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笑敢 - 教資會，你憑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7日

編按：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倡「科學式管理」，憑數據來重新分配資源，理念備受爭議。退休教授、著名學者劉笑敢，自今天起，撰文分享他對新制度的所思所想。

筆者相信，目前為止，香港的大學教育整體水平和周邊很多大學相比，還是很好的。本人在港任教十餘年，升級、申請研究項目、獲獎、延聘都夠順利，現已欣然退休。此文乃自願分擔在職同事的壓力和憂慮，不涉及、不針對任何個人。

「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

近年來，一種緊張與不安的氛圍瀰漫在很多大學的科系和教授心頭。根源在於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推出以扣留、競爭、重撥的方法重新分配教育資源。對教資會的具體做法有不同解釋和理解，但清楚的是：教資會將佔大學總預算四分之一的研究經費抽起，再根據競爭結果的數字重新分配。競爭標準有二：一是RAEs（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研究評審工作）的評分，二是競爭RGC（Research Grants Concil，研究資助局）研究項目的結果。第一個標準從英國搬來，雖然弊端不少，但還不如教資會所發明的第二個標準影響惡劣。然教資會恰恰要減少第一個標準的份額，加大第二個標準的份額，直到各佔一半。

看起來教資會要重新回撥的只是教育經費中的研究經費，不涉及教學經費，但大學系一級的預算主要就是教職員的工資，一些科系無法將抽走的可觀比例的經費爭回來，那就不得不裁員，直接受威脅的正是教育部分。因此很多系主任、院長面對隱隱逼來的削經費、裁教授的威脅，一籌莫展。這就直接干涉和干擾各大學正常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的比重及方向，並將進一步壓縮各大學面向學生、面向香港社會服務的空間和資源投入。

這是比古代「二桃殺三士」更「高明」的現代計謀：政府不提供「桃子」作獎品，就將所有大學、院系關入無法逃脫的、自相殘殺的角鬥場。這是「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的低等遊戲，讓教授們本應專注於教學與研究本身的精力不得不轉向如何搶飯吃。申請研究經費又多了一重非學術的干擾和壓力。此競爭的輸贏標準是在研究項目和經費等方面的數字化標準，完全不考慮學科研究性質、方法的不同，以及研究人員的研究和教學的實際需要、態度、能力和特殊貢獻，與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沒有關係。這將嚴重破壞香港大學教育的生態環境，對廣大師生以及香港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一，這種競爭是完全不必要的。請問，史丹福、柏克萊、普林斯頓，哪間國際一流大學是靠這種模式競爭出來的？第二，這種競爭的標準是先天不合理、不公平的；第三，這種競爭將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的需要和價值；第四，這種決策反映了香港教育在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上的偏差。

東施效顰的「科學式管理」

辯曰：「教資會的決策是為了通過競爭更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公帑資源。」此說貌似合理，其計算公式也可謂複雜而細密。技術上的圓熟似乎可以掩蓋和美化主事者管狀視野的偏狹和在根本方向上的盲點。這種市場化、標準化管理模式讓我們想到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美國工廠大行其道的泰羅制。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發明「科學式管理」的鼻祖，其管理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產效率，方法是標準化。這種管理模式的確為工業發展帶來過高速增長，但是也將工人推到了極端緊張乏味的工作之中，工人不再是一個個獨特的、活的生命，而是創造利潤過程中的「標準件」。這種模式在工業界已經過時，但卻被西方教育界某些人當作法寶。香港教資會之實際決策者更趨之若鶩，一味追求市場效益和量化標準。潮流之下，大學教師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師生關係日益淡化，教授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工人，學生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管理者心目中，人不見了，只剩下數字和名次。

市場化和標準化管理原則的前提和歸宿都在於將教師和學生當作「物」而不當做人，將崇高的教育事業當作一盤生意，將大學當作一個公司來衡量，完全不考慮青年一代全面成長所需要的健康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將大學校園變成一個只知計算成敗得失而冷漠無情的名利場。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生產有消費價值的商品，而是培養一代代心靈健全、有責任感、有人文精神、能獨立思考、會創造的人。這樣的人，才是香港的人才，才是香港無可替代的財富，才能一代代地促進香港社會向健康、富足而祥和的方向發展，避免香港走向只有輸贏爭鬥、沒有人情溫暖的冷酷社會。

