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髒錢》（Filthy Lucre）是加拿大一位年輕哲學教授探討基本經濟觀念的書，頗有趣。其中一章就講到，資本主義的運作，其實有賴政府提供體制上的基本支持，絕非市場自由運作那麼簡單。例如，產權制度就需要健全的法規、記錄產權的資訊系統支持；破產保護、存款保險等制度，均是政府為支持商業與金融運作而建立的。作者說：
所謂堅決擁護「小政府」或「自由放任式」（laissez-faire）資本體制，原來並非基於捍衛個體自由的理想原則，反而不過是任意偏袒有錢投資的人（方便起見，我們可以稱之為「有錢人」）之利益。右派人士呼籲「縮減政府規模」，因此不過是在呼籲「保留那些對有錢人有利的制度，廢除所有其他公共服務」。這實在不夠格成為一種政治哲學。特權階級講這種話，不過是換個狡詐的方式講「讓我們佔更多便宜」。
資本主義體制並非一種自發秩序。妥善的產權制度與良好的交易秩序對所有人都有好處，那麼大家不就會自然而然地創造出這些條件來嗎？誰需要政府介入呢？但事實證明，我們的確需要政府介入，甚至連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運作條件都必須靠政府創造出來。兩名小男生在學校操場交換彈珠或許是一種自發秩序，但資本體制是一個高度人為的構造，建基於一套精心設計的社會事業，是人們數百年來不斷創造、調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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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上政治哲學課，討論到社會正義問題時，我總愛問學生，你們認為一個人多些錢，是不是就多些自由？很多同學會舉手，眼裏還有不解，好像說，老師，這還用問啊？有錢，我就可以去旅行，就可以畢業後去外國念書，還可以做許多自己想做的事。我再問，既然如此，窮人是不是較有錢人，少了自由？大家稱是。於是我再問，香港連續十八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卻極嚴重，七百萬人口中有過百萬活在貧窮線之下。既然如此，這些窮人會不會因為沒錢，所以相對地活得不自由？學生開始猶豫，眼裏開始有另一重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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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惑很正常。一個號稱全球最自由的城市卻有無數人因貧窮而活得不自由，似乎既諷刺又矛盾。按傳統基金會的標準，一個經濟體的自由度，主要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如果干預越多，就越不自由，例如有較多的稅種和較高的稅率，社會福利占政府開支比重較大，較多限制市場的法規（例如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香港政府一向以「小政府大市場」自居，所以對於這個十八年第一，總是引以為榮，並常以此為由拒絕正視貧窮問題，因為任何干預都會減少自由。
這是根深柢固且廣為人接受的觀點。在英文，持這種觀點的常被稱為libertarianism，有人將它譯為放任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我在本文將其意譯為市場自由主義，方便討論。這種觀點往往包括以下主張。一、政府和市場是對立的，所有政府對市場及私有財產制的干預，都意味著自由的減少。所以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才最自由。二、自由是寶貴的，是最高的價值。要捍衛自由，就必須捍衛市場──即使市場競爭必然導致經濟不平等和貧窮。三、貧窮雖然不好，但貧窮和自由無關，所以不應為了解决貧窮問題而干預市場，例如徵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因為這樣會犧牲自由。只有在沒有政府介入的市場中，窮人和有錢人才可能享有相同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市場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傳統中的重要流派，有高遠的政治目標，希望每個公民平等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主張嚴格限制政府權力，將政府功能減到最少，並將資源分配問題交給一個不受政治權力干預且能自然調節的市場體系來處理。這樣不僅最有效率，同時最為公正，因為只有市場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個人自由。這種觀點，無論是出於政治策略還是道德信念，在今天中國都得到許多人認同，甚至認為這就是自由主義（或稱為右派）的核心理念。
我以下將質疑這種觀點。我質疑的方式，主要通過概念分析來進行。具體點說，我並不反對市場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定義，也不反對自由的重要性，但我並不同意它的結論，即市場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我將從第三點，即貧窮和自由的關係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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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給自由下個定義。一個人是自由的，當他能够免於限制而有機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時候。換言之，當一個人在公共空間因某些原因被禁止發言，又或因觸犯法律而被關進牢裏時，不管這些限制的理由為何以及這些理由是否合理，他都在客觀上失去了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形象一點說，我們活著的世界就像有一道道的門，自由的多寡，得看有多少道門為我們打開。
