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不要讓保釣民族主義綁架我們的心智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8月18日

Vic：有關本次保釣行動，有大陸網友提出精警批評，且看其言：

「香港有批人是真愛國，只是他們對於何為『國』都沒搞清楚，經常義和團上身，淪為政治工具而不自知。大清和八旗是一體的，你說不喜歡八旗的專制腐敗無能，你就應該集中力量改變大清的政體。八旗每天都在欺壓你，可你卻跑去抗議洋人的租界侵犯了大清主權，這不是犯賤是什麼？你舉著黃龍旗，喊著大清萬歲，外國人理所當然的認為你是大清的忠實子民，以後被八旗欺負沒人會幫你。

好了，你可能說八旗不等於大清更不等於中國，那請你給出一個定義，到底何謂『中國』？大清是個多民族國家，很多民族不認為自己屬於文化意義上的『中華』，他們想要走自己的路，可不可以？就算你可以強制人家歸順，那你的道德基礎何在？還有，領土問題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利益嗎？是的，有關係，可事有輕重緩急，八旗的統治更加影響你的子孫後代。況且，為了利益就可以不講道理強佔別國領土嗎？說到底還是相信強權吧，那你世代為奴是因果報應。

你以明朝遺民自居的話，八旗不是你最反感的嗎，現在是什麼回事？埋怨老佛爺對外不夠強硬，自己家裏被強拆了卻跑去痛駡洋人租界侵犯大清主權。好吧，繼續扶清滅洋吧，祝你神功附體刀槍不入。」

文中的大清，顯然是指現今中國，八旗是指中共，黃龍旗當然就是五星旗。

孔誥鋒教授的批評也很有意思，如下：「愛國主義這種東西，一搞動起來，便很容易被『要國家強大、不被外國欺負，可以不顧一切』的威權邏輯吸收。過去反共民族主義者以國家不富強來質疑中共的合法性。現在中國富了，威權政府的合法便大大提高。這次保釣十四莽漢的論述，是『解放軍衛國不力』，中國富而不強。但一旦解放軍強硬派／黨内極左派得勢，真的跑去佔領釣魚台，不惜與日本一戰，中共便在『中國富強』的歡呼聲中得到完全的合法性。它對内怎樣鎮壓人民，都是無關宏旨了。當年納粹，便是在『魏瑪政府對外太軟弱』的反對聲音中崛起的。」（轉載自陳雲facebook）

釣魚台背景資料，可參考庫斯克的〈釣魚台備課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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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在《蘋果日報》頭條「登陸釣魚台」的網頁留言，有一位女士這樣寫：「我係香港人，我只愛香港，我只關心香港土地。當香港土地快被掠奪（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當香港下一代快被洗腦……當我們連香港人這身份都不容存在之際……我想問這些保釣團體，喺呢個香港關鍵存亡之時，仲喺度幫中國打飛機？代表香港出醜？打着法西斯政權的旗幟？」

這不是個別看法，在所有關於保釣新聞的報道評論中，網頁留言最多類似看法。這說明保釣勇士雖勇氣可嘉，但這次行動在香港目前的境況下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對正在奮起維權的社會運動，起着傷害作用。

筆者若自稱是最老資格的保釣人士，相信知情者無人會反對。1970年筆者在主編的《七十年代》首先響應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至今，筆者仍肯定40年前保釣的意義，因為那時美國還沒有把冲繩連釣魚台一起交還給日本，還可以爭，而且也確實爭到美國宣佈：雖把冲繩歸還日本，但對有主權爭議的島嶼不持立場；更因為那次運動帶來海外留學生和香港大專生的覺醒，間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和港人的自主意識。但現在形勢大不同：釣魚台已在日本實際管治下，要收回只能通過政府之間的交涉；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大陸在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的情形下，民主要靠大陸百姓的維權推動。至於香港，回歸15年我們面對的是極權魔掌這個民主的大敵。欽點的疑似黨員特首，種票、種人介入原本還算公平的選舉，自由行客和雙非嬰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最近的「西環治港」和「國教」更觸動人心。所有這一切，都以愛國主義做包裝。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也是一次「愛國」政團與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政團之間的對決。

在「一國」壓力下，香港「兩制」的自主意識近年抬頭，「城邦論」出現，7.1遊行中的龍獅旗特別耀眼，香港市民對神九、對奧運的中國表現已遠離四年前的熱情。就在面臨「一國」強勢壓境而港人以自主意識對抗的這一關鍵時刻，保釣船出海了。你以為香港政府對保釣船的放行是偶然的嗎？是梁振英比前任開明嗎？你以為中國的口頭支持和無實際行動的強硬反應是轉性了嗎？你認為梁振英對這次保釣行動的迅速關注值得加分嗎？真是偉大的誤會。一切都是在美日加緊結盟和香港面臨選舉這兩個大形勢之下，共黨和特府的計謀：以民族主義壓低港人自主意識。而保釣行動在被計算中出現，倘若它不能使香港的自主維權覺醒歸於沉寂，也至少使它降溫。