辦學沒有魔術棒

或曰：「教資會的決策不過是引入了當今發達國家先進的教育管理模式。」這是似是而非之論。這種對教育的量化管理模式才開始流行不過二十年左右，但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已經建成數百年，這些名校的成功難道是靠今天才流行的量化管理模式達成的嗎？芝加哥大學一個教授可以為一個本科生開《金瓶梅》的課，牛津大學一個老師可以和三兩個學生邊喝咖啡邊上課，這符合教資會奉為圭臬的量化管理模式嗎？我們當然知道，在精英教育走入普及教育的時代，由政府主導的大學不可能有這種奢侈的教育模式，但我們至少應該頭腦清醒地看到，所謂量化管理模式絕不是各地名校的成功經驗，更不是在香港複製世界名校的魔術棒。

在所謂的潮流面前，教資會沒有基本的反思能力，不僅隨波逐流，而且變本加厲。教資會的決定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吹風，已經引起大學校、院、系之管理層及普通教師普遍的憂慮和緊張。公開批評已經見於報端和網絡，但教資會一意孤行。多年來，筆者感受不到教資會對大學師生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感受到的只有壓力、逼迫帶來的經常的、無謂的繁忙和不安，好像一根無形的皮鞭在大家頭上甩來甩去，不得不根據教資會行政指令做很多明知耗時多、益處少的事。比如，教資會要求大學推行新的規範和各種評鑑，即使各種評鑑以及國際排名對中大哲學系評價都很高，但新的撥款標準一來，歷次評鑑結果和排名都煙消雲散。各種評鑑佔用教授教學和研究的大量寶貴時間，卻不敵一次評估後電腦幾秒鐘算出來的一個數字，既然如此，教資會連續推動的勞民傷財的各種你來我往的評鑑意義何在？

當今大學教育，美國平均水平最高，而美國各級政府對大學，包括政府撥款的公立大學，都極少發號施令，更沒有不分院校、科系的統一評鑑。如果向先進國家學習，是否應該參照美國政府對公立大學的管理原則呢？

劉笑敢 - 哲人從未遇過的辯題：研究經費可反映學術水平？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8日

或曰：「研資局之項目審批過程嚴格公正，因此得到研究經費的項目量及金額可以反映各院校和科系的學術水平。」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沒錯，研究項目申請成功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學科之學術水準和研究實力，但這只是對某些學科更適用的一項標準而已，而這項標準本身也不完全可靠。

著作優秀會受懲罰？

第一，申請研究項目的關鍵之一是撰寫研究計劃和填報表格的技巧，這不能代表申請人全面的研究能力和該項目的學術價值，而申請表格對很多學科來說完全是削足適履的設計。第二，這種審查制度可以有效淘汰低劣的計劃，但也會否定突破性的探索，因為匿名審查的同行未必理解最新的突破性研究的意圖和意義，於是最終通過的可能是四平八穩、稍有新意的研究項目。已經有學者在網上抱怨說，他精心準備的研究項目不獲批准，馬虎湊數的計劃卻順利通過。第三，花錢多的項目不一定學術價值高，還有可能浪費公帑，而花錢少的項目未必學術水平低。第四，以研究計劃獲得資助數額為標準等於以研究經費的投入，而不是以研究的成果為科研水平的量度，這顯然是荒謬的。

事實上，當今世界著名哲學家沒有誰是靠競爭研究經費而寫出優秀著作的。Isaiah Berlin不是，John Rawls不是，Donald Davidson也不是，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都不是。顯然，一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能力並不與所花經費成正比。不花公帑一分錢，卻寫出優秀著作，不但得不到鼓勵，反而要受到懲罰，這是對誰有利的政策？對大學來說，總體來說，研究經費當然愈多愈好，但顯而易見的是：經費充足只是研究成果的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不要經費，少要經費，但做出研究成績更應該獲得獎勵。

