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治雄 - 致支聯會 身份認同是甚麼？

評台    2013年5月31日

因為支聯會的「愛國愛民」口號，惹來近日香港一番論爭。筆者年年皆出席六四晚會，這個口號初聽已稍覺礙耳，爭議發酵後，整理過自己想法，有點話想說。

任何人對自己身處的政治社群，都有一定的感情，這種感情是天生的，就如你我會愛家人、想為人生找伴侶一樣，近乎無可抗拒。國族社群的身份，對於絕大部分人而言，都是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

但每一個人對於自我的身份認同都不同，舉例而言，我可以愛國，可以愛港，也許是40%愛國60%愛港，或在40%愛中有10%的恨，又或者，我對於中國/中華文化/香港/廣東文化，並非簡單可以用愛恨來形容。

這種感情從來都斑駁不純，甚至可以互相矛盾——不止是人和人之間矛盾(你所愛固我所恨)，我也可以自身和自身矛盾，例如我討厭中國人的某種劣根性，但我同時卻忍不住為中國國家隊歡呼吶喊，很難否認的是，在我們這個城市，大部分人都同時擁有「中國」/「中華」和「香港」這兩種社群認同，我們都關心這兩個地方的命運，既為香港的不民主憤慨，也為李旺陽劉曉波的冤屈落淚，因為，這兩個地方和我們的成長及文化連結，非同尋常，這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情感，自然而然，不需叫口號，也會存在。

但在追求自由的人們眼中，「愛國」或「愛港」是個人的選擇，這種感情無優劣之分。政治群體的存在本身，是為個人權利所服務，這並非如哈維爾所言「人權大於國家主權(Human rights rank over the rights of states)」咁簡單，在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國家/社群不過是個人的集合，它們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個人本身有價值。
因此，「愛國」並非可以拿來批評他人的道德高地，也不見得是甚麼道德缺憾，而是我個人的感情組成狀態的一種。

為此，我反對任何人對於身份認同鐵口直斷式的定義，也反對「愛國」恐懼式的批評，這不是因為我愛中華，而是對多元化的捍衛。倒過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支聯會。民主的人文價值誰都知道，但支聯會是出於甚麼原因，要把「愛國」和「民主」並列？「愛國」作為一種政治號召，可以有巨大動員能力，但今日香港今日世界相距五四運動時之中國已近百年之遙，「愛國」已非公民不會質疑之絕對價值，今時今日使用「愛國」作為號召，instrumental value還剩下多少？以今時今日香港身份衝突之矛盾，這種號召會否有反效果？二來，一如前述，「愛國」本身有多少intrinsic的道德價值，實在令人質疑，誠然，不論民情如何，正確的事也應堅持，而支聯會的愛國論述，也不一定要訴諸被自由主義觀念充斥的普世價值觀，但我見不到有何舉證，為何「愛國」在2013年的香港，可以成為一面道德旗幟，請支聯會諸君有以教我。

我有權不愛國不愛中華文化但去悼念六四，我也有權不愛國但因為感念中華這個影響自己極深的文化而去悼念六四(我估計這是許多許多新一代的取態)，我更有權對中華文化一點感覺都沒有但基於人類良知去懷念六四死難者，無論我的取態如何，也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個moral person的standing。

六四晚會的口號反映了晚會的價值追求，參加者當然未必同意口號本身的價值，但我們的出席本身卻或多或少endorse了你們的口號。支聯會作為本地唯一有能力舉辦六四晚會的組織，理應代表港人，擁護最大的公約數：公義和良知。把「愛國」硬生生列作晚會的價值之一，我質疑，並不了解今日香港的民情，也和今日香港社會的多元化相違背。

支聯會諸君近日對於「愛國」口號的解釋，是「愛國」不等於「愛黨」，此道理顯淺易明，但我認為，不少外界的聲音是質疑「愛中國」這個群體的理念本身，何以成為一個道德指標。支聯會似仍未能回應。平日我們對於官員躲在名為「制度」和「程序」的體制背後，處於零責任的comfort zone深表不滿，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政治貴乎溝通，但願港人能聽到不止「一條條line」的回應，而是真誠的疏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