有人會說：保釣行動顯示我們愛國但不愛黨，也顯示我們真愛國反射中共不是真愛國。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早已被中共黨騎劫了。對殘民以逞的國家，揮國旗、唱國歌並非表示愛一個民權之國，而只表示愛那個極權。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綁架了保釣。愛因斯坦說：「好比痲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香港保釣人士和許多市民正是在出痲疹。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前天在他的網誌中寫下這段話：「我多年來說，任何極權國家所統治的人民與領土是越少越好，即使不能使其規模縮小，起碼應盡力使其規模停止擴大，從而減少極權國家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基於這個道理，要是我們只能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任擇其一，作為釣魚台的物主，我必主張釣魚台應歸比中國自由民主得多的日本。」在保釣熱之下，這樣說怕會被標籤為「漢奸言論」。筆者想起20多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反對回歸的香港人也被標籤為有「民族主義罪咎」。那時有一位學者，他在文革時翻山越嶺偷渡來香港，跑到疲累已極都沒有到邊境，那時他就想：為甚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多割一些地方給英國，我不就能早點到香港了嗎？對當時香港人反對回歸，他說：「如果過去30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沒有中國人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回歸難接受，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中共領導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

真是至理名言。鍾祖康不是漢奸，支持他這說法的人也不是民族罪人。真正的漢奸和民族罪人，是把中國搞成現在這樣，大陸老百姓紛紛避秦，而香港人也害怕魔掌不斷伸來香港的中國極權統治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這次保釣行動及其教訓，喚醒香港人的不應是民族主義，而是不應該被民族主義綁架，要自覺守護香港已有的文明和我們的心智，以自主和維權來對抗愛國主義侵入。


吳志森 - 中國對釣島有效管治無寸進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18日

民間保釣人士，在日本海上保安廳九艘艦隻的衝擊封鎖下，帶着兩岸旗幟，成功突圍，再次登上釣魚島，引起了兩岸三地人民一陣亢奮。大陸官方媒體一反常態，密集報道保釣人士登島的全過程。台灣官方由反應冷淡，到後來國民黨中常委介入，對保釣船提供補給。

最戲劇性的轉變是香港。曾蔭權當政，用盡各種荒謬可笑的藉口阻撓保釣船出發。梁振英上台，改為不阻撓不鼓勵的消極政策。保釣人士被日本海上保安廳警察全數拘捕，梁振英馬上高調回應，並罕有召見日本駐港總領事，要求盡快釋放所有被捕的香港居民。香港雖然在名義上實行「一國兩制」，但在關鍵問題上，自主性極低。梁振英的強硬反應，不是擅作主張，而是北京對日外交政策的一步棋。梁振英的動作，當然也能產生「抽水」作用，對梁振英低沉的民望不無裨益。

日本早在釣魚島上設有燈塔，海上保安廳的武裝艦隻，也在釣魚島海域上執行巡邏任務，以武力攔截包括漁船在內的其他船隻接近釣魚島。今次幾十個日本警察，早已登島部署，等保釣人士到來，第一時間展開拘捕行動。日本警察在釣魚島上執法，在在顯示日本政府已對釣魚島及附近一帶海域，實行有效管治。中日兩國互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有效管治是擁有主權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日本政府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擁有釣島的主權。相反，中國人喊了幾十年，中國政府對釣島的主權，仍停留口頭宣示，甚麼也沒有做過。

反觀南韓對獨島，即日本所稱的竹島，有領土爭議，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南韓政府早在八十年代起，在島上建直升機坪、起燈塔、進行海流調查，不久前南韓總統李明博更登上獨島宣示主權，由影視界帶頭的民間游泳到獨島的行動，仍在進行之中。二戰後被蘇聯佔領的日本北方四島，兩年前俄國總統也用同樣方法，包括登島視察，表示對四島擁有主權，實行有效管治。

自七十年代初起，香港、台灣和海外留學生發起保釣運動，已經四十年，保釣人士陳毓祥亦因此犧牲在釣魚島海域。每隔兩三年，就有兩岸四地民間保釣人士出發保衞釣魚台，大多被攔截趕回，偶爾能成功登島，插上旗幟，引起華人社會的一陣亢奮，但對釣魚島的有效管治，非但毫無寸進，此消彼長，反而越見倒退。中國政府的消極態度，比日本的積極措施遠遠落後。

可見，所謂保土衞國，如果官方基於甚麼大戰略大棋盤採取消極措施，而只有民間着緊，甚至把自己置身險境，根本毫無意義。有香港老保釣打電話到烽煙節目，回顧過去四十年，不勝欷歔，也懷疑中共對國土完整，是否真的如宣傳一樣視為不可動搖的原則，還是只不過是一種謀略。老保釣慨嘆，與其花精力保衞釣魚台，不如全心全意，一起來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