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26日
【明報專訊】提起沈從文的後半生，很多讀者都要感嘆，唉唉，如果沈從文沒有「轉業」就好了。不是說考據古代文物不好，但同樣的事別人也可以做，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長河和邊城風光，卻只有他才能寫得這麼淳樸動人。不過，看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我們或會有另一種想法：和同代的作家相比，沈從文已經算是幸運了。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統統捲入政治漩渦，若非依附政權成為嗜血的獵人，就大有機會成為別人口中的獵物。這30年的政治動亂，因為「轉業」，沈從文都捱過去了，而且不但捱過，更在種種限制之下有所開拓，成為中國古代服飾的專家。
沈從文於1950年申請加入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自此擔任古文物研究員。但在研究之外，沈從文還需兼任「解說員」，有關他這方面的工作，王[予予]的回憶最為有趣。話說1953年這個年輕人到北京旅行，於某天到歷史博物館參觀。當王[予予]走到「歷史出土文物」展區，一個中年人突然主動上前，指着眼前展櫃內的幾十面銅鏡，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講解完了，還約好第二天再談另一個題目，但年輕人第二天還是覺得意猶未盡，結果連續看了一整個星期才把區內的展櫃逐個看完。王[予予]一直不好意思問這個熱情的「解說員」尊姓大名，臨別之時才恍然原來他就是沈從文。後來這年輕人立志研究古代文物，成為獨當一面的專家，亦是協助沈從文撰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得力助手。
作家用筆由「思」到「信」
不過，當時的王[予予]肯定看不出這開朗的中年人曾在4年前經歷精神崩潰，是一名自殺不遂的倖存者。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北平之際，沈從文早已顯露憂鬱之色，在一封寄給大哥的信中，他寫道：「北平可能不至於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亂糊塗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鬱，為三十年所僅見」。不久又在另一封信寫道：「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沈從文可謂先知先覺，知道在中共治下，作家都必須對黨的規條絕對信從，否則就只能「擱筆」或被「毁去」。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後，有人在北大貼出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大字報，點名批評沈從文是「桃紅色」作家，用文字「作裸體畫」，又說他在抗戰期間高唱文學「與抗戰無關論」，抗戰後又大喊「反對作家從政」，實在是「為反動派而活動着」。這張大字報令沈從文深受困擾，在一篇文章末段，他寫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經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毁也會瘋去。」情緒反覆的沈從文終於在3月29日反鎖家中，喝下煤油並以剃刀割脈，幸好有人及時回家，才能將他救活。
康復之後，沈從文的心境徹底扭轉過來，彷彿已經認識死亡，對一切都不再懼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生命似乎已恢復正常……悲劇轉入謐靜，在謐靜中彷彿見到了神，理會了神」、「一個無辜善良為人毁害時，一個重囚最後時，可能都那麼心境慈柔」。他自此重新出發，投入歷史文物研究，所以王[予予]見到的才會是一個開懷善談的沈從文。
但為什麼要研究古文物呢？沈從文寫過，除了喜歡工藝品的技術與美學，他也欣賞生產者的心：「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他最關注的終究是人，這份對人類的同情和關懷，一直貫穿他的文學創作與文物研究。明白了這點，也就可以理解他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想法。
1951年沈從文隨團到四川參加「土改」，運動中觀看了一場5000人大會。開場時，他看見400個被捆綁的地主，被手拿刀矛的群眾押着走，這些人全由一面紅旗引路，在田野間打着鑼鼓列隊而行，拉成一道極長的線。目睹此等奇景，他想到：「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當身邊人都為「分土地」而陷入狂喜，他卻保持清醒，用一種悲憫的目光觀看世人；亦無怪乎他為「土改」日夜開會的時候，心思都放在一個在附近山頂看見的老人身上：「這個老人像是和這個動盪的社會完全不相關，在山頂上釣魚，多奇怪！」
政治浪潮中極力遠離動盪社會