香港之某些大學對教授的評核不以學刊分類和論文數量為主要標準，而是以專家評審代表作為依據，這在日常升遷、實任制等分散評審的運作中堪稱最佳方案。但是教資會要定期在全港各校作全面評估（RAEs），情就不同了。一是各地來的專家數量和時間有限，要在短時間內看完所有科目領域的代表作，不可能細心周到。二是小量代表性專家要審查所有學科領域的作品，因此每個專家都可能要為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作審判。比如，五個專家可以很好地代表二十個領域，但他們可能要評鑑四十甚至八十個領域的著作，這對某些領域的教師就很不公平。三是這種評判結果是保密的，即使專家之評分因學派不同、或有個人成見而有偏頗，被評鑑者也無從得知，更無從申辯，但它會影響某些科系的總體得分和經費分配。

學生在這制度下如何吃虧

如上所述，教資會所要計算的原始數據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客觀、準確，在這些不可靠的數據上進行的細密複雜的「科學」計算也就徒有「嚴謹」和「公正」的時尚標籤。這種對數字公式的崇拜體現了政府對各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無端的不信任。教資會的決策有如聰明人相信自己可以發明一個對籃球、足球、排球、水球、棒球、桌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欖球都一律適用的競賽標準。其實，政府和商界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支持那些有望為香港拿金牌的體育項目，但為了香港民眾的根本利益，政府也要義不容辭地撥款支持不能拿金牌，但民眾喜歡、需要的體育項目和設施。民眾的健康就是回報，就是效益，即使無法量化評估也要投資，這是政府的責任、義務和公德。

總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都是造福社會的事業，都首先應該考慮學生與社會的需要和利益，不能處處用數字來評估教育與研究的效益與回報。

或曰：「教資會不想排斥任何學科，只是付之於公平競爭、獎優汰劣而已。」這是掩耳盜鈴。教資會所設計的競爭的計算公式，是有明顯的傾斜方向的。第一，科技類院校和面向市場的院系比較有優勢；第二，需要大量昂貴設備的科系有優勢；第三，需要團隊合作的研究項目有優勢；第四；需要長期重複操作的實驗項目有優勢，因為研究助理可以代替教授承擔大量實驗操作，而以理論研究為主的學科主要需要教授本人的認真閱讀、思考和寫作，用經費請的助理幫不上很多忙，用經費請人代課則很難找到合適人選，吃虧的還是學生，傷害的還是教育。

此外，複雜的計算公式似乎是兼顧考慮了很多方面，但是卻忽略或者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即這些方面往往是不可比的，而決策者主觀設定的權重往往事先決定了最後的結果。比如，大象比猴子體力好，猴子比大象靈活，如果要用一個「全面」的公式評估猴子和大象的綜合性優劣指標，那就要設定權重。如果體力佔總數百分之六十，那麼大象綜合指數就高；如果靈活性權重高，猴子就會勝出。引入更多的權重設定會幫助掩蓋設計者的主觀意向，但並不會增加公式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這種複雜的計算公式的唯一好處是教資會不需要直接面對惡性競爭帶來的不良後果和批評，一切不利後果都可以推給「科學」管理，沒有人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和責任。

誰挑起惡性競爭

事實上，教資會的計算公式是在有意挑動大學之間、院系之間的惡性競爭，先天不利的院校或科系為保住原來的百分比不被別人搶走而憂心忡忡，雄心勃勃者則力求奪得他校、他系的那一份，勝者喜，輸者憂，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決無和諧或雙贏的可能，與奧林匹克式的體育競爭根本不同。本來繁忙的大學教授又平添了壓力和緊張。

在很多情況下，良性的、必要的競爭的確可以激發人的熱情和創造力，但是人為設計的、起點不公、非自願參加、以鄰為壑的競爭則是弊端明顯，隱患無窮。不僅會刺激重數量、輕品質的不良傾向，更會令廣大有責任感的老師過度操勞，或不得不減少對學生和教育的關注，或犧牲個人健康和正常生活。院長、系主任及擔任各種職務的教授更為辛苦操勞，但他們的特殊努力和付出在對研究的量化評鑑中得不到承認。少數生性豁達、有更高追求的老師在重壓下只能選擇另一種生活目標，個別不負責任的老師也可能安於應付，得過且過。