現在觀察一下我們的生活。每天起來，我們坐地鐵上班，要買票才能入閘；中午去快餐店，要付款才能取得食物；下班去超市購物，要結賬才能離開。所有這些你想做的，都需要錢。現在設想有一天你突然變得很窮，袋裏一分錢也沒有。同一樣的你，想去坐地鐵卻沒錢買票，會被鐵閘擋在外面；肚子餓了想吃霸王餐，飯店會報警拉人；去超市未付錢就想離開，保安員會阻止你。由此可見，沒有錢，你就沒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因為如果你堅持做，就會受到外力干預。唯一能令你免去干預的，是錢。也就是說，在大部份情况下，金錢是在市場中我們做這些事的必要和充份條件。（不是沒有例外。例如去公共圖書館借書或去郊野公園游玩就不用錢，因為是由政府免費提供。但政府一旦將這些服務私有化，付不起費的人同樣會失去使用這些服務的自由。）
以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基本事實：在一個以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為主要制度的社會，絕大部份資源和服務均已由特定個體和公司擁有，這些資源和服務都有一個交易價格，如果有人想從原來的擁有者手中取得這些物品，他就必須用錢購買（除非擁有者自願捐贈）。如果你沒錢卻想強取，就會違反法律規定的私有財產權，政府就會懲罰你，並限制你的自由。
我們因此明白，沒有錢就沒有自由，是事實，而不是比喻。當所有東西均已各有所屬，且標明價格並受法律保障時，沒有錢，我們會寸步難行，處處受阻。錢，像通行證，令我們在商品世界不受限制去做我們想做的事。許多人常說，為了更多自由所以努力賺錢，說的就是這個平常道理。
這個道理說明，市場自由主義聲稱有錢人和窮人在市場中享有同樣的自由，其實並不真確。有錢人較窮人，其實多許多自由。我這裏並不否認，在其他方面，市場保障了所有人一些重要的自由，例如自由選擇職業。我這裏也非主張，政府要均貧富。我只是從概念上指出，財富直接影響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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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到市場自由主義的首兩個主張。這兩個主張背後，有一系列關於自由的想像，我將逐一指出其不足。第一個想像，是以為政府和市場各不相屬，甚至彼此對立，而市場是個沒有權力介入，並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自足的自由交易體系。我相信正因為這種想像，許多市場自由主義者才視政府為必要之惡，並努力盡可能令市場絕緣於政治。
但這種想像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市場在國家之中，是社會基本制度的一部份。市場的游戲規則，由國家制訂，並由它以強制性法律保證其有效運作。私有財產制，以供求决定商品價格及工資水平，極低稅率和極少監管，都是制度的結果。中國的開放改革，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是制度的根本轉變。這種轉變，是國家政治意志的產物，而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誰來保證這些制度？政府。沒有政府的法律和武力在背後支持，這種制度就不可能穩定維持。
再者，一如其他經濟制度，市場同樣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並深深影響活在其中的每個人的命運。因此，我們就有必要檢視市場的道德正當性。我們不能想當然的假定市場競爭導致的任何結果，都必然公正，因此徵稅就是劫富濟貧。（如果從道德的觀點看，未完稅前的收入根本就不應全屬個人，那何來「劫」？）將市場想像成獨立於政治和道德之外的自足領域，是概念混亂。沒有價值中立的制度，沒有離開國家的市場。所以，問題不是要不要干預，而是要怎樣的干預。
第二個想像，是以為任何限制私有財產的政策，都必然導致自由的減少。這似乎很有道理，尤其在今天的中國，當大家目睹私人土地和房屋經常受到政府無理強征強拆的時候，對此體會更深。但很少人會留意，私有財產權這個概念，其實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兩面。舉例說，當一塊土地被法律界定為某個人的私產時，它的確增加了擁有者支配和使用這塊土地的自由，但卻也同時限制了其他非擁有者的自由。如果這些人要強行占用這些土地，例如在上面耕種，政府便會使用武力阻止。我這裏並非反對私有產權，而只是從概念上指出，當財產權保障了有產者的自由的同時，也在客觀上限制了無產者的自由，我們不要以為私有財產制之所以可取，是因為它是「不自由的闕如」。
進一步，我們不要簡單地以為私有制較公有制，必然更能增加所有人的自由。舉例說，市中心有一公園，本屬公有財產，許多人喜歡去，政府也不收錢，因此所有市民都有同樣使用公園的自由。政府現在將公園賣給某富商，成為其私人產業。富商的自由自然增加了，但市民卻從此失去本來有的免費使用公園的自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况下，我們很難說，這樣的產權轉變導致了自由的增加。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當世界的土地和資源全部變成私產後，那些沒有能力擁有資產的人，他們在經濟領域享有的自由，其實相當有限。
