個月。
北宋哲學家張載有言，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生長於動盪，錢穆背負一身憂患，精神重壓壓得他在夢裏呼號，囈語總會吵醒學生。然而也是在這艱苦數年，他寫成巨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及《人生十論》。新亞精神不單是喫苦奮鬥，更是一種實踐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理想，最超絕的追求與意志。
一九五四年，錢穆接受耶魯大學雅禮基金資助，兩年後遷往土瓜灣農圃道，而新亞研究所亦於同期成立，一九六三年更與崇基、聯合合併成中文大學，錢唐張曾為合併而掙扎，怕新亞精神無以為繼，但為了令學生得到更好發展，遂贊成加入。然而，在一切漸上軌道之際，錢穆卻於一九六四年離開親兒新亞。捨校原因眾說紛紜，一謂錢穆不屑殖民地行政模式的干預，一謂院內的人事糾紛不和；然而，能確認的尤有一事：當年年過六十的錢穆為存氣節，堅決辭職離校，拒絕申請多達十萬元的退休金；葉龍笑言，此筆款項在當年足已買房囤地，「錢先生不是為錢為名譽為地位，什麼都沒有。」孔子謂：「士須尚志，所志亦決不為己。」錢穆則說，學問所以為公，若無此心，便不可做學問，須將自己丟在一旁。他從沒為自己置產，年過六十都無物業無土地，就是在台北久居的素書樓也不屬己有，晚年更被陳水扁逼遷，搬到市區一個月後不幸去世，終年九十六歲。
五千載今來古往 以史為鑑
大儒的心志，必須歷經厄困淬礪，於赤地寒土打磨鍍煉，才能俊亮如景星慶雲，燭照時代，養澤他人的心靈。時日傾流，葉龍依然翻念着先師的話，默默憶念師徒相交的日子，靠的是一頁頁發黃帶香的手寫筆記。自一九五三至五八年間，葉龍修讀了錢穆任教的八門課，包括「中國通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及「中國文化史」等，每堂都會仔細抄錄筆記。身為江浙人的他，能完全聽懂錢穆的無錫國語，而自小其父已促他練習毛筆，故抄寫極快，「他講一句，我便寫一句。讀書都跟他讀了這麼多年，寫的字也跟他一樣的了！」數十年來，他把抄下的筆記細細保存，不遺不棄，每每重翻細閱，後來自筆記中一條一條把粹語抽出，再加以整理，寄給錢穆批改，輯錄成《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及《錢穆講學粹語錄》等書。
錢穆講經濟歷史，有考據有詞章，更具義理，要評論功過。問葉龍，錢師如何評功論過？「經濟制度，（為政者）要對人民寬大，令人民生活富足。若不顧人民生活，只顧自己，不去回看以往的歷史，只會衰亡。」翻開講詞，洋灑而談的盡是政經制度，但見士人之心懷總與民生相繫。漢文帝時，太常掌故晁錯見農民辛勞卻日窮，商賈安逸而日富，洞悉商人兼併之奢靡現象絕非國家之福，故主張重農，不為國家富強，乃為體恤民眾；武帝時任博士的董仲舒，見豪強兼併土地之風盛，「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尤感不平；他反對官吏經商貨殖，認為身居高位食厚祿的人，仰仗權力之勢與民爭利，實屬不當。魏晉南北朝的孔覬，見其兄弟孔道存與孔徵為官而兼商，在相見時把他們以一千多艘船載來的綿、絹、紙、蓆等貨品悉數燒燬，並直斥其非：既然做了官，何以又要經商？錢穆以南北朝為例，雖然該朝富裕而有生活情趣，但在中國經濟史的眼光看來，卻依舊是黑暗年代，全因為貧富不均，人民生活困苦，鮮麗笙歌蓋不過百姓哀號。人類歷史的鴻河中，今人所作所為皆為中途之物，但舉頭能見後人之筆，還有先師的眼。今日的香港以至中國，可曾以史為鏡？還是只在人民困苦中空描中國夢？
人之尊，心之靈
據小思盧瑋鑾所述，錢穆在離校前最後一個畢業典禮中說：「人生有兩個世界，一是現實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兩世界該同等重視。我們該在這現實俗世界中，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真世界。我們都是現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須同時成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真人之靈，不可言說，惟有刻苦臻至。
錢穆於一九六四年離開新亞後，再沒回來任教。葉龍憶道，新亞三十五周年院慶，錢師帶着朽壞的軀體，辛苦自台北回港出席。席上時任院長林聰標教授邀請他出席四十周年院慶，哲人慨然嘆謂：「如果人死後有靈魂的話，我是會回來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處於青山之巔，極目吐露深港，地博厚，天高明。蘇軾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前人淬礪涓滴的珍罕精神，後來者必須萬千珍重，不可偏廢或虛擲。
答
葉龍，錢穆學生，一九五○年代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生。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並歷任中學及大專文史科教師，專授中國歷史、哲學及文學。多年來不間斷地整理當年在錢穆堂上抄錄的筆記，並在一九九○年代及近年輯錄成《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及《錢穆講學粹語錄》兩書。
問
阿離，中大畢業生。雖不是新亞人，但大學生涯於新亞人文館度過。總在錢穆圖書館流連，愛坐天人合一亭池邊，看騰雲映水，月影如鏡，一若見前人精神猶存心湖中。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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