關於惡性競爭之弊，哈佛商學院百年校慶時一學生曾說「商學院是培養不悅之人的工廠（the factory of unhappy people）」。原因在於學生競爭成性，在無所謂失敗的項目中也極力競爭。在校與同學爭，畢業後與同事爭，當了老闆與同行爭，終生不得安寧，何來幸福快樂？大學不斷培養這樣的人，社會能祥和嗎？值得注意的是，哈佛之為哈佛的一個偉大之處正在於他們自己的教授和學生對自身的「偉大」始終保持一種反思精神，而不是自得自滿，自以為是。

劉笑敢談教資會：大學成了名牌，又如何？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9日

或曰：「文科學者擔心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走向萎縮，但公平競爭不考慮個人得失，讓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自然』流失又有何妨？」的確，在經濟發展大潮中，有些技能會過時，有些專業人士會失業，這是無可奈何的。

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

如果從少數人或少數專業的角度考慮，筆者根本毋須寫此文。如果從狹義的經濟效益（cost-effectiveness）來看，從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角度來看，人文學科或許可謂無用。如果我們的關切主要就在於大學的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那麼母語教學、中文論文、人文學科都可謂無用或拖累，砍掉最好。如果一切用英文、英語，當然有利於提高國際排名，但代價可能是失去文化之根和民族之根。所以，新加坡政府在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同時，不放棄中小學的母語課程。

不錯，在量化管理的潮流中，在大學國際排名中，保護和發展人文學科「無利可圖」，無法彰顯教資會之「業績」。但是，如果香港人要想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維繫一個祥和、溫馨的社會，想要繼續過一個有尊嚴、有親情、講道德、有公義的生活，人文關懷、人文精神就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的確，生產煤油燈的早就失業了，打算盤的技術無用了，鐵匠被淘汰了，但是，人類還是人類，現代人和未來的年輕人都還要面對生死順逆，盛衰榮辱，都還需要愛情、親情、友情，都希望獲得尊重和尊嚴，都不希望生活在冷漠和殘酷之中，這就是人文學科永遠不會、不應過時的根本原因。

顯然，各個學校各個科系都有老師關心學生的成長，但就專業分工來說，機械系不必教學生如何理解複雜的人生，商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關愛不幸群體，醫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促進社會祥和，電腦系不必教學生為何要誠而有信，化學系不必教學生如何交友如何愛，而這些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年成長為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的過程中所非常需要的精神滋養。人文學科雖然未必直接回答這些具體問題，但是卻為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了直接的思考的空間和智慧的啓迪。這也是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論文很快就會被人忘掉，而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的著作兩千年後還是知識精英必讀、想讀的經典。在香港，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的書幾十年、上百年之後也還會有人讀。

哈佛三十年

教資局的思路來自英國，來自西方，但全盤接受，視若法寶，毫無西方精英分子的自我反思的能力。哈佛大學教授Harry Lewis當過八年哈佛學院的院長。他寫了一本書：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沒有靈魂的卓越：一家名牌大學如何忘記了教育的根本？）他說在哈佛三十年，從來沒有聽到過教授們討論如何幫助學生成長，學生有了情緒問題，馬上向學校報告，交由心理醫生負責。教書育人的大學蛻化為單純創造、儲存、傳播知識的機構，忘記了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和目標。香港多所大學請他來作演講。一次，一位大學校長聽他演講之後問道：我們贊同你講的原則，可是政府讓我們做的卻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應該怎麽辦？我非常同情這位校長，他心目中有真正的大學理念，但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束縛使他很難施展抱負。在量化管理系統中需要的不過是自命不凡又俯首聽命的官僚，而不是關心社會和未來的教育家。請想一下，如果大學校長都感到不能自主，怎麼能指望僵化統一的大學體制能夠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自主人格呢？