第三個想像，是認為任何的社會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損害。這種想法深入民心，以致許多贊成社會再分配的人也接受這種論述，雖然他們認為為了公平和正義，犧牲一部份自由是值得的。這種想法十分誤導。正如前面指出，財富的多寡直接影響自由的多寡，所以財富的分配，同時是自由的分配。當政府通過徵稅進行財富轉移及提供廣泛社會福利時，這樣雖然限制了納稅者的部份自由，但同時卻增加了許多窮人的自由。不少人只看到前者，卻見不到後者，因此才認定再分配必然導致自由淨值的減少。
一旦瞭解這點，市場自由主義便須面對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市場競爭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而這差距使得許多窮人享有的自由變得極為有限，那麽合理的財富再分配就不僅使得社會更公平，同時也是以一種相對平等的方式來分配自由。也就是說，市場制度不見得能最好地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也不見得必然能令社會總體自由增加。在概念上，財富再分配並不必然等於自由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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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討論旨在說明，市場和自由的關係，不僅不像市場自由主義所稱的那樣直接和正面，甚至可能有負面效果。問題一旦清楚，我們就可以放下種種簡化的意識形態標簽，進入實質的討論：怎樣的制度安排，才最能實現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體一點：不同的自由中，那些最為基本？這些自由應該根據什麽原則來分配？如何一方面善用市場優勢來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又能避免財富和自由分配的過度不均？
這些都是中國和全球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皆非教條式的市場自由主義可以解决。例如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貧富不均。如果政府什麽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資源滿足公民基本需要，許多窮人和弱勢群體就會活在饑餓邊緣，機會不平等、階級矛盾和跨代貧窮將隨之而來，有錢有勢的人更會利用手上的優勢壟斷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從而導致更廣泛的經濟、政治及社會不公。當情况越來越嚴重，人們的不滿越來越大，市場自由主義遂會被廣泛嘲笑為只懂得為資本家和有錢人服務的意識形態。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資本主義浪潮，都將矛頭指向市場自由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其理在此。這種局面實在不幸，因為這樣使得本來很進步的自由主義背負惡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國語境，面對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場自由主義者認為，問題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對於市場有太多介入，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而出路是走向更徹底的市場化。但西方資本主義走過的道路告訴我們，徹底市場化不可能真正解决問題。更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逐步完善市場制度，使得競爭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時重視社會正義，並通過完善稅制和社會福利政策，確保所有公民過上安全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當然，要走到這一步，我們不僅需要市場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場自由主義有必要意識到，市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公正和美好社會的手段。自由主義如果繼續不理代價地將自己和市場捆綁，並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社會分配，結果不但不能回應人民的要求，更會令自己失去批判性進步性。中國自由主義要有生命力，就必須走出這個困局，讓人們見到它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僅是批判政治專制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是批判經濟和社會不公的重要道德泉源。
(此文深受G.A.Cohen的文章「Freedom and Money」啓發， 文章收在他的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6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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