在其後的政治浪潮中，沈從文就像那個在山頂獨釣的老人，極力遠離「這個動盪的社會」。如在1953年的一次全國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沈從文，毛澤東對他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過幾天胡喬木寄了一封信給他，表示願意為他安排，但他最後還是拒絕了。又例如「反右」剛落幕時，周揚在一次文藝界「飯局」中提議：老舍公務繁重，應全力投入「全國文聯」，至於「北京文聯」的主席之位，可以讓給沈從文。他聽後大吃一驚，立即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盤的人」。
可是沈從文真的能避開政治的魔爪麼？當然不能，只是程度小一些。先不論那些沒完沒了的檢查文章和小組會議，那是所有人都要身受其害的，這裏只談1964年，毛澤東的的兩句胡言亂語如何令《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出版戛然而止。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訓斥文化部，說戲曲舞台上都在宣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封建餘毒，必須好好檢查，並要大力提倡社會主義藝術。於是在歷史博物館的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要將《服飾資料》的內容重新編排，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部分減少，以突出勞動人民的地位。於是這本書的編寫就此中斷，直到1981年，才由香港商務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名出版。
平情而論，和其他大作家相比，沈從文在「文革」的遭遇算不上最壞的一批，大字報、檢查交代、抄家、批判會、下放幹校的滋味，他都嘗到了，但咬着牙根也可勉強度過。沈從文回憶這段日子時說，他解放前不依附國民黨，解放後也沒有加入中宣部等官方組織，因此和人結怨不多，黑材料也少，革命小將才沒有把他列作重點對象。此外，於「文革」前後，沈從文如何為不同原因而發聲或沉默，亦是值得留意之處。
雖然以下兩次所謂「發聲」，用今天的眼光看來實在有點瑣碎，但在一個動輒得咎的年代，要為友誼和真理出一點聲，也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在1972年，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到北京，突然記起老朋友「反動權威」巴金，於是託人給巴金夫婦寄了一張5頁長信；據巴金憶述，當蕭珊讀完這封信，感動不已，含着眼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是蕭珊死前收到的最後一封信。另外，在1973年，文學研究所的吳世昌發表了一篇研究《紅樓夢》中的「雀金裘」的文章，沈從文讀後認為不妥，給他寄了封頗為嚴厲的信，批評他只是引書抄書，忽略了文本與文物間的互證，「一件實物都不接觸，怎麼能碰得着問題？」這兩封信如落入「別有用心」的人手上，後果真不堪設想。
但其實這兩封信都只能算作例外，「文革」中的他常懷憂慮，甚至在之後幾年，他也是過得戰戰兢兢。1979年有很多人已獲得平反，沈從文亦收到不少來信，說要研究他的文學作品，但對這些好意，他一律拒絕，因為他「擔心說公平話的人，將來會吃虧」。同年有人在報章發表題為〈贈沈從文同志〉的詩，也令沈從文大為不安，因他認為某些批評家的「權威性」近乎天命，絕不會動搖，他「得順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
守住底線沉默也是力量
為求自保而沉默，究竟有沒有錯呢？若翻開沈從文的少作《記丁玲》，或會有一番感想。該書在1933年出版，執筆之時他誤以為投身左翼的好友已遭國民黨殺害，遂在跋中寫道：「活到這種國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無時的害怕，也應感到安然而活的羞恥。你們若知道沉默是你們的恥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這個現象」。這是前後矛盾麼？為什麼20年後的沈從文沒有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中共的現象？不過現實是，沈從文已經老去，亦失去了曾有的激情。「文革」之中，最值得佩服的，當然是敢於抗爭的青年如林昭和遇羅克，但沈從文雖與政權妥協周旋，卻始終能分清善惡，至少沒有淪為周揚、郭沫若或馮友蘭般的朝廷鷹犬。身處亂世，不是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敢於反抗，但至少不要委身對方陣營，成為壓迫別人的共謀。說句不合時宜的話：面對強權的威逼利誘，若能知所進退、守住底線，沉默也可以是一種力量。
文 謝鳴謙
編輯 麥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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