曾經有一位校長，積極在中大推動英文教學。當時我對教西方哲學的同事說，對香港學生教中國哲學，還是中文效果好，你們教西方哲學的就用英文吧。沒想到他們說：如果西方哲學只能用英文教，那麼西方的思想精華永遠無法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一句話讓我心中暗起敬意。在校長的壓力下，他們不想苟且應付，而是要為香港的人文教育、精神資源承擔一份歷史責任。這種文化遠見、這種社會擔當，讓我由衷欽佩。這些同事是不是遠比毫無社會關懷的校長、局長更值得全體香港人敬重和支持？那些只見數字化業績而不見人生人心的官員們是否應該捫心反思？珍惜吧，香港人，珍惜那些值得我們驕傲的精神財富！（明天續）

劉笑敢談教資會：教資會權力何來？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30日

最後，我們也可以想到，教資會或許也有難言之隱，因為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是吝嗇和沒有遠見的，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在GDP中所佔比例不僅低於世界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周邊一些不很發達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是，我們直接面對、不得不執行的破壞性政策畢竟是來自教資會的。所以我們的批評首先要指向教資會。對香港的教育政策當有另文討論。實際上，教資會作為既無法定權力、也無行政權力的諮詢機構（見教資會官方網站），本來就不應該充當八間大學太上皇的角色，不應該巧借撥款為指揮棒，直接干預各大學、院系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主動權。要監督經費的使用，重要的是考核教學效果如何，研究成果如何，行政開支和研究教學開支的比例如何，有無貪污與浪費，不應該將焦點集中於誰得到和花掉了更多的研究經費。要修訂撥款方針也絕不應該挑動各大學、院系之間無謂的競爭。如果要在不同院校間進行評鑑，應該是醫學院與醫學院相比，理學院與理學院相比，工學院與工學院相比，不能讓醫學院與文學院比效益，讓理學院與商學院比需要。教資會如果真要提升香港大學的總體水平，應該研究各地一流大學豐富的成功的教學經驗、研究經驗，以及管理經驗，不能執迷於一個適合所有院校、科系的量化公式。

兩件事值得一提。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見到一位大型實驗室的主任，談到他們的經費主要來自於美國國防部。我試探地問，你們是不是每一兩年要向國防部報告各項研究之進展。他說：完全沒有，國防部什麼都不問。後來在一期《信報》上看到，國防部給史丹福大學很多經費，有人問國防部的技術官員，你們如何管理他們經費的使用？那位官員說：不用管，最好的人是不用管的。這時我才完全相信柏克萊那位主任所說是真。這大概就是柏克萊之所以是柏克萊，史丹福之所以是史丹福的原因。或曰，我們的制度和他們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還要驅趕所有學校和科系的老師去追逐統一的量化指標和以名校為龍頭的國際標準？

誰在狐假虎威？

由此我想到，如果政府相信大學所請的校長、院長、教授是及格的，那麼就不必對他們不停地揮舞行政的和預算的指揮棒，鞭策施壓；如果他們不及格，就去找更好的校長、院長和教授，何須殫精竭慮，不斷發號施令？難道一個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人一旦坐到了教資會的椅子上就比大學校長、院長、教授更懂得教育和研究？難道大學的成功不在於全體老師安心教書，專心研究，而在於服從政府機構的指揮棒？如果教資會真的覺得這種量化考核和評分的辦法普遍適用，是否可以讓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以及香港特首辦公室設定一個「科學的」計算公式來評判教資會及秘書處官員的專業水準和業績，由此重新分配他們的人事編制、預算經費以及下屬部門的分配方案，以便更有效使用公帑？

曾任美國總統的列根講過一句名言：「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蔣經國說過：「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經濟學人》（Economist）知名主編Walter Bagehot曾經說過：「政府施政如果單調乏味，那是一個好的象徵。」說來令人痛心，教資會一系列「折騰」各大學的決策正是校園中不平、不寧、不祥之氣的根源。請教資會的實際決策者想一下，你們的權力，是只為了彰顯你們短期可量化的業績，還是也要關心一下香港學子的全面發展和香港社會的長遠需要？如果教資會真的關心香港的高等教育，真的關心香港社會未來的健康發展，是否可以組織各界對高等教育的目標、任務、方向進行一個深入全面的討論？

後記：閱讀過本文不同初稿的教授、朋友貢獻良多，在此誠摯謝意。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張岱年讀研究生。1988年赴美，先後任訪問學者、講師、研究員。2001年起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後出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有《